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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歐洲出現的高失業率，一些經濟學者認為，這一社會和經濟問題或許可以通過“制造”通貨再膨脹，或者通過歐洲中央銀行調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同時，歐盟各國政府還通過財政政策刺激其經濟的增長，來刺激就業。但是歐洲中央銀行明確表態，不會隨意降低利率，同時強調歐盟各成員國必須采取緊縮財政政策，并嚴格遵守歐盟的《穩定與增長公約》（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六日歐盟十五國在阿姆斯特丹簽署，該公約為歐盟繼續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即歐盟各國政府的財政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央行行長們宣稱，歐洲出現的高失業率與宏觀經濟政策毫無關系，高失業率完全是“結構”上的問題。
　　此言一出，便被一些經濟人士斥為無稽之談，歐洲一些國家的失業問題是周期性的，這就意味著在不引發通貨膨脹的條件下通過刺激經濟增長，失業問題是可以部分得到解決的。
　　事實并非如此。歐洲較高的結構性失業并不能完全歸咎于勞動市場的僵化。其勞動市場的確較為僵化，但是目前的情況與二十年甚至二十多年前相比差不多，而當時失業率相對而言就低得多。但是目前的風險就在于如果勞動市場出現問題，那么失業率周期性的增長就會演變成為結構性的問題，從而使這一問題并不會因為經濟的好轉而得到解決。比如，一些國家實施的嚴格保障就業的法規只會使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更難找到新的工作。同時，他們失業時間愈長，他們的工作技能就愈生疏、過時，從而導致有興趣雇傭他們的雇主更少，一些雇主甚至會完全放棄從失業工人中進行挑選。此外，由于這些失業工人無法有效地競爭就業機會，進而并不能有效抑制工資彈性，從而使就業環境問題進一步惡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最終成了“結構性”失業者。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歐洲央行完全有理由一味堅持，宏觀經濟政策不會影響失業率，只會導致更高的結構性失業率。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奧利維爾、布蘭查德和哈佛大學的賈斯廷·沃爾弗斯所進行的最新研究證實了以上的看法。雖然在此之前，學術界進行了多項研究，試圖解釋歐洲的高失業率，但是美國二位學者的研究則是第一次量化了經濟不利因素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及其相互作用。他們研究了勞動力市場僵化的八種表現。這些表現包括失業福利領取的時間長短以及金額的大小、就業保障程度、個人繳納所得稅的負担以及中央政府對工資收入談判的控制等。他們研究了二十個國家（歐盟十五國以及美國、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和日本）一九六○年以后，八個五年時間段，共四十年間的有關數據。他們在研究中進行了二種考察。首先，他們假設所有這二十個國家都受到了一般性而非隱性的不利經濟因素影響，他們考察了失業率在這一期間是如何變化的作為整體的參照標準；隨后，他們根據各國勞動力市場僵化的不同程度考察失業在不同國家是如何演變發展的。這一研究表明，所有八種勞動市場僵化表現程度，一般的國家自一九六○年以來失業率上升了百分之七點二。但是采取最嚴格就業保障法規國家，同期的失業率上升幅度則是最不嚴格國家的二倍；失業救濟福利最好國家失業率上升幅度則是最差國家的近五倍；而對工資水平控制最嚴格的國家失業率上升幅度則是最不嚴格國家的四倍。
　　二位經濟學家的第二種研究方法，則是先假定本國受到了顯形和相對具體的不利經濟因素的影響。他們發現主要有三種情況。首先，大多數國家自一九六○年以來勞動生產力平均增長幅度大幅下降；平均增長率從百分之五下降至百分之二，這導致失業率增長一點三個百分點。其次，剔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實際利率在過去二十年間增長迅速，增長了五個百分點，從而導致失業率上升三個百分點。第三，隨著技術進步導致非技術熟練工人需求下降，以及企業的結構調整，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不斷下降。在法國和西班牙，勞動力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貢獻率下降了近十分之一，而這又導致這二國的失業率上升了二個百分點。
　　當然，目前我們僅僅用二位西方經濟學者的研究來對歐洲高失業率問題進行蓋棺定論還為時尚早，就連這二位學者自己也承認，他們研究得出的部分結論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歐洲高失業率問題的教訓已再明了不過了，如果歐洲的失業率要出現下降，勞動力市場就必須更加富有彈性。但是，勞動力市場最終在市場化之前，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則是使失業問題雪上加霜的不利因素之一。
　　
　　
　　
國際金融報9滬④F102勞動經濟與人力資源管理王陽19991999 作者：國際金融報9滬④F102勞動經濟與人力資源管理王陽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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