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克力：老照片的“價值”

簡體傳統

《老照片》1996年12月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創刊

前些時候，到上海參加了一個老照片的收藏拍賣與研討活動，見到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老照片收藏家與收藏愛好者，新朋舊友，濟濟一堂，堪為老照片收藏界一次難得的盛會。

交談中，來自杭州的老照片收藏家王秋杭先生說起一件事。他說，前不久在北京與仝冰雪（也是國內知名的老照片收藏家、我的一位老朋友）曾談論到老照片的價值，仝冰雪有句話很精辟，他也很認同：老照片的價值說來說去全在那一張紙，那張承載了諸多光學、化學工藝的老相紙，在經過了數十年、上百年歲月消磨后的奇妙存在。經過王秋杭先生和筆者的兩度轉述之后，雖已未必是冰雪兄的原話，但我想如果秋杭兄轉述得大致不差的話，上面的引述與冰雪兄表達的見解當不會相去太遠。

坦率地說，乍聽之下，我有些詫異，也很有些疑惑：畢竟，一張老照片價值的大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至少照片上所定格的社會歷史信息，是我們在衡量一張老照片價值時不能不考慮的。但，我還是多少理解了冰雪兄作為一名資深收藏家對老照片的那份特殊的情感與獨到的認知。

或許是，在冰雪兄和那些地道的老照片收藏家眼里，只有那些原版的、多年保存下來的老照片才稱得上是真正意義的老照片（事實上，這些年在各種拍賣會上真正拍出高價的，也正是這樣一些照片），所以他才如此強調那張“承載了諸多光學、化學工藝的老相紙”吧。

好像是羅蘭.巴特，法國的那位天才的文藝評論家和思想家，他也留意到了照片的這種作為物品的屬性，即照片是一種可擁有、可觸摸的物件。作為物件的照片，與作為影像的照片，有時候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比如，一張老照片上的影像我們可以任意去復制（尤其在掃描、復制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而作為物件的照片卻是無法復制的，你無論調動多么先進的技術手段，也無法復制模擬出一幅與那張老照片一模一樣的實物照片來——雖然有些古董制造商一直沒有放棄這方面的努力，在照片做舊上絞盡了腦汁，結果卻總是弄巧成拙。那張歷經歲月消磨的“老相紙”，始終是橫亙在他們面前的一道無法跨越的障礙。

這讓我想起了我與臺灣的著名老照片收藏家秦風先生曾有過的討論。起因是我在某輯《老照片》的“書末感言”里提到他的一次老照片展覽時，稱他展出的照片多為復制品而非原版照片，秦風先生看到這篇文章后，特意從臺北打電話過來指出我的表述有誤，說他拿來展出的照片并非是用老照片掃描以后復制的，而是用原底版放大的，應該視同原版照片。是啊，所謂“原版照片”，顧名思義，不就是用原底版印制（雖然今天的制作技術與當年的洗印工藝已不可同日而語）的照片嗎？不過，若用冰雪兄那“一張老相紙”來度衡，這些照片雖然是原版的，恐怕與收藏家眼里那種純粹的老照片還是有些不同吧。

可見，對老照片價值的判斷，乃至對老照片的定義，實在是一樁既復雜又見仁見智的事情。

回想起來，與焉上海的這次活動，最大的收獲便是聽聞了他人轉述的冰雪兄的這句收藏老照片的心得，它無疑為我們理解與認知老照片開啟了另一個窗口——盡管透過這個窗口看到的，對于《老照片》常年的讀者來說，或許會覺得有些陌生。

毋庸諱言的是，《老照片》與收藏界對老照片的認知確有一些差異。實在說，《老照片》對作為信息載體的“那一張紙”并不怎么太在意，無論是原版的還是復制的（包括印刷品），哪怕只是一個電子數據，均在所接納。《老照片》更關心或者說更在意的，還是照片所定格的社會歷史信息是否珍稀、是否有趣。

有些事，說出來不怕收藏老照片的朋友們笑話。當初創辦《老照片》的時候，每次去北京出差，只要趕上周末，我都要抽空去潘家園轉一轉。見到有意思的老照片，只要價錢合適，也頗“淘”過一些。我那時“淘”老照片并非為了收藏，而是為了在《老照片》里用。《老照片》甫一面世，稿源有些緊張，也是想從潘家園“淘”點照片回來，以解燃眉之急，很有點找米下鍋的意思。有時候，明知擺在攤位上的貨色是將老照片掃描復制后又做舊的，冒充原版老照片在兜售，而一旦感覺照片上的信息還有些意思，便蹲下來與賣主還價，雖不當面道破其照片的真偽，但殺價卻毫不留情，多數情況下總能如愿以償。蓋因賣主也心知肚明，自己的老照片是復制品，原非什么奇貨可居，既有愿者上鉤，何不趁早出手？

這種注重照片信息的價值取向，固然是由《老照片》試圖通過照片來反映歷史的訴求決定的，而單從實際的效果來說，原版的老照片也好，翻拍的老照片也好，電子版的老照片也好，乃至復制后做舊的老照片也好，只要畫質過得去，一旦印到書上，幾乎沒有什么分別。即使通過彩色精印的原版老照片，雖然還原效果遠在黑白印刷之上，但捧在手里，與把玩那張承載了諸多光學、化學工藝的老相紙，感覺還是大不一樣。

正像作為物品的老照片與老照片的影像不完全是一回事一樣，把老照片作為收藏品與把老照片作為還原歷史的資料，兩者之間也有著很大的區別。

說到老照片信息的價值，有些瞬間，像抗戰勝利南京受降儀式后岡村寧次率日方代表黯然退出會場（見圖1），像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并肩合影，再有1971年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宣布恢復中國席位時中國代表的樂不可支（見圖2）……面對這些歷史性的關頭，在拍攝者按下快門的那一刻，無疑就注定了照片的價值，而且這價值也是拍攝者很容易留意到的。但在很多情況下，照片信息的價值并不是即時顯現的，往往是在經過了歷史演變、歲月淘洗之后才凸顯出來。

圖1　1945年9月9日，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率日方代表黯然退出受降會場。這樣的歷史關頭，只要定格下來就具有了永恒的價值。

圖2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經過投票，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表決結果一經公布，與會的中國代表樂不可支。

《老照片》里曾刊登過一幅張志新上大學時的照片（見圖3），照片里的張志新穿著樸素，臨風玉立，臉上洋溢著清純的微笑，充滿對未來的憧憬……照片刊出后，在讀者中引起很大震撼，更有人專門致信編輯部，表達自己的由衷感慨。（說到張志新，有些年輕人未必知道，在這里還是有必要稍做介紹。張志新是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的一名干部，因對毛澤東發動“文ge”有所非議，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獄，在獄中備受凌辱，1975年4月4日慘遭殺害，年僅45歲。臨刑前，為防止她呼喊口號，行刑人員還事先生生割斷了她的喉管。1979年3月21日，中共遼寧省委為她徹底平反昭雪，并追認為革命烈士。）

　圖3　張志新年輕時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時的留影。這張原本尋常的生活照片，因為主人公后來悲壯而慘烈的人生，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價值。

嚴格說來，張志新這張照片不過是一幅司空見慣的生活照，許多人都不難從自己的影集里找出幾張這樣的照片來。（如今，各地的老照片市場上這種照片大量充斥，擺在那里，很少有人問津。）而張志新卻以自己悲壯而慘烈的人生，賦予了這張早年間的“倩影”以特殊的價值和驚心動魄的力量。幾十年后，這幅照片一經呈現所具有的效果，當年的那位沒有留下姓名的拍攝者面對張志新按下快門的一刻，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假如有一天，這幅照片的原照突然出現在某個老照片拍賣交易的現場，在老照片收藏界所引發的轟動，當是不難想見的吧。

還有一些照片，拍攝者當初拍攝的時候，對它的價值心里是清楚的，但隨著后來世道的變化，照片所呈現出來的價值卻完全變成了另一回事。

早年間，我曾在濟南的文化市場“淘”到了一組1976年北京“五一”游園活動的照片，是當年中央紀錄電影制片廠為配合放映相同內容的紀錄片而發行的宣傳照片，均出自新華社的攝影記者之手。其中的一張照片（見圖4），背景是北京的天壇祈年殿，大殿前面有幾個人正興高采烈地聚在一起交談，印在照片背面的說明文寫道：“在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爭中建立功勛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參加游園。他們表示要更緊密地團結戰斗，把反擊右傾翻案風斗爭推向新高潮，為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努力作戰。”

圖4　1976年“五一”節在北京天壇參加游園的“英模”代表，他們在平息不久前的“tiananmen反革命事件”中，分別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所謂“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爭”，指的就是不久前的平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史稱“四五事件”）。在那次事件中，各界群眾于清明前后在天安門廣場大規模聚集，悼念周恩來，卻遭到當局的殘酷鎮壓，照片里的人物即為在這次鎮壓中建立了“功勛”的幾位積極分子。然而吊詭的是，隨著中國政局的突變，僅僅過了一年多，“tiananmen事件”即獲平反，照片上的人物則成為了共和國歷史上最短命的“英雄模范”，其平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的“功績”，也成了他們生命中的一段并不光彩的記錄。

誠然，這無疑是一幅極具歷史價值的照片，只是這“價值”已非拍攝者的初衷，需要換一種眼光去估量了。

中國有句成語叫“欲蓋彌彰”，有些老照片所顯現的價值，大可用這句成語來詮釋。1949年以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有關民國社會的日常狀態，有關抗戰正面戰場之種種都成為禁忌，被人為遮蔽。隨著近些年的國共和解、兩岸交流，大量客觀記錄民國日常生活（見圖5）和正面戰場的老照片被披露出來，令人耳目一新，有些照片更在拍賣場上以不菲的價碼成交。

圖5　曾經陌生的民國影像：1948年，運行在滬寧線上的豪華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