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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四運動80周年來臨之際，由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舉辦的“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科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于1999年4月21 日在北京大學舉行。會議由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孫小禮教授主持。近30名來自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和青年研究生共聚一堂，就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科學與社會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學術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內在中國近現代科學與社會研究方面的當前狀況。
　　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任定成教授作了題為《為“賽先生”辯護》的報告。報告試圖首先澄清“賽先生”的含義：“‘賽先生’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賽因斯’，不是從西方傳過來的科學知識，也不是中國人在具體的科學領域所取得的成績，而是科學在政治、道德和學術三個維度上的思想展開和精神張揚”。在此基礎上，報告針對所謂中國的“科學主義”的說法從三個方面進行了駁斥。第一個方面，“對所謂中國的‘科學主義’的第一個責難，是指責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科學的作用被不適當地夸大和泛化了。”的確，“科學主義”的指責使“‘德先生’與‘賽先生’變成了‘德菩薩’與‘賽菩薩’”的說法甚為流行。對此，報告分析道：“在具有強大封建傳統的中國，有‘孔教’的文化阻力，科學哪里得到了‘菩薩’的至尊地位？有這個地位的仍然是孔子，只不過拜這尊菩薩的人少了而已。科學要贏得它應有的‘先生’地位，仍然面臨著諸多障礙。”在列舉大量反科學現象之后，報告說：“遺憾的是，一些學者看不到這種反科學現象的大量存在，反倒覺得科學在中國起的作用太多太大。……離開整體歷史效果，引述個別分立行為和極端立論，對科學的社會文化利用加以評價，是得不到客觀的認識的”。第二個方面，“對中國‘科學主義’的第二個責難，是指責它為各種政治意識形態在科學的名義下擴張化、獨斷化提供了價值上的合法性”。針對這種指責意在說明并貶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中獲得統治地位這一事實，報告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科學與民主的旗幟下涌入中國的形形色色的西方社會思潮，無一不有意識形態的傾向和企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實為歷史的選擇，不是科學的意識形態濫用的結果。”第三個方面，“對中國‘科學主義’的第三個責難，是指責它作為價值資源以某種廉價的抽象符號充作終極價值，暫時將意義危機掩蓋了”。報告認為，這是一種“把科學僅僅看作知識體系、科學方法和工具理性的看法，與早已受到批駁的把科學僅僅當作物質文明的看法相去不遠”在分析了科學對人文文化的各種意義后報告說：“科學的濫用并不是科學的過錯，只說明人文文化在涉及科學的應用時更需要引進科學精神。人文文化需要科學精神，科學文化中含有人文精神”。
　　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生段培君的報告題目是《論兩種意義的民族救亡——五四運動基本性質的再認識》。他指出所謂兩種意義的民族救亡，“一種是古代意義上的民族救亡，指一個民族遭遇外族侵略而發生生存危機時所采取的拯救自己的行為。這種民族救亡在發生背景上與文化危機沒有直接的關聯，因而基本是在原有的文化類型中解決民族的生存問題，另一種民族救亡是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救亡。這是民族關系危機與文化危機同時發生背景下的民族救亡，是試圖通過選擇新的文化、實現文化轉型和中國的近現代化而進行的民族救亡”。報告主要論述了五四時期民族救亡與文化的多重關系及各種關系的特點、性質、地位和意義，并分析認為，五四運動的基本性質是近現代化意義上的民族救亡，是新文化意義和文化轉型意義上的民族救亡。報告稱“不贊成‘啟蒙和救亡（革命）的雙重主題’的觀點”，也“不贊成離開現代化的進程去概定五四的民族救亡”，而是強調區分兩種民族主義的意義，認為“只用救亡和啟蒙這兩個范疇構成的分析框架來概括說明這一階段的歷史是不夠的。”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王克迪副教授在《科學：由工具走向規范》的報告中，首先回顧了西方科學傳入中國以來中國人對科學的認識和社會文化利用的歷史。然后指出：“科學在五四時代作為一種斗爭工具被引入并取得成功而獲得權威地位。但在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科學一直沒有超越作為一種工具或權威的工具的境地，并沒有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權威。科學精神還沒有整合進入中國文化的深層，科學規范還沒有成為得到廣泛認可和自覺遵守的社會和個人的行為規范”。因而，“在更多的情況下，科學的考慮和需要讓位于權威的考慮和需要。更有甚者，當科學這種權威的工具被過度使用時，科學自身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因此他呼吁注重科學精神，呼吁科學由工具走向規范。
　　《對科學我們應當了解什么》是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生朱效民的報告題目。他從科學教育、科學普及的內容角度談了使公眾更好地理解科學，主要應該從以下三方面著手。首先，理解基本科學知識，“這是理解現代科學事業的前提”。其次，理解科學研究活動的基本方法和一般過程，“通過對科學研究基本環節、基本方法的了解來增強辨別科學與非科學、偽科學的能力，進而養成科學思維的習慣；通過對科學研究探索活動的歷史的了解來認識和理解人類在科學實踐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積極進步的科學精神以及科學思想”。再次，理解現代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和相互影響，并理解科學的局限性和技術的負面效應。報告指出，促進社會公眾全面地多方位地認識科學、理解科學、欣賞科學，不僅是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也是現代社會進步的標志。
　　國家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朱耀垠副研究員作了題為《科學的精神價值》的報告。報告首先分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尤其是“科學與人生觀大論戰”中關于科學負載正面精神價值、科學負載負面精神價值和科學的價值中立論等各種觀點。然后從科學的人生觀功能、科學的道德教化作用、科學的審美價值等三方面正面闡述了科學的精神價值。
　　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任元彪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論中國近現代科學與社會研究中的幾個誤區》。他分析了研究者常犯的三種錯誤。第一種錯誤是將宣傳科學、為科學辯護的人們對科學的認識同科學本身的性質特點相混淆。這會帶來兩方面的嚴重問題。一方面，人們對科學的認識中的偏頗、不足和錯誤輕易被當成科學本身的偏頗、不足和錯誤。最常見的是把實證主義科學觀中的錯誤說成是科學本身的錯誤，把對實證主義的錯誤科學觀的批判直接變成對科學的批判。另一方面，用科學本身沒有錯誤來掩蓋一些人對科學認識的錯誤。比如，拒絕分析五四時期科學宣傳者理論和觀念中的問題。第三種錯誤是將五四科學潮流中《新青年》為代表的激進思想家群體的科學觀念同以中國科學社為代表的科學家群體的科學觀念相混淆。這就導致了對五四科學思潮的缺乏分析，導致整體批評或整體否定。第三種錯誤是將研究對象個人不同時期的語言、觀點和想法相混淆。梁啟超、陳獨秀等許多近現代思想人物思想變化很大，不同時期的言論彼此沖突，如果不加區別地引用他們的只言片語來進行論證，那無異于混淆事實。
　　會議對以上六個主題報告都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云南大學副教授曾健在討論發言中指出，恰當區分科學與技術，會使對科學與中國社會及思想文化關系的分析更加細致和深入。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生孫雍君指出，在評價和估量科學在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理解中國大眾的科學觀念時需要合理的研究手段，尤其是科學數據和適合的指標。與會者爭相發言，會議氣氛熱烈。
　　主持人孫小禮教授作了總結性發言。她贊揚會議報告和發言的學術質量，肯定了會議的成績。同時強調，關于中國的“科學主義”問題、科學與人文關系問題、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問題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不足等問題可能是中國近現代科學與社會研究中長期的課題，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自然辯證法研究京71～72B2科學技術哲學任元彪19991999 作者：自然辯證法研究京71～72B2科學技術哲學任元彪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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