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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桂棣和春桃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是我所看到的最真切的鄉村現狀備忘錄，它揭發了一大堆可怕的事實，還原了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那就是中國農民的令人驚駭的苦難，他們不僅承受貧困，而且必須面對村官鄉霸的欺凌。它引發我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大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究竟是誰剝奪了農民言說其痛苦的權力?誰在企圖扮演農民的代言人?誰在忽略和隱瞞農民問題的真相?
    農民是失去話語權的一族。農民沒有自己的媒體，也沒有自己的“代表”和“委員”，他們甚至沒有一個可以言說其冤屈、不幸和痛苦的獨立通道。他們的惟一方式似乎就是“上訪”。而就是這樣的言說途徑，都被判定為“非法”或“有害”。在失去了話語權之后，“自焚”竟然成了農民話語的最后吶喊。它的悲劇性就在于，他們不得不用生命的代價來喊出最高的憤怒與絕望。在自焚者看來，這是惟一可以上達朝廷的言說通道，他們要藉此讓上面傾聽到他的悲歌。自焚者把自己變成了一支火炬，燃燒在廣場的中央，仿佛是賣火柴女孩手中的那最后的火柴，用自己的身軀為自己和家人取暖；它也是一次尖銳的道德宣判，判處那些盤剝和欺壓者有罪。
    “零度話語權”導致了農民的嚴重失語。這無疑是中國農村政治的核心弊端之一。農民無法表述自己的愿望，也不能說出自己的生活真相，他們的所有希望，只能寄托在“代言人”——那些媒體記者、“知道分子”和“人文主義者”身上。但農民的天真信念是注定要破產的，因為那些“代言人”大多是缺席的。所謂的“知識分子代言制”，滋養了大批學院貴族，但他們并未像他們自己標榜的那樣，成為“底層利益”的喉舌。“底層關懷”的口號，不過是書房和客廳的某種道德點綴而已。人們在杯斛交錯中悲嘆著農民的命運，然后帶著悲憫的滿足感返回住所，繼續他們的愜意人生。中國知識界的不在場，進一步加劇了農民失語的絕望狀態。
    更有甚者，所謂的“人文關懷”，最終竟然被人引向了自我利益的高度關懷。曾經有人把與學校門衛的區區沖突(無非是事主未能出示機動車出入證之類)，“升華”為所謂“校園民主運動”，而與門衛吵嘴者則被歡呼成了“民主斗士”，這種知識分子的自我熱愛和自我放大，與他們對農民問題的漠視，形成了尖銳的對比。殊不知9億農民的生存危機中任何一則個案，都比所謂“校園關懷”重要一百倍以上。但這種“校園民主”卻引發了蠱惑人心的回響，甚至有媒體對此大肆炒作，似乎這場“通行證風波”切中了中國問題的核心。這種自我夸大的虛妄價值評判，除了為“知道份子”臉上增加一道“人紋主義”油彩之外，對中國鄉村危機以及整個社會弊端的認知毫無裨益，相反，這些被浪費的版面，只能轉移人們對重大問題的視線。
    文學的不在場，是鄉村痛苦得不到傳遞和表達的另一重要原因。返觀中國作家，除了那些熱衷于情色寫作的“美女”和“美男”，難道我們還能看到別的什么東西嗎?自從都市“下半身”奪走了文學的視線之后，市場資本主義就接管了文學，它的粉紅色營銷策略，足以令人沉湎于日新月異的肉體敘事之中。即便是那些“現實主義”鄉村故事所傳遞的，也都是被精心粉飾過的現實，甚至是新的烏托邦神話。這意味著我們根本無法從中獲得關于鄉村的正確資訊。當文學放棄了話語實驗的內在激情之后，它甚至連起碼的“載道”勇氣都已喪失殆盡。文學獎鬧騰了這么多年，沒有一項與農民疾苦有關，相反，它只能向我們提供充滿繁華幻象的虛擬真相。如果沒有《中國農民調查》，文學將帶著這種恥辱繼續爬行。令人慶幸的是，終究還有少數有良知的作家邁出小小的一步。他們擠開一道被閉合的門縫，讓我們窺見了有限而冷酷的真相。
    在我看來，耗費三年時間寫成的《中國農民調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結束了文學的可恥狀態。但它給我的最大啟示，卻是“代言制”的可疑。農民現狀的全社會驚覺，取決于個別作家或社會學家的良知，這正是九億農民的悲哀。在我看來，不要試圖去請求知識界響應農民的呼吁，以期他們返回“代言”的“崗位”上去，而是應當盡快幫助農民建立其自身的言說通道和程序，并且鼓勵農民親自去喊出心聲。毫無疑問，讓每個農民都暢快地說出自己的生命真相，并由他們自己來推進鄉村改革，遠勝過寄望于幾個精英作家的“人文承担”。
    
    
   社會科學報滬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大200420042003年第6期《當代》雜志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3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成為新年伊始書市最熱銷的書籍之一，兩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向世人再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它刺痛了中國知識界因長期對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冷漠、忽視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們意識到：要對農民喊出一個回應，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魯迅/啟示意義/獨立人格/自我意識/犧牲精神在我看來，耗費三年時間寫成的《中國農民調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結束了文學的可恥狀態。楊昊成邱香凝
    本文系得到日本關西大學北岡正子教授之同意，根據北岡教授發表在《野草》第71號(日本·中國文藝研究會，2003.2.1)之該論文及發表在《野草》第72號(2003.8.1)之訂正與在這之后的親筆補正翻譯而成，譯文由北岡教授親自校正。  WA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e three debates,which has mattered much in the Hu Feng incident,haveconstituted three key factors for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 of the1940s,therefore the Hu Feng inciden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collisionbetween Hu Feng and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With ideological turnsin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the debate on“the issue of national style”inthe early 1940s,the debate on national style was,for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 in debate with Hu Feng,actually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eory system,which differentiated Hu　Feng and his counterparts in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Beginning fromthe anti-dogmatism movement co-sponsored by Hu Feng and the“gifted scholar　group”in Chongqing in the mid-1940s,sponsors of the“subjective”debate,who had intended to echo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had subconsciouslycollided with the movemen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cademic and politicalideology.They have,subsequently,become the targets of the Chongqing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criticisms in Hong Kong in 1947 and 1948 had not　only publicized the criticism of Hu Feng by default in 1945 and 1946 butalso symbolized the call for remol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ideology of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in line with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pattern acceptable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response by HuFeng in the article“On the Road for Realism”indicated the virtual futileappeal to him of ideology.陳曉明，男，1959年生，福建人。77級大學生，1987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199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并留院工作多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所學術委員會委員，院高評委委員等職。2003起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先鋒派文學和后現代文化理論等。著有《表意的焦慮》等10多部著作，發表論文評論200多篇，200多萬字；并發表英文論文多篇，主編編選叢書、文叢多種。曾獲“華語傳媒文學大獎-2002年度評論家獎” 作者：社會科學報滬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大200420042003年第6期《當代》雜志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3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成為新年伊始書市最熱銷的書籍之一，兩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向世人再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它刺痛了中國知識界因長期對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冷漠、忽視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們意識到：要對農民喊出一個回應，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魯迅/啟示意義/獨立人格/自我意識/犧牲精神在我看來，耗費三年時間寫成的《中國農民調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結束了文學的可恥狀態。楊昊成

網載 2013-09-10 21: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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