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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209（1999）02—0095—07
　　當我們考察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發展時，不得不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一直是伴隨著廣大民眾的極大熱情與殷切厚望，一步步從恢復到發展再到繁榮。直至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的全面開花——各種創作流派、技巧方法頻頻交錯遞嬗，各種文藝思潮、理論觀點不斷競妍迭起，而恰在此時，廣大民眾卻與文學兩廂遺忘。這個事實留給我們的作家和理論家們一個尷尬：他們苦心探索、執著借鑒的藝術成就竟越來越邊緣化，越來越為廣大民眾所拒絕和忽視。正是在這種境遇下，近年來具有平民意識的文學創作悄然興起。那么平民意識的凸現是否真的能夠使文學再度引起廣大人民的厚愛和適應文學自身的發展？本文試圖對世紀末文學創作中的平民意識進行初步的探討，以期引起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與研究。
　　　　　　具有平民意識的文學創作的再度興起
　　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使“人類社會由階級化而階層化”，“對于中國而言，生產力正在擺脫落后，經濟基礎正在擺脫虛弱，商業時代正方興未艾地孕熟著，階級正日益加快地分劃為階層”[1]。近20年的全方位改革、開放引發了大規模、高速度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從7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擺脫了運用政治力量和運用意識形態的力量抑制正常的社會成員分化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明顯的以階層為單位的社會成員分化期。經濟體制改革及其所帶來的所有制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變化、分配方式的變化，使社會階層分化成為可能。相對于改革前“全國一張工資表”的情況來說，當代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是一次巨大的歷史進步，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的直接產物，反過來，社會結構優化基礎上的重組又會反作用于社會的經濟結構，并對政治發展和文化建設產生推動作用。只要肯定改革，就必然會肯定這一分化的主流是積極的。
　　在已分化的社會各階層中，平民階層，作為中國當代社會為數最多的群體，正日趨龐大與成熟，他們的穩定生活直接關系到整個民族的發展和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對他們的真實關心和理解，不僅是執政當局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文學不能推卸的使命。然而遺憾的是，社會轉型之初，面對生活的巨變，有些作家無力積極地調整自己，走出自己生活的小圈子，沒能到廣闊的現實生活中體驗變動的、真實的人生，發現社會的新矛盾，關注民眾的新狀態，提煉時代的新主題，塑造生活的新形象，汲取寫作的新營養，讓文學真正進入時代，進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有一些作家從另一個角度致力于“文學的突圍”：借鑒西方各種新理論、新思潮、新方法、新技巧，進行著先鋒性的試驗。應當承認，這些先鋒性的嘗試在文本形式的探尋、個體生命奧秘的揭示等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績，不僅豐富了文學的形式，而且擴大了文學的表現領域，為文學的多樣化提供了可能。有些作品是相當成功的，但也存在著漠視現實，把個體生命從現實社會中抽象出來的傾向，致使文學遠離大眾，走進象牙塔，使其在現實生活的邊緣踽踽獨行。而此時正在實際生活中務實地艱辛行走的讀者們也發現，作家們向他們提供的作品，距離他們的現實生活和審美需求太遠了。因此，讀者拋棄了遠離他們實際生活的文學。文學拋棄了讀者，讀者也自然拋棄了文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近年來一批從平民立場出發，以代表大多數的平民利益為根本，以描寫平民生活為主，并在美學追求上關照廣大平民的審美趣味的作品相繼問世。80年代就已蜚聲文壇的一些中年作家體現他們視點下沉、關注底層的作品，如池莉的《午夜起舞》、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畢淑敏的《源頭朗》、閆連科的《黃金洞》、遲子建的《白銀那》、劉醒龍的《分享艱難》等；以河北“三駕馬車”何申、談歌、關仁山等為代表的一些90年代后引起注意的作家們描寫在大中型國有企業和基層農村改革中廣大工人農民的現實生活的作品；一批反腐題材的作品如《蒼天在上》、《抉擇》、《天網》、《法憾汾西》、《碩鼠》等，把反腐題材與底層平民生活艱難描寫結合起來，一邊是斗酒狂歡、紙醉金迷，一邊是工人長期開不出工資；一批長篇小說也對平民百姓的困苦生活進行了正面的描寫，如《人間正道》、《車間主任》、《北方城郭》、《天下財富》等；還有近期的一些作品，如徐坤的《鄉土中國》、李肇正的《城市生活》、聶鑫森的《車在旅途》、王世春的《春忙·春茫》等等。這些具有平民意識的文學作品，既滿足了民眾的需要，也適應了文學發展的新形勢。
　　　　　　平民世界的現實生活和內心精神的展示
　　關注廣大平民百姓在當代現實變革時期的真實生活狀態是具有平民意識的作家們的共同特點。一些作家作品從平民階層的立場出發，把筆觸深入到平民百姓的生活深處，描繪了一幅幅鮮活的底層平民生活圖畫，塑造了一個個平凡的蕓蕓眾生形象，揭示了在經濟文化轉型的陣痛中平民百姓的生存狀態。既讓人看到了人們日常身邊的煩惱與溫馨、歡喜與憂慮，具有現實生活的泥土味和煙火氣；又從各個角度寫出在商業大潮下平民百姓的苦斗與所得，不失時代進步的艱辛與希望。
　　劉恒的中篇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描述了普通工人張大民一家幾十年的艱辛生活。作品雖憑借其詼諧幽默的筆法令人忍俊不禁，但給讀者帶來的并不僅是輕松的閱讀快感，而幽默中暗含著苦澀無奈，輕松中隱藏著艱辛沉重，笑是含淚的笑。幽默輕松本應建立在對生活自信的基礎上，而殷實又理當是自信的前提。缺少生活殷實、自信的張大民的所謂幽默只能是“貧嘴”。在這篇小說中，“貧嘴”是作品的藝術形式，“貧嘴”是主人公張大民的法寶，是他對付苦難生活的不得已的辦法，“貧嘴”是平民百姓在無奈的現實生活中選擇的一種生活態度，“貧嘴”也是作家對現實生活質疑、憤慨特有的藝術表達形式。作品以其內在的深刻意蘊令人掩卷后“長太息以掩泣，哀民生之多艱”。
　　平民世界是開放式的，不是封閉的，它與整個社會緊密相連。轉型時期的多元的社會價值和時代精神也必然對平民的內心精神世界產生影響。李肇正的中篇《城市生活》講述了一對上海知青夫婦人到中年返回上海后，一直蝸居在一間8平方米的斗室里， 終于盼來了一室一廳的新房，而正是為了裝修、添滿這個人屆中年才盼來的小家，一對恩愛的夫妻由患難與共而分道揚鑣。小說雖選取了上海和上海人這一特殊的描寫對象和環境，但并不意在對這一中國社會之獨特人群和獨特人文環境作更多的文化意義、地域意義、歷史意義的探討挖掘，而僅是選取中國最大城市作為背景，來展示當代社會城市生活中金錢物欲對平民百姓的折磨擠壓，和作為平民階層的中小知識分子在金錢物欲與師德良知、親情愛情較量中的困惑、徘徊、掙扎。如果說是生存空間的狹窄和物質生活的匱乏強化了主人公宋玉蘭的小市民的自私心態，那么商業大潮所孕育出的一些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如個人主義、消費主義、拜金主義、實用主義則是她的自私得以膨脹爆發的現實理論和哲學基礎。
　　社會向商業時代轉型，使很多知識分子都在經濟上和精神上處于雙重尷尬。在經濟方面，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都處于平民階層是不爭的事實。更或甚于在精神上也處于平民階層，因為“人們的觀念、觀點、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2]因此，沒有經濟基礎的所謂文化領袖精神也已不再對民眾對時代具有領導意義了。失去了經濟和精神雙重優勢的文化人難道還不是平民嗎？對于知識分子所處的這種雙重尷尬，李國文的《涅磐》、李貫通的《天缺一角》、梁曉聲的《學者之死》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現。作家梁曉聲甚至大聲直言疾呼：“那么誰來担保從事有意義的研究的人，不淪清貧者？”[3]
　　總之，平民世界現實生活的艱難以及他們的價值追求、精神理想在轉型期泥沙俱下時的動搖不定、迷惘徘徊在近年來的許多具有平民意識的作品中都有表現。
　　　　　　創作主體的平民立場
　　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性話語活動，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它或隱或顯地代表著超個人的階層、階級、民族的利益。作家作為文學生產活動的主體，他所創造的文學作品也一定代表著某一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反映出他的立場。為中國社會最廣大的平民階層說話，是作家們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文學真正親近社會、繁榮自身的途徑。關注廣大平民在經濟大潮下的出路，以平民百姓的利益得失為評判是非標準，以他們的喜怒哀樂作為情感取舍的不二圭臬，是具有平民意識的文學創作的共同基調。徐坤說：“我比較注重的，是小說之中繚繞的一份人間煙火。說到底，也就是一種俗世關懷，是對于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的一種最普遍的關心和最凡俗的愛。”[4]何申說：“于是我就把他們的生存狀態寫出來，起碼是一聲呼吁吧！讓人們不要忘記我們這個大家庭還有窮人，中國有那么多農民，能為他們辦點有益的事，對我來說是一種幸福的安慰。[5]”劉醒龍說：“如果一種事物淪落到只是少數人的事的份兒上，那么它離最后消失的日子就屈指可數了。”[6]他們的這些表白都從主觀上表明了作家們的平民立場，并通過他們的文學創作得以體現。所謂文學的平民立場，就是創作主體從廣大平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在對現實生活有清醒的認識和把握的基礎上，描寫反映廣大平民階層的種種境遇、艱辛坎坷、歡樂憂愁，為他們代言，為他們請命，體現出人道主義的關懷、同情和呼吁。
　　梁曉聲的中篇小說《司馬敦》給讀者講述了一個離奇的刑事案件偵破故事。在這個不同尋常的故事里，作者著力用墨的不是對刑事犯罪的痛斥，也不是對人民警察為民伸張正義的盛贊，而是從老刑警司馬敦對拐賣兒童的罪犯楊彩鳳的痛恨、緝捕、審訊到對她的同情、庇護的情節發展過程，極力渲染老刑警與楊彩鳳之間的復雜關系：從對立到同情直至同盟的轉變。很顯然，作者和他的主人公庇護的不是罪犯和犯罪行為本身，而是那個被現實生活所迫、18歲就走上犯罪道路喪命法場的鄉下女孩兒楊彩鳳。至此，作品提出了一個社會問題：“一心尋找自由和幸福”、“在窮苦中長大的”楊彩鳳緣何墮落成拐賣兒童的罪犯？這個問題的提出和作品大力渲染的同情，無疑表現了作家對底層人民的關懷，體現出其強烈的平民立場。
　　畢淑敏的中篇《源頭朗》是一篇構思巧妙且發人深省的作品，以其強烈的平民意識對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發起了挑戰。廣播電臺的導演夏導為了采寫錄制一出救助貧困失學兒童的廣播劇，力勸并“脅迫”“我”同赴最貧困地區的壩上草原幫助其采訪錄制。在尋找采訪對象、制作錄制的情節過程中，小說一方面不惜筆墨用力表現身患絕癥的夏導對藝術、對工作的執著認真，另一方面極力真實地描述了采訪對象及該地區的貧困，并以夏導對工作的一絲不茍和采訪對象窮得“被破得像漁網”形成對照。對照的結果是，夏導對藝術真實的執著追求與對現實生活真實的冷漠形成鮮明強烈的對立。隨便摘取作品中的兩個細節，便可見這種對立的強烈。一個細節是采訪中夏導和“我”看到的一幕真實的“悲劇”：
　　“好，李秫秸，你來回答。兩個蛋拿走了一個蛋，還有幾個蛋？”年輕的教書先生重復自己的問題。
　　那個叫秫秸的小女孩慢慢的站起來，說：“雞窩里一個蛋也沒有了。”
　　……年輕先生不著急，耐心地啟發秫秸：“你原本有兩個饃，只吃了一個饃，難道會一個也不剩了嗎？”
　　秫秸腦后的發辮，焦黃干燥得如同秋收時的玉米胡子，但她一點也不怯場，朗聲回答：“俺從來也沒吃過一個饃，都是和我哥分著吃一個饃，他仗著個兒大，老拿大半拉。”
　　年輕先生微笑著說：“那我們就不說饃了，我們還說蛋。”
　　秫秸說：“蛋，就是一個也沒有了。俺看到窩里有兩個蛋，俺決不會只拿一個還剩一個，那還不叫別人拿走，俺娘得把俺的耳朵揪下來！”過于貧瘠的生活不僅限制了小秫秸身體的發育，而且限制了精神和思維的發育！就是在令人如此震撼的生活真實面前，夏導所關心的依然是她的藝術真實。另一個細節是，夏導不顧生活的真實，竟讓“我”摹擬城市富家小女孩和農村貧困失學兒童的口氣，代他們寫出往來信件，以完成其藝術創作中所需要表現的城市兒童對農村貧苦兒童的友愛。在兩種真實面前，讀者不能不發問：藝術家夏導對藝術真實的執著追求是否以對生活真實的視而不見為代價？她身患絕癥仍執著于工作、追求藝術真實所創作的廣播劇究竟是為了什么？是為了實現對現實人生的真正的人道主義關懷，還是僅僅為了“奧斯陸國際廣播劇節的評獎”？藝術家所要的僅僅是藝術的真實，那么誰來關心“混在一個屋里，一冬天能省不少柴火”的生活的真實？小說的結尾處，作為知識精英的夏導在其彌留之際為她對藝術的執著與對現實的冷漠做了這樣的解釋：“有時候為了說明一個問題，要把一個美麗的鳥永久地陳列在那里。”但是她沒有勇氣知道那個“美麗的鳥”（——為夏導所用的廣播劇中貧困失學的少年）在離開城市時說的是什么。對于這種對現實生活缺少真正的人道主義關懷的“藝術追求”，《源頭朗》以獨特的藝術形式給予了深刻的批判，顯示了作者堅定的平民立場。
　　人道主義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但在具有平民意識的文學創作中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新時期之初，人道主義最鮮明的特征是解放被“現代封建”壓抑了的人性。時代發展到今天，站在平民立場上的作家們的人道主義則更集中地體現為，創作主體從社會理想的角度出發，以鮮明的批判精神，對不完善的社會現實提出自己的看法，對廣大平民百姓生活中遭遇的種種艱難和尷尬寄予同情和關懷。從某種角度說，具有平民意識的創作是在新的歷史形勢下人道主義的新發展。
　　　　　　對歷史進程中悲劇因素的質疑
　　經濟體制的轉軌創造了經濟持續增長的奇跡，同時也給社會造成巨大的震蕩。改革既意味著機遇和動力，也隱含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機。當然，在時代進步的洪流中，如果只看到它的負面，那不僅是片面的，而且必將阻礙歷史的車輪。但是，歷史無情人有情，文學生產作為一種審美活動不僅是對社會生活的價值取向，同時也是一種情感把握。文學作品在對社會進步作出歷史理性的判斷的同時，也更應該表現出它的人文關懷。站在平民立場的作家的情感把握和價值取向，是與廣大平民的現實生活和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他們對廣大平民在社會轉型中所遭受的悲苦，必然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發出質疑。
　　如果說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出寓悲于喜的輕喜劇的話，劉慶邦的《晚上十點：一切正常》則是一出活生生的悲劇。它講述了一個老礦工因自己的失職而造成瓦斯爆炸，致使他的親生兒子等礦工多人被炸死在井下的故事。小說通過兒媳、小孫子、鄰里同事等對老礦工的譴責及老礦工深深的自責懺悔，在把他推向道德法庭的被告席的同時，也揭示出釀成這出慘劇的真正原因是“因礦上連續六個月發不出工資，不少礦工悄悄地到附近私人開的小煤窯背煤”，“得了現錢就可以到市場上買米買面”。負責瓦斯安全檢查的老礦工雖“覺得那樣干不合適，但經不住生活所迫和工友的攛掇，還有，兒媳婦桂金每日為無法安排日常生活唉聲嘆氣”，就“試著去小煤窯背煤了”，而慘劇就在他離開崗位去小煤窯背煤的時候發生了。從表面上看，悲劇是老礦工造成的——不恪盡職守而造成兒子和其他礦工的喪生，但是，作品通過對老礦工真實生活的描述，以同情和悲憫的筆調，揭示了悲劇的根本原因：轉型期底層工人極度貧困的生活現實是慘劇的真正元兇。
　　體現作家在歷史進程中的人文關懷，是近年來許多作品的共同特征。《賣廠》中申長順等工人盡管為國家苦干了幾十年，做了幾十年“主人”，到頭來仍要跪下來乞求別人恩賜一碗飯的悲劇；李佩甫《學習微笑》中底層工人在困境中苦苦掙扎的悲劇，都對廣大工人主人翁地位的淪喪提出了深刻的質詢。時代把工業的位置推向了邊緣，工人的境遇沙漠化了，他們成為商業時代不被關注的群體。對勞動和勞動者地位的質詢，表現了作家們對社會轉型期歷史進程中暫時解決不了的悲劇因素的思考和人道主義的關懷。這種人文關懷并不否定改革，并不排斥競爭，而是呼吁公平競爭的機制，呼吁在優勝劣汰中兼顧對下層人民的關懷。當然，作家們并沒有忽略改革的艱難和歷史進步所付出的悲劇代價與中國社會幾千年的積貧積弱、幾十年舊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所造成社會缺少公平競爭的機制、法制不健全、利益分配不合理、腐敗現象嚴重等等有著復雜的聯系，相反，他們對此的深刻表現與揭示已經涉及人類命運的哲學命題，具有更深廣的認識意義和悲壯性。這種與時代同聲息、與現實共命脈的創作追求，不僅突出地表現了作家的責任感，而且強化了文學的使命感，更體現出創作主體個人對歷史進程中悲劇因素的思考，以及希望從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尋找新的觀念和思想支撐點。
　　　　　　平民生活的溫情表達
　　無論生活怎樣艱辛，對于一個偉大的民族在維系生存和繁衍的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全部情感方式，任何一個作家都應予以高度的重視。毋庸諱言，當代中國社會的平民們生活得很不容易，但這并沒有使他們的情感變得枯萎乏味，相反，那種在平凡而艱辛的歲月中建立起來的普通而又深沉的情感卻更加顯得彌足珍貴。鄧一光的短篇小說《城市童話》捕捉的僅是現代都市生活中的一個片段：主人公紅云幾天來總是駕駛著她的紅色福特汽車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地點等待著什么，直至小說結尾，她的等待才終于出現——對蒼老但甜蜜溫馨的老夫婦“在安靜的圣潔的晚霞沐浴之中”“緩緩地走過小街”——“他推著一輛老氣橫秋的自行車。她坐在自行車的后架上，他小心翼翼地扶著車籠頭，盡量不讓車子有些微的搖晃。她的臉上帶著幸福安寧的微笑，一只手信賴的擱在他的肩上……”。小說的主人公——現代都市的“白領麗人”（某大公司的總經理助理）在車流穿梭、瞬息萬變的現代都市中急切等待的就是這么一個平常但又深蘊溫情的生活畫面，這個畫面和其背后所蘊含的情感無疑都是平民化的。正因為有車流滾滾的現代都市做背景，那個典型的平民化的畫面及其蘊含的情感才更顯其意義。
　　與鄧一光的《城市童話》具有異曲同工之追求的是劉慶邦的“鄉村童話”——《鞋》：遠去時代的一位農村少女用她的質樸純潔和纖纖柔情，千針萬線地為她的未婚夫縫制一雙寄托著她的全部幻想和戀情的千層底布鞋。《鞋》的故事情節如主人公的心靈一樣單純，小說中看不到今日時代的巨變，只能隱隱感到故事發生在那個淳樸遙遠的年代。正因為如此，遠去年代的故事才成為今天時代的“童話”。這不能不讓讀者深思：在復雜激變的時代，一個極力關注當前時代生活巨變的作家不動聲色而又娓娓動情地講述著一個走遠的卻又難忘的感情故事，他所挖掘呼喚的不正是那種親切而又遙遠、平凡而又深沉的拳拳切切的溫情嗎？他的故事“告訴”讀者：那雙鞋不是做出來的，而是用心靈的絲線“繡”出來的，是情感的結晶。《鞋》是一篇精致的作品，從情感到細節的精雕細刻，真如文中的“鞋”，細密的針腳，細膩的感情，細致的筆觸，情與“鞋”都韻味十足，可見作家對蘊藏在我們民族靈魂深處的那種溫情的眷戀與渴盼。
　　上面提到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也不失為一篇描寫平民百姓善良美好的溫馨之作。小說對主人公“張大民”形象的塑造是建立在對最底層百姓生活的細致入微的觀察和深刻的理性把握的基礎上的。這個形象告訴讀者：在忙碌浮躁又艱難困苦的當代社會中還有人正踏踏實實地過日子，老老實實地做好人，他們永遠善意地面對生活，永遠不與周圍斤斤計較，永遠樂觀。正是他們的存在，才使這個變幻莫測、令人捉摸不定的時代不至于過分生疏空虛而顯得溫馨、真實、可靠。如作者劉恒所言：“《張大民》給人的啟示是一個小人物對生活的樂觀態度和對幸福踏踏實實的追求，這種精神是可貴的，也是辛酸的。”[7 ]這種對平民生活中的溫情的描寫與挖掘，正是具有平民意識的文學創作的抒情性。
　　在世紀末經濟文化轉型的中國，我們應該承認平民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是商業社會的一個“賣點”，是經濟得以拓展的手段；但也應該認識到它同時也是文學適應時代、貼近現實生活、獲取更豐富的營養、贏得更多讀者的重要途徑之一，這無疑符合當代中國的基本國情。當然，我們并不認為文學的高下僅取決于當時的社會意義，歷史的和美學的價值永遠是我們對文學共同的要求。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優秀的、有藝術獨創性和較高審美價值的具有平民意識的文學創作必將為文學在新的歷史語境、文化語境中重新走進社會、走進生活、走進大眾，確立自己的地位，開辟一條富于生命力的道路。
　　收稿日期：1998—11—10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95～10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隋巖19991999平民意識在近年來的某些文學創作中被強化。這些具有平民意識的文學創作真實描繪了平民世界的現實生活和內心精神，體現了創作主體的平民立場，對社會進程中的悲劇因素提出了質疑，同時對平民世界的美好情感進行了挖掘和贊美。文學創作/平民意識/悲劇因素的質疑/平民情感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北京，100875.　男，碩士生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95～10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隋巖19991999平民意識在近年來的某些文學創作中被強化。這些具有平民意識的文學創作真實描繪了平民世界的現實生活和內心精神，體現了創作主體的平民立場，對社會進程中的悲劇因素提出了質疑，同時對平民世界的美好情感進行了挖掘和贊美。文學創作/平民意識/悲劇因素的質疑/平民情感

網載 2013-09-10 21: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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