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C9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8575(2003)01-0066-07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民族學（注：民族學一詞，一般說來，歐洲大陸稱民族學(Ethnology)，英國稱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美國稱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除名稱外三者的學科史、研究對象、學派、方法論均基本相同，很難說有什么區別，惟研究重點有所不同，故本書在行文中有時對民族學、人類學并稱。）和共和國同步走過了半個世紀。在新世紀之初，對中國民族學在過去這半個世紀所走過的道路進行認真的回顧以及對新世紀的展望，都是十分必要的。總結過去，有助于正確地認識現在和展望未來。
　　　　一
　　為了總結20世紀后半期中國民族學走過的曲折道路和獲得的發展，有必要扼要回顧一下20世紀前半期西方民族學的傳入及其在中國的傳播。
　　20世紀初，對于人類社會及民族與文化的認識，從西方傳來了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關于前者，蔡和森可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先驅。他于1922-1923年在上海大學講授《私有財產和家族制度的起源》，便是根據恩格斯的民族學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他的講稿經過修訂補充，于1924年正式出版，名為《社會進化史》。[1]此書在三年內連出三版，對于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在中國的傳播，起過巨大的影響。到1929年，楊賢江（筆名李膺楊）將恩格斯這本書翻譯出版，名為《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2]在國內思想界也產生過不小影響。1930年郭沫若根據恩格斯的理論觀點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就我國古籍中關于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加以闡釋，被譽為使用馬克思主義民族學觀點研究我國古代史的典范。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成立了民族研究機構，對民族問題、包括民族學領域的問題進行研究，并于1941年起出版過《回回民族問題》等書。
　　關于后者，蔡元培可說是將歐美民族學傳入中國的奠基者。1926年他撰寫《論民族學》[3]一文，認為民族學是一種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從事記錄和比較的學問，以后又寫了《社會學與民族學之關系》。[4]在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1928-1940)，他力圖發展民族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在該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民族學組，并担任主任。他主張民族學不僅為理論科學，也是應用科學，重視田野調查。
　　西方民族學各學派傳入我國的主要途徑，一是“五四”以后一批青年學者如蔡元培、潘光旦、吳文藻、吳澤霖、黃文山、楊ｋūｎ＠①、李濟、凌純聲、衛惠林、楊成志等學成歸國后，利用所在的大學和學術機關，宣傳介紹西方民族學。二是各派主要著作的譯述出版，如摩爾根的《古代社會》、[5]羅維的《初民社會》。[6]這些書的出版使民族學知識走出了校園和學術機關，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得到傳播。民族學各流派先后傳入我國者，計有進化學派、德奧民族學派即傳播學派、美國批評學派即歷史特殊論學派、法國民族學派和英國功能學派等。
　　應當指出，留學歸國的民族學者，雖各有研究取向，但都能合作共事。這一特點和優點，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后方表現尤為突出，往往在一所大學或學術機關兼有出身于不同學派的學者。盡管如此，由于理論傾向和研究取向有所不同，總的說來，形成兩種不同的傳統。一種是早年留學歐美的學者及其一些學生，受歐美較早學派的影響，主要研究對象是中國少數民族，多研究其傳統文化，偏重于民族志的描述，這些大學和學術機構多在我國南方。另一種則以燕京大學為主形成的研究傳統，理論上偏重于較晚傳入的功能學派，研究上重視實際應用，研究對象則多為漢族農村，也有從事少數民族研究的。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民族學經歷了一條曲折的發展道路，有起有伏，直到作為一門學科被取消，后來又重新恢復并獲得顯著的發展。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種生態環境并存的國家，即使在民族學作為一門學科被取消的時期，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民族學的研究工作仍然沒有完全中斷。
　　在過去的50年中，首先，中國民族學的研究對象得到進一步確認。中國各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共同創造了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形成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因此，把中國各民族首先是少數民族及其文化作為研究對象，是中國民族學的主要任務。
　　在對少數民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及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中，中國民族學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把中國民族學的研究對象僅限于少數民族，則是不全面的，而且容易引起誤解，以為中國的民族學就是少數民族研究。果真如此，在中華民族這一整體概念中，就體現不出漢族的重要作用，以及與兄弟民族之間的歷史性的密切聯系。因而對漢族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還有，國外民族特別是與我國鄰近的民族自然是中國民族學者的研究領域，在今天，處于開放性的世界格局中，對國外民族的研究自然是不可少的。然而，為少數民族服務，促進民族地區現代化，仍然居于主要地位。
　　其次，20世紀50年代也是以歷史唯物論為指導思想的中國民族學的確立時期。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有其發生、發展和演變的規律。研究民族及其文化必須具有發展、演進的動態觀點。我國豐富的歷史文獻、考古資料以及社會改革前反映少數民族社會發展的民族志資料，無不證明社會發展有規律可尋。東漢人袁康著《越絕書》卷十一說：“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這反映出社會生產力從石器時代到金屬時代的飛躍，并為后來考古研究所證實。
　　至于反映社會發展方面的資料就更多了。史籍中對我國原始社會的描述有所謂“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7]這樣的社會沒有君臣之分，這種社會的家庭關系，也只能是“民知其母，不知其父”。[8]至于社會改革前我國一些少數民族還存在著氏族制度、村社制度、奴隸制度、農奴制度等社會形態，無不證明社會發展規律的普遍意義。但是以歷史唯物論為指導思想，并不意味著在實踐中采取教條主義態度，而應結合我國民族的實際狀況，進行具體分析，這才有利于學科本身的理論建設。
　　20世紀50年代初，民族學者開始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研究。例如1950年林耀華、陳永齡帶領燕京、北京、清華等大學社會學系師生到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對蒙古族社會歷史進行調查，寫出了有價值的考察報告。1951年費孝通深入貴州省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寫出《兄弟民族在貴州》一書。[9]同年李安宅、林耀華、宋蜀華、王曉義等去西藏進行社會調查，對西藏社會性質屬于農奴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為了適應民族工作的需要，1952年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成立了研究部，集中了清華、燕京、輔仁、中山等部分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有關專門人才，開展包括民族學在內的研究工作。各地成立的民族學院也先后開展了民族研究工作。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云南大學等校，開設了有關民族學的課程。
　　1956年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成立民族學專業，開設民族學研究班，聘請了前蘇聯民族學專家莫斯科大學教授切博克薩洛夫來校講學，該班學生迄今多已成為對民族學研究有貢獻的學者。至于有關民族學的刊物如《民族問題研究叢刊》、《民族問題研究集刊》以及《民族問題譯叢》等也先后出版，登載民族學、民族史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方面的文章、專著以及蘇聯民族學研究的譯文。廈門大學設立了人類學博物館，一些民族學院也建立了民族文物室（現已擴建為博物館）。
　　為了弄清我國究竟有多少民族，以促進民族平等團結和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以及實現各民族在平等基礎上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權利，大批民族學工作者參加了由中央和地方民族工作機關組織、領導的民族識別調查研究工作。經過幾年的努力，基本弄清了我國現有若干少數民族，為國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少數民族實現當家做主的權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956年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的組織領導下對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經濟結構以及傳統文化進行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各大學和科研機關的民族學、歷史學、經濟學和文藝工作者都積極參加了這項有意義的工作，分赴民族地區，兩三年便搜集、整理了近兩千萬字的資料。
　　顯然，20世紀50年代，中國民族學在為兄弟民族服務過程中獲得了發展。在國家頒布的《1956-1967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中，民族學列入了自己的規劃項目。195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民族研究所，民族學成為該所主要研究任務之一。所有這些成就，都說明民族學在20世紀50年代有了較大的發展。
　　然而，正當民族學蓬勃發展的時候，國內政治形勢逐漸向“左”的方面變化，影響所及，民族學和社會學一樣受到很大的沖擊。特別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學科被正式取消，機構停頓，人員星散，損失十分慘重。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覆滅后，才開始有了轉機。
　　1978年2月，我國政府總理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做《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加強各門學科的科學研究，也包括民族學研究在內。民族學恢復了合法地位。
　　1979年5月，全國民族研究規劃會議在昆明舉行，會上討論了民族學的發展規劃。次年10月，中國民族學研究會（1991年更名為中國民族學學會）成立。學會成立以來，分別以民族學的學科建設、民族學與現代化、傳統文化與民族發展繁榮、紀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發表100周年等為主題，舉行了多次大型學術研討會，編輯出版了12輯《民族學研究》論文集，出版了136期《民族學通訊》。這些工作促進了同行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學科的發展。
　　不少高等院校也先后成立了民族學系和人類學系以及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一些省區的社會科學院成立了民族學研究所。這些教學和科研機構的成立，促進了民族學專業人才的培養。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分別在一些高等院校建立了民族學、人類學博士點和碩士點以及博士后流動站，陸續培養了一批高層次的民族學、人類學專門人才。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也造就了一批出國留學、攻讀民族學和人類學后返國的學者。他們帶回來新的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各地有關科研機構先后恢復和新建立后，制定了規劃，開展調查研究工作。近年來，民族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下列主要成績：
　　第一，在國家民委組織領導下，編輯出版了《民族問題五種叢書》，其中有不少民族學著作。
　　第二，出版了大型工具書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鐵木爾·達瓦買提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大辭典》、李毅夫等主編的《世界民族大辭典》等；（注：分別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出版；民族出版社1997年起分5卷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出版了大量的民族學專著包括教科書、少數民族和漢族研究、論文及譯著。國外民族研究方面，除恢復出版《民族譯叢》外，還陸續出版了《世界各國民族志叢書》以及其他專著和譯著。
　　第三，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正在各地開展，一般主題大都涉及少數民族地區現代化及西部大開發問題。其中西南民族研究學會組織的西南地區“六江流域民族綜合科學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進行的民族地區系列調查以及世紀之交“中國人口較少民族發展研究課題組”開始進行的“中國人口較少民族經濟和社會發展系列調查”最為引人注目。
　　總之，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國民族學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道路，然而始終沒有脫離各民族的實際，可以說它是走的一條為中國民族服務，并在服務過程中得到發展的道路。
　　　　三
　　21世紀已經來臨。面對新的世紀，中國民族學的前景、它的研究取向，必須置于新的世界格局中去審視。
　　當代民族學、人類學是世界性的科學，然而從歷史角度看，它和其他社會科學諸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一樣產生于歐洲，并首先出現于歐洲的大學體系中，應當說先天就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而把東方或非西方作為它的對立面。隨著資本——帝國主義的擴張，人類學得到了全球性的傳播。可以說，它的產生在某種意義上源自歐洲人為有關問題而尋求的解決之道，民族學、人類學傳統上主張研究異文化，所謂異文化實即非西方文化。它的各種理論，則是西方人對非西方文化進行闡釋和分析的框架。
　　今天，我們面對的仍然是一個東西方二元一體——更直率地說是二元對立的世界。西方世界總有一些人企圖把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強加于人，他們對非西方文化日益發展感到不安。面對這樣的世界格局，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應當如何發展呢？
　　如前所述，由于中國的民族學也是從西方傳過來的，中國民族學者在研究方面不免受到西方理論范式的影響，甚至以它為依皈。此種情況在有些地方尤甚，臺灣的一位學者指出：“我們所探討的對象雖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可采用的理論與方法卻幾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中國人；在從事研究工作時，我們卻變成了西方人。”[10]有鑒于此，一些港臺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社會科學研究中國化的主張，并為此而努力。
　　其實，關于中國化的主張，吳文藻先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便提出來了。所謂中國化就是本土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殖民體系解體，新興國家先后出現。本土化在非西方國家的學術界，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可以說這是擺脫西方學術壟斷或優勢的一種反應。民族學中國化的目的，并非采取民族中心主義和排外的態度，乃在于擺脫西方學術壟斷，系統地建構出切合中國實際的、帶有中國特點的理論和方法論，并用之于實踐。因此，當前中國民族學存在的主要問題，首先是學科建設問題。
　　為了擺脫西方的學術壟斷，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理論與方法，必須全面深入地研究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進得去，出得來，做到知其所以然，才能有所取舍。對于西方各學派的理論與方法，既不應全盤否定，也不應全盤肯定，而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如不首先對其深入研究，如何能在本土化中為我所用？
　　作為一門學科，世界上只有一個民族學，具有共同的研究對象即族群及其文化，這是它的國際性；各國的民族學者在研究中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建構自己的理論范式和方法論，形成自己的特色，這是它的本土性。沒有國際化，就無所謂本土化。二者相輔相成，并不矛盾。越是具有自己特點的民族學研究，才越會被吸收而融入世界民族學之中。
　　關于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一般說來，不同學派的學者，其研究的視角和著重點往往受到學派理論的影響。例如傳播學派的學者通過比較研究，認為墨西哥古代瑪雅文化的金字塔，乃因文化傳播而導源于埃及金字塔。其實二者雖就外形有些相似，但卻各有不同功能，一般民族學者和人類學者并不認為二者同源。又如認知人類學者認為文化是行為的藍圖，或行為規范，人類學者的責任是譯解它；心理人類學者則從跨文化角度研究文化與人格形成的相互關系和作用。雖然二者研究的著重點不同，然而所使用的跨文化比較研究、社區研究以及參與觀察、深入訪談等作為一般的研究方法，對民族學和人類學者都有其實際意義。這對中國學者也不例外，但有不足之處。這是由于西方傳統的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的一些理論和方法，一般是從研究非西方的比較簡單后進的、且自身無成文史的、甚至是地域范圍有限、生態環境單一的島嶼民族社會發展而來，因而多注重橫向的比較研究，而忽視歷史的、縱向的探索，甚至有的學派的理論具有非歷史的傾向。這和中國民族的實際情況具有明顯的差異。
　　那么中國民族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就整體而論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基本特點：
　　第一，歷史上形成了民族構成上的多元一體格局。這是長期以來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家內，彼此接觸、混雜和融合，形成這樣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中國的民族學者應當時刻考慮到這一獨特的民族構成，從而有利于妥善解決在前進過程中涉及的民族關系問題。
　　第二，地域上多種生態環境和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我國地域遼闊，存在著不同的生態環境，構成各民族不同的生存空間。歷史上各民族為了適應和改造他們所處的地理生態環境創造出各具特色的傳統文化。民族傳統文化與地理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是調適還是沖突，直接影響各民族的發展和繁榮。在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中，既要發揚優良的傳統文化為現代化建設服務，又要揚棄不利的文化因素，對多種生態環境和多元文化相結合的研究顯然是必要的。
　　第三，民族社會的多結構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各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總的說來具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約有6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地區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原始公社制殘余。二是約有100萬人口的民族地區存在著奴隸制度。三是約有400萬人口的民族地區存在著封建農奴制度。四是在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共約3000多萬人口，封建地主經濟占統治地位，有的還不同程度地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這些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都是在各自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之下發展形成的。
　　既然以上三個基本特點的形成都和歷史發展有關，所以對某一個民族共同體的研究，對其社會結構和文化習俗的研究，必須持歷史發展的觀點。但不能把理論當成教條，而應當從實際出發，并體現于具體材料的研究和分析之中。要做到這一點僅僅掌握現實的、橫斷面的資料是不夠的，還必須詳盡地掌握并運用有關的歷史資料，才能上下古今融會貫通，闡明問題，而不至于只是現象的羅列。比如說對某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結構做全面的探索，分析其現狀，找出其所以形成的途徑和原因，把問題說透，那就進入了具體的橫向分析和縱向探索的范疇了。過去半個世紀的幾項大規模的調查研究，諸如民族識別的調查研究、社會形態的調查研究莫不如此。1995年中國民族學學會在大連舉行的學術討論會上，許多與會學者都指出，歷史研究和現狀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是中國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具有中國的特色。
　　這樣，針對我國民族的具體情況和對民族及其文化具有發展變化的認識，在研究上，如前所述，應持動態的、發展的觀點，在方法上則應有自己的特點和側重點，要處理好幾個方面的結合：①縱橫研究相結合（縱深探索與橫向剖析的關系），②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相結合（局部探討與整體認識的關系），③傳統文化研究與生態環境研究相結合（文化類型與生態環境的關系），以上幾種方法都離不開縱與橫、時與空相結合的觀點，這在研究上已為實踐所證明。此外，一門學科在長期發展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和方法論，具有自己獨特的研究領域，但同時也就帶來研究上的局限性。因而跨學科協作研究（互補關系）也是必要的。
　　總之，面對今天的世界格局，民族學的中國化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意義。自從吳文藻先生提出來后，費孝通、林耀華等先生已做出了貢獻，現在中國民族學者正在繼續努力。這是一個不斷完善和創新的過程。在中國化過程中，通過繼承（中國固有的經驗）、引進（對我們有用的經驗）和創新，引出新的理論和方法論，建構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研究。這不僅能夠豐富世界民族學的內涵，且可對國外民族學研究復雜的民族社會提供經驗。今天，我國的西部大開發，給民族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是民族學者為各民族服務的良機。正因為如此，中國民族學除在理論和方法論方面的研究應不斷向前推進外，還要加強應用研究并用之于實踐，才能適應現代化的需要。同時，也可在實踐中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民族學的中國化。
　　其次，21世紀發展中國民族學研究的又一個巨大挑戰，即專業人才的培養，這是不容忽視且有緊迫性的一項工作。
　　應該看到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前20多年中，盡管在有限的幾所高等院校中，比較系統地培養了一小批民族學的專業人才；在20世紀50年代的大規模的調查實踐中也培養了不少的民族學工作者，他們對那個時代民族學的緩慢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然而，民族學研究之路卻是一條坎坷不平的崎嶇道路。民族學先是被視為資產階級偽科學，成為政治運動中被批判的對象，特別是“十年浩劫”中民族學作為一門學科被正式取消，許多民族學者遭受摧殘，這對學科建設的打擊是十分沉重的。
　　“文化大革命”后，民族學雖然恢復了合法地位，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獲得了迅速發展，然而民族學受到摧殘后的后遺癥顯露出來了。由于民族學、人類學的教學工作中斷近20年，專業人員出現斷層。一般說來，50歲以上的學者外語較差，對外交流受到限制；有的缺乏嚴格的專業訓練，但對民族地區情況較熟悉；50歲以下的中青年學者專業訓練比較系統，外語普遍較好；有的從其他學科改行，專業知識不夠扎實。這些問題都有待克服。
　　展望21世紀，培養大批中國民族學、人類學教學科研人才，是使中國民族學研究在21世紀能夠獲得進一步發展和中國化進一步完善的重要條件。時至今日，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仍然遠不如歷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為社會所熟知，從而影響了人才培養的規模。為此，民族學者不僅應在理論、方法論的建構方面努力，而且更應在提高應用性方面加倍努力。隨著學科建設的開展，努力在高等院校中建設更多的系科專業和研究生學位點，并逐步使民族學、人類學成為通才教育的基礎學科。同時，日益普遍開展的田野工作也是訓練、提高民族學者專業技能的重要手段。只有民族學、人類學專業人員的培養進一步擴大，21世紀民族學、人類學的大發展并最終成為顯學才能更有保證。
　　再次，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應體現于應用，即服務于現代化。由于少數民族絕大多數分布于我國西部，因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應主要服務于西部大開發。我國的現代化問題，各個學科都在研究，各有自己的學科優勢。民族學的現代化研究也應發揮自己的優勢和特色，即抓住擅長的族群發展、變遷和族群關系以及傳統文化等方面的問題，從歷史到現狀深入探索有利于民族地區的發展途徑。
　　一個民族社會的發展變化是無止境的，文化變遷也是無止境的。因而現代化有其相對性，不能視為一個固定的終極目標，即使實現了某一階段性目標也不能停步，否則便會滯后。生產領域、經濟領域方面實現了現代化，并不等于完成了現代化，作為現代化主體的人的思想意識也應產生相應的變化。任何民族的文化均非盡善盡美，均有其時代的局限性，因而在現代化過程中自會出現不協調和矛盾沖突等問題。在諸多問題中亟待解決兩方面的問題，都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具有密切關系。
　　其一是發展生產與生態平衡問題。生態環境反映一個民族的生存空間的特點，它對民族的發展繁榮和對民族文化具有長期的作用和影響。我國絕大多數民族以農業經濟為主。不同農作物各有自己生長和繁殖的規律，且有明顯的地區性和季節性，因而農業生產必須注意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如果不從各地實際情況出發，無視當地民族群眾長期以來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生產經驗，就會破壞生態平衡，從而給當地民族群眾千百年來形成的和生產相適應的飲食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帶來消極作用。又如林區也有類似問題。當代居住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大興安嶺林區的鄂倫春族，他們的衣食之源取給于這片茫茫林海，過著狩獵和飼養馴鹿的生活。大興安嶺的開發，特別是現代化建設中，外來人口劇增，林木大量被采伐，森林覆蓋率降低，導致獵場縮小，獵源奇缺。生態環境的變化，使鄂倫春人的狩獵經濟陷入困境。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保持和發揚他們世世代代在大森林的環境中所創造出的文化優勢，以跟上時代步伐，實現現代化？顯然，民族學工作者在發展生產以及生態平衡和傳統文化的調適方面，是有許多工作可以做的。
　　其二則是傳統文化意識與現代化的矛盾和調適問題。一般說來，20世紀50年代初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絕大多數處于前資本主義社會階段，自然經濟比較濃厚，因而其傳統文化中具有比較濃厚的非商品性意識。這種自給自足的非商品性價值觀念，表現在許多方面，與外界接觸少的邊遠山區尤其如此，它和發展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格格不入。在不少農業文化區的民族中，尤其是年長的人，具有傳統的安土重遷、重農輕商的觀念。有的認為窮人才經商，“不賣東西，也不買東西，才是真正的富有”，這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經濟觀念！牧區中畜群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征，問其財富，則數畜以對。有些人不愿冒經商的風險。這種心態也不利于牧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非經濟性的消費觀念也反映在生活習俗上。某些邊遠山區的民族，由于原始平均主義觀念的某些影響，村民之間有物共享被視為美德，分配上不計較勞動報酬。有些過去信仰原始宗教的民族，為了獲取社會地位或祈求醫治疾病，普遍存在殺牲祭鬼的習俗，極不利于社會財富的積累。經過社會改革和醫藥衛生條件改善后，此種現象大為減少，但此種習俗的影響在人們頭腦中仍然或多或少存在著，而且見于行動。
　　總之，在少數民族地區現代化過程中，社會變遷的阻礙，一般說來并非物質文化，而是長期形成的精神文化中不合于現代化的傳統觀念和習俗。轉變觀念，移風易俗仍然是一項長期任務。民族學的研究工作在這方面是大有可為的。
　　21世紀之初已經顯示，在中國西部大開發與少數民族地區現代化過程中，中國民族學研究面臨新的、巨大的機遇與挑戰，在為各民族服務中，民族學研究的中國化必將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也將對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收稿日期〕2002-10-18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京66～72D5民族問題研究宋蜀華20032003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民族學經歷了一條曲折的發展道路，但始終沒有脫離各民族的實際，在為中國各民族服務的過程中得到了發展。面對新世紀，中國民族學的前景、研究取向，只能置于新的世界格局中來加以審視，在全面深入地研究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的前提下，建構自己的理論范式和方法論，在為西部開發和民族地區現代化做貢獻的同時，也可進一步豐富世界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中國/民族學/學科史/本土化/前景　　China/ethnology/history of a course of study/indigenousnization/prospectRetrospect & Prospect:Ethnology in China　　SONG Shuhua　　(Institute of Ethnology & Sociology,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Beijing 100081)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Chinese ethnology has gone through a winding road,but it has never been divorced from the ethnic realties,and it has gotten developments in the course for Chinese nationalities.Facing the 21[th] century,the prospect and research trends of Chinese ethnology must be thought over in the pattern of a new world;construct itself theoretical model and methodology;and improve the research of the world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at the same time of doing its best for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west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ethnic regions.宋蜀華(1923-)，男，四川成都人，中央民族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族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央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　100081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京66～72D5民族問題研究宋蜀華20032003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民族學經歷了一條曲折的發展道路，但始終沒有脫離各民族的實際，在為中國各民族服務的過程中得到了發展。面對新世紀，中國民族學的前景、研究取向，只能置于新的世界格局中來加以審視，在全面深入地研究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的前提下，建構自己的理論范式和方法論，在為西部開發和民族地區現代化做貢獻的同時，也可進一步豐富世界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中國/民族學/學科史/本土化/前景　　China/ethnology/history of a course of study/indigenousnization/prospect

網載 2013-09-10 21:27:2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