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簡體傳統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后，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后，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臺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么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經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并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么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系。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飯之后，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門之后，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么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大量想說甚么便說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后，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當葬于何處何處，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于后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于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里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后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于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于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里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面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乾，阮〔王禹〕，應□（“湯”換王旁），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后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于亂者特多，于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里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對別人譏諷，只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么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后來借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樣，只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后來給黃祖殺掉了。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于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后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云：“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后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后，全身發燒，發燒之后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后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于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后，因皮膚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象和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里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形，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
到東晉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象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后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于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么，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但在吃藥之后，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只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個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只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后，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一書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系，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后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癡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于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之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里面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于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后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于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么鉆進我的褲子中來？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里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里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并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閑游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于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歷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非薄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系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么，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么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于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危頁〕的《崇有論》，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系少些的緣故。
然而后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說：“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于禮義，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尚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代所謂崇尚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栗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后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象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愿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愿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愿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鐘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鐘會。鐘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長官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后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象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愿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于兒子不象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兒子象他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態。但又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于是社會上便多了很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后，敢于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里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事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種數十盆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于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象。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并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 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于1927年8月11、12、13、15、16、17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173至178期；改定稿發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號。

* 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1927年7月18日在廣州市立師范學校禮堂舉行開幕式。魯迅這篇演講是在7月23日、26日的會上所作的（題下注“九月間”有誤）。魯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陳浚信：“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