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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共識網

我們千萬要明白美國這個國家是極為重要的，重要到中國跟別的國家打交道的時候，背后也都有美國的影子在出現。比如中國跟日本打交道，其實不僅僅是跟日本在下棋，因為日本背后還有美國這個棋手。美國是一個全能棋手，你必須跟他在各個角落下棋。

中國離全面趕超美國還差得遠

蔣保信：經過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并且很有可能在在未來幾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由于國力的增強，如果說在過去我們表現得有點自卑的話，那現在好像表現得有點自負。所以，我們非常有必要認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具體到中美關系而言，我想請您對比分析一下中美兩國之間的硬實力和軟實力。

孫哲：對于這個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只能說說自己的看法。

從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上確實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我們現在爭論的問題是，中國是不是面臨著第三次戰略機遇?中國的第一次戰略機遇在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的時候，當時中國的GDP總量是2.8萬億美元;第二次戰略機遇則是從2008年西方經濟危機開始，當時中國的GDP總量已經到了5.8萬億美元左右;去年我們的GDP總量是9萬多億美元，今年突破10萬億美元大概沒什么問題。單從GDP總量來說，中國是每幾年就翻一番。所以有人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GDP可能就超過美國了，達到20萬億美元左右。也有人說這個算法不對，因為如果比較PPP(平均購買力)，中國早就超過美國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比較的角度。

但是，中國是不是能全面超越美國呢?要做這樣的分析，總得有幾個參考指標才行。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定了以下五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是經濟總量的規模。如果單以經濟總量算，我們可能跟美國相當了。但是，如果以人均GDP來算，中國就差美國很遠，因為美國人均是五萬多美元，而中國人均大概四五千美元。

第二個指標是貨幣的影響力，即貨幣在全世界通行的能力。在全世界的國際貿易中，60%是用美元結算的，各國的外匯儲備差不多60%也是以美元來儲備的。舉個可能不恰當的例子，連索馬里的海盜都要美元做贖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毒販、毒梟也是用美元的多，因為美元是流通物。就朝鮮這樣的國家，也是美元、人民幣和歐元并行。宋鴻兵寫了一本書叫《貨幣戰爭》，觀點有點偏激，但他道出了一個事實，就是美元擁有在全世界的主導能力。

第三個指標是綜合軍事能力。中國現在大有趕超美國的架勢，但是我看恐怕還要5到10年，中國在軍事上才有能夠跟美國全面抗衡的基礎。美國在軍事上有一個全球戰略，而中國只有一個地區的防御戰略。我們先撇開核武器不談，因為在核武器上，中國已經有了第二次打擊的能力，基本上保證了我們最低層次的國家安全。我講抗衡能力，和美國比的是中國的區域防衛能力，解決局部沖突的能力。美國現在有九個航空母艦艦隊，它能打很多現代化戰爭。最近我看了它美國打ISIS的錄像，就幾個人遠程操控，一堆炸彈就爆炸了，像打游戲一樣就把對方消滅掉了，而且非常精細。美國的這種軍事能力，是在實戰中檢驗出來的。而中國在這方面，坦白說我覺得還差很遠。說這話的時候我很心痛，因為我是軍隊大院長大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 美國有軍事霸權的主導能力，特別是它在全世界都有軍事聯盟，在日本、韓國有駐軍，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也可以任由美國軍隊用。而相比之下，在全世界范圍內，有幾個可以讓中國用的軍港嗎?很少。一旦跟美日或者跟其他國家發生沖突，中國的解放軍能有跟自己并肩作戰的“友軍”嗎?很難。中國在軍事上的全球投射能力，還遠遠不夠。所以我說中國的軍事能力和美國只有5到10年的差距，還是是很樂觀的。如果從純粹的軍事能力來說，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太懸殊，中國再臥薪嘗膽十年、二十年可能還趕不上美國。當然，有人會批評我太袒護美國，有什么了不起， 美國人怕死， 我們一“亮劍”， 不也打贏了直接或間接對美國的幾場戰爭嗎?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話題，下次專門聊。

第四個指標是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這里的公共產品是什么呢?比如救災能力，日本發生地震、海嘯以后，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很快就去幫它打撈海上的廢船或者進行其他搶救活動。海地發生地震以后，美國人也是先去的，別的國家也不是不想去，但沒有美國那樣的投射能力。現在中國也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不少公共產品，比如菲律賓發大水的時候，我們也提供過一些援助;在非洲，我們也去了一些自己的志愿者。但中國現在還比不了美國。美國這么多年來，形成了很專業的和平隊、志愿者，有些事情美國政府不太積極去做，但是美國民眾會自發地去做。尤其是那些信教的人，經常抱著傳教布道的心情幫助一些國家。

第五個指標是國際規則的制定能力。美國人一說氣候變化重要，全球就都在說氣候變化問題，美國人說航海自由，日本、東南亞很多國家就跟著加大關注， 這就是議題的設置能力。

如果用這五個指標一對比，你就會發現中國離全面趕超美國還差得遠。而如果再考慮一些更復雜的因素，那還要差得更遠。

中國的發展，未必就意味著美國的衰落

蔣保信：有些人說美國作為一個守成大國，一直處于衰落之中。您怎么看?

孫哲：說美國在衰落，得有證據才行。你要說明美國在哪些方面衰落，可以有很多角度。一個角度是，從建國以來，美國的理想和它如今的內政外交實踐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落差，華盛頓或者詹姆斯·麥迪遜提出的理想，到現在都沒實現，這本身也可以說成是一種衰落。另一個角度是，自從二戰以后，美國的總體實力是下降的。而在二戰期間，美國是執掌世界牛耳的，還有雄心勃勃的馬歇爾計劃。但后來發生了冷戰、朝鮮戰爭，它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先是被蘇聯超越了，現在又在被中國趕超。

但是，如果以這種宏大敘事的角度來看問題，就忘了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在歷史上都會有著它自己的興衰，國家發展也會經歷過很多曲折。

美國在打越戰的時候，已經衰落得很厲害了。1979年前蘇聯進攻阿富汗的時候，卡特還當著美國的總統，美國的日子可謂是風雨飄搖，因為經歷了越戰、水門事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瓦解、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但是隨后，里根總統開始重振美國國威，而前蘇聯卻逐漸解體了。到了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美國的繁榮又到了一個高峰。

說美國相對衰落的最有力證據，國內學者最愿意用的，就是2001年美國的GDP占世界GDP的32%，到了2012年卻只占23%了。還有很多美國社會確實有很多衰落的事實，比如說貧富差距增大了很多，美國社會也出現了一個“第三世界”。總之，你要說美國衰落，總能說出很多理由。就像你說中國有問題，也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我們要結合美國的歷史和整個世界的局勢來看美國，它有衰落，但也有復蘇。別的不說，就單說當下的奧巴馬時期。由于在小布什時期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國的軟實力受到很大傷害，以至于有人說，美國變成一個人人痛恨的國家。但是奧巴馬上臺以后，他在美國的軟實力方面進行了很大的修補，所以在國際社會上，還有人對美國以及它的政治制度頂禮膜拜。美國打敘利亞的時候，英國、法國還是跟著它走，你說它衰落，但是它后面的盟友為什么還沒有拋棄它?

所以， 不能用中國的發展就一定意味著美國的衰落來看問題，美國仍然有著很大的實力。如果用我剛才的五個標準來評判，也很容易做出判斷。

中國對美國應敢斗愿和，巧牽牛鼻

蔣保信：您曾用“敢斗愿和”四個字總結中美關系在過去三十年的經驗，說中國和美國不斗不行，不和也不行。您也曾用“有酸有甜”來形容中美關系。那么，能否詳細說說，中美之間的“斗”、“和”、“酸”、“甜”分別是什么?

孫哲：如果借用經緯坐標的概念來判斷，我認為中美關系有幾個緯度。

首先，中美之間有著廣泛的接觸。現在中國老百姓對美國并不陌生，但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也有很大提高。我最近去美國去得比較多，發現美國的電視里也有很多中國的新聞，而現實中除了中餐館遍地開花，美國人跟中國人的接觸也多了。所以，在美國人的腦子里，蒙蒙朧朧地總有一個印象就是，中國不再像過去那么遙遠了，中國經濟在發展，中國人也開始有錢了。從中國方面說，我們現在有20多萬留學生在美國讀書，每個星期美中來往的航班達到一百多個了。在十五六年以前，我坐飛機回中國的時候，買個經濟艙就可以睡在后面躺一晚上，因為旁邊都是空位子，但現在機艙里卻是坐得滿滿的。所以，中美之間的交往增多了，有廣泛的接觸。

其次，中美之間有深度的合作，比如在經濟交往方面，每年5000多億美元的經濟貿易額。而其他的有很多方面，比如科技合作、文化合作、政治合作等領域，中美也都有深度的合作。在幾年前，美國向我們提出氣候變化問題時，我們以為這是美國搞的一個陰謀，憑什么你發展了，你的尾氣排放完了，然后就不讓我們來排放了?但現在北京霧霾這么嚴重，全國各地也開始有霧霾了，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發現在環保領域，中國也可以跟美國建立深度合作關系了。

第三，中美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激烈競爭的關系。在經濟上，我們是美國潛在的競爭對手。在外交上，中美在南海、臺灣、中東、非洲等地區，都有很多“民生”、“民心”工程的競爭。中美之間甚至還有很多內政上的競爭，美國人經常指責中國不透明、不民主，但是中國也一直在強調自己的法治化、民主化、文明化、現代化，反過來也批評美國的人權狀況。

最后，中美之間還有很多有限的沖突。表現在什么方面呢?在經濟方面，中美有知識產權的沖突，還有投資的政治障礙沖突。美國人經常抱怨中國對外資企業不公平，共和國的長子永遠都是國有企業，而它們的外資企業就不能享受家電下鄉等計劃。美國還認為中國有很多行業不對外資開放，這也不公平。在釣魚島問題上，在南海問題上，在朝鮮問題上，中美之間也有很多有限的沖突。美國對中國甚至還有抵近偵察，欺人過甚，反復交手，死不改悔， 這也算有限沖突的表現吧。

我歸納出這四個緯度，為了說明什么呢?我主要想說明，在有限沖突的時候，當美國傷害中國的國家利益時，中國要敢于和美國斗爭，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中國跟美國在歷史上也交手很多次了，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中美兩國對彼此的個性都相對了解。當美國在傷害中國的國家利益時，中國是敢于和美國斗爭的，但是也愿意跟美國談判、和解。

對于“敢斗愿和”這個策略，到現在為止，我還是主張中國對美國要“巧牽牛鼻”，“批而不反”，“斗而不破”。中國可以批評美國，因為美國在很多事情上是應該受到批評的，甚至應該受到懲罚的，只不過別的國家沒有能力去懲罚它。比如說美國在IMF上能夠一票否決，它憑什么啊?從二戰到現在，國際經濟秩序還是被美國相對霸占著，所以說應該批評它。但是我們要批而不反，不要帶頭反對它。如果帶頭反對它，這就會人為地制造一些政治制度的對立、意識形態的對立。我們不能只要說美國反對的，我們就堅決支持，比如美國要制裁朝鮮，要制裁古巴，中國就不要帶頭反對它。這話說的其實太客氣了，美國常常帶頭反對我們，所以我們也要斗而不破， 就是跟它做堅決斗爭，， 但是不要把中美關系搞破裂了，這就是我說的敢斗愿和的意思。

至于說有酸有甜，則是我開的一個玩笑。其實中國人對美國人，從心理上有一種相對自然的親切感。我們一想到美國，就會想到美國的電影文化，所以美國人相對日本人、俄國人來說，更容易被中國人接受。另外，美國奉行多元主義，是個移民國家，你身邊接觸的一些美國人，很有可能就是美籍華人。我們現在說美國人，已經不完全是指傳統意義上的高鼻子、大眼睛的白人，再過二三十年，美國白人也許就變成少數族裔了。此外，在歷史上，中美之間沒有什么太多的戰爭，鴉片戰爭的時候美國不是主角，甲午戰爭時日本也不是主角，八國聯軍侵華的時候，美國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但相對來說表現得還可以。中美還有很多親近的事實，比如二戰時期，美國曾對中國施以援手。

說美國給中國人帶來酸的感覺，就是它老是抱著要改造中國的心態，比如想把上海提升到堪薩斯的水平，但你看看堪薩斯現在是什么水平?我剛去過那個地方，它的城市化程度跟上海根本沒法比。還有一個常常讓我們感到酸溜溜的地方，就是美國老是不把中國看成一個平等的國家，對我們不尊重。

但是美國人看中國也是一樣，有酸有甜。美國人覺得中國人勤勞勇敢，對中國人的刻苦、聰明都是蠻認可的。但是酸在哪兒呢?就是這個政府搞不定，以前國民黨政府搞不定，現在共產黨政府也搞不定，非我同類，還得合作，難也!所以美國會有這種比較奇特的感覺。

可以用奧巴馬的話來鞭策我們自己

蔣保信：前段時間，奧巴馬說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搭了三十年的便車，您怎么看?

孫哲：奧巴馬的意思是，中國對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不多，承担的責任不夠。還有就是，中國在應該去担當的地方，又不沒去担當，比如說中東問題。在國際關系史上，中國最擅長說的一句話就是強調以和平談判為主，用來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做和事佬。另外，在氣候問題上，我們有很多自己的考慮和說法，一直強調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那么責任和義務要和這一點相匹配。

我覺得可以用奧巴馬這句話來鞭策我們自己，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作為一個地區的領袖，一定要有大國的精神氣質，還要學會做領袖。

我們先來看看美國是怎樣成為一個大國的。美國在1865年以后，林肯總統就發表演說，強調“民有、民治、民享”，讓南北雙方化解了戰爭沖突，共建精神家園。到了1900年，美國就變成一個在全世界都算比較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了，不僅超越了俄國，還超越了很多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壯大，其實不完全是靠掠奪其他國家。雖然美國也占領了菲律賓，發動過美西戰爭，但它主要還是靠發展自己的工業才變得強大的。

這時候的美國雖然富強了，經濟實力跟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差不多，但在比較高低的時候，美國人還是覺得自己在精神上不如人家。英國那時候還是全世界的領袖，不僅有當時最先進的議會政治，在歷史上也有很多精神財富，比如光榮革命、大憲章等等。而法國呢，他們有法國大革命、人權等等。相比之下，美國什么也沒有精神財富的優勢，那怎么辦?威爾遜就提出了十四點計劃，這在國際關系中是最理想的東西，他們還組建了國際聯盟。而在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又提出了“四大自由”。通過這一系列做法，美國開始在精神上崛起，占領了道德上的高地。就這樣，美國不但變成了一個經濟上的大國，還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大國。

奧巴馬指責中國搭便車，說了半天的意思就是中國“為富不仁”，這樣是不行的，中國還得當一個道德模范。美國雖然在這方面做得也不好，因為它有時候常常做損人利己的事，但它把幾次大的世界機遇都抓住了，提出了很多精神上的口號。

我覺得對中國的一大考驗，就是中國在精神上怎么提出讓世界信服的東西。我們光提“中國夢”還不行，用“中國夢”鼓勵一下中國自己的老百姓是可以的，但是對世界上其他國家來說，中國夢太遙遠了，不像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那么受歡迎。

美國對中國担心的幾個方面

蔣保信：2010年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說中美關系進入了多事之秋。而今年初，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李侃如等人說，中美關系似乎在走下坡路。您怎么評價現在的中美關系?

孫哲：我跟這批學者交往很多，前段時間剛剛見過李侃如、貝德、卜睿哲等人。現在比較較真兒的學者，都對中美關系比較担心，但這種担心應該說也是自信當中的担心。在年初的時候，中美關系由于奧巴馬偏袒日本，由于南海問題，有很多沖突和矛盾。這些沖突本來都是“有限的沖突”，但有無限擴大甚至有失控的危險。有一個美國專家來北京的時候約我見面聊中美關系，兩個小時內他一直滿臉愁云，反復追問我：一個過度自信而又不斷膨脹的中國，和現在相對衰落變得克制的美國要是再這么“競爭”下去、“沖突”下去， 亞太地區在下一個十年會不會出現比過去更加危險的局面?

他可能有點兒過度憂慮， 但是這些想法在美國有不少共鳴。 比如， 我最近還連續見了好幾個美國以前駐中國的大使，比如洛德，芮效儉等等，他們都不承認美國對華政策有什么不妥，更不認可美國現在是在遏制中國，反過來，他們都異口同聲批評中國有冷戰思維。他們說，如果美國要遏制中國，怎么會跟中國有5000多億美元的經濟交往?怎么會讓這么多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他們舉出了一大堆中美在經濟、文化上交往的例子。

這些美國人、或者說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担心，有幾個很具體的方面。

一是中國的國防預算越來越大。我們現在的國防預算是1400億美元左右，并且每年在按GDP的11%、12%這個比例在增長，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的國防預算可能就跟美國一樣了，因為美國的國防預算是在往下走的。美國是有一個全球戰略的，而中國是沒有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就會担心自己在亞太地區變得不是中國的對手了。

二是他們都說中國軍人在媒體上表現出的民族主義情緒比較厲害。我跟美國學者聊天的時候，他們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現役軍人穿著軍裝在國有電視臺上評論國際時事，但中國有，所以他們很担心軍隊在國家中的作用。

我記得清清楚楚，在十八大以前，有美國學者問我：在中國，黨是不是還指揮槍?我說你們對中國政治太不了解了，黨永遠是要指揮槍的。但美國人說不對，你們的將軍在電視上說要把釣魚島當做靶場，要解放臺灣，還要用武力教訓一下美國，也要在南海問題上教訓一下菲律賓。如果黨指揮槍的話，那么這就是黨的意志了，它通過軍隊表達出來了。如果黨指揮不了槍，軍人說的話不算數，但是還允許軍人這么說，是因為十八大前后到現在，黨的權力的鞏固要獲得軍方的支持。他們分析問題的方法和我們很不一樣，但可以看出來，他們很担心軍隊在中國的作用。

三是他們也在很多場合說，中國人在媒體中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情緒太厲害了。例如，他們認為中國對歷史的解讀是選擇性的，中國只看到了日本在二戰以前殺人成性的血腥侵略，卻沒有看到日本戰后七十年的表現。要知道，在全世界很多國家的人民心中，日本人是規規矩矩的，日本的對外援助也很多，已經變成了一個國際社會的模范國家。他們的意見是，第一，這對日本不公平;第二，你們自己也曾犯了很多錯誤，比如大躍進、文革等等，為什么你們不深入反思?

以李侃如為代表的這批美國學者對中美關系的担心，可能就是因為當時的形勢，這種担心會隨著周邊局勢的緩和而改變。我們最近跟越南達成了一個比較好的海上邊界劃分機制，也就是用當初解決陸上邊界的機制進行談判，在5月份越南爆發反華示威以后，雙方的談判現在有所進展了。

隨著中美之間的溝通日益密切，學者們對中美關系的担心永遠都會有，今天不是担心這個，明天就是就担心那個，比如人權問題、臺灣的選舉問題等等。總體來說，我認為這批學者對中美關系還是保持著謹慎的樂觀，到現在為止，中美關系基本上還是在平穩地向前推進。

中美很難變成真正平等的伙伴

蔣保信：最近，有一位解放軍少將在接受采訪時說，美國認為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今天的不少美國精英則認為中國很可能會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因而美國人可能并沒有把中國當朋友和伙伴，而是當敵人。但布魯金斯學會的李成卻說，他在美國很少聽到遏制中國的論調和陰謀。不知您怎么看?

孫哲：這兩種言論，或多或少代表了雙方國內的某一批學者的看法。

美國對中國是不是遏制的?昨天芮效儉大使還說，他以前從事對蘇聯的外交工作，對美國怎樣遏制蘇聯是清清楚楚的，美蘇雙方在經濟上沒有往來，美國甚至在1974年通過法律禁止跟蘇聯做生意，美蘇兩國的人民之間也沒有交往了，相互之間天天打間諜戰。他說遏制是有特定含義的，就是像以前對蘇聯那樣處處針鋒相對，隨時準備軍事打擊。所以，美國并不是在遏制中國，而是一種“對沖(hedging)戰略”，又軟又硬，做好各種準備，但是不反對交往。

其實中國對別的國家也是一樣，一手軟，一手硬。

蔣保信：問題是，美國現在確實沒有把中國當成一個平等的朋友來看待吧?

孫哲：這個怎么說呢，美國人自己不承認，但現實確實如此。

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學的是國際政治，從80年代開始跟美國人交往，那時候美國人傲慢得很。我記得里根當時來訪問中國那一年，薛君度和熊玠也都來了。薛君度是黃興的女婿，在美國教書。薛君度說，我在美國教人家怎么看中國，其實是誤人子弟，是誤洋人子弟。他說他在美國看中國，就像我們在上海看西藏一樣。他雖然是一個美籍華裔，但聽他說話的意思，其實也并沒有把中國當回事。你想想看，80年代的上海人怎么看西藏?就是覺得太遙遠、太落后，跟我們不一樣。我那時候接觸到的美國人，對中國都太不了解了。我90年代去了美國留學，往國內寄信時，有一個郵遞員竟然跟我說，亞洲就在你們中國吧?連亞洲和中國的關系都搞不清楚，這就是當時美國一般老百姓對中國的認識。

現在美國人都開始知道中國人有錢了，連美國的有些售貨員都開始講中文了。可是，美國人在心里面還是沒把中國當做一個對手，他更多的是把中國當做一個土豪，這個土豪到我們家來對我有好處，每次來都給我帶來好多禮物，所以我也挺高興的。你這個土豪在禮儀上可能讓他們感到不習慣，因為你是作揖，而人家是擁抱，你可能說話大聲大氣，按西方人的標準來看，文明程度不夠， 但是他也不會太反對你，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

所以，中美很難變成真正平等的伙伴。我認為在三五十年內，中國永遠跟美國變不成朋友。從這個角度來說， 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系，是有局限性的，是有天花板的，最多只能達到中高等層次的合作關系，永遠達不到像美日軍事同盟那樣水乳交融的合作關系，更達不到美英、美加之間的那種合作關系。之所以有這種高度上的局限，是因為中美兩國有不同的政治體制、文化傳統和民族個性。

考慮到中美關系發展空間的有限性，我們就要保證最低限度的互信，然后追求在沒有政治互信的情況下開始一些合作，在氣候變化、軍事上等領域加強交流。不要期望美國會把中國當做一個可親可敬的國家，反過來，美國也沒期望中國把它當成真正的朋友，一樣的道理。中美之間已經有了最低限度的互信，雙方都認為要跟對方搞好關系，這樣更符合各自的國家利益，但現在做得實際上還不夠。

中美關系是耽誤不起的

蔣保信：對今后的中美關系您有什么建議?

孫哲：“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中美關系是耽誤不起的。

對于中美關系，學界有很多爭論，在美國和在中國都有各種不同的表現。美國的學者扎卡利亞寫了一本書叫《后美國的世界》，探討的內容就是在9.11事件之后，以中國為代表的其他新興國家崛起了，那么對中國該怎么辦?他提了一大系列的問題，如果跟中國打冷戰，你會發現中國老百姓還是挺快樂的，挺擁護自己政府的。雖然中國也不直接挑戰美國的權威，但它在非洲靜悄悄地擴張，實際上對美國也形成了挑戰，那怎么辦呢?不知道。中國也有人對美國有很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主張給美國明確地定一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比如不能對臺軍售，不能干涉新疆、西藏問題，在軍事上不能對中國有抵近偵察等等。

但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時不我待，我們千萬要明白美國這個國家是極為重要的，重要到中國跟別的國家打交道的時候，背后也都有美國的影子在出現。比如中國跟日本打交道，其實不僅僅是跟日本在下棋，因為日本背后還有美國這個棋手。中國在跟俄羅斯打交道時也一樣，普京對中國的一舉一動，一定會要看美國的臉色，至少在心里一定惦記著美國的反應。甚至連朝鮮也是一樣的，咱們就不說別的國家了。美國是一個全能棋手，你必須跟他在各個角落下棋，我們回避不了美國。如果不直接跟美國打交道，就會耽誤時間，舍近求遠，所以我說時不我待。

另外， 美國現在有很多策略，都影響到中國的內政了，比如對中國環保的批評，對中國市場經濟環境的批評。所以，我們必須加緊跟美國打交道，還必須加強對美國的研究深度、厚度，這個很重要。比如中國老百姓移民到美國，或者在美國買房子，或者美國的醫療保險，會遇到什么風險?在美國的海外華人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作為美國問題專家，你要把這些東西跟大家解釋清楚。

中美之間的共同挑戰在哪兒?怎么去管控分歧?怎么去做危機處理?這些問題都要研究，有太多的工作要去做，所以我對此是憂心忡忡的。

我們可以挑容易的先做起來，比如擴大人員交流，擴大留學生互訪，這些是馬上就可以做的。我們也很關心的是，中美之間的危機溝通機制能不能建立起來，熱線能不能馬上起用。南海問題應該怎么解決問題?在釣魚島、靖國神社等事情上，中美之間難道就不能做一點點事情來遏制日本，逼著日本改正錯誤嗎?美國對中日之間的“平衡戰略”表現在所謂的主權不持立場，雖然很偏袒日本，但究竟有沒有可發揮的空間呢?

中美之間有一個軟性的、可以突破的領域，就氣候問題;但也有很難纏的領域，就是中美軍事交流的問題。而中國的經濟建設是時不我待的，國防建設也是時不我待的，如果偏離一個方向，就會走很多彎路。比如在國防建設上，中國是不是要把美國當成一個潛在的敵人?或者，當成多大程度上的潛在敵人?這個“潛在敵人”會在那些情景下、與中國發生什么樣的軍事沖突? 最壞的結果是什么? 這些問題它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國防預算，影響到我們的國計民生。

中美是共生關系

蔣保信：您曾說過，中美之間是一架飛機上的兩個引擎，只有兩國合作才能飛得更高。拉里·薩默斯在出任奧巴馬經濟顧問的時候曾說，美中兩國未來共同繁榮，或者雙雙失敗的情形，都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一方繁榮，另一方失敗的情形卻很難想象。但我認為，應該是中國更離不開美國，而不是美國更離不開中國吧?

孫哲：蘭普頓教授寫過一本書叫《同床異夢》， 講的就是中美相互依賴的困境。 我認為中美應該是共生的關系，它是一個矛盾體，有相互抵觸，但是也有所謂的共同繁榮。

我今年3月份見過薩默斯，在哈佛的一個小型內部會議上。他們請我講中國的十八大和外交，我就講了半個小時。然后他們也每人給我講了二十分鐘，薩默斯講的主要是美國經濟的好前景和不好前景，也分析中國經濟的好前景和不好前景。如果是中國的好前景和美國的壞前景相結合，那對美國來說可能是最壞的結果。如果美國經濟出現了好的前景，比如十年以后頁巖氣開發了出來，美國實現了能源獨立，而人才又發揮得很好，科技公司的重大發明層出不窮，那么中國永遠也趕不上美國。中國最在乎的幾個領域，比如房價、大眾體育、醫藥創新、養老企業、國防軍工，美國還有很多優勢。在某些領域，美國是永遠領跑的，比如太空技術、海洋科學等領域，中國的研究是遠遠趕不上美國的。薩默斯做了好幾個比較復雜的組合，有一種組合是中國經濟出現了困難，但美國仍然發展得很好。所以他年紀輕輕就當了哈佛教授，后來當了總統經濟顧問，不是浪得虛名的。

聊了這么多， 還是想說， 到目前為止， 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了中美兩國對新型大國關系的理解有偏差這個問題。 所謂新型大國關系要兼具道義規范和解決問題的雙重意義。中國更注重突出的是新型大國關系的總體目標和原則;美國人可能更強調后面那層含義, 就是說要把新型大國關系限定在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是不是能夠合作，中國怎么不挑戰美國、甚至也能扮演幫助美國排憂解難的輔助性的角色。 對這個概念的不同理解影響了兩國前兩年合作的遲緩。

APEC過后， 兩國領導人的再次見面長談一定會帶來共同行動，中美關系必須抓緊分分秒秒“有所作為”。

孫哲，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博導，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網載 2015-08-23 08:4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