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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91.3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975(2000)02-0072-05
　　當前研究經濟增長的理論方法有三種：其一是剔除掉制度，將制度視為“自然狀態”的一部分，不展開對制度變遷與增長動態之間關系的分析；其二是視制度的變遷為給定，認為制度變遷可能是重要的，但他們卻不依賴于經濟增長的進程，從而制度被認為是外生變量；其三，則是將制度視為內生變量，去研究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互動。諾斯模型是以上第三種方法的典型代表，并在這個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筆者認為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對于經濟增長源泉的說服力是有限的，從而在對諾斯的批判繼承之下，以制度為經濟增長的函數變量，去探討制度在長期經濟增長中所担任的角色問題。本文在理論分析上有如下理論假定：(1)制度創新的收益大于成本，即制度供給曲線是垂直的；(2)假定制度變遷是正向的，可導致經濟的正增長。
　　一、諾斯制度變遷理論與模式
　　諾斯認為在經濟增長中制度起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動態的經濟系統中，現存的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決定交易機會與成本——收益結構，從而決定了經濟增長的收入流以及速度。當外在性的變化或相對價格的變化進入經濟系統，則改變了現有的經濟條件及成本——收益結構，經濟環境中就會出現一些新的潛在的收入流，在現存的制度安排之下，這些潛在的收入流不可能實現。只有進行制度創新，創立新的制度安排，在新的制度結構之下才有可能實現潛在利潤，實現經濟增長。即制度變遷決定了經濟增長。這一制度變遷過程如圖1所示。
　　1.對制度變遷動力的分析。諾斯模型認為，現有的制度結構——交易機會——成本收益結構，共同構成一個相對靜態的經濟系統。而外在性條件的改變隨時會打破這種相對靜態，并促成潛在利潤的形成，誘致一種新的制度安排產生，從而構成制度變遷的動力源。諾斯通過考察美國歷史上經濟增長的史實，發現在無數可能引起外在于現存安排結構的利潤的偶然事件中，有三類特別重要，其一是市場規模的變化；其二是技術變遷的影響；其三是一個社會中各種團體對收入預期的改變。除此之外，游戲規則、情報、價格等的變動也將引起外在利潤的產生。總之可將這一系列問題歸結為三類：其一是偶然性的完全不可預測的外在于經濟系統的因素；第二類是對于諾斯的制度分析是外生的一系列經濟因素的變動；第三類是技術變遷。
　　附圖
　　2.收入增長的實現途徑。諾斯認為，技術和結構的外在變遷的來源如能被利用，便將導致一個更大的總收入。外在變遷將通過四種途徑導致利潤的形成，即規模經濟、外部性、風險和交易費用。在現有的制度安排結構下，這些利潤是無法獲得的，只有通過一種創新性制度成功地將這些外部利潤內在化，那么總收入就會增加，即會獲得經濟增長。(1)規模經濟。企業的最有效規模和在行業中的企業數是技術和相應的市場規模的函數。當技術發生變遷時，企業的有效規模將可能改變，并為企業帶來一種潛在利潤。但現存的企業財產制度可能會成為規模改變擴大的障礙，如業主制或合伙制的企業，有限責任公司的制度創新減小了對獲取資本的限制，使得內含的潛在利潤得以實現；(2)外部性內在化過程中的成本——收益變動所產生的收入增加也必須通過制度的再組織得以實現；(3)風險的盛行及其不可預測性是一個嚴重削減經濟活動的因素，隨著各種偶然性外部因素的增加，厭惡風險的程度也隨之增強。厭惡程度的降低可提高收入，通過風險市場的發展以及各種保險制度的創新可降低風險，從而可提高總收入；(4)交易費用。隨著不確定因素的存在，交易費用會隨之而擴大，對相關的經濟信息流的組織與增進會因避免市場不完善而引起可能的潛在利潤。總之，由外部性、規模經濟、風險和交易費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潛在增加不能內在化時，一種新制度的創新可能允許獲取這些潛在收入的增加，因此，制度變遷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決定性途徑。
　　總之，諾斯通過對制度變量的內生性分析，建立了其經濟增長與發展模型。沿著諾斯的分析思路，會發現仍需探討以下三個問題：(1)什么是內生性分析？(2)將制度分析與經濟增長分析建立在偶然性或外在性條件的基礎上是否合適？(3)技術的作用是什么？它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二、對諾斯模型的評判
　　1.內生性分析的評判標準。內生性分析應該建立在雙向循環、互相加強的系統分析中。在一個開放的系統中，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動將導致整個系統其他因素或強或弱的變化，而其他因素綜合變化的結果也將以一種反作用影響到此因素。這種雙向作用、雙向循環構成整個系統的運動（進化或者退化）。對經濟系統的分析也應如此。在諾斯的制度變遷模型中，從外在性變化→制度變遷→潛在利潤的實現是一個不斷重復的單向作用過程。其模型把長期的經濟增長建立在不斷變化的外部作用力基礎上，經濟系統中的制度框架會對外部作用力做出被動反應——制度變遷，從而引致經濟增長。所以長期經濟增長可被看作外部作用力效果的加總。但是整個經濟系統不可能對這些外在性因素有所影響、有所作用，所以也無法解釋這些因素，進而也無法通過經濟系統本身解釋制度及其變遷。因此一種單向的分析過程不能構成內生性分析的基礎，諾斯并未在完整的意義上將制度因素內生化。
　　2.對外在性因素的分類及檢驗。諾斯將外在性因素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游離于經濟系統之外的不可預測、無法控制的偶然性因素；第二類是被諾斯稱為相對價格的外在性變化因素。包括市場規模變動、價格變動、預期變動等因素。這些因素變動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完全由于外界偶然性因素引起的，如天氣變化等，人力無法控制；其二是經濟系統本身的動態所引起的反應，即用經濟系統內部的變化可以解釋的因素。盡管其被諾斯稱為外在性變化，實質上仍屬于內在性分析范疇。例如由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引起對農產品需求的擴張，引致農業收入的增長；而農業收入的增長則會進一步使農產品市場規模的擴大。如此一輪雙向循環引致整個經濟系統的良性循環。所以市場規模是屬于經濟系統本身并可用經濟系統來解釋的內生性因素。因此諾斯分析的基礎是建立在兩類因素之上，其一是偶然性因素；其二是經濟因素。其中，經濟因素的變動可構成內在分析的基礎，但偶然性因素則完全是外在性分析。把長期的經濟增長以及歷史發展建立在偶然性因素的基礎上無疑是不可靠的，歷史的發展更多地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結合。即必然性本身起決定性作用，而偶然性僅僅只是必然性的體現。
　　3.技術變遷分析。諾斯認為技術在較長的期間內是可以變遷的。他將技術變遷分為兩類。第一種技術變遷是由于某些經濟變量的變化所誘致的。這些經濟變量的改變迫使企業在已知的可選擇的菜單上選擇一些新的技術流程，以改變它的技術結構，即企業會改變其要素組合。第二種技術變遷可能是一項新的發明創造的產物。當技術變遷更多地被看作是發明創造活動時，發明創造成果會影響經濟系統，但經濟系統卻無法給予發明創造以影響，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對于經濟活動而言，技術變遷只能被稱為偶然性活動。因為技術活動什么時候會影響經濟系統，如何影響，以何種方式影響，在諾斯分析范疇內是無法找到的。當技術變遷被看作是相對價格變化誘致時，就不能認為技術變遷是外生于經濟系統的，相反是經濟增長的內生性誘致因素。因此研究經濟增長就不能把技術變遷簡單地看作外生過程，看作一個自生自滅的過程。必須研究技術與制度的互動，才能真正找到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三、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研究框架：制度適應論
　　上文提到的內生性評判標準與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必然性構成此研究框架的分析基礎。因此，研究經濟增長，將依照如下兩個前提，首先，依照系統雙向循環的內在作用原則，建立經濟內生性增長的分析框架；其次，依照歷史發展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相結合的客觀規律，將經濟增長分為偶然性增長動態與內生性增長動態兩種類型。偶然性增長動態是偶然性因素引起的經濟增長，而內生性增長動態是由經濟系統內生性因素變動所引的經濟增長。其中內生性增長動態是研究的重點。
　　1.就偶然性增長動態而言，其中突發性的偶然因素誘發經濟系統內經濟條件及成本——收益結構的變化，低成本——高收益會在小范圍內實現收入增加，這種小范圍收入增加會誘使更多的人創立一種新的制度，去鞏固這種新的成本——收益結構，實現更大范圍內的經濟增長。制度創新與變遷是對經濟增長的一個滯后反應。
　　2.就內生性增長動態而言，必須考慮兩種因素的作用。(1)技術因素。當自己是某種偶然的發明結果時，對其研究可以等同于偶然性增長動態；但更多的技術過程是與經濟系統息息相關的可控的經濟過程。這種技術過程，首先可能是長期資本積累的結果，一方面表現為通過“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阿羅，1962）引起人力資本的提高以及技術知識的積累和進步；另一方面表現為經濟組織研究與開發(R&D)資金的大量投入，引起大量的技術創新與技術的突飛猛進。其次技術過程可能是由于其它內生性經濟的變化所誘致的，即經濟組織通過改變其要素組合而選擇新的技術流程和技術結構，引起技術變遷。(2)其它經濟因素。當這些因素發生變化時，必然表現為經濟系統內要素相對價格的改變。這種相對價格變化直接誘致的不是制度變遷，恰恰是上述可控技術過程的第二種，即要素組合的改變。因為其它經濟因素的變動最終也體現在技術的變遷上。因此綜合考慮內生性增長動態，只須考慮技術因素的作用即可。
　　由于技術變遷，導致規模經濟效益的改變，導致勞動、資本等資源的節約等等，從而使得在成本降低的基礎上總收入的提高。這種短期經濟增長誘致新的制度產生，使得新技術或者新的技術使用方式在全社會擴散開來，可保障這種新增收入的穩定提高。同時由于技術的收益遞增性，使總收入沿著遞增的速度提高。這個過程可用圖2來表示：
　　附圖
　　通過以上兩種增長動態的分析，可以看到經濟增長動態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局部范圍的收入增長，它的誘致因素是技術因素（偶然性因素不是穩定因素，在此略去），收入的增長可以進一步擴大資本積累，加大相對價格的變化趨勢，從而提高技術進步和知識積累的速度，最終提高收入增長的范圍和速度。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增長是技術變量的函數。第二步是收入增長誘致的制度變遷。制度變遷是適應收入增長的動態過程，是對原有制度結構的調整，通過制度創新，使收入增長的態勢在全社會擴散開來，當然，擴散的中介并不是制度本身，而是技術。所以，制度是收入增長的函數。正如舒爾茨分析的，現代經濟增長正顯示出人力資本價值不斷提高的態勢，而美國高級法院有關就學與發展的決定等立法和法律是為適應由人的經濟價值提高所致的制度的壓力與限制而作出的滯后調整（舒爾茨，1994）。即制度調整是已呈現出的經濟增長態勢的反應。因此，可得出：(1)技術的進步與知識積累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形式及速度，技術進步與知識積累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2)制度變遷則是適應經濟增長而對制度結構所作出的調整，在長期經濟增長中，制度扮演了一個適應性的角色，這就是制度適應論。正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但決不能說“東風”是“萬事俱備”的決定性條件。
　　四、結論
　　隨著經濟增長內生化理論的發展，將技術內生化和制度因素內生化是內生化理論的兩大趨勢。本文在界定內生化分析的基礎上，得出如下結論：
　　1.諾斯模型將技術變遷看作外生性過程去分析制度變遷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科學的，也是其內生性制度變遷理論的主要缺陷，所以其長期經濟增長模型缺乏長期的、穩定的、有說服力的源泉。
　　2.技術因素是經濟系統循環中的內生因素，技術過程并非自生自滅、不受經濟系統控制的過程。技術的長期積累和進步是經濟增長最根本的決定性力量。
　　3.制度是重要的，它也是經濟系統中的內生變量，但其變遷僅是經濟增長態勢的一個反應，其調整是一個適應性過程，而非決定性力量。
　　收稿日期：2000-01-19
《延安大學學報》：社科版72～76F11理論經濟學張紅芳20012001諾斯認為制度變遷決定經濟增長，這一理論雖有貢獻，但它對于經濟增長的源泉缺令充分的說服力。經濟增長最根本的決定力量是技術的長期積累和進步，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態勢的反應，其調整是一個適應性過程。內生性分析/經濟增長/制度變遷/制度適應論endogenous analysis/economic growth/the change of a syste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ZHANG Hong-fangThe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the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6000,ChinaBouglass C·North held that the change of a system decided economic growth.Although this theory has made some contribution,it lacks for enough persuasion of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The dominant factor of economic growth is the long time acccemulation and progress of technology.The change of a system is the refle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adjustment is an adaptive process.張紅芳(1975-)，女，陜西白水人，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 西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9 作者：《延安大學學報》：社科版72～76F11理論經濟學張紅芳20012001諾斯認為制度變遷決定經濟增長，這一理論雖有貢獻，但它對于經濟增長的源泉缺令充分的說服力。經濟增長最根本的決定力量是技術的長期積累和進步，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態勢的反應，其調整是一個適應性過程。內生性分析/經濟增長/制度變遷/制度適應論endogenous analysis/economic growth/the change of a system

網載 2013-09-10 21: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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