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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8919(2007)02-0116-07
　　隨著世界范圍內職業技術教育向中學后階段轉向的趨勢，1990年代末期，中國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也迅速從中等教育階段推進到高等教育階段。2004年，全國共有高職高專院校1，047所(其中職業技術學院872所)，招生237萬人，在校生597萬人。200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到2010年，高等職業技術(以下簡稱高職)教育招生規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間，為社會輸送1，100多萬名高等職業院校畢業生。
　　然而，在高職規模迅速擴展的同時，在近年中國勞動力就業市場上，高職院校的畢業生并未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根據2003年上半年一項針對北京、廣東、廣西、湖南、陜西、云南和山東等7個省市47所不同類型、級別高校18，722名畢業生擇業相關的數據調查，發現高職院校的畢業生就業率大大低于一般本科和“211”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而且在控制了學業情況、家庭背景等因素情況下，高職院校畢業生工作找尋成功的概率明顯更低[1]。2003年一項專門針對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的調查發現，2003年12月底高職高專畢業生簽約率平均僅為56.8％，而且就業的質量也不高。
　　目前，國內已有許多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國際比較研究的文獻，但是其關注點大都集中在高職教育本身，卻較少關注國際上有關高等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或社區之間互動關系的研究成果，更少關注國際上對于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大量研究。然而，國際上成本——收益的比較研究對于窮國辦大教育的中國認清高職教育的成本-收益特點有非常現實的參考作用。
　　一、高職教育的成本特點
　　無論在哪個國家與地區，無論對于哪一級的教育而言，正規職業技術教育的成本總體上都大大高于與此對應的學術性普通教育的成本[2]，國際上對于職業技術教育的研究已經有一些成本研究的一般性結論與成果。
　　1. 高職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通常高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2]
　　在愛爾蘭，職業技術教育的機構性成本比普通教育的機構性成本高出20％[3]；在法國，高出的比例為15％；在美國，職業技術教育甚至要高出80％左右[2]。在發展中國家，職業技術教育較之普通教育，前者的經常性平均成本更要高出許多，其中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職業技術教育與普通教育經常性平均成本的平均比值為2.53[2]。高職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通常高于高等普通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這主要與專業性師資、設備、教材以及輟學率等因素有關。
　　2. 高職教育的相對成本可能會隨時間的改變而變化劇烈[2]
　　職業技術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盡管一般而言比普通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更高，然而二者之間的差異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同一國度的不同年代有著不同的格局。比如，在秘魯，1970年以前職業技術教育對普通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比為2.7，然而到了1970年，這一比例大幅度跌至1.1，并停留在此水平直至1977年，然后又大幅度上升至2.4。遺憾的是，沒有更多的研究進一步探究其中的原因。
　　3. 高職教育的生均成本隨專業、科目不同而各異[2]
　　高職教育的成本不僅存在地域和時間的差異，而且還存在著專業、科目的差異。這也體現在多個方面：(1)專業本身造成的成本差異。比如，一般而言，工科、醫學專業的教學成本要高于社會學科、人文學科專業的教學成本，有學者將其歸因于前者教學所需的教學儀器和設備的成本更高[4]。(2)師資薪酬不同造成的成本差異。對教師供給的研究發現，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教師與其他行業的工資水平的相對高低是影響教師供給的決定性因素。比如，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聘用足夠多的理科教師要比聘用足夠多的人文學科教師要難得多。這樣，如果高職院校想提供質量同樣好的理科專業教育，可能要花費更多的薪水去聘請合格的理科專業教師。(3)規模效益造成的生均成本的差異。比如那些熱門的專業，即市場預期收益很高的專業能夠吸引大量的學生，這就會大大降低生均成本。
　　4. 高職教育的成本隨培訓方式不同而各異[2]
　　(1)經常性成本的差異。一般說來，正規的高職院校的經常性投入成本要高于企業附屬的培訓學院。這可能是由于后者的辦學目標更加單一，而且更多遵循效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原則。另外，后者可以利用企業現成的師資、儀器、設備與廠房，這都可以大大減少經常性成本的開支。(2)機會成本的差異。在正規高職院校學習的學員有很多是完全脫產的，而在企業附屬高級職業技術培訓學院的學員更多是不脫產或半脫產的，這使得前者需要放棄更多學習期間的工資收入，而且放棄的收入在很多國家和地區是非常顯著的。比如，在智利，這一機會成本是機構性成本的26％，在以色列和韓國這一比例為89％，在印度，這一比例甚至高達214％[2]。(3)學習或培訓時間的差異導致的成本差異。總體而言，正規高職院校的學制更長，其成本也就更大。比如，在韓國，企業在職培訓歷時才6個月，而正規職業技術教育歷時長達三年之久，因此，正規職業技術學校的生均成本要比基于企業培訓的生均成本高出28％。另外，在哥倫比亞和秘魯，甚至連正規職業技術學校的小時單位成本都要更高[3]。
　　從上我們可以看到，高職教育的成本會隨地域、時間、專業、科目以及培訓方式的不同而差異顯著，但不管如何，一般而言其成本都是比較高的。盡管如此，從上個世紀中葉開始，不少國家的政府機構和跨國性的非政府機構，都大力倡導與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例如，世界銀行在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貸款政策上，有意識地加大對職業技術教育的貸款。據估計，1963～1976年世界銀行在職業教育投資方面的貸款是整體教育投資的60％，1977～1986年是50％[5]。人們希望對職業教育的巨大投入同樣能夠帶來可觀的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比如，希望職業教育有助于解決年輕人的失業問題。
　　二、高職教育的收益特點
　　一般而言，對高職教育投資是希望其收益將最終超越它的成本，因此，發展高職教育最明確的目的是與經濟相關的。高職教育收益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其必須得到勞動力市場的認可，因此，國外大多數相關研究都是從教育與勞動力市場兩者之間關系的角度出發對高職教育的收益進行探討的。探討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收益的度量方法，二是哪些相關因素影響了收益的大小。
　　1. 收益的度量方法
　　衡量高職教育的收益，隨研究者關注點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方法與度量指標，有的從高職在校學生的學習行為來衡量，當然更多的研究是針對高職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的表現。其中，考察在校學生的學習行為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指標：(1)輟學率或畢業率；(2)學習成績；(3)學生對于學習的積極性。
　　由于上述度量指標并不是專門針對勞動力市場的，所以其說服力有限，應用范圍也并不是很廣泛。大部分已有的關于職業技術教育收益的研究還是著眼于度量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這些研究綜合起來可以分成以下三類：(1)直接度量勞動生產率。在Fuller采用工人效率的基數作為標準來衡量受過職業技術教育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Min和Tsang以勞動者的實際產出和其生產定額之比作為“工作效率”來直接衡量勞動生產率。(2)度量就業狀況，包括檢驗就業率、失業率以及就業對口率。Foster發現，職業技術教育的畢業生普遍很難找到工作，或者只能找到非常低級的工作，而且這種人力資源的“浪費”現象在低度發展的國家里尤其普遍。Blaug也發現，更高級別的職業技術教育似乎并不能導致更高的就業率。還有許多研究，考察就業對口率，以檢驗職業課程是否成功。比如，有研究者發現在發展中國家，接受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畢業生并不在本行業就業，從而認為職業技術教育并未達到其預期的收益。而Lauglo和Lillis發現，職業技術教育畢業生在世界范圍內大多都學非所用，這嚴重影響了職業技術教育的成效。另外，還有研究發現，職業技術教育畢業生的就業對口率與專業密切相關，在香港電子和商科專業的對口就業率較高，而機械專業和紡織專業的對口就業率較低。(3)度量收入。因為在勞動力市場中，往往將收入作為勞動生產率的代替，因此通過度量收入來衡量職業技術教育收益的研究最為普遍。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收入函數方程中，加入以普通教育作為基準變量的職業技術教育的虛擬變量，然后看這一虛擬變量的符號以及顯著性水平[6]。還有的研究進一步將畢業生的就業率加入到模型當中，以更精確地度量高職教育的收益情況。比如有研究發現在蘇里南，當考慮了畢業生的就業率后，高職教育的收益就遠遠低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收益。這也與中國目前的情況相似，盡管高職高專的畢業生在起薪方面與一般本科大學的畢業生差異并不大，然而高職高專的一次就業率卻明顯更低[1]。
　　2. 決定收益的因素
　　目前已有研究發現，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專業等高職院校的內部特征以及包括畢業生的學用結合狀況、就業率、就業部門等在內的勞動力市場特征都或多或少地影響職業技術教育的收益。
　　(1)教學方法。針對秘魯安第斯山脈農場職業技術學校的一項研究發現，當這些學校的教學方法從教室講授向現場教學逐漸轉變后，職業技術教育的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首先學員學習效果更好，學員的學習成績顯著提高了14％。與此同時，教學方法的改變也加速了學員知識學習與知識應用之間的時間間隔，更為重要的是學校采取的現場教學也有利于整個地區的發展，因為現場教學使得農業知識與信息不僅限于傳授給學員本身，而且很快在整個地區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傳播。在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采用基于工作的現場教學不但顯著降低了職業技術學校在校學生的輟學率，而且由于現場教學能夠使得學生與社區有更多的互動，從而既拓寬了學生們的視野，也提高了他們的職業抱負。
　　(2)教學內容。美國一所學校的案例研究發現，將學術課程的內容整合到技術課程的內容中，有助于讓學生認識到學習的目的，從而激發其學習的積極性，促進其學習的效果。與此同時，教學內容的整合也能激發教師的士氣。有研究者甚至認為，教學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職業技術教育的社會收益。這是因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處于工業化初期時，職業技術教育的教學內容應該以技能與技術為主，而當第三產業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產業、社會分工更加細致與精巧時，職業技術教育的教學內容就要逐漸加入更多普通教育的內容；如果職業技術教育的教學內容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需求，那么職業技術教育的有效性將受到社會的廣泛質疑。
　　(3)專業。Chung的研究發現，在我國香港，商科專業和電子專業的職業技術教育畢業生的收入要比普通教育對應專業畢業生的收入分別高出7.8％和6.9％，但紡織和機械專業的職業技術教育畢業生并沒有收入方面的優勢。與我國香港的情況相似，在巴西，商科專業和工科專業的收入要分別高出4.7％和16.4％，而其他專業則沒有收入方面的優勢[7]。
　　(4)學用結合。一般而言，學以致用者的收益要更大一些。Fredland和Rumberge等研究者針對美國的研究發現，職業技術教育學用匹配者具有顯著的收入優勢。Min和Tsang在中國的研究發現，職業技術教育的畢業生學以致用者工作更加努力，工作效率也比學用不匹配者高出7％。Neuman和Ziderman發現，在以色列職業技術教育的學以致用者比普通教育畢業生收入高出8％～9.6％，而學非所用者則沒有這方面的優勢。
　　(5)就業部門。Chung進一步探究了就業部門對于職業技術教育畢業生收益的影響。他發現在控制了工作領域的條件下，不同專業的職業技術教育畢業生的工資，不論其學用結合狀況如何，在大多數情況下并無顯著差異。他的結論是：商科專業和電子專業職業技術教育畢業生在收入方面的優勢是和當時香港蓬勃發展的工業密切相關的。因此，如果職業技術教育的畢業生在學校接受的是一個朝陽產業的培訓，最后卻在一個夕陽產業中就業的話，那么學用結合的狀況將對收入產生負面效應。相反，如果他們接受的是夕陽產業的職業技術培訓，最終卻在朝陽產業就業的話，那么專業不對口并不會對其收入產生不良影響。
　　(6)生產組織因素。有研究表明，工作間的有效組織管理工作有助于提高職業技術培訓的效率，接受培訓的勞動者認為，那些鼓勵運用新知識、技能的生產組織因素，對于促進自身培訓的遷移與應用極為重要。還有的研究發現，職業技術教育的畢業生在工作間勞動生產率的發揮受到其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另外在工作間團隊中，職業技術教育對勞動生產率的促進作用與成員之間的合作程度密切相關，合作水平高的團隊與合作水平低的團隊相比較，前者職業技術教育對勞動生產率的促進作用要比后者高出50％[8]。
　　(7)就業率。就業率的高低顯然能夠很大地影響職業技術教育的收益，因為如果職業技術教育傳授的技能不能得到及時應用，則其效用將會迅速貶值；職業技術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現存的就業機會聯系越緊密，其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就會越高。還有的研究在測量職業技術教育的收益時，直接將就業率作為控制因素加入收入方程。
　　三、對中國高職教育發展的啟示
　　通過對國際上關于職業技術教育成本-收益研究的介紹，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正規高職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都大大高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而且科目、專業、培訓方式、規模都是成本的重要影響因素，與之對應的是高職教育的收益也并不簡單地由高職教育的質量決定，而是受到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專業、學用結合狀況、就業率、就業部門、生產組織因素等的影響。
　　由于高職教育的投入成本更高，而且要有高的收益還要視其與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情況來定。因此，綜合比較職業技術教育成本-收益分析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正規職業技術教育的成本-收益并不存在著較為統一的規律，而是好壞參半，而且即使整理再多的研究，得出的結果也將是一樣的[6]。可見，中國高等職業教育目前遇到的畢業生就業難、就業質量不高導致整體而言辦學效益低下、社會聲譽不高的問題，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而且這一難題在世界范圍內仍然會持續。但是，一旦高職教育自身能夠通過各種措施加大投入、減少成本，并通過與勞動力市場的互動促進其收益的實現，那么高職教育是能夠很好地促進人力資源的開發，給個體和社會帶來廣泛的收益的。美國佐治亞州的經驗是該州34所各種類別與形式的職業技術學校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跨國公司在該州的投資，從而形成了職業技術體系與工業組織相互吸引、相互促進的良好互動。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國際上已有關于職業技術教育的成本與收益研究中吸取經驗，并結合中國高職教育發展的特點，在提高中國高職教育的整體投入的基礎上，大力促進中國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結合，從而有利于提高中國高職教育辦學的社會效益，也有助于高職教育的健康、良性發展。
　　1. 放松管制，擴大辦學主體
　　由于政府是非贏利機構，一般而言，非贏利機構并沒有動力去追求效益最大化，因此，其可能更適合舉辦更加偏向公共產品的學術性普通高等教育，而更加偏向私人產品的高職教育可能更適合由企業或其他贏利機構舉辦。
　　2004年，全國有民辦高等職業院校217所，招生29.7萬人，在校學生數63.4萬人，分別占全國高職高專總數的20.7％、12.5％和10.6％。可見，中國的高職院校的辦學主體還是國家。同時，盡管國務院已經將高職院校的審批權力下放到省級政府，但是，政府對高職的管制并沒有絲毫放松。直接導致了高職教育辦學主體的單一化，使得高職教育盡管面臨旺盛的潛在需求，卻沒有足夠的財源去進行有效的投入。有研究者認識到，應該讓所有不同的職業技術培訓模式組成一個“連續體”(continuum)，其一端是以正規學校為本的就業前培訓，另一端是以企業為本的在職培訓，并且將這種連續體朝終身教育方向轉變。美國的佐治亞州職業技術教育的良性蓬勃發展，很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教育機構與工業組織開展多方面、多層次的合作辦學。
　　因此，有關教育行政部門應該盡快改變當前正規高職院校包打天下的局面，適當減少或者調整對高職教育的管制，擴大高職教育的辦學主體，讓包括企業在內的各種贏利機構參與其中，讓不同辦學主體揚長避短，促進它們之間的良性競爭，同時也能夠讓個體根據自己的需求和學習特征有更多的選擇。這既有利于將社會上對高職教育的潛在需求轉化為真正的需求，也會進一步激發各辦學主體的投資積極性。這一方面能減輕政府對高職教育的投入負担，同時又能夠使整個社會對高職教育的投入充足而有效。
　　2. 發揮高職院校的規模效益
　　如前文所述，由于高職院校前期資本性投入較大，因此達到適度規模以降低其生均成本是十分必要的。有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存在著相當一批規模過小、效益偏低的高等院校，這是由于當時的政策是采取多建高校的方式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即采取“外延式”的，發展道路所造成的。而從目前的政策角度而言，中國高職教育的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廣泛新建各種類型的高職院校來進行規模擴展的，因此很多院校也存在著規模不經濟現象。有必要通過實證研究考察目前中國高職院校的適宜規模，從而為發揮高職院校的規模效益提供政策依據，使政府主管部門的政策制定者以及相關高職教育院校的領導者，能夠更好地從成本的角度把握高職教育的發展。
　　3. 招生對象和學制應該更加靈活
　　接受高職教育的受眾基本上都已經達到勞動年齡，因此其接受高職教育，必然面臨較大機會成本的抉擇。由于機會成本的原因，如果高職院校的學制比較剛性或者學制比較長的話，那么很多有潛在接受高職培訓意愿的勞動者，將理性地不選擇接受高職教育。目前，中國高職院校較為嚴格的學制以及較為單一的招生對象(基本上面向參加高考后的脫產學生)，一方面因為機會成本的增加從而增加了學生學習的總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阻止了許多有潛在需求意愿的生源，從而限制了學校規模效益的產生。因此，中國高職教育要想獲得更大規模的發展，應該在招生對象和學制上進行徹底的改革。
　　在這方面，美國的社區學院可資參考。美國社區學院的招生對象大部分是社區中的勞動者，學制也非常靈活。在滿足在職勞動者對于職業技術培訓需求的同時，也承担著學歷教育的功能。因此，有學者指出，社區學院可能是中國高等職業教育今后發展的一個方向[9]。
　　4. 建立良好的信息系統
　　專業、就業部門以及是否學以致用都可能顯著地影響高職教育的收益。因此，高職院校不能閉門造車，而是要通過建立良好的信息系統，達到與勞動力市場的和諧互動。(1)關注并預測朝陽產業。勞動力市場是瞬息萬變的，因而有效的高職教育的基本性質應是面向勞動力市場的。中國的經濟和勞動力市場更是處于持續快速的變化中，高職院校必須像企業一樣去主動捕捉市場信息，關注并預測朝陽產業，這樣一方面能夠促進就業，提高畢業生的私人收益；另一方面也能夠為朝陽產業的迅速發展提供堅實的人力資本準備。(2)了解就業信息，拓寬求職渠道。高職院校的畢業生如果不能很快找到工作或者不能很快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其習得的職業技術技能將會迅速貶值。最近中國的一系列實證研究均發現，盡管中國的高職高專畢業生找工作過程中會面臨比一般本科大學的畢業生更大的困難，但是高職高專院校對于畢業生提供的各種就業輔導以及就業信息，對于畢業生找到工作以及找到更好的工作還是有正向促進作用的[1]。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高職院校建立良好的信息系統是十分重要的。(3)學校對已畢業校友提供盡可能多的后續支持。有研究還進一步發現，在法國盡管與普通高等教育的畢業生相比，高職教育的畢業生在剛剛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并不處于劣勢，然而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高職教育的畢業生的發展卻逐漸落后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畢業生。原因在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畢業生在工作后更容易得到自己同學、校友與自己母校等社會網絡的各種支持，而高職教育的畢業生由于缺乏有效社會資本的支持，才使其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逐漸處于劣勢。因此，高職院校應該進一步加強對畢業校友的支持，促進校友之間的互相交流與聯系，這樣就能促進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中獲得更大的成功，反過來又會提升高職院校本身的聲譽，高職教育的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都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發展職業教育最明確的目的是與經濟有關的，因此，國外對職業技術教育的研究也就大多集中在經濟學的角度。然而還有許多研究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職業技術教育的，早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有學者關注職業技術教育在社會分層方面的作用，并發現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通常都是來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近來對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的一系列研究，也發現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在社會分層與復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因此，今后的研究有必要探究中國高職教育是否也起到了社會分層的效應，以及這種效應是否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如果造成了某種程度的不公平，又將如何采取措施來縮小、減弱這種不公平的現象。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京116～122G53職業技術教育劉大立/李鋒亮20072007
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成本收益/教學成本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cost-benefit/teaching cost
A Study of Foreign Cost-benefi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國際上正規高職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都大大高于高等普通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其收益受到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專業、學用結合狀況、就業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有必要在提高高職教育整體投入的基礎上，大力促進中國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結合，從而促進高職教育健康、良性發展。
作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京116～122G53職業技術教育劉大立/李鋒亮20072007
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成本收益/教學成本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cost-benefit/teaching cost

網載 2013-09-10 21: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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