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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風暴

文革那年，我15歲，正在北京師大一附中讀初中二年級。

文革前的我，學業一直順利。小學考上了北京第一實驗小學，即原來的師大附小，中學考上了師大一附中，都是名門高校。那時雖然也開始講思想革命化，但學校里還是功課好的學生吃香。從家庭到學校，對我似乎只有一種要求，那就是把功課學好，將來要考上名牌大學，以后當科學家或者工程師。從我來說，似乎也有這種能力。小學的時候，在教學競賽里就得過兩次獎，一篇作文，也上了學校鉛印的小冊子。文革的風暴，過早地把我們這一代卷進了政治旋渦。

1966年6月1日，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公開發表。學校開始停課。當時還是貪玩的年紀，不上課覺得很興奮。又過了幾天，廣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我當時還不可能理解這些變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了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對于突如其來的風暴即感到新鮮，也感到意外。學校里一些高年級的學生先是在禮堂貼出批判彭真的大字報，接著火燒到校領導的頭上。校領導班子先是拋出一位名叫鄭炎的副校長，但這根本滿足不了學生的革命胃口，很快整個校領導班子都成了革命對象。當時，北京的中學由團中央派工作組。第一個工作組的組長是從農村四清工作隊趕回來的，還不太適應學校的氣氛。所以一進校亮相就被喝了倒彩。接著又組成以團中央某部長為組長

的第二個工作組。這個工作組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吸收了當時還在學校讀高一的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等五個學生為組員，并任命劉平平為文革主任。我雖然只是一個旁觀者，但已經感受到高干子女的特殊地位。如果說，文革前學生中誰學習成績好誰受尊敬，或者誰體育運動出色誰引人注目，那么，文革開始后，衡量三六九等的尺度就剩家庭出身這一條了。當時，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這五種家庭出身叫“紅五類”，實際上工人、貧下中農子女也不過是陪襯而已，最紅的還是高干子女。我們那所中學，建于20世紀初，歷史悠久，名氣較大，離中南海又不遠，所以光中央領導人的子女就有好幾個在這里念書，爹娘是部級、司級的更是不計其數。文革開始后，高干子女先得上層消息，顯得格外活躍，一派要接班的架式。我自己從小學到初中，考學一直順利，經濟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精神上沒受過什么委屈。文革開始后，強調家庭出身，我一下子就感到矮了一等。我父親丁可是民主建國會的普通干部，母親胡秀珊是北京31中學的實驗室管理員，按當時的成份劃分算職員，即非趾高氣揚的紅五類，也非任人訓斥辱罵黑五類。雖然沒有挨整，但內心的深處猛然感到一陣壓抑。

我們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八一八”登上觀禮臺接受老人家檢閱的非他們莫屬。接著，他們大開武戒，把學校的領導和一些有歷史問題教師打入勞改隊，剃了陰陽頭，說罵就罵，說打就打，校長書記們都被整得狼狽不堪，記得有一次看見學校的一位女書記被剃了光頭，成了小尼姑的模樣。而從街道上抓來的黑五類，更是被打得頭破血流。自己當時看到這種場面，內心并沒有升起一種人道主義的同情與悲憫，而是一種輪不上自己充當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現在反思，這也沒有什么奇怪，自己當時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沒有多少人文主義的內容，越來越多的只是斗爭、斗爭、斗爭，是對敵人要向嚴冬般冷酷無情。喝著狼奶長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紅八月”里當過兇手的學生的區別，不是人性覺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資格的有和無。

那是一個爭相革命的年代，在學校里，輪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里參加“革命”，跟著年紀大一點的學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樓居民主動交出“四舊”。我們那個院里，不過100來戶人家，交上來的“四舊”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書籍，就不下萬冊。有外文書，也有古書，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里住的都是民主黨派成員，他們經歷了反右之后，已經是驚弓之鳥；這次運動來頭更大，全樓彌漫著一種朝不保夕的氣氛。大家巴不得主動交出一點“四舊”過關，也顧不上心疼書籍的價值了。

但革命的風暴很快就越過了文斗這個層次。宿舍里一些人開始被趕出京城，遣送原籍。院里有一個從小在一起玩的朋友叫粟天延，天賦很高，知識面也很廣。我不知道他父母是干什么的，只見他在爺爺家生活。他爺爺家掛著一張照片，是八一南昌起義的合影，里面有周恩來、朱德，也有他的爺爺粟豐。我不了解他爺爺的歷史，只知道起義失敗后幾經波折，成了民主人士。但在1966年的夏天，已經過了花甲之年的粟老先生被當作地主，遣送廣西老家，很快就被折騰死了。從此我再也沒有和粟天延見過面。那一陣，許多人家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銷毀各種容易招來麻煩的東西。有一家從抽水馬桶銷毀東西，把全樓的下水道堵了，糞便都溢了出來。

不久風暴就刮到我家。我祖父是城市貧民，成分沒什么問題；但外公家比較富裕。外公去世很早，外婆一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她是家庭婦女，所以多年無所謂成分可言，文革開始后，到處劃成分。一個堂舅來信說，在我外祖母名下有二畝墳田。我父親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一接到信，慌忙到同住一院的機關領導家里匯報，問是否要把外祖母趕回原籍。還好那位領導的妻子是一個善良婦女，她從旁攔住：二畝田算什么地主？老太太都80多歲了，趕回去不被紅衛兵打死，路上也難保性命。外婆沒走，也就沒事。雖然虛驚一場，后來還是活到90歲，得以善終。我母親現在說起那位領導的妻子，直夸她真是好人。

接著，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正趕上一個中專學校的紅衛兵來我們這片宿舍抄家，院里不知誰看我家不順眼，唆使紅衛兵闖進我家翻起來。家里人都慌了神。還好父親的機關聞訊，趕來證明我家既不是當權派，也沒有歷史問題。紅衛兵又把已經裝了車要抄走的東西送回來。我父親為了表示支持紅衛兵革命，只好主動把一些有封資修嫌疑的東西讓紅衛兵拿走，其中有我姨的兩件首飾，是前些時她害怕抄家，存在我家里的。

說到我這個姨，是我家在北京唯一的親戚，她和我母親是姨表姐妹。50年代初從上海調到中國外文書店工作。由我母親做媒，和一個電機工程師結了婚。姨父姓張，我小時候見過，沒有別的印象，只記得他在家里裝的吊燈很特別。后來，他就被抓走了，也不知道是勞改還是勞教。我姨原先一直守著，直到文革前，壓力越來越大，只好和他離婚，一個人搬進了書店的單身宿舍。后來才知道，姨父其實什么問題也沒有，就是因為母親是日本人，便受到無端懷疑，先抓起來，后找罪名，反革命夠不上，就打成壞分子，一關就是多少年。放出來之后，家也沒了，最后死在福利院。我姨聽說后，大哭了一場，說這一輩子對不起他。

我母親又總是說，對不住她這位表姐。過去是后悔不該給她做媒，現在是后悔不該把她的首飾交出去。可這些悲劇，當時我根本不理解。心里最盼望的就是，怎么得到去革別人的命的資格。后來破四舊的風暴過去了，就開始了大串連。我和兩個同學從北京到武漢、桂林、湛江、廣州、井岡山轉了一圈，其中從廣州到井岡山是步行，回來已是冬天。到家后，才知道我母親作為中學教職員工，也到武漢串連，實際上是串親戚，到舅舅家住了半個月。到了1967年，學生們大多串連歸來，學校通知要復課鬧革命。先是進駐了一批通信兵司令部的干部，主持軍訓。后來又進駐了工宣隊。同學當中，也出了不同的思潮和組織。同班的劉洪生、周紹元、陳小文、張光明四個同學已經開始對當時的主流路線發生懷疑，由中央文革而林彪，最后干脆懷疑到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當時他們成立了一個小組織，寫了文章，直到把教室里的毛澤東像貼上房頂，終于東窗事發，被抄家逮捕。我當時思想很正統，支配頭腦的是摻著宗派情緒的愚忠。因為自己參加的組織和這幾個同學的組織有磨擦，所以寫了長達萬言的批判文章，批判這幾個同學的“反動思想”。當時文章是怎么寫的已經想不起來了，反正是刻意模仿戚本禹、姚文元那種大帽子唬人，以勢壓人的筆法和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霸道邏輯，感覺是這下子總算是走上革命前線。現在想起來，既十分內疚，又可悲可笑。那幾個同學其實是最早的反抗者，被關押了半年多，吃了不少皮肉之苦，才放出來上山下鄉。

我因為能寫兩筆文章，被吸收到學校革委辦小報。平時住在學校，有時星期天都不回家。小報的內容無非是跟著當時隔一段就由兩報一刊發表的所謂最新最高指示唱高調。哪天上級預報要發表最新指示，馬上守在收音機前，邊聽新聞聯播邊記錄。大多數師生，列隊上街慶祝。我們則是按照宣傳毛澤東思想不過夜的原則，守在油印機前，連夜印刷。老人家說的是什么意思，那些片言只語后面有什么背景，當時既不可能知道，也沒有能力去想。只是懷著一種盲目，還以為干著多么高尚的事業。如果說革命也能讓青少年上癮，當時上的就是這種癮。當然也不是沒有一點收獲，一點編輯業務的初步知識，就是在那時學下的。

文革年代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登峰造極的年代。法西斯式的野蠻暴行在20世紀的中國竟然重演。對于老三屆這一代人來說，絕大多數當時在個人崇拜的社會心理氛圍當中都隨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當了階級斗爭的工具，批過人，整過人，甚至打過人。這當然值得反思。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人回避這段歷史。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當過群眾組織的頭頭，后來又受到一種非歷史態度的對待，在個人發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礙，他們當然希望盡量地回避，哪有心情去公開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紅衛兵，過去總愛吹噓自己當年如何過五關、斬六將，現在又強調自己受迫害，走麥城。他們按照不同時期的要求不斷改變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這是為著在今天獲得更加有利的社會地位。這些情況的出現都不足為奇。還有一些老三屆感到委曲，覺得輿論對他們不公正。的確，這一代人，在文革發生的年代還是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他們即不是文革的發動者，也不是文革的決策者。文革的真正發動者和決策者是老人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筆下，文革往往被簡化為紅衛兵的暴行。從現象上看，也許這不無根據，但從實質看，這就放過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風云一時，說到底，他們不過是充當高層執政者的工具而已。如果不能按歷史的本來面貌公正地追究責任，反思文革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青春無悔”的聲音，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能正是對某種不公正的輿論的情緒宣瀉。

當然，問題還不是這么簡單。即使弄清了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責任，我們老三屆這一代對自己的歷史也是需要進一步反思的。十幾年前這一代人曾經嘲笑老一代死抱僵化的傳統不放。如果這一代人今天也死抱著“青春無悔”的心態不放，自己也將很快成為新一代人眼中的唐吉訶德。可悔的應該是造就這一代人的政治文化，無悔的是這一代人正好是這種文化的掘墓人。

當然，我也不贊成把“紅衛兵思維”、“紅衛兵心態”泛化，當作嘲笑每一代青年人的口實。即便是這一代里當過紅衛兵或造反派的文革積極參加者，他們身上也還是有一些可貴的東西，是需要挖掘出來，加以發揚的。我們這一代，經歷了從馴服工具到盲目造反，再到大膽懷疑，獨立思考的轉變過程。正因為這個過程是從這一代人身上發生和完成，所以我們在從傳統社會走上現代社會的進程中成為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一代。為了說明這個進程，我想先追溯到紅衛兵誕生之初。

現在，紅衛兵已經被泛化為一代人的符號，其實紅衛兵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在最狹窄的意義上，紅衛兵是指北京清華附中等校的一批中學生。他們在1966年夏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的小團體，得到了毛澤東本人的直接支持。他們的代表作便是“三論革命造反精神”。這三篇文章當時上了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志。這些紅衛兵又稱老紅衛兵。1966年夏天的破四舊主要是他們干的，當然這種摧毀文明的蠢事得到了林彪代表毛澤東的支持。老紅衛兵多數是高級干部子女。當時有一個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成為老紅衛兵的組織綱領。這種思潮的發生，也不是這些年青學生所創造。在升學等方面作為成份論的“階級路線”，在五十年代已經開始，到紅衛兵運動落潮后尚未結束。整個文化革命期間，招工、招生、入伍、入學、提干等方面無不是重家庭出身、社會關系，輕本人才能。只不過老紅衛兵的對聯把血統論表達得更加露骨罷了。但老紅衛兵的好景并不長，原因一是他們的盲動很容易過火，為政權所不容忍，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父母很快成為走資派，他們自己也從紅五類變成了黑五類，地位的突然變化，使他們很自然地轉向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于是，以西糾、聯動炮打中央文革被抓為標志，老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臺。

繼老紅衛兵之后，出現了造反派。他們在文革初期曾受工作組壓制，有的被打成反動學生、反革命。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后，這些青年學生被解放。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清華井岡山紅衛兵等組織。他們成為毛澤東利用的第二梯隊。他們的造反行為不是破四舊，而是指向一批犯了“路線錯誤”的領導干部，當時所謂“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但由于造反中觀點不一，權力再分配中瓜分不勻，造反派內部很快發生分裂，以致彼此間展開武斗。劉少奇被打倒以后，這些造反派紅衛兵也成為不安定因素。以工宣隊、軍宣隊進駐清華、北大為標志，這一批紅衛兵也被趕出了政治舞臺。

自發的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臺，紅衛兵的名稱還在。一度，紅衛兵取代了共青團，紅小兵取代了少先隊。但自各地革委會成立之后，政權已經從體制上修復。名為紅衛兵的青少年組織已經不具有文革初期那種造反的性質了。

現在，人們把紅衛兵當成愚昧、血腥的符號，主要是指老紅衛兵的破四舊、打老師和造反派批斗老干部。其實，這種愚昧和血腥在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并非紅衛兵首創。如果說中國也產生過納粹式的“沖鋒隊”，并非自文革始，自紅衛兵始。紅衛兵、造反派和以前歷次運動的不同點僅僅在于，以前搞運動整人，破壞生產力的行為來自政權組織本身。而紅衛兵和造反派雖然一度為毛澤東所支持和利用，但他們的組織卻具有自發性，游離于體制之外。所以，文革前歷次運動中整錯人的干部照樣得以重用，而文革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下場都很不妙。但也正因為這一代青年最先吞食盲從的苦果，命運本身就促使他們選擇懷疑。這便是盲目造反和走向懷疑之間的邏輯聯系。

造反作為一種破壞性思維和行為，現在已經為人們所唾棄。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發生過的無數農民造反，曾被推崇為歷史發展的動力，現在也已為歷史學家所懷疑。文革中的造反本不同于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因為歷史上農民造反是要打倒皇帝做皇帝；文革中的造反是一種奉命造反，是為捍衛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造反。這種造反本身就是一種被利用，雖然造反過程也有自身的利益沖動。現代的懷疑精神與造反這種定于一尊、你下我上、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不同，它是要從一元走向多元，從輿論一律走向百家爭鳴，從你死我活走向相容并包。但從馴服與盲從到達懷疑與覺醒，造反恰恰成為這一代人中的覺醒者的精神過渡。文化大革命的動蕩產生了這樣幾點值得注意的后果：

一是政治信息的擴散打破了高層的神秘性。文革前流行的是馴服工具論，一切聽從黨安排。每個單位，對支部書記都崇拜。維持這種格局所依賴的乃是上智下愚，是民眾對國家大事的不知情。比如三年災荒，上面說是天災，就以為是天災，說是蘇修刁難，就以為是蘇修刁難。其實那幾年風調雨順，災荒的真實原因就是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失調。上面也不想讓下面知道，老百姓受到宣傳的蠱惑，也就信以為真。文革開始后，毛澤東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自下而上地揭露陰暗面，當然有他的目的。但在此過程中，大量以往被嚴密封鎖的信息，通過大字報、傳單和紅衛兵小報披露出來，使得人們了解到許多以往被掩蓋的真相。人們之所以盲目崇拜大大小小的書記，是因為不了解他們的真相。了解了真相以后，他們就不再神圣。文革前期，大大小小的神破碎了，只剩下毛澤東一個神，八億人只崇拜毛澤東一個人。從對大大小小書記的崇拜，到對毛澤東一個人的崇拜，雖然都是崇拜，但畢竟是走出崇拜的一個中間環節。等到林彪沉沙折戟之后，毛澤東身上神圣的光圈也失去了。中國人喪失了近二十年的獨立思考精神，從這時開始重新萌生。而當時老三屆正處在求知欲最強的青年時代，他們經歷了最狂熱的崇拜，一旦崇拜崩潰，便渴望徹底的覺醒。

二是命運的波折打破了信仰的盲目性完整性。對于在“一切聽從黨安排”，“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等口號中走向社會的這一代人來說，他們在文革一開始確實是聽從黨安排，毛主席召喚的。號召紅衛兵造反的，不是別人，是毛澤東。明明是讓天真單純的青年充當政治斗爭的工具，卻要捧為革命闖將，沖垮了對手，又發現年青人也很礙事，于是兔死狗烹；號召知青上山下鄉的，也是毛澤東。明明是出現了就業困難，卻說成是接受再教育，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下農村很容易，再想回城就得過五關斬六將了。現實是最好的教師。書本固然可以教人思考，現實更能讓人不得不懷疑，不得不思考。這一代人中出現了一批懷疑者，思考者，正是一種必然。

三是體制外的經歷使他們的性格中出現了難以磨滅的自發性。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紅衛兵是在盲目的熱情中始被利用，終被拋棄，這都是事實。但有一點值得注意，毛澤東為了達到他的目的，在文革中采取了天下大亂的辦法，紅衛兵、造反派，一度在體制外活動。在1966年秋到1967年，紅衛兵、造反兵團一類的組織可以自發成立，小報可以隨便辦，用不著誰批準。雖然后來不少組織或報紙被中央文革點名，頃刻陷入滅頂之災，但大量的自發組織和報刊畢竟活動了一年左右的時間。這在毛澤東統治的二十七年間，是一段絕無僅有的體制相對失控的空隙。對于這一段體制失控的空隙，過去一直缺乏單獨研究，而是把整個文革捆在一起。人們喜歡說時勢造英雄。不錯，狂熱的年代是造就了打、砸、搶的流氓。但體制的相對失控，也造就社會自組織的萌芽。文革初期雖然只是相對的小失控，而且這些紅衛兵小報和兩報一刊基本上是一個調子，有獨立思考內容的很少，但這種活動方式使得一部分青年有了體制外活動的體驗，從而鍛煉了一代人的自組織能力。與文革前十七年畢業的學生相比，文革中紅衛兵的心理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文革前的教育是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文革中卻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一開始是一些高級干部的子女躍躍欲試要接班，接著一大批原來不出名的青年人登上了社會政治舞臺。這里面當然有幼稚、狂熱、野心、權欲，但馴服工具論，螺絲釘精神，從此也永遠地失去了魅力。現在，人們較多地注意這種變化造成的破壞性。但是，我要反問，文革前那種精神格局，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而下愚的古代有何根本區別？現代社會是大眾知情、大眾參與的社會。中國社會一直沒有進入這樣一種現代格局。文革的發動者，未必真心愿意造就一個新格局，但事實上文革卻成為舊格局崩潰的一個契機。

上述幾個方面，最重要的是現實對人的教育。因為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了自洽性，青年人當然要尋找新的精神家園。文化的匱乏非但不會使這種尋找的沖動減弱，有時反而使這種沖動更加強烈。越是禁書，人們越想讀。在知青當中，官方規范之外的讀書活動實際上一直不曾停止。

當然，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文化的先天不足造成了思考的局限性。二十年國門的封閉，使我們無從了解當代世界的思想成果；傳統的斷裂，又使我們無從掌握民族文化的遺產。不論是中國的古代思想，還是西方的現代思想，我們都到了中年以后才有所接觸。我們這一代的先覺者，即使做出挑戰性的思考，所用的武器也往往仍然不超出馬恩列斯毛的思想和語言。能夠追溯到歐洲近代人文主義文化，已經很不容易了。北京的一些知青接觸到一些外國當代的思想文化，也是零星的。遠遠談不上系統性。但不管怎么說，文革的經歷促使我們這一代走向獨立思考，畢竟是一個事實。五分加綿羊的教育模式，到我們這一代，劃上了句號。

上山下鄉

現在人們說起插隊，大多都是憶苦的口吻。我要說當時是自愿去的，人們也許不信。當時，插隊不是我最理想的選擇。最理想的選擇是參軍。但參軍要過政審體驗兩關。我的一個舅舅在臺灣，政審關過不去。插隊是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當時自己年青，一方面迷信毛主席的號召不會有錯，一方面確實不知道農村水深水淺，1968年底，主動報名到山西沁縣插隊。

出發前，我和一些同學商量，我們不要乘車，徒步考察，走到目的地。當時，響應的同學有20多個。但還沒有出發，一部分同學分進了工廠，另一部分同學有這樣那樣的困難，退出了長征隊。最后，只剩下我和文重萍、楊小平三個人。文重萍比我高一年級，性格內向，但很有主見，也不怕吃苦。他父親是個手藝很好的川菜廚師，不知哪一段經歷被視為歷史問題，所以雖然家境十分貧寒，仍不能享受工人階級出身的待遇，沒有當兵的資格。楊小平是干部子弟，父親曾出使瑞典。他文革初期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當了校革委副主任。由于父親被打成黑幫，所以參軍也沒份兒，只能和我們一起插隊。

我對走路并不發怵。大串連時從廣州曾走到井岡山。這時雖然不興串連了，但路上還是碰見了一隊天津到山西插隊的知青。與我們不同的是，他們有一名教師領隊，組織比我們嚴密。我們三個人，倒像是散兵游勇，扛著一面紅旗，背著簡單的行李，每天大約步行7、80里。一路走，一路天南海北地聊，倒也浪漫。當時我滿腦子理想主義，懷著改天換地的雄心，路上走了26天，參觀了平山縣西柏坡和河北省的先進典型南滾龍溝，從冰上穿過了崗南水庫，在路上還聽到了武斗的槍聲，后來又參觀了大寨，尤其是見到了陳永貴、賈進財，和他們分別握了手，真覺得他們是心目中的英雄，對大寨體現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非常向往。托運到村里的箱子帶著父親送給我的一套《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當時對《創業史》等小說表現的農業合作化思想也十分信服。但到了沁縣農村以后，在現實生活中，人民公社這條通向大同理想的金橋，卻漸漸出現了裂縫。

我們插隊的那個村，不知為什么對知青有一種防范。掌權的是一批文革中上來的年青人，是縣武裝部扶植的民兵先進典型，為首者在縣、社兩級革命委員會中都有職務，權力意識極強，據說知青還沒進村，就開了會，說北京一批黑幫子女要到農村奪權，要提高警惕。其實，我們村一起去的知青中干部子女很少，思想也比較正統，大多數人對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說教都很相信，哪能有什么黑幫子女奪權之事？知青到了村里，除了干活，就是排演文藝節目。正好同學里既有擅長編導的，也有擅長表演的。幾下子在縣里就出了名。于是也就成了村里向縣里表功的法寶。不管農忙農閑，只要縣里有事，一律停工排戲。雖然有的知青也有不同想法，但在突出政治的年代，誰又能對“宣傳毛澤東思想”說個不字呢？

剛一到農村，確實想在廣闊天地里在有作為。當時，《紅旗》雜志介紹了某地“小評論”的經驗，于是由我牽頭，幾個知青在村里也辦了一個小評論的專欄。中國多年實行計劃經濟，生活日用品十分短缺，農村就更加短缺。村里供銷社有點什么緊俏商品，就開后門優先供應大隊干部和他們的家屬。村里的小學教師十分不滿，找到知青，我們就把這件事上了小評論。無權無勢的社員紛紛稱快，干部們不高興，拿我們也沒辦法。現在想起來，這不過是輿論監督的小兒科而已。小學教師們有意見，他們也有文化，他們為什么不作小評論，而讓知青出來說話？其實，他們是害怕打擊報復。在中國，公開批評領導的，很少有好下場。知青是外來戶，初生牛犢不怕虎。在北京見過大世面，才有膽子不把當地權貴放在眼里。

小評論辦得正火，突然母親來電報，說父親病危。我父親60年代初下放山東一年，得了肝炎，后來轉為肝硬化。我插隊之后不久，他也隨機關到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到那邊沒幾個月，就病了。70年冬天我回北京探親，也沒見到他。他從干校來信，流露出要我在北京多呆幾天的意思，實際上已經病了，正在申請回京。我急著要回村里弄小評論，沒怎么在意。不料回村才幾天，父親就被同事專程送了回來。我只好再趕回北京。父親在醫院的病床腹脹如鼓，說話都已經很吃力，拖了十幾天就去世了，死的時候52歲。別的我不記得，我只記當時正好發生朗諾推翻西哈努克的政變，他讓我給他說說最新的動向。

我父親原來供職于上海銀行，三反五反時受過一次小沖擊，雖然有驚無險，沒留下什么尾巴，從此便一直謹小慎微，積極靠擾組織，對基層領導的話奉若神明。他的書法不錯，文革中凡有“最新最高指示”，他用蠅頭小楷抄下來，制成卡片。后來社會一度流傳各種未曾公開發表的毛主席手稿、講話，他也四處搜集，買不到的就抄，抄了不下幾百萬字，最后幾年的光陰幾乎都干了這個，功夫下得真不小。但是，卻沒有留下他自己的任何見解。平時，我也沒從他嘴里聽到過獨立思考的話。回想起來，他這一輩子，活得也真夠窩心的了。比起父親來，我現在寫文章還能說幾句屬于自己的話，真是一種幸運。后來，妹妹告訴我，他還是有一點想法的。想跟妹妹說，又說，可惜你懂事太遲了。我們村一起插隊的20幾個同學，基本上都是北京師大一附中的學生。當時年紀最大的21歲，66屆高中畢業，年紀最小的14歲，70屆初中畢業。這些同學，現在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其中有一位前幾年已經去世，名叫李時民。老鬼出版了一本自傳體小說《血與鐵》，其中有一段談到有一位同學李世民與他交往的故事――　讀了《紅巖》后，身上的血滾燙滾燙，一群不怕死的靈魂總在身邊飄蕩。腦子里整天考慮的是自己要處在許云峰的那樣的環境下，會怎么樣？會不會干出賣同志的勾當？由于當時報紙、廣播、雜志等充滿了對《紅巖》的贊頌，革命烈士受到了全社會的崇敬和緬懷。我浸泡其中，怕死怕疼的問題，對革命忠誠的問題總也回避不了。

我以為只要能經住打，就可以躋身于《紅巖》里的革命先烈行列。現在能忍十棒子，將來敵人給我兩拳頭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好鐵必須經過錘煉，所謂錘煉，就是挨打，要有能忍受劇痛的能力。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里有個職業革命家拉赫美托夫，為鍛煉耐疼能力，睡在釘著密密麻麻釘子的床上，把全身刺得鮮血淋淋。他這個神經病般的舉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決定請一個同學打我，練不怕疼。但誰能干這事呢？范光義？他太正常，不愛幻想；張均滿？班團支書，嚴守學校紀律；梁天寶？個子太小，一點沒勁兒。

在反復的篩選中，我看中了李世民，他平時和我關系不錯。雖然面色菜黃，蝦米體形，老彎著腰，但體力在同學中也算中等，胳膊挺粗。他家境貧寒，穿得很破舊，衣服上老有補丁。可聰明，功課極好，在班上寡言少語，偶爾會突然冒出一兩句很莫名其妙的嘎話，令人目瞪口呆。有時愛犯神經，干一些怪怪的舉動。如遲到了，他走進教室時，會挺著肚子，一本正經向老師敬個軍禮，惹得全班同學哄堂大笑。他少年老成，愛裝正經，裝成熟，一激動起來，滿口革命大道理，手舞足蹈，旁若無人。他執行這個任務很合適。

但李世民聽說后，死活不肯打。“我不愿意讓自己的手染上同志的鮮血。”他一臉嚴肅。“根本不打破，你怕什么？而且這對你也是個鍛煉。如果你是個特工人員，在跟敵人聊天時，需要突然把敵人打昏，你能下得去手嗎？你必須要練敢下手，不能有絲毫惻隱之心。”

李世民沉思著說：“練不怕打，就要挨打，那練不怕死，就要死嗎？我覺得你的思想方法很有問題。”

“列寧的話你聽不聽？列寧非常喜歡《怎么辦》這本書。書里有個叫拉赫美托夫的，專門躺在釘了許多釘子的床上睡覺，把身體扎破……他難道思想方法有問題？列寧還特別肯定了拉赫美托夫。”

李世民沒詞兒了。

“打吧，別那么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

“就算你能挨打，未必就不當叛徒。如果你的神經系統有毛病，特遲鈍，怎么打也不覺得疼。但敵人要是用別的法子，如把你活埋，你可能還經不住。”

“槍斃我沒法練，人只能死一次，但忍受刑罚卻可以練，人性都怕疼，我要把這怕疼的人性給修煉一下。真的，幫幫忙。你如果對我能下手打，那對敵人就能更狠地打。來吧，別那么小資產階級了。”

“馬清波同志，你不要亂扣帽子。”李世民嚴肅地想了想：“哼，誰小資產階級？哼，好吧，我同意。”李世民的古怪勁上來了，很驕傲地點點頭，晃晃腦袋：

“你不許還手。”

“絕對不還。”

他學著拳擊運動員的樣子，在原地蹦著跳著，開始舒展筋骨，樣子滑稽。他動作不協調，兩腿歪歪扭扭。為了演習一下動作，他把拳頭收縮在肋下，一次一次地用力擊拳，向我表示他的拳不可輕視。他彎曲的身體手舞足蹈時，很像一只袋鼠。

“打吧！”

他運足了氣，掄圓右臂，狠狠地打了我下巴一下，震得我太陽穴直疼。但不好意思喊疼，裝出無所謂的樣子。

李世民吸著冷氣，觀察著我的反應。

“再打，來，想象你在執行任務，打！”

他見我沒變臉，放了心，突然大喊一聲：“打倒美帝！”繃著臉，卯足了勁，又給我一下。這一下比頭一下更有勁，但他馬上咝咝地倒抽冷氣，使勁地甩著手，用嘴吮著手指頭：“呀，把手打疼了。”

我很怕抽耳光，常被父親抽得心驚肉跳，想再練出些對耳光的抗體。

“李世民同志，將來你遇見敵人或叛徒時，需要抽他耳光，一定要抽得準、抽得響、抽得狠。如果打得軟綿綿的，就表現不出革命者的威風，正義的威嚴。所以最好現在就練練。”

“唉呀，你事真多。”他猶豫著：“我手疼著呢。”

“打仗時，你怕疼就要被敵人給消滅了！就打兩下。”

他來回走著步，被我說動了。鍛煉鍛煉抽耳光的技巧，將來或許真有用得上的時候呢！他繃著臉，嘴角哆嗦著，揚起胳膊，真像抽叛徒一樣地抽了我一耳光，但遠不如父親抽的質量好。李世民的體重比父親輕60斤。

“你應該帶著階級仇恨抽。沒一點仇恨，抽得不狠。”

“我和你沒仇，怎么有仇恨呢？”

“好吧，讓我抽你一個嘴巴，就有仇恨了，完了你再打我。”我也很想拿他練練抽耳光。

“不，我不讓你打。你站好了，我再試試。”

于是他扭動著腰，伸長了手臂，傾盡全身之力掄了一大圓圈。

被打完后，很是自豪，憋抑在胸中的激情，宣泄了，身體也覺得舒服。革命烈士若知道我這么想學習他們，肯定欣慰。

老鬼初中上的是師大一附中，李世民無疑就是李時民。不知怎么，他把唐太宗的名字安到了這位一生也不出名的同學頭上。人死如燈滅。老鬼這段文字，恐怕是李時民留給社會的最多的一段記錄了。我不知道老鬼是否清楚，這位“考驗”他革命意志的同學，自己卻無辜地經受了幾乎一生的考驗。李時民在老鬼面前扮演了一次喜劇角色，后來卻品嘗了幾十年的悲劇苦果。

李時民念高中時，中國已經進入反修高潮，學校也開始思想革命化運動，每個人都要向組織交心，他當時交出了一本記錄了自己真實思想的日記，里面不知有什么不滿現實的話，被學校定為反動學生，記入檔案，從此，在政治上被編入另冊。他很聰明，數學天賦很好，在數學競賽中得過獎。聽說他父親是穆斯林教職人員。他背著政治黑鍋下鄉后，不但招生、招工、入團、入黨都沒他的份兒，就是其它知青可以參加的宣傳隊、工作隊也與他無緣。收工之余，下兩盤象棋，抽幾口水煙，就是他唯一的樂趣。掌握他檔案的干部知道他沒有出路。普通社員的反映卻是：還是那漢子李時民能受苦。的確，要論出勤，知青里誰也沒有他多。剛一下鄉時，我還迷信階級斗爭的理論，有一次教訓他要老老實實接受再教育，想起來真是慚愧。他在村里差不多待了十年，才病退回北京。他有心臟病，沒活到40幾歲，這一輩子幾乎沒活過幾天舒心日子。后來讀到王學泰寫的關于文革前“反動學生”苦難遭遇的文章，才第一次看到公開觸及到這塊歷史的傷疤。這個領域，傷害的人數雖然沒有反右、文革那么多，但每個具體的受害者同樣悲慘。中國那些年的政治運動太多了，大運動或者整了大人物的運動有人關注，當事人也出來說了話。但一些非全局性的局部運動，往往被忽視，成為反思歷史的盲點。王學泰這篇文章，寫成之后，用了好幾年時間，轉了好些刊物，才發表出來。還有許多運動造成的冤案，連只言詞組也留不下來。

民以食為天。我的人生歷程中，吃過飽飯，也挨過餓，現在又進入了周圍許多城里人為減肥而苦惱的年代。其中的變化，真是有如滄海桑田。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以前的光景，我年紀太小，記不清了。1958年食堂化我還有印象。三年困難時期，我正上小學，那時已經知道什么叫餓，什么叫饞。飯票、糧票揣在衣兜里，哪頓吃二兩，哪頓吃三兩，都要精打細算。喝糊糊要把鍋劃得一干二凈，最后還要把碗舔一遍。但當時對事情背后的原因不可能理解。加上在首都生活，到底還不是最苦的。

真正嘗到挨餓的滋味是上山下鄉以后。當地社員，一年才分300來斤原糧，文革中又被收了自留地，只好年年寅吃卯糧。知青算是受照顧的，國家保證讓每年吃到528斤原糧，每月平均44斤。但這44斤加工成米面，就成了38、9斤，一天合不到1斤3兩。在今天，這也夠一個大肚漢吃的了，但當時沒有副食，蔬菜也很少，加上十七、八的年紀，又天天從事重體力勞動，春耕時每天勞動時間長達十五六個小時，真是餓得前心貼后心。社員家是先緊下地的人吃飽，看我們一天還是一斤三兩，直嘆知青“西惶”。

插隊第二年冬天，我們一批知青從村里抽出來參加整黨建黨、一打三反、農業學大寨工作隊，我和同村的知青張惠文，還有公社秘書老王、復員軍人老牛、中學教師老夏組成一個工作隊，進駐了本公社另一個大隊――輕城。那一年秋天，國務院開了一次北方農業會議，沁縣估產能達“綱要”，（平均畝產400斤），分管農業的縣革委會張副主任“光榮”地出席了這次會議。大話吹上去了，誰知這年冷得早，剛推廣的雜交高粱生長期又特別長，沒有完全成熟，早霜就下來了。實際平均畝產連300斤也達不到。縣里領導不相信實際數字和估產有這么大的差距，于是掀起了一次反對瞞產私分的風暴。有一個大隊，是畜牧業先進村，以往的習慣是飼料糧留得比較足。這次被抓了典型，大隊書記主任在全縣三干會上當場宣布逮捕，嚇得全縣大小干部們風聲鶴唳，只好回去一遍又一遍地打場，一車又一車地交糧。農民眼看交罷公糧，只剩下百十斤口糧，都著了慌。當地農民特別老實，既不敢反抗，也沒有能力反抗，只好默默地忍受，以糠代糧，應付饑荒。這種變化，馬上在我們這些工作隊員的派飯上體現出來。雖然，工作隊員按規定，吃一天地飯，交一斤三兩糧票，三毛錢，往常派飯農民也盡量給做一些好飯。但到了家家吃糠的時候，農民也顧不上許多了。我記得，那些天吃的糠窩窩，一拿起來就散，雙手捧著吃，粗糙得咽不下，只好用米湯往嗓子里灌。過去上中學時吃過所謂憶苦飯，哪有這個難以下咽？

當時，工作隊里的轉業軍人老牛說，老百姓做飯有困難，我們不能自己開伙？軍隊里自辦伙食天經地義。大家采納了他的意見，于是我們不再派飯，小鍋飯還吃得挺香。不知怎么，公社知道了我們這個工作隊自己起伙的事，批評我們不和社員一起“三同”。所謂“三同”，本來也是一句空話，同吃可以到社員家里吃，同住怎么住？沒辦法，起了幾天伙，只好重新吃派飯。好在不久沁縣征過頭糧的事讓担任地區副主任的李順達知道了。李順達到底是農民出身的老勞模，知道農民的疾苦。他發了話，說不管怎么也得讓農民一年吃上300斤糧食，于是，征的過頭糧又一馬車一馬車地從縣糧庫拉回來。這樣，我們工作隊員的派飯也不再有糠了。

其實，毛澤東早就在中央的會議上說過，不要怕農民瞞產私分。他為什么要對糧食統購統銷，農民按計劃價格把糧食上繳國家是不是吃虧，他再明白不過了。但是，他同情農民瞞產私分的話，從來沒有當作最高指示傳達過。我當時手里有一本紅衛兵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還奇怪為什么不讓基層干部們學學這個講話呢？國家和農民到底是什么關系，我這才算悟出了一點真相。

毛澤東去世以后，農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實行了包產到戶，后來結束了糧食統購統銷，糧票現在已經成了爭相收藏的文物。八十年代我回過一次插隊的村里，原先的生產隊副隊長見到我時說，現在和你們在那時不一樣了，雖說還是沒錢花，吃是吃飽了。老百姓能吃上飽飯真是不容易。我已經多年不去農村。但從一些新聞媒體里，時常還是看到一些地方的大小官員以強制手段折騰農民，不讓老百姓過太平日子，就感到一種切膚之痛。應該承認，我們還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切實保障普通老百姓基本權益的問題。

本文選自圖書：《精神的流浪── 丁東自述》

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

作者：丁東

作者簡介：丁東，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山西社會科學院《晉陽學刊》編輯，現為自由作家。

網載 2015-08-23 08:4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