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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15(2006)04-0001-05
　　馬克思主義批評仍然是當今批評理論中重要的理論流派之一。堅持在經濟基礎和歷史境遇中對文學和文化現象作出解釋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基本理論立場，但具體的理論切入點在不同的理論流派中有明顯的不同，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一代理論家極力強調藝術的否定性，以文化工業作為切入點大力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異化現象；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者詹姆遜在盧卡奇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礎上以生產模式為主導概念分析當今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則以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為起點，分析作為意識形態生產的文化現象，它的突出代表就是特里·伊格爾頓。
　　形式問題可以說是20世紀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現代審美藝術理論努力由“他律”走向“自律”的思想坐標。在20世紀后期，馬克思主義批評重新思考了文學形式問題，使文學和藝術理論重新由“自律”走向“他律”。人們不難看到，雷蒙德·威廉姆斯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馬克思主義與形式》這些著作對文化研究和“新歷史主義”的深刻影響。可以說，19世紀的文學理論強調“自律”是經由形式之路，而在20世紀末重新走向“他律”的文化批評和政治批評同樣經由形式之路。
　　一
　　《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是伊格爾頓較早、較系統地闡明他的文學批評觀念的著作。在該書中，他重點提出了“形式”和“藝術生產”這兩個概念。在他看來，盧卡契在文學形式的問題上所持的觀點——“文學中真正的社會因素是形式”[1] (P4)——正確地超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傳統馬克思主義(包括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者)受黑格爾美學思想的影響，都認為形式是由內容決定的，內容優于并先于形式，正是這種對形式的“天然”的看法使“本世紀30年代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常常陷入‘庸俗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即從文學中搜索意識形態內容，并將這種內容直接聯系到階級斗爭或經濟”[1] (P28)。伊格爾頓接受了盧卡契這個觀點，認為形式與意識形態是相互密切地關聯在一起的，并進而指出歷史上的眾多文學體裁的變化無不與意識形態的變動發展有關，“文學形式的重大發展產生于意識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1] (P28)。在伊格爾頓的理論中，形式的獨特涵義是“體現感知社會現實的新方式以及藝術家與讀者之間的新關系”。[1] (P29)因而，從意識形態方面來研究文學應從形式著手，因為形式是感知現實的方式，并且是社會交流所認可的合法途徑，假若認為它是組織內容的方式的話，那么非要以某種特定的形式來組織內容，而不是以別的形式來組織內容才被人們接受，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意識形態因素，所以，真正體現意識形態因素的是形式，“藝術中意識形態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來的內容。我們發現文學作品的歷史印記明確地是文學的，而不是某種高級形式的社會文件”[1] (P28)。
　　這樣，對形式的產生及其作用的分析就不可能再沿襲傳統的“反映論”，在伊格爾頓的理論中，“作為生產的藝術”這個論題必然取代反映論的位置，成為解決“形式是如何出現和產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必然選擇。它的深層理由是：任何反映都是在一定形式下的反映，人們習慣于強調反映的形象性、逼真性和深刻性，其實是以默認了形式的合理性為前提的；恰恰因為形式作為思想知覺方式的具體化，它的合理性需要不斷質疑，以識破由某種形式所構成的虛幻現實，沖破編織為有機聯系的意識形態之網。反映論無疑不能達到這種功能，相反它通過強調反映的逼真和深刻，往往在無意識中強化了對認識當下現實所采取的方式的認同，把當前以某種形式組織起來、強制執行流通的觀念及其表達方式當作自然的、理所當然的現象，從而在根本上認同了潛在的意識形態因素。
　　從生產的角度來分析藝術，首先就在于它使人們認識到藝術形式是生產出來的，是一種有意識的生產行為，不是自然而然的，不同的藝術生產方式決定了藝術的形式；其次，藝術作為一種生產行為，它祛除了藝術創作過程及作家創作行為的神秘性，藝術作品本身就是藝術工作者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根據材料制造而成的新的產品，在一定的消費群體內流通，因此，社會生產和歷史現實是分析藝術的堅實物質基礎；再次，因為藝術是一種生產，它本身并不必然是和諧的，人們可以用藝術營造一個虛假的和諧現實(如資產階級的藝術)，也存在著用藝術打破這種虛假的和諧現實的可能(如布萊希特的戲劇)。
　　文學本身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并不僅僅是囿于學院之內的研究對象，它本身就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當伊格爾頓把它和作為意識形態因素承担者的形式和它的生產特性結合起來時，其實就指出了意識形態和物質生產一體化的趨勢和現實，它照應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但它所蘊含的形式的生產密切聯系于意識形態的觀點，是他努力使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從反映論中解脫出來的理論起點，也是他日后提倡文化研究、對文學和文學理論進行政治分析的理論前提。
　　二
　　出版于1983年的《文學理論》更為嚴密和系統地闡發了伊格爾頓關于文學意識形態的一系列觀點。在本書中，他批判了自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以來的種種批評理論，并廣泛汲取其中的理論資源，總體上體現著明顯的反本質主義色彩。
　　文學是什么？俄國形式主義認為，核心的問題是通過認識語言的“陌生化”實現對“文學性”的把握；英美新批評認為，文學可以看作是“為某種特別的審美目的服務的完整的符號體系或者符號結構”；[2] 現象學和解釋學理論認為文學存在于對文本意義的閱讀理解中；結構主義則認為存在著一種穩定的、如語言的語法般起作用的文學深層結構，對文學的分析就要通過對各種意義和功能因素的切分，找出有關文學的深層語法；后結構主義認為“文學在我們自己的文化以外沒有什么‘自然的’或‘客觀的’獨特地位。文學的存在歸功于我們發明出來用以加工世界并創造世界的代碼”，[3] 因此文學不過是一系列能指在不斷的延異過程中的相互指涉活動；心理分析學則認為文學是對心理匱乏的幻象滿足。20世紀的種種文學理論對文學本身作出了多維度的解釋，特別是對文學作為一種形式作出了深刻的論述。正是對文學作為一種形式的把握上，伊格爾頓把它和價值評判、權力關系聯系起來，認為文學就是意識形態，有關文學的種種理論背后都深深連結著意識形態的紛爭。
　　“文學”這個概念不是有史以來一直不變的，它是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門知識學科。我們所熟悉并被廣泛接受的有關文學的大致內涵就是經由歐洲18世紀的啟蒙主義運動和19世紀浪漫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總結而形成的，由此文學被認為是一種指向情感性的、虛構的、創造性的、自身有著有機結構特性的藝術創造，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作者都是文學作品的所有者，文學的本質是自由。如果把這種看法放到歷史的環境中考察，那么，" Literature" 一詞的意義被狹窄化是一個明了的事實，這一事實也是歐美研究文學的人士的共同認識，包括韋勒克在內。美國學者烏爾利希·韋斯坦因就這樣說道：
　　“在英語和法語中，‘文學’一詞原來是‘學問’(Learning)或‘博學’(Erudition)的意思。……直到十八世紀，研究的焦點才從主觀的人轉到客觀的作品上。但即便在這一較晚的發展階段，文學所包括的還是所有的出版物，不管它們在實質上是什么類型的作品(在英、法、德諸語言中，‘文學’常常用來指那些非文學的作品)。在十八世紀，非功利性的作品常常被稱為‘詩’(Poesy)或詩類。直到十九世紀，才將實用性作品與非實用性作品作了系統的區分。只有當這種區分獲得了普遍性的時候，‘文學’才能獲得其真正的含義。”[4]
　　在伊格爾頓看來，正是使文學獲得其真正含義的實用性與非實用性的區分實現了一種有關文學的意識形態的轉換。為了突現這種意識形態的轉換，伊格爾頓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了“文學”和“文學理論”的話語系統。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給文學找一個單一定義的話，伊格爾頓認為，這是相當困難的，甚至有可能是矛盾的，因為實用與非實用的區分只能在今天文學已經不起實際功能的社會中得到驗證，而不能在歷史中得到驗證。與其說某種話語形式是文學話語，有著它自身的價值，不如說是因為我們或歷史上的人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以某種特定的視野把它認作文學話語。伊格爾頓對此作了大膽的論述：
　　“對于為什么古希臘藝術甚至在產生的社會條件早已消失后還保持一種‘永恒的魅力’的問題，卡爾·馬克思曾煞費心思；但是，既然歷史還沒有結束，我們怎么知道它仍繼續保持‘永恒的’魅力？讓我們做這樣一種想像：由于某些高水平的考古研究，我們又發現了大量關于古希臘悲劇對當時聽眾的真實意義，承認這些關系與我們自己的完全不同，并且根據這種深化了的認識開始重新閱讀那些劇本。一種結果可能是我們不再欣賞它們。我們終于明白了以前我們欣賞它們，是因為我們按照自己的先入之見無意識地閱讀它們”。[5] (P28-29)
　　因此，對于什么是文學，什么不是文學，區分的標準在歷史上是無法統一的，而且為什么把一些文本讀作文學，另一些讀作非文學，這種區分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置疑。簡而言之，什么是文學并沒有確切的內涵，因為文學所指稱的文本不是固定的，文學的視界是一個移動的視界。
　　視界之所以是移動的，是因為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在起作用。伊格爾頓認為，美學話語的興起是藝術和審美活動疏遠于整體社會生活的結果，藝術從傳統社會的恩護者之保護中游離開來，一方面改變了藝術的社會功能，使之脫離了它原有的社會實踐，成為一種在社會上流通和消費的商品；另一方面也改變了藝術的生產形式，使之成為定位于主體性、情感性和創造性的話語系統。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藝術生產形式作為感知現實的一種方式，文學話語作為一種情感話語，是歷史發展到資產階級占據歷史舞臺的階段上所出現的一種話語形式，這種話語形式并沒有脫離主流理性話語的深層控制，因此，文學話語在其虛構性、情感性的層面下掩飾著一套理性話語，如果我們認為這套理性話語的主導者是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話，那么說到底文學也就掩飾著一整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比如主體性、整體的有機性和統一性，對文學的解釋無不深受這些意識形態特性的制約和影響，也就是說，文學以它特有的情感話語特性在維持著現行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統一性中維持著日常的規范秩序，也在深層次上掩飾和維持著權力和政治的運行與流通。文學沒有單一的對象，文學理論也沒有單一的分析操作方法。
　　這樣，作為文學和文學理論之基礎的自由人文主義思想也就面臨著被解構的境地。自由人文主義歷來以它的“自由”和“人文”的口號抵抗著資本主義的物化、異化和商品化，以它的啟蒙精神在哺育著“人”的意識和提倡“人”的價值，但是它無法避免這個明顯的事實：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制度化；在高等教育機構接受自由人文主義教育的人也無法擺脫這個事實：被一套精致的人文主義話語所規訓化，因為自由人文主義并不局限你一定要思考什么，但它潛在地要求你一定要以某種話語形式來思考，換言之，當局并不在意你說什么，而在意你說得合乎規矩沒有。因此，自由人文并沒有超越出資本主義的話語空間，伊格爾頓認為，“現代文學理論的歷史是我們這個時代政治和意識形態歷史的一個部分”，[5] (P281)高等教育里的文學系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機構的組成部分[5] (P288)。
　　關于文學的研究既然不是關于所指(內容)的理論，只能是關于能指(形式)的理論，那么文學批評只能是一種修辭學，或者說文學理論就是一種達到某種效果的話語修辭，它不鎖定固定的文本，也不限定固定的方法，正如古代的修辭學：“它考察的是語言為了達到某些效果所采取的構成方法。……它的視野完全是整個社會里分析推理實踐的領域，它的特殊興趣在于理解作為權力和行為形式的這種實踐”[5] (P295)，而現在把文學理論還原為一種廣義的話語修辭學就是因為“語言、符號系統和各種表現實踐，從電影和電視到小說和自然科學用語都產生效果，它們改變意識和無意識的形式，而這些與保持或改革我們現存的權力制度密切相關。因此它們與作為一個人的意義有著密切的聯系。實際上‘意識形態’可以被認為只表示這種聯系——即語言和權力之間的關系或聯系”[5] (P301)，這樣，文學理論要介入現實就不在于要求有嚴格的理論和方法，“任何方法或理論，只要有助于人類解放的戰略目標，有助于通過對社會做社會主義改革而產生‘更好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5] (P302)。
　　三
　　由此可見，伊格爾頓從文學作為形式的生產這個觀點出發，在根本上質疑文學及其理論話語的單一性和整體性，并質疑由文學話語所衍生出來的、作為一種“元敘事”的自由人文主義價值觀念，最終把文學理論還原為文化和政治的批評。這種文化和政治的批評因為采取了一種反本質主義的解構立場，因此體現著銳利的理論鋒芒。
　　首先，從形式的生產來解釋文學現象，就在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文學純審美和文學功利性的二元紛爭，這種二元紛爭的一方認為文學是自由的，文學的存在只為它自身，另一方則認為文學的最終價值要由體現為歷史發展必然性話語的政黨意愿來規定，這兩種觀點的沖突其實是兩種巨大的元敘事話語的沖突。一方面，純審美的文學論把某種文本定為文學文本，把這種文本供奉在“永恒”的“人的自由”這個領域內；另一方面，文學的功利主義則把某種文本定為具有“歷史意義”的文本，以此為基礎把一切書寫活動都納入一種體現為“歷史必然的發展趨勢”的黨派審判目光中。但如果從形式的生產角度來分析文學活動的話，那么上述這兩種元敘事都面臨著被解構的情形。一方面，它深刻地揭示出所謂非功利的、自由的審美空間及其人文主義理想和這個社會現實及政治權力制度之間的同謀關系。審美話語與現實社會實踐的分離，本身就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文學話語作為一種情感話語，作為一種感知現實的形式，它深深積淀著種種意識形態因素，作為一種制度化的人文學科，它無疑是被它本身所植根于其中的社會現實所左右，并且成為這個社會對肉體的人進行規訓的工具。它所渴望的自由的“人”，按福柯的看法，“并不是已向人類知識提出的最古老和最恒常的問題，……人是其中的一個近期的構思，……只有一個于一個半世紀以前開始而也許正趨于結束的突變，才讓人這個形象顯露出來。并且，這個顯露并非一個古老的焦慮的釋放，并不是向千年關切之明晰意識的過渡，并不是進入長期來停留在信念和哲學內的某物之客觀性中：它是知識之基本排列發生變化的結果。誠如我們的思想之考古學所輕易地表明的，人是近期的發明。并且正接近其終點”[6] (P505-506)；另一方面，所謂“歷史發展必然性”，作為一種真理在握式的宏大敘事視角，事實已表明：它遠遠不能通過一種簡單的政治命令而使文學直接充當政治內容和要求的便利工具。在伊格爾頓看來，文學就是意識形態，但文學絕不簡單等同于政治工具，說文學是無法脫離政治的是從文學的形式生產無法脫離人們的價值意識的觀念、并且人們的價值意識和觀念都是被制度所規訓出來的這個角度來說的。
　　其次，從形式的生產這個角度來分析文學，最終打破了文學的學科界限，把理論分析的視野拓展到廣闊的社會實踐，形成文化研究的理論態勢，這無疑是豐富了文學研究的內容，同時，由于從政治分析和話語權力的角度闡釋文學現象，具有極強烈的去神秘化色彩，深刻地揭示了交織在文學生產中的種種權力關系和制度因素，因而也極其有力地加強了文學研究對現實的介入力量。
　　但是，伊格爾頓的文學形式生產理論同樣給人們提出了許多仍需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首先，和結構主義以來的許多理論一樣，反本質主義批評在去中心化的過程中，更多地把原來所謂邊緣的文本納入了理論的考察范圍，這樣做是以懸置作品的獨創性問題為前提的，伊格爾頓的形式生產理論同樣沒有解決文學作品的獨創性問題，如果說在理論闡釋的活動中為什么要選擇某部作品而不選擇別的作品，或者為什么要把某些作品列為經典而別的作品只能處在邊緣，這其中肯定有意識形態因素在起作用的話，那么為什么某部作品比其他別的作品更具理論的闡釋的深度，某部作品比其他作品經歷的時間更為持久，有時并不是闡釋者本人的決定使然，即使在當今消費社會中，人們的注意，包括理論闡釋的注意經常是被各種暗示和媒體所引導的，但同樣無法否認有些作品的出現使得整個社會的文化結構產生多方位的、深刻的、甚至是斷裂式的震動。這種形式的生產理論所形成的政治批評更多的是把文學作品作為文本活動、或者說事件來批評，而不是作為文學作品來批評，它更多的是考察一個文本在社會生活中的產生和消費及其政治效果，考察這個文本在其流通的語境中什么因素得到了顯現，什么因素受到了遮掩，在顯現和遮掩之間是什么機制產生了制約作用，力求在不同的語境中來分析一個文學事件，如果說這是一種批評的“語用學”的話，那么關于批評的“語義學”領域(對作品本身意義的研究)不應被這種批評的“語用學”所徹底占據。其實，這種情況并不是伊格爾頓一人所有，種種“左”派反本質主義批評在這點上是大體一致的，原因大概就在于他們所要消解的“邏格斯中心”這個問題上。意義究竟有無確定性，“邏格斯中心”是不是極權主義的學理根據和思想根源，這些問題雖然很值得探討，但現在與本文沒有很大的關系，暫且從略。其次，伊格爾頓所采取的立場可以說是后形而上學的反本質主義立場，它突破了現代自由人文主義的“語言理性主義”話語體系，指出有關文學的理論話語不是關于超驗的形而上學之穩定所指的理論，而是關于符號能指的理論；但他并沒有因此放棄貫穿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的歷史理性主義觀點，這種歷史理性主義觀念在康德哲學中表現為哲學上的“千年福祉王國”觀念；在黑格爾的哲學中則表現為對“絕對理性”的回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則鮮明地體現堅持理論對現實的介入以達到社會的變革這個信念上。當然，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立場，也是每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對理論的基本態度，更是他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時所持的有力武器。但反本質主義立場和這種歷史理性主義的并存可能仍然會有內在的矛盾，它有可能會導致以反本質主義開始，以本質主義結束的結果，最為明顯的就是他把文學和文學批評這個多維的話語現象還原為一個單維的政治批判平面。從政治和權力的單一向度來看待文學，極其容易在解構種種元話語和打破舊的幻象的同時又樹立一種新的元話語——政治和權力。因為從伊格爾頓——甚至福柯的某些看法而言，人在當下的社會中并沒有什么自由可言，現代人并沒有他自己所想像的那樣具有那么崇高的價值，我們只不過在語言的世界中可悲地認同了某個由話語建構成的虛空符號，并把它當作我們自己的身份，而這個虛空符號又無情地被種種政治、規訓制度和權力話語暗中地分割和支配。福柯固守自己思想者的角色，除了無情地粉碎當下種種對“啟蒙”的訛詐之外，并不熱衷于給“人”另設一個光明的“前景”，他甚至認為“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6] (P506)，而伊格爾頓則認為人可以并且應該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說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但恰恰在這一點上，應該如何證明這個“更好的人”的存在，這個“更好的人”到底能不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脫離人文主義的理論范疇，伊格爾頓明顯沒有作出說明，可能目前也無法作出說明，因為這是解構的立場和歷史理性主義立場難以調和的矛盾。如果我們在粉碎了各種關于文學和關于人的元話語之后，只把文學納入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單維視野中的話，那么很有可能應了“向上的路和朝下的路是同一條”[7] 這個古老的說法，因為，無法超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本身又成了一種巨大的元話語。無疑，這是他的理論(當然包括種種“左”派反本質主義理論)仍存在的困境。
　　但是，理論的困境絕不表明理論沒有價值，歷史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困境的存在只是表明：理論仍在途中。
唐山師范學院學報1～5J1文藝理論黃茂文20062006
文學觀念/文學形式/藝術生產/意識形態
　　literary ideal/literary form/production of art/ideology
Between the Ideology and the Literary Form
　　--On the Literary Ideal of Terry Eagleton
　　HUANG Mao-wen
　　( Chinese Depart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key of Terry Eagleton' s literary ideal is to analyse the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by the ideology theory of Marxism. The origin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discourse, especially the form of the litera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To break the imagination of the romantic literary ideology for the aim of changing the form of the society is the basic aim of Terry Eagleton' s literary ideal. But the extensive politic contestation is the obvious trend in his opinion as a kind of New Left.
以文學形式為切入點，以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為理論起點分析作為意識形態生產的文化現象，是伊格爾頓文學觀念的理論核心。在伊格爾頓看來，現代文學話語是一種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它的生成及轉變與西方社會和歷史的變化有著內在的社會關聯，這種關聯不是體現在文學內容上，而是體現在文學形式上。打破文學的自律性幻想，引入文化研究的思想，進而在深層次上突破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觀念是伊格爾頓文學觀的現實指向。作為“左”派理論的重要代表，伊格爾頓的文學觀念具有鮮明的反本質主義色彩，但也體現著這種“左”派理論的泛政治傾向。
作者：唐山師范學院學報1～5J1文藝理論黃茂文20062006
文學觀念/文學形式/藝術生產/意識形態
　　literary ideal/literary form/production of art/ideology

網載 2013-09-10 21: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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