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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資本主義起源的探討一直是歷史學界的熱門話題。本文將對四種起源說進行簡要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評述。
　　一、四種學說簡介
　　1.商業起源說。商業起源說的主要代表有亞當·斯密、約塞夫·熊彼得、亨利·皮勒內和阿克頓勛爵等史學家。亞當·斯密是商業說的首倡者。他在著名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商業說的理論基礎。他認為，人類首先是受到自我利益的驅動，有著天生的求利欲。對物質財富以及對更好生活的追求構成了天生的內驅力，促使他們不停息地追求物質利益，從而給商業的起源與發展注入了穩定而持久的動力。他把到那時為止的社會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即游獵、游牧、農業和商業階段。斯密認為，在農業社會，領主或土地持有者和佃農出于對土地和安全的依賴，根本沒有擴大再生產和改革技術的動力，只有等商業城鎮出現才會打破這種保守封閉的生產格局，推動社會前進。他指出，是工商業都市的增加與富裕，為農村的原生產物提供了一個巨大而便宜的市場，使商人的財富投入去改良土地，使農村居民獲得秩序，有好政府，有個人的安全與自由[1]370～371，從而才有后來國家富裕的資本主義出現。建立在斯密國富觀基礎上的商業說的主要觀點內容是：擴大生產，追求利益，領土擴張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而生產擴張與領土擴張所積累的巨額財富為資本主義的確立奠定了不可動搖的物質基礎。
　　2.人口起源說。人口起源說的首倡者是英國哲學家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他對斯密的貿易勞動分工論提出了挑戰。他認為物質的增長只限于一定的范圍內，而人類的物質狀況并非呈直線型增長方式，而是像海潮那樣有升有降，在每一次漲潮之后必定會有一次退潮，在每一次物質財富增長之后就會出現衰落。因此，理解歷史進展的要素不是商業，而是人口的壓力。他在著名的《人口論》中提出了人口增長與物質增長的“算術幾何級數”[2]5 說。他認為，農業社會的土地資源是固定不變的，技術能力也有一定限度，因此，對人口的增長而言，這些就會構成一種極限，或叫“頂棚”。這種“頂棚”是由在一定的時間內土地能夠提供的最大食物量所決定的。馬爾薩斯認為，在人口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存在著某種自動調節機制。當人口增長達到極限時，自動機制啟動，會將人口降下去，使社會物質財富與人類需求之間達到平衡。除了馬爾薩斯之外，贊成人口說的著名學者還有道格拉斯·諾斯和羅伯特·保羅·托馬斯等。諾斯和托馬斯認為，人口的增長給市場的擴大和發展提出了要求，從而給制度的創新打下了基礎。因此，是人類在應對人口壓力的過程中不斷尋找出路，發明新的技術，開辟新的市場，從而促進了市場的形成，勞動的分工，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海上的貿易，新大陸的發現，并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的產生。[3]18
　　3.生產方式與階級斗爭起源說。生產方式與階級斗爭起源說的首倡者是馬克思。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分析了人類社會發展和演變的過程，指出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動力是對立階級之間的斗爭，而生產方式的差異所導致的圍繞剩余產品分配的斗爭是引起階級斗爭的動力。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他認為，從生產方式考察，人類社會經歷了四種社會形態，即亞細亞生產方式、古代生產方式、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4]。每一種社會形態里都有一種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但這種生產方式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在逐步改變。生產方式逐步改變的結果導致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逐步失去其對生產資料和生產力的壟斷性控制，被統治階級逐步取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主地位，雙方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最終導致革命，推翻舊的統治階級。馬克思認為，在17和18世紀的歐洲出現的工業革命，帶來了生產方式的改變，機器生產逐步替代手工生產，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生產力不斷提高。這一新型生產方式的代表是不斷興起的資產階級，而代表舊的手工業農業生產方式的封建階級不可避免地被取代。1789年的法國革命就是這一新舊交替的典型事件。因此，是17～18世紀出現于歐洲的工業生產方式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奠定了經濟基礎，而不斷壯大的資產階級以暴力或非暴力的革命形式最終取代王權和貴族成為政治領域的決策者，將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下來。
　　4.資本主義精神起源說。這一學說的主要代表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和維爾納·桑巴特。韋伯的思想見諸于其代表性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桑巴特的觀點見之于其著作《奢侈與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韋伯和桑巴特都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思想，認為歷史的發展不只是純物質力量作用的結果。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考察了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形成過程以及主要內涵。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來源于新教倫理，新教倫理形成于16世紀的宗教改革。“資本主義精神”的主要內涵為：經濟合理主義、天職觀念和禁欲主義。韋伯在論著的第一部里論述了經濟合理主義和天職觀念的概念，在第二部里論述了禁欲主義的起源及其在不同新教派別里的表現形式，以及禁欲主義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系。韋伯認為，謀利或者說賺錢并不等于資本主義精神，這種觀念古已有之，東西皆存；無論是古代的印度和中國，還是宗教改革之前的西方，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在各種不同職業的人中也普遍存在；因此，這幾乎是一種“通欲”。按韋伯的話說，是“‘金錢欲’的歷史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5]31，只有合理謀利才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什么樣的做法是合理謀利呢？簡言之，就是“一種非凡的資本主義商業意識會與各種滲入并支配他們全部生活的最強烈的虔信共同存在”。韋伯引用了富蘭克林《自傳》里的內容作為例證來說明合理謀利的具體內涵，那就是，“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金錢具有孽生繁衍性”，“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等等。不過，這里的謀利不同于“傳統主義”的唯利是圖，而是以誠信、勤勞、節儉為基礎，也就是在天職觀念和禁欲主義倫理的指導之下積累財富，獲取利潤，并將這些財富回歸于社會或者擴大生產而不是將它揮霍掉。韋伯認為，天職觀念和禁欲主義構成了新教倫理的基本內容。他指出：“天職觀念是宗教改革的一個產物。”在天職觀念指導下產生了禁欲主義。“這種禁欲主義已不再是一種‘義務上的善行’，而是某種可以要求每個決心獲救的人去做的事情。……是為了來世的行為合理化，是禁欲主義新教天職觀念產生的結果。”“這個世俗新教禁欲主義強烈反對財產的自發享受；它限制消費，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另一方面，它具有使自由獲取行動擺脫傳統主義倫理桎梏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對所謂獲取沖動的束縛，不僅使其合法化，而且將其視為上帝的直接意愿。”“一旦限制消費與謀利行為的解放結合起來，不可避免的實際效果顯然是：強迫節省的禁欲導致了資本的積累。在財富消費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夠通過生產性資本投資使財富增加。”正是在天職觀念驅動和禁欲主義約束下的合理謀利，社會才積累起了巨大的財富，為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仍然是在天職觀念和禁欲主義的推動和約束下，資本主義再生產才如原子裂變一般，產生出了這之前的任何社會制度都從未釋放過的巨大能量。
　　桑巴特在兩卷本的《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考察了歐洲資本主義形成的過程。他把歐洲的發展劃分為幾個階段。首先是傳統社會。在傳統社會中，一切以人為中心，人們的經濟活動只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自身享樂重于積累。到16世紀，傳統經濟讓位于早期資本主義。到19世紀，早期資本主義被高級資本主義所代替。在這一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兩種原則的斗爭，傳統原則和逐利原則。傳統原則下的經濟活動只為了自身需要，而逐利原則主張人應有無限的追求。逐利原則正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不甘平庸，有冒險和創新精神，對財富的貪婪追逐；另一方面又堅持精打細算和理性追求。他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對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奢侈與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具體細致的梳理與分析，認為奢侈是資本主義的伴生物，奢侈的流行大大地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明確地說，“奢侈……是非法情愛的一個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正是在這一點上，桑巴特和韋伯產生了差異。因為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里只有理性，甚至理性到禁欲的程度。韋伯不同意桑巴特關于資本主義精神有兩面性的觀點，認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力是天職觀，而不是奢侈享樂。
　　不過，韋伯和桑巴特都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歷史現象，在催生這一現象中，資本主義精神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資本主義精神的指引，也就是說，沒有對利潤的合理追求，沒有利潤的大量積累，沒有使利潤最大化的擴大再生產，沒有冒險性的創新，沒有以嚴格簿記制度為基礎的精打細算，沒有對享樂等欲望的有效控制，也許就不會形成那樣的資本主義。這是兩位社會學家的一致看法。
　　二、對四種學說的評價
　　筆者認為，若將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性的社會運動或歷史現象加以考察，這四種學說各有短長，只有對這一歷史進程進行綜合、具體、動態的分析，才能得出關于其起源的較為切合實際的結論。
　　商業起源說之長在于：第一，它抓住了資本主義的部分本質特征，即交換與資本，發現了交換與資本在催生資本主義發生和促使其形成過程中的巨大作用。的確，沒有交換，就無法實現產品的剩余價值，也就無法催生貨幣；沒有貨幣，就不可能產生資本，也就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建立于雇傭勞動基礎之上的。因此，交換是實現利潤或剩余價值的前提，利潤或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而滿足這一前提的條件是交換，也就是商業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商業成為資本主義產生的原動力就有著難以置疑的學理依據。第二，商業說還在其過程分析中構建起了從產品交換到生產消費之間的循環鏈，即產品→市場交換→貨幣資本→勞動分工→生產消費。這一鏈條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流程，其中又包含了資本主義生產的一些核心要素，如，市場、資本、勞動分工等。它的意義在于，一方面與實際相符且環環相扣的鏈條使商業說具有了經驗模型的價值，另一方面論證了商品交換在這一過程中的啟動性價值。顯然，沒有交換，這一鏈條就不可能構成，后面的過程也就無從談起。
　　商業說之短也有二。其一是它忽略了生產這一要害環節中所潛藏的、對分析資本主義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產品剩余價值。它所構建的鏈條起自產品，但那是進入交換和流通領域的商品。其實這時的商品已經具有了價值和剩余價值的雙重特性。要想透析這種商品的特性，忽略其生產過程是無法把握住它的本質的。后來的馬克思正是從這里著眼，找到中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源頭。其二是商業活動是否必然導致資本主義也存在著疑問。假如說發生于歐洲中世紀后期的地中海與大西洋貿易催生了西歐的資本主義，那么在古羅馬時期就出現于地中海沿岸的商品交換該怎么解釋？中國盛唐時期遍布于京城長安的商貿交易乃至絲綢之路的貨物交換為什么沒有催生東方的資本主義？顯然，不區分古代與近現代商業活動在追求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上的根本區別，就無法找到近代商業導致資本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
　　人口說的認識價值在于：首先，它勾畫出的人口升降曲線正好與歐洲自1000年到1740年人口增減態勢相吻合，也與這一時期的經濟盛衰狀況相吻合，具有充分的實例與數據支撐。其次，人口動因說不只是適用于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型，也適用于其他社會形態的轉變。實際上，人口增長與滿足人口消費的矛盾始終是推動人類向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不停歇探求的持久動力。倘若沒有不斷增加的人口，人類也許還呆在非洲大陸上，用不著朝世界的各個角落遷徙。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人口自身增長的需要，無疑是推動社會前進最原始也最切實的動力。
　　人口說的缺陷在于馬爾薩斯陷阱的有效性。馬爾薩斯所預言的人口升降的第三個周期并未出現。自1740年以后，歐洲的人口一直呈直線上升趨勢，從1750年的8千萬增加到2000年的7億。這一客觀現實顯然清楚地表明，人類自身可以找到破解馬爾薩斯陷阱的手段，并不是它的囚徒；從此也反觀出，引起資本主義產生必然還有別的動因。此外，如上文所述，人口增長的壓力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原始而基本的動力，并非只是某一種社會轉型的專利性動力。
　　生產方式與階級斗爭學說的最大特點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考察歷史進程，并把人與物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作為考察的重點，并把這種關系置于經濟基礎的大框架之內。生產方式學說的意義在于它抓住了區分各種社會形態的關鍵性特征，也就是抓住了打開不同社會大門的鑰匙，比如，游獵是氏族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農耕是農業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機器操作是工業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不同的生產方式決定著不同的經濟關系。封建主義的經濟關系是農民依附于土地和領主，而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是雇傭與被雇傭。這一學說可以幫助我們較為準確地把握社會的進程，通過對生產方式的考察就可以判斷社會處于什么樣的階段上。階級斗爭學說的意義在于幫助被統治階級意識到自己的地位與利益之所在，從而開展維護和爭取自身利益的斗爭。但是，生產方式和階級斗爭學說帶有更加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我們還應該看到，階級斗爭若是普遍存在的話，并不只是發生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換的時期，而且斗爭也不限于不同的階級之間，同一個階級中間也會發生斗爭，有時甚至是你死我活，比如英國的清教革命；而有時不同階級之間的斗爭也可以通過妥協來得到解決，再比如英國的“光榮革命”。
　　前三種學說都是從社會運動的外部形態來考察資本主義的起源，而資本主義精神說則另辟蹊徑，將焦點對準引導歷史運動的精神層面，這本身就具有不平常的學術視野，而這樣的學術眼光在20世紀初就更有啟迪意義。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發展到19世紀中后期已經達到了它的第一個高峰：生產力高度發達，生產規模空前龐大，社會財富急劇增加，資本積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遞增，與此同時，社會貧富的差距在不斷擴大，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不斷涌現甚至激化。面對這樣的形勢，西方的各路思想家從各個角度來研究資本主義興起與發展的進程與規律，試圖找到社會的病根并開出醫治百病的良方。以孔德為首的實證主義哲學家認為，人類社會也同一切有機世界一樣，是有規律可循的，而這些規律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尋找；因此只要找到這些規律，就可以用改良的手段來解決社會上的一切問題。達爾文和斯賓塞則以進化論的觀點來看待社會問題，認為人類社會也同自然界一樣，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優秀的種族和民族必定戰勝劣等的種族和民族，先進的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必將取代落后的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就屬于這種先進的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馬克思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認為資本主義生產使社會上的一切都變成了商品。由于資本本身具有無限擴張性與剝削性，資本家就一定會無限度地追求利潤。因此，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是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根本方法。眾說紛紜，但著眼的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外在特征，認為其是引起社會矛盾的生物學因素或物質因素，是促使資本積累與擴張的自然驅動力和經濟驅動力。韋伯和桑巴特將焦點對準資本主義的起源，著眼于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精神驅動力或宗教驅動力，考察資本積累的內驅力，從文化的角度尋找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內在因由，引導人們從文化與精神的層面去療救資本主義。應該說，這樣的研究是獨具慧眼的。它抓住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區別，抓住了社會運動的部分本質，那就是，人是自然界的產物，但人類自進入社會形態以來就不能脫離精神而存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然不能例外。
　　但是，這一學說也有它自身的缺陷。其一是對“資本主義精神”在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作用的過度肯定。上文提到，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有多種多樣的因素，其中經濟驅動力和精神驅動力是兩個不可缺少的變量。韋伯注意到了精神驅動力的重要作用，糾正了一些思想家忽視精神因素的偏向，但同時卻又忽視或者說忽略了經濟驅動力的重要與不可替代性。就推動社會發展和轉變的要素而言，經濟驅動總是第一位的。其二是“資本主義精神”說不能涵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如果該學說適用于新教倫理普及之后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加爾文教義傳播開來并被新教國家如荷蘭、英國、美國等國的教徒接受以后的話，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經出現的“資本主義精神”現象就難以得到解釋：比如葡萄牙人在15世紀后期和16世紀前期的擴張及其以商業為核心的海上貿易霸權的建立。再比如中世紀后期沿地中海進行的商業往來，都帶有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性質，其中自然不乏“資本主義精神”的驅動與指引。它更不能涵蓋丹尼爾·貝爾所指出的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特征，“20世紀的資本主義在某些方面帶來了更加令人驚異的社會變遷——重心從生產向作為資本主義支點的消費的轉移。這是一種對耐用消費品需求的增長，諸如汽車、冰箱、電視機、洗衣機、烘干機等這一類產品。所有這一切帶來了一場零售業的革命，尤其是發明了分期付款法這一銷蝕新教倫理的最具顛覆性的工具。現在人們不僅不害怕舉債，反而卻害怕不能舉債。人們不需要存錢去購買生活奢侈品，因為現在就可以買，等到以后再付錢。營銷和享樂主義成了資本主義的推動力”。當然，在關于資本主義精神起源的時間、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等方面，韋伯和桑巴特是有很大分歧的，這也反映出這一學說的內在矛盾。
　　三、結語
　　首先，如同我們所處的自然界一樣，社會是一個極其復雜、涉及面極廣的龐大系統，其運動所牽涉的變量眾多，且相互關系也極其復雜。要考察某種社會運動，探討其規律，可以從一個角度入手，以一個時期為對象，我們從中可以找到某些帶本質性的東西。但是，對一種變量或從一個角度的考察，決不能掌握社會運動的全部規律，或揭示其全部本質。只有對推動和影響這一運動的主要變量進行綜合、具體、動態的分析，尤其是考察過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之后，才能得出較為合理的結論；可以說，多種角度看歷史，考察的變量越多，考察的角度越多，就越接近其真實。本文討論的四種學說從不同的維度對資本主義的起源進行探討，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歐洲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這一社會運動的某些規律。但任一維度的研究沒有也不可能揭示出這一運動的全部本質。因此，在他們之后，又出現了許多不同的學說，將這一研究推向深入。可以斷言，圍繞這一課題，還會有不同的學說出現。
　　再者，人類社會首先在于其物質性，這是由人類既是從物質世界進化而來且依賴其生活所決定的，因此可以說這是既定或先定的，甚至可以說是宿命的。但是，人類自從進化成智人以來就以其精神性而獨立和區別于物質世界。因此，人類的社會運動就不只是具有物質的特征，受物質的約束，同時也受到精神的驅動；而且，隨著人類的進化，社會的前進，精神這一變量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遺憾的是，精神變量的成因及其巨大作用在各種人文社科研究中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在本文所涉及的研究中同樣如此。正因為如此，韋伯和桑巴特對資本主義精神起源、特征及其作用的研究在整個20世紀都受到國際學界的廣泛重視和贊譽也就不足為奇。
　　最后，這四種學說分別從人口、財富、生產、精神的角度來考察資本主義的起源，恰恰是抓住了與人類生活最息息相關的根本方面，觸及了人類生活的本質層面。這樣的研究視角給我們以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雙重啟示：社會科學的研究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才可能觸及生活和社會的本質。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73～77D1社會主義論叢蔡玉輝20072007
資本主義起源/商業/人口/生產方式與階級斗爭/資本主義精神
西方關于資本主義起源有商業說、人口說、生產方式與階級斗爭說和資本主義精神說等四種學派。社會是一個極其復雜、涉及面眾多的龐大系統，影響其運動的變量很多，要考察其歷史成因，應從多個角度考察才能接近真實，只有從與人類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入手才能觸及本質。
作者：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73～77D1社會主義論叢蔡玉輝20072007
資本主義起源/商業/人口/生產方式與階級斗爭/資本主義精神

網載 2013-09-10 21: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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