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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認為彝族社會語言學研究分為起步階段和初步發展階段。７０年代以來，廣大學者注重把彝族的歷史文化與語言相結合，拓寬彝族語言研究領域，取得顯著實績，促進了社會語言學和民族語言學的發展
　　關鍵詞：彝語 社會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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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彝族社會語言學研究的興起
　　社會的需要和學科發展規律是彝語社會語言學興起及其在我國民族語言研究領域發展的重要原因。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種、多文種的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是各民族繁榮發展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語言作為民族特征中相當穩固的第一特征，還將發揮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彝語文繁榮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要求語文工作者不僅要注重對豐富多彩的彝語進行現狀描寫和歷史比較研究，同時也要注重研究彝族歷史、文化傳統、社會背景同彝語言的關系和對彝語言的影響，要注重研究同彝族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提高息息相關的一些語言問題和現象。如語言使用狀況、雙語現象和雙語教學、改進或規范民族文字和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等等，以便為我國的彝語文規劃和彝語文建設提供科學的依據。隨著彝語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語言同社會密不可分，語言與民族心理、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都密切相聯，社會的變化影響語言的變化等等。而這些問題僅以歷史語言學和描寫語言學理論是難以滿意地解釋所有的語言現象，難以揭示語言變化的全部原因的。正是這種社會需要決定了社會語言學在我國彝語學研究領域的興起，社會語言學這一分支學科的誕生，為我國的彝語言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彝族社會語言學的發展
　　分布云南、貴州、四川及廣西四省（區）的６５０多萬彝族，由于受地域差異和社會歷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彝語各方言之間，次方言與次方言之間，次方言與內部土語之間狀況及其聯系變得極為復雜。加之各種社會因素及人為因素從不同方面影響、制約彝語言和文字的變化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彝語作為彝族人民重要的交際工具，其交際功能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給彝語文工作和彝語言研究帶來了種種復雜的現象和問題，而這些變化問題為我國彝語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天地。縱觀我國彝語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狀況，大致可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起步階段和初步發展階段。
　　１）起步研究階段：７０年代以前，彝語言學的研究同我國其他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一樣，社會語言學還未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彝語言領域中的社會語言學研究是零星的。３０年代以后，隨著現代語言學的傳播，中國語言學的研究由傳統的，幾乎只著眼于歷史書面的研究逐步轉向重視現代口語的描寫和研究。同時，隨著漢語研究的深入發展，很多語言學家的研究視線逐步轉向親屬語言即各少數民族語言親屬稱謂等問題的研究。以羅常培、傅懋ｊì＠①、馬學良等為代表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家，深入到南方少數民族地區，調查民族語言，開始了系統科學的描寫語言學研究。在調查、描寫、分析民族語言過程中，他們注意到一些語言與社會方面的問題，特別是語言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內容，從而進行了專題研究，為推動彝語言領域中的社會語言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五、六十年代，在為少數民族創制、改革、選擇文字以及民族識別兩大任務的帶動下，很多專家學者深入到彝族分布的地區對彝族的語言及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地行了廣泛調查，發表了一些彝語言調查報告和專題論文。在這個過程中，對某些社會與語言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在部分彝語調查報告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社會語言學的有關的一些內容。如注意到語音變化與過去文化遺跡的關系，從造詞心理反映民族語文化程度；借詞、地名說明民族接觸和民族遷徒蹤跡；從姓氏、別號中看所包含的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內容；從親屬稱謂中研究婚姻制度等等，并開始摸索彝語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但這一時期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還未形成體系，只是一些互無關系的專題研究，廣度和深度都很有限，理論研究還未展開，這都表明社會語言學研究在我國還只是處于起步階段。在該階段，由于我國學術界尚未建立起社會語言學這門新興學科，沒有該學科具體的理論作指導。故該階段的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除論文篇數極少，所涉及的研究范圍比較窄外，其研究的內容大都不是很專，在論述其他問題時，社會語言僅作為附帶性問題納入其他問題的討論之中。然從學科的自身發展規律而論，這是很自然和正常的現象。可以說，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的這種現象和特點，恰好真實地體現了我國處于初步階段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特征。
　　２）初步發展階段：７０年代以后至今，經過上一階段有關專家學者的拓墾，彝語社會語言學同其他學科一樣，在早期起步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從附帶性討論轉向注重聯系社會對語言的影響及其相互依存關系等一系列社會語言問題的專題性研究，逐步在彝語言研究領域形成規模并初步發展起來。在聯系具體的語言實際的基礎上，提出并探討了許多該學科的建設思路和新的研究方法，出現了一些頗有份量的學術論文。在該階段，許多從事彝語文研究的專家學者及彝語文工作者都立足于我國彝語的分布狀況和語言特點，從不同的角度對我國彝語言的許多問題進行了分析和研究，對彝語文的使用狀況、前途，新老彝語言文字的關系，語言與民族、語言變體（或變異），規范問題以及雙語現象、雙語教學，彝語言文字的統一等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然而，社會語言學畢竟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在彝語的研究領域中起步更晚。故在該階段的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不僅基礎比較薄弱，而且研究隊伍的水平和知識結構參差不齊，有些論文僅在內容上涉及到一些社會及文化語言現象，還欠缺運用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行系統研究。學科各領域的拓展還待加強。但是隨著民族語言與社會關系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論文，彝語言領域中的社會語言學研究正向著有系統的方向發展。
　　 三、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涉及的主要方面及成績
　　就我國彝語言研究領域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重點和彝語文工作所涉及的社會語言學問題來說，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方要方面。
　　 １．語言與民族
　　語言與民族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內容之一。由于各民族間不斷接觸和交流，每種民族語言的發展和使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語言的影響。王天佐的《試說漢語嘴頭話的人稱代詞與彝語的關系》［①］探討了嘴頭話的人稱代詞與彝語人稱代詞二者在歷史上的淵源關系。朱崇先的《昆明西鄉彝文單字注釋的初步研究》［②］給我們提供了西鄉彝族吸收外來文化，學習和使用彝漢雙語的見證和史例。格里姆、拉斯克等語言學家闡述過通過語言史對民族史研究的重大意義。方國瑜先生也曾指也一個民族的語言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可見語言是“活的社會化石”。正因此，許多人從彝語言材料入手研究彝族歷史。如馬學良的《〈白狼歌〉中的“僂讓”考》［③］，馬學良、朱崇先的《從語言論證南詔王室的族屬問題》［④］等。通過語言材料分析，還可以探索不同民族的社會文化、物質生產、心理狀態及思維特點。如朱文旭的《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姓氏詞的詞匯結構及等級分化》［⑤］，朱崇先的《彝族王號“詔”與“莊”音義變異考》［⑥］等論文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例證。
　　 ２．語言關系與民族關系
　　我國是多民族、多語多文種的國家，各民族語言由于語言相互影響而出現的種種現象，早已引起人們的重視。由于彝族社會生活的變化、時代的變遷、地域差異及居住環境的改變，使彝語自身在發生種種變體或變異的同時，也促進了與其他民族間的接觸和來往。賈巴烏清的《涼山彝族人名的構成及其演變》［⑦］、陳文漢的《彝語言方位詞的由來及演變初探》［⑧］、劉應珍的《試論彝語鼻濁間的演變》［⑨］等論文從不同的視角探析了彝語的種種變體或變異等現象和問題。關于民族與語言文字的淵源關系問題，歷來是很多專家學者關注的問題。如陳英的《論彝漢語文的同源關系》［⑩］和《試論漢彝民族的歷史的淵源》［①①］、丁椿壽的《彝文非仿漢字論》［①②］、朱建新的《彝漢文淵源之爭述略》［①③］等論文從語言與民族關系角度出發，探討了彝文、漢文二者是“同源”還是“同源異流”等引人關注的問題。李喬的《這是偶合嗎——從彝文字談起》［①④］、《一個千古難解之謎——半坡刻劃符號與彝文淵源關系試析》［①⑤］和《再次證明半坡陶文是彝文始祖》［①⑥］三篇語文依次通過半坡刻劃符號（陶文）與彝族文字的對比和研究中，論證了半坡刻劃符號與彝族文字一脈相承，半坡陶文是彝族文字的始祖的觀點。
　　 ３．語言與文化
　　語言是一種自成體系的特殊文化。通過語言詞匯的分年析，可以探討一個民族文明發展的歷史，通過譜系分類，可以探明一個民族的起源及其發展脈絡，可以看到某些與語言系統平行的文化類型的分布面以及語法結構與文化所具有的深刻的內在聯系。因為語言幫助人們形成特定的思維和表達習慣，同時也制約著一個民族在進步過程中所構筑的與之相應的文化結構的個性和特點。
　　１）親屬稱謂和親屬制度：各民族都有一套自己的親屬稱謂系統。親屬稱謂是社會關系的縮影，是人類社會重要的文化因素，它反映著婚姻家庭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幾十年來，我國語言學界、民族學界較早注意到了這種現象并利用這把鑰匙作了具體的研究。如傅懋ｊì＠①的《彝語親屬稱謂受話者性別的影響》［①⑦］、朱文旭的《涼山彝族親屬稱謂及其婚姻形態窺探》［①⑧］、蘇連科的《涼山彝族親屬稱謂的語義分析和詞源結構研究》［①⑨］、徐尚聰的《彝族親屬稱謂詞初探》［②⑩］馬錦衛的《彝族親屬稱謂考》［②①］、互爾巫達的《涼山彝族親屬稱謂的序數詞素及其民族學意義》［②②］等有關論文，對彝族親屬稱謂系統的語義特點、詞源結構及其民族學意義等問題作了系統的探析，為研究彝族的親屬制度及社會關系提供了一定的幫助。
　　２）專有名詞命名：族名、姓名、地名及動植名稱等專有名詞的來源及變化與社會、文化的關系非常密切。研究專有名詞中的社會與民族因素越來越受到重視。對制約地名的歷史、文化、地理要素、姓名起源及其特征，使用情況及族稱的意義、命名方式等，許多人進行了分析研究。涉及彝族族名的論文如：盧義的《彝族的族稱，支系及其文化特征》［②③］、李永燧的《說“諾蘇”》［②④］和《關于諾蘇——有感于戴文商榷》［②⑤］、普學旺的《論普米、羌、白、土家、緬等族和巴人、ｂó＠②人、驃人自稱的原始意義為“白人”——兼論彝族自稱“諾蘇”意為“黑族”及其起源》［②⑥］等等。戴慶廈、胡素華的《“諾蘇”為“黑族”義質疑》［②⑦］則從語言學、社會認識心理學和歷史文字文獻等方面對“諾蘇”非“黑”義進行了分析和論證。馬學良的《彝族姓名考源》［②⑧］、朱文旭的《涼山奴隸社會姓氏詞的詞源結構與等級分化》［②⑨］、拉瑪茲屋的《彝族的人名與文化》［③⑩］、賈巴烏清的《涼山彝族人名的構成及演變》、馬拉呷、吳明光的《有趣的彝族名字》［③①］等論文為我們研究彝族的人名姓氏構成及其演變特點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巴莫·阿依的《涼山彝族地名初探》［③②］、李尼波的《“居徒姆姑”考》［③③］、張慶培的《尋甸彝族地名漢譯體會》［③④］等通過對彝族地名的分析、對彝族地名命名方式來源和所反映出來的彝族社會歷史作了探討。吳光范的《云南地名探源》［③⑤］對云南省古今部分彝族地名的淵源和更易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和研究。曲木·鐵西的《彝族植物名詞的語義分析》［③⑥］等對彝族植物名稱的形成和語義特點作了初步探討。戴慶廈、曲木·鐵西的《彝語義諾話動物名詞的語義分析》［③⑦］則從語言人類學的視角，通過義素分析分類法，對彝族動物名詞語義特征所采取的組成方式同彝族社會文化的關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３）語言與文學
　　語言與文學的關系十分密切。多年來，許多學者對有文字民族的書面，以及口頭文學乃至無文字民族的口頭文學作了大量的研究，對二者的關系有了更進一步理解。如羅曲的《彝族詩律探析》［③⑧］、賈銀忠、安群英的《涼山彝語的語言風格略論》［③⑨］等運用豐富的彝語言材料，從彝語言風格的形成彝語語言風格的類型及彝族詩歌律（節奏韻律）及其特點等方面作了探討。
　　４）語言與心理：這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在民族語言領域內更有著廣闊的天地和美好前景。如黃行的《涼山彝族雙語教學態度的調查研究——兼論語言態度的問題》［④⑩］等論文運用社會心理心的觀點和方法，分析了人們對雙語教學態度的一不致，及造成這一矛盾態度的社會原因。有的論文則通過對彝語“爾比爾吉”（即格言）的研究，探析了語言與社會心理所反映出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如覃敏笑的《試論涼山“爾比爾吉”中的女性觀念》［④①］等。彝族語言與心理特征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很多方面還沒有深入研究，甚至尚未涉及，因此還有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等待我們去做。
　　５）語言與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任何關系和變化，都或多或少地在語言中有所反映。一個民族歷史的發展，經濟和貿易往來關系，環境變遷等也將在語言詞匯或文字材料中留下痕跡。如余宏模的《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試析》［④②］等通過貴州水西地區保留下來的彝文資料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彝族土目與佃戶之間經濟租佃關系的實質。
　　６）語言與宗教：語言和宗教都屬于文化范疇，二者的關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宗教的產生、傳播、宗教的特點會在語言中保留某些痕跡；另一方面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能夠反映出宗教產生、變化、傳播的過程和不同宗教特點及其演變。如于錦銹的《從彝文〈指路經〉看現存彝族原始宗教系統的類型》［④③］，馬學良的《明代彝文金石文獻中所見的彝族宗教信仰》［④④］和《彝族經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④⑤］等從彝語言材料入手，對彝族原始宗教系統的宗教形式和宗信仰等近存的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特點等問題作了論述和研究。通過語言材料的分析研究，有的學者還從語言與民族的歷史、經濟文化、生活、風俗習慣及地理環境等角度探討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如陳士林的《楚彝歷史關系述略——涼山彝族東來說》［④⑥］、朱文旭的《涼山彝語及其文化因素》［④⑦］等等。
　　 ４．語言與語文政策
　　我國民族語文工作的實踐經驗證明，做好民族語文工作除了必須認識我國民族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及其發展規律外，還要認識民族語文同各種社會因素，包括民族心理、社會條件、傳統文化等之間的關系。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觀察社會因素對民族語文使用、發展的約制作用。在認識上，要把民族語文工作看成是民族工作的一個重要成分，在行動上，要積極幫助各民族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建國以來，有關的彝語文工作者和專家學者在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發表了不少文章。有的論述語言規劃、有的論述語言地位和語言平等政策，有的則強調語言統一、語言立法等等。這些有益的探，對指導我國彝語工作，制定彝語文政策的實踐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如周慶生的《規范彝文在涼山的普及給人們的啟示》、［④⑧］曲木·鐵西、沙馬八路軍的《論彝文對提高彝族農民素質的重要意義》［④⑨］、武自立的《規范彝文在涼山彝族地區的巨大作用》［⑤⑩］等等充分肯定了彝語言文字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語文規范化問題是制訂和完善文字的重要內容。在彝語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領域中，彝語言規范化問題是眾多專家學者深為關注的問題。論文頗多，涉及了新詞述語規范、詞匯規范、雙語規范、文字書寫及翻譯規范等多方面的內容。如陳士林的《涼山彝語新詞述語的補充和規范》［⑤①］、馬興國的《彝語詞匯規范化淺談》［⑤②］、丁椿壽的《論彝文的類型和超方言問題》［⑤③］、張余蓉的《談漢彝姓氏翻譯書寫形式的規范》［⑤④］、阿魯品豪的《統一規范彝文勢在必行》［⑤⑤］等等便是探討上述有關彝語言文字的統一和規范化問題的論文之一。
　　 ５．民族語文教學
　　民族語文教學是社會語言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彝族地區特別是在不通或半通漢語的彝族地區，實行雙語教學是提高彝族整體教育水平及文化素質的重要手段之一。很多專家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對雙語文教學的方式、途徑及成功經驗和意義等進行了積極的探討。如華訊的《四川彝漢雙語教學兩種體制并行方案初探》、［⑤⑥］胡書津的《四川省彝、藏地區教育體系中發展雙語制之我見》、［⑤⑦］張余蓉、余惠邦、馬錦衛的《涼山州雙語教育現狀及其發展前景》［⑤⑧］等論文對彝族地區的雙語教學的狀況和發展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
　　 ６．社會語言狀況
　　社會語言狀況是社會語言學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內容之一，涉及彝族社會語言狀況的論文頗多，很多論文就我國彝族語言文字的歷史、類型、使用狀況及其發展特點等方面作了具體的論述和研究。如余宏模的《試談彝族文字的起源和發展》［⑤⑨］、周裕棟的《云南彝文的使用和傳播》［⑥⑩］、武自立的《云南彝族語言使用情況、文化教育和文字問題的調查》［⑥①］等等。
　　 四、彝語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特點
　　就當前我國的彝族語言研究領域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狀況而論，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１．范圍寬、涉及面廣、包容量大。由于社會語言研究本身范圍較寬，加之我國彝族分布地域較廣，語言現象或語言差別較大，語言與社會關系較為復雜，語言材料豐富。因而彝語社會語學研究始終表現出面廣量大的特點。
　　２．發展不平衡。彝語社會語言研究由于尚處于起步階段，很多方面的語言與社會問題尚未開展研究，還處于發現一個問題解決或分析一個問題的階段。同時由于研究隊伍的知識結構和理論素養等參差不齊，發展極不平衡。
　　３．結合社會實際，解決實際問題。由于社會語言學研究語言與社會的共變關系，這種關系決定了彝語社會語言學要研究和探討與各種社會因素相關或互為聯系的實際的語言現象和語言的社會問題，從而決定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對彝族地區的教育、科技及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故此，結合彝族社會實際，解決語言的實際問題成為其較為突出的研究特點。
　　４．立足并重視活的語言材料的運用，進行綜合分析全面對比研究。由于我國彝族地域差異較大，方言土語多，支系較為復雜。這給研究帶來很多問題。在研究過程中，各有關專家或學者都特別重視活的語言材料的運用，并結合實際加以分析和對比研究。對這些話的語言材料綜合運用和分析對探究我國彝族文字超方言化的文字統一的“出路”問題有著重要的參考和使用價值。這是我國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所體現出的又一特點，也是新時期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和發展的新趨勢新特點。
　　 結語
　　我國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經過老前輩的艱辛拓墾，中老年學者的艱辛培育和中青年研究人員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初步發展，特別是近１０多年來，初現豐收的碩果。然而社會語言學畢竟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在彝語言學研究領域，起步較晚，基礎還比較薄弱。要使我國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在今后的旅程中得更快更深入的發展，筆者認為，至關重要的是要培訓并建立起一支具有良好研究素質的科研隊伍。這支隊伍必須具有較為全面的知識結構，扎實的語言學知識和語言理論功底，需要具備一定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學知識，同時還須具有較好的外語水平和社會語言學知識。如果我們的研隊伍具備這樣的科研素質，并能夠不斷吸引更多的有志于從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科研人員加入到我們行列中，并不斷為之創造條件，加強學術交流和人才培訓。那么，我們深信，我國的彝語社會語言學研究定能在不遠的將來迎來更加燦爛的春天。
　　注釋：
　　① ⑤ ①⑨ ②⑨ ④⑩ ④⑦ ④⑧ ⑤④ 《民族語文》１９８６年４期、１９８７年１期、１９８８年第４期、１９８７年第１期、１９９０年第６期、１９９２年第６期、１９９３年第４期、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② ③ ⑥ ①⑧ ②② ②⑦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１９８８年第４期、１９８６年第３期、１９９３年第２期、１９８８年第４期、１９８９年第４期、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④ ⑦ ⑧ 《云南民族學院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１期、１９９４年第２期、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⑨ ①① ①② ①⑤ ④① ④② ⑤③ 《貴州民族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１期、１９８９年第４期、１９９０年第４期、１９９０年第２期、１９７９年創刊號。
　　⑩ ⑤⑤ 《彝語文集》貴州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月，張和平主編。
　　①③ ②① ③③ ③⑧ ③⑨ 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１期。１９８８年、民族語言學研究專輯、同前、１９９１年第１期、１９９０年第４期、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①④ 載《民族文化》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①⑥ ②⑩ 《貴州民族學院學報》１９９２年第１期、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①⑦ 《大亞細亞雜志》１９５１年第２卷。
　　②③ 《畢摩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６月。
　　②④ ⑤⑦ 《民族語文論集》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②⑤ 《云南民族語文》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②⑥ 為“中國民族語言學會第六屆年會學術論文”。
　　②⑧ 《民族語言教學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③⑩ 《彝族文化》１９９０年年刊。
　　③① 《四川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③② ⑥① 《民族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６期、１９８０年第６期。
　　③④ 《地名知識》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③⑤ ⑤⑧ 《云南地名探源》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８月。
　　③⑥ 載《涼山民族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③⑦ 載《民族語文研究新探》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④③ ④④ ④⑤ 《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１年４期、１９８３年３期、１９８０年８月第２集。
　　④⑥ 載《楚史論叢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④⑨ ⑤⑩ 載《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使用和發展問題》中國藏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⑤① 載《規范彝文應用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⑤⑥ 載《少數民族語文教學論文集》，內蒙古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
　　⑤⑨ 載《涼山彝族奴隸制研究》１９７８年第１期。
　　⑥⑩ 載《彝學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作者簡介：普忠良，男，１９７０年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國少數民族社會語言學研究中心秘書。
　　 （責任編輯：覃敏笑）＊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責加力
　　 ＠②原字棘下加人
　　
　　
　　
貴州民族研究貴陽112-118H1語言文字學普忠良19971997 作者：貴州民族研究貴陽112-118H1語言文字學普忠良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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