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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理語言學誕生的歷史背景
　　心理語言學是近幾十年來發展起來的、與心理學和語言學研究既有重疊和交叉，又有其獨到研究領域的新學科，是一門綜合語言學和心理學研究，重點探索人類心智本質和結構的科學。心理語言學的誕生，基本上可歸源于心理學之父——結構主義學派的創始人——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研究。1879年，馮特在萊比錫大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心理實驗室，開始并從事心理物理學的實驗工作。1874年，他出版了《生理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一書，探究了人類的心質結構和意識。在馮特晚年的探索中，他很重視語言問題的研究，發表過很多與語言心理學相關的文章和著作。無論是后來的格式塔心理學還是現在的心理語言學，其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馮特研究的影響。
　　自馮特以后，出現了一大批對大腦和語言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深厚興趣的語言學家、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早在20世紀初，人類學家勃斯(Franz Boas,1858～1942)就預言，語言學和心理學的研究很可能會促使一門新的學科的建立。受馮特的影響，勃斯(Boas)把研究的重心從人類行為轉移到文化現象的心理學因素和環境條件的心理學描述板等的研究方面。到了1938年，他出版了《原始人的心質》(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為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心理的語言學”(psychological linguistics)、“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fics)和“語言心理學”(linguistic psychology)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到了1951年，美國的一些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聚集在康奈爾大學，討論他們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兩年后，美國社會科學院的語言學和心理學委員會在印第安納大學舉行了一次語言問題跨學科研討會。在討論會上，與會者們就語言學和心理學研究涉及到的共同話題展開熱烈的討論，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和思考。1954年，奧斯古德(C.E.Osgood)和西貝奧克(T.A.Sebeok)將討論會的文件和報告匯編并將其命名為《心理語言學：理論和研究問題評述》(Psycholinguistics:A Survey of Theory and Research Problems)。此書的出版也就標志著一門新的學科——心理語言學——的正式誕生。
　　　　二、心理語言學初期發展的理論基礎
　　心理語言學的初期發展受到三大理論的影響：一是以華生(J.B.Watson,1878～1858)和斯金納(B.F.Skinner,1904)為代表的行為主義理論；二是以布隆菲爾德(Bloomfield,1933)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三是以珊南(C.Shannon,1948)為代表的信息理論。
　　首先，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華生所創始的行為主義理論，在俄國生理學家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70～1932)“經典條件反射”理論的基礎之上，提出了“客觀功能主義”的學說。他認為，學習就是一種刺激代替另一種刺激建立條件反射的過程。在華生看來，人的大多數行為都是通過條件反射建立新刺激—反應(S-R)聯接而形成的。繼華生之后，斯金納又在華生的研究基礎之上提出了“可操作性條件反射”的理論。1957年，斯金納出版的《言語行為》(Verbal Behavior)一書對言語行為作了較為系統的論述。盡管斯金納的《言語行為》后來受到了喬姆斯基的批判，但行為主義的“刺激—反射”和“可操作性條件反射”等的心理學理論不但影響著心理學和語言學的研究，而且也為后來發展起來的心理語言學的研究提供了部分的理論根據。
　　除了行為主義理論，以布隆菲爾德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理論也為心理語言學的初期發展奠定了基礎。布隆菲爾德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建立在華生行為主義理論的研究基礎之上。其特點是用行為主義的原則研究意義，在確立語言單位時堅持嚴格的發展程序，總體上關心語言學的自由地位和科學性。盡管他的理論受到語義學家里奇(Geoffrey Leech)的批評并成了喬姆斯基生成語法的“犧牲品”，然而，布隆菲爾德的研究方法不但在語言學的研究領域被廣泛采用，而且也成了心理語言學研究“句子加工”的重要方法之一。
　　心理語言學的初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珊南(Shannon)為代表的“信息論”的研究。信息論的研究牽涉到信息的計量、傳送、變換、處理和儲存。在語言的研究方面，信息理論認為語言的輸出表現為一系列的信息符號，依次地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轉換。信息論的研究成果向語言學家對語言信息分布的分析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和仿照的依據，同時也向心理學家和語言教育工作者在學習理論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個實用的框架。自1948年信息論問世以來，信息理論中很多的研究方法都被心理語言學家所采用，用來研究“語言的感知”、“語言的產生”以及“語言信息的統計”和“信息分析”。特別是在“語言的編碼”和“解碼”的研究方面，大量語言信息的分析和研究均采用了信息論的研究方法。
　　　　三、心理語言學中期發展的理論基礎
　　心理語言學的中期發展大體可以從1960年算起至1975年，共15年的時間。這主要是以西方心理語言學專著的大量問世為根據的。無論該劃分是否準確，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無疑是心理語言學發展壯大的“醞釀期”，而這個時期心理語言學的發展基本上是以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和勒考夫(Lakoff)的“生成語義學”的研究理論為“動力源”的。
　　首先，喬姆斯基于1957年出版了《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s)一書，提出了“轉換生成語法”的理論。喬姆斯基對語言學研究的主要貢獻可歸結為以下4點：一是他強調語言使用的“創造性”；二是他針對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的學習理論提出“語言習得機制”，強調了語言習得的“遺傳”因素：三是他提出了“語言模塊”論，區別了語言系統的規則和表征與認知系統的規則和表征的不同；四是他提出了語言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這也是影響此后語言研究最為重要的新的語言理論。然而，正當喬姆斯基在努力修正自己的理論并試圖提出新的研究模式之時，以勒考夫(Lakoff)為代表的“生成語義學派”與以喬姆斯基本人為代表的“解釋語義學派”又在深層結構的“深度”問題上發生了爭議：勒考夫認為深層結構還不夠“深”，而喬姆斯基則認為深層結構已經“太深”。此后，盡管有人又提出“格語法”或“功能語法”或“交際語法”等的理論，但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和勒考夫提出的“生成語義”的理論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當時語言學的研究。
　　　　四、心理語言學研究的三大主題
　　　　1.言語產生
　　“言語產生”是心理語言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主要包括4個方面的研究：(1)言語產生模型的數據來源；(2)言語產生中的語言單位；(3)言語產生過程中的言語失誤；(4)言語產生模型。首先，“言語產生模型的數據來源”主要通過對“言語失誤”、“言語停頓”、“言語障礙”的數據分析，研究言語產生的過程及其影響言語產生的因素。第二，在“言語產生中的語言單位”的研究中，主要通過人們在“音素段”、“語音特征”、“單詞”、“詞素”和“短語”5個方面的語言行為以及對言語者所表現出的“言語失誤”現象的分析，研究言語的產生過程。第三，在“言語產生過程中的言語失誤”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3個方面的研究：(1)言語計劃；(2)詞匯組織；(3)口誤和言語失誤的特征和起因。在“言語計劃”的研究方面，主要以萊施勒(Lashley,1951)的“詞語產生表現”和佛恩尼(Fournie)的“詞語層級組織”等的研究理論為基礎，專門探究語言產生模型中“言語表現”和“言語失誤”的階段和言語失誤的預測。在“詞匯組織”的研究方面，主要以弗洛姆金(Fromkin,1988)和戈萊特(Garrett,1988)有關同音異義詞和近似音詞所造成的言語失誤的論說為基礎，揭示“語義替換”、“音位替換”以及“語義／音位混合”等現象并以此研究詞匯組織的過程以及造產言語失誤的原因。在“口誤”和“言語失誤的特征和成因”的研究方面，主要以戈萊特(Garrett,1988)和卡特勒(Curler,1980)有關“詞綴”和“功能詞”在句中“換位”現象的分析為基礎，探究言語失誤的規律、成因以及言語產生的過程。第四，對言語產生以及言語加工模型的研究，主要以弗洛姆金(Fromkin,1971)提出的“話語生成器模型”、由戴爾(Dell,1986)提出的“擴散激活模型”和由萊沃爾特(Levelt,1989)提出的“信息構成器”分別代表的“串行模型”、“并行模型”和以萊沃爾特的“信息構成模型”的研究為基礎，從語音的辨聽，到單詞的提取以至到語意的聯接和確認，討論言語產生的過程以及影響言語產生的各種因素。
　　　　2.語言習得
　　“語言習得”，不但是心理學和語言學共同關心的話題，而且也是心理語言學重點研究的課題之一。該領域的研究主要包括：(1)語言發展的研究方法；(2)言語感知的發展；(3)兒童語言詞匯；(4)句子的學習及理解；(5)語言的交際用途；(6)兒童語言習得理論。
　　首先，在語言發展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利奧頗爾德(Leopold,1948)提出的“日記和家長報告”為研究兒童語言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途徑。利奧頗爾德通過對其女兒希爾得嘉德(Hildegarde)在英語和德語學習方面所取得的進步的觀察認為，觀察和研究兒童日記的語言發展有助于對兒童語言發展的有效研究。但后來貝茨(Bares,1991)卻認為更有效的途徑是家長對其子女語言表現的觀察。因此，兒童日記和家長報告就成了研究兒童語言發展的一大途徑。除此之外，觀察數據、采訪和實驗也是研究語言發展的重要方法。第二，言語感知發展的研究包括3個方面的研究：(1)家長的語言輸出和兒童語言學習的關系；(2)兒童早期言語感知；(3)語言特化。第三，兒童語言詞匯研究包括：咿呀學語、單詞學習、雙詞學習、語法聯接、詞語和詞義聯接。在這方面，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詞匯和語法知識的獲得”、“使用語言能力的獲得”和“詞語與語義的連接”3個方面。第四，句子學習和理解主要包括4個方面的研究：(1)單詞和短語向簡單句的過渡過程；(2)語法在造句方面所起的作用；(3)句子的形成和理解策略；(4)簡單句向復雜句的過渡以及對較為復雜語句的理解和使用。第五，在語言交際用途的研究方面，貝茨(Bates,1976)和韓禮德(Halliday,1975)提出的“語用學功能”、奈爾森(Nelson,1973)提出的“指涉和表達功能”成為研究語言功用的主要理論基礎。特別是韓禮德提出的7種語言功能，不但成為語言學研究的一個經典，同時也為心理語言學在語言習得理論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條重要的思考線索。第六，兒童語言習得的過程和方式為語言習得的理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途徑。但就兒童語言習得理論的研究而論，以斯金納和布龍費爾德“刺激—反應”或“強化”論為代表的行為主義理論、以喬姆斯基“天生論”為代表的“遺傳”或“傳遞”理論構成了兒童語言習得理論研究的兩大分支。此外，以皮亞杰(Piaget)和布魯納(Bruner)為代表的“認知”理論、由貝茨(Bates)和麥克威尼(MacWhinney)提出的“競爭模型”和由波特提出的“交互作用模型”代表了兒童語言習得模型研究的主體內容。由此可見，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理論，心靈主義的“內在”理論，交互作用理論的“認知”、“信息處理”和“社會交互作用”理論構成了研究兒童語言習得理論的核心，是研究兒童語言習得理論的重要基礎。
　　　　3.語言理解
　　“語言理解”是心理語言學集中討論的話題，其研究包括：(1)言語感知；(2)詞匯提取；(3)句子加工；(4)語篇理解。簡而言之，就是研究人們是如何理解語言的。
　　首先，“言語感知”牽涉到“言語感知的研究手段”、“言語感知的條件”、“言語信號的產生和語音的聲學特征”、“元音和輔音的聽辨”、“連續性的語音聽辨”、“書面語言的感知”和“言語感知模型”共7個方面的研究。語言感知的研究手段最早是用達得立(H.Dudley,1939)發明的“聲音記錄儀”(vocoder)記錄和分析語言的輸出信息的。后來，制造“聲音記錄儀”的原理又促使“聲音攝譜儀”(sound spectrogram)的出現和發展。這是按照聲音頻率的分布，專門用來分析語言信號的“二戰”期間的生成物。到了20世紀60、70年代，受聲學語音學和發音語音學的影響，又出現了“電子肌動記錄儀”(electromyography)和“電子記波儀”(electrokymography)，分別用來記錄肌肉收縮時所產生的電壓變化和說話時口、鼻腔的氣流變化。當然，最新的研究手段當屬“攝影攝像技術”(cineradiography)，人們用該技術記錄發音的動態變化。在語言感知條件的研究方面，“語境”是影響言語感知最為重要的條件。語言信號產生方面的研究，大都與“聲學特征”、“元音和輔音的聽辨”相關。這是一項較為復雜的研究，是一項以英語語言為研究對象的“音素”聽辨研究。語言感知研究的另一個領域是“書面語言理解”的研究。這牽涉到“視覺感應”、“字母辨認”、“詞意確定”以及“信息記憶”和“信息組織”等方面的探索。當然，語言感知研究最為重要的領域當屬“言語感知模型”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利博曼(Liberman,1967,1970)及其同事提出的“肌動模型”理論(Motor Theory)、史蒂文斯(Stevens,1960)提出的“合成分析模型”(Analysis-by-Synthesis)、馬塞羅(Hassaro,1987,1989)提出的“模糊邏輯模型”(Fuzzy Logical Model)、馬斯倫和威爾森提出的“交股模型”(Cohort Model)和愛爾曼(Elman,1984,1986)提出的“軌跡模型”(Trace Model)成為語言感知研究的5大模型，是影響心理語言學在語言理解方面研究的5個重要的“模型”理論。
　　第二，在“詞匯提取”的研究方面，其探索主要集中在“詞的基本元素”、“心理詞匯的研究方法”、“影響詞匯提取和組織的因素”和“詞匯提取模型”等4個方面。研究詞匯提取，離不開對詞的基本原素的分析，因為詞的基本原素與詞意直接相關。心理詞匯的研究方法直接關系到語言理解研究，是語言理解研究中的重要一環。心理詞匯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反應時實驗”、“命名／詞匯檢索”和“言語錯誤分析”3種。其中，“言語錯誤分析”和“命名”是研究詞匯提取最為重要的兩種方法。人們可以通過“嘴邊現象”、“詞語換位”以及“失言”等的言語錯誤以及對造成這些錯誤的分析搞清人們是如何理解詞意或提取語言信息的。在“影響詞匯提取和組織的因素”的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集中在“詞匯性效應”、“語義性效應”和“語境效應”3個方面。詞匯提取模型的研究，是一項卓有成效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以福斯特(Forster,1976)詞匯提取的“自動搜索模型”為代表的“串行搜索模型”(Serial Search Models)和以摩頓(Morton,1969,1979)提出的“詞匯發生模型”為代表的“并行提取模型”(Parallel Access Model)已成為詞匯提取研究的兩大主流。尤其是摩頓的“詞匯發生模型”，在“詞匯激活”的研究方面為后來詞匯提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線索。此外，另一個加入“并行提取模型”行列的是“連接主義模型”。這是一個由心理學、哲學和計算機科學界中的連接主義者提出來的解釋詞匯提取的一個重要的學說。連接主義認為，一個詞的最終理解是從信息的“輸入”→“特征”→“字母”→“單詞”的遞增連接完成的。除“連接主義模型”外，還有一個被稱之為“交股模型”(Cohort Model)的聽覺詞辨認模型。馬斯倫和威爾森(Marslen-Wilson,1987)提出，當一個人聽到一個詞的時侯，該詞所有的語音鄰詞都會被激活。當然，無論是哪一種理論，都很難適用于解釋語言理解復雜過程的全部。但是，每一種“模型”都強調的“激活”理論對解釋語言理解的復雜過程仍是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索的話題。
　　第三，句子理解是語言理解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該領域的研究分為：(1)句子結構的性質；(2)句法加工；(3)句子分解和句法的模糊性；(4)句子分解模型；(5)語言加工與記憶；(6)句子理解的加工模型。心理語言學家認為，人之所以能夠理解語言是因為信息接收者和信息輸出者的心目中有著共同的語法規則或“約定”。然而，句子理解研究并非如此簡單，這里還牽涉到句子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的問題。僅以A說的"It's too cold here"一句為例，如果B從該句的字面意思去理解，那么，他很可能就沒有理解A的真正指意。因此，句法加工便是心理語言學在語言理解方面所探討的第二個問題。句法加工的研究涉及到“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的關系”、“語言能力和語用能力的關系”、“句子結構的分解”和“從句的加工”共4個問題，主要探討人們是如何通過句法加工來理解復合句及其指意的。在句子分解和句法的模糊性的研究方面，心理語言學家將注意力集中在“局部模糊”和“永久模糊”兩個方面的討論之上。由于語言的“模糊性”是非人工語言的本質特征，所以利用“句子分解模型”研究模糊語句的理解方法也就成了心理語言學研究語言理解的一大手段。在分解模糊語句的研究方面，克立森(J.B.Cleason,1998)將其模型分為兩種：一種是“花園小徑模型”，另一種是“強求圓滿模型”。花園小徑模型以“結構優先”或“詞匯優先”的原則討論語句的理解過程。然而，要正確理解語句，句子記憶也是重要的一環。在該方面，心理語言學家將注意力集中在“意義和表層結構的記憶”、“語義推理和句子記憶”、“命題和句子記憶”3方面的研究上。當然，要了解人們是如何記憶語言信息的，“句子理解的加工模型”便是研究語言理解的根本。到目前為止，由弗德(Fodor,1974)等人提出的“感知策略”、由貝弗爾(Bever,1970)提出的“非轉換策略”、由基姆鮑爾(Kimball,1973)“表層結構句法分析7原則”和以弗雷茲澤(Frazier,1978)提出的“灌腸機”理論已成為句子理解加工的四大主體模型(22)。特別是基姆鮑爾的“7原則”(23)，基本上概括了句子理解的大體過程和研究思路。
　　第四，“語篇理解”的研究而論，基本上可概括為3個方面：(1)語篇連貫和理解策略的研究；(2)語篇記憶的研究；(3)語篇處理的研究。就語篇連貫的研究而論，由韓禮德和海森(Halliday & Hasan,1976)提出的“上指”(anaphora)和“下指”(cataphor)成為語篇連貫研究的一大主題。杰基米克和格蘭博格(Jakimik & Glenberg,1990)在言語感知的研究中也將“上指”和“下指”視為語言理解的重要前題。但無論是“上指”還是“下指”，講的都是語句緊密連結與語篇連貫的關系。在語篇理解策略的研究方面，由克拉克和海威蘭德(Clark & Haviland,1977)提出的語篇信息的“已知／未知策略”、“直接匹配策略”、“搭橋策略”以及“回顧已知信息策略”成為討論語篇理解的重要思考線索。有關語篇記憶方面的探索，由巴特萊特(Bartlett,1932)提出的有關人類認知系統的“組織計劃構架”仍影響著當今心理語言學有關語篇記憶的研究。他認為，記憶是活躍的、有創建性的，是有計劃的。就語篇的記憶而言，“命題”和“推理”成為研究的中心。心理語言學家認為，不僅話題的辨認和句子的組合與語篇記憶密切相關，語篇理解也有助于語篇記憶。在語篇處理的研究方面，“語篇處理模型”成為研究語篇理解的中心內容。諸如“語境模型”、“連接主義模型”、“建構與結合模型”等，均從各個角度闡述了語篇理解的過程。
　　　　五、心理語言學的研究成果
　　心理語言學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現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從目前已出版的作品來看，僅在1975～1997短短的21年間，已問世的有關心理語言學研究的專著和論文就多達600多種。在這些專著和論文中，除了回顧喬姆斯基、里奇、布隆菲爾德和韓禮德語言學理論以及20世紀70年代以前其他語言學家有關語音學、語言符號學、語法、語義學、語言邏輯學等方面的研究和回顧巴甫洛夫、桑代克、斯金納、艾里克森、皮亞杰、托爾曼、奧蘇貝爾等心理學家的研究的專著和論文之外，出現了一大批專門研究和探索心理語言學有關“言語感知”、“語言理解”、“語言產生”、“語言習得”、“言語錯誤”、“語言記憶”、“話語分析”、“語言本質”以及“語言的生物和心理基礎”和“語言信息”等方面的專著和論文。
　　　　1.有關言語感知的研究及成果
　　首先，在“言語感知”的研究方面，Lindblom就“聽覺語音學”的問題專門探索了聽覺模型用于解釋語音學的應用問題，并于1984年發表了題為“論聲音形式中離散性和恒定性的起源與目的”一文。兩年后，即1986年，Ohala就言語感知的聽覺研究發表了“駁言語感知的直接現實觀”的文章，提出5種證據并以此支持有關“聽覺客體”的論說。此外，Liberman(1971)、Samuel(1981)、Remez(1987)、Jusczyk(1986)、Klatt(1989)、J.L.Miller、(1990)、Stevens(1991)和Nygaard(1993)等人出版了相關的著作或發表了論文，從各個角度闡述了言語感知研究中有關聲音和語音聽辨的不同立場。在言語感知模式的研究方面，Liberman(1973)、Fowler(1980)、Massaro & Hary(1984)、Fowler & Rosenblum(1991)和Eimas & Miller(1992)相繼發表文章，闡述他們有關視覺、聽覺、感觀和直覺方面影響言語感知的言語形式。在言語感知的組織的研究方面，Bregman & Campbell(1971)、Laekner & Goldstein(1974)、Dorman,Cutting & Raphael(1975)、Gould & Lewontin(1979)和Steiger & Bregman(1981,1985,1990)等人均從格式塔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聲學、語音學、發音語言學等角度闡述了他們有關言語感知的組織的研究及論點。在言語感知的組織策略的研究方面，Goldstein和Bregman兩人的研究成果可謂是“鶴立雞群”，而在言語感知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人包括Bernstein、Bregman、Fowler、Liberman、Remez、Stevens、Massaro、Marslen-Wilson和Elman。迄今為止，Liberman在言語感知研究方面于1970年提出的“肌動模型”、由Stevens及其同事已于1967年提出的“合成分析模型”、由Massaro于1987年提出的“模糊邏輯模型”、由Marslen-Wilson于1987年提出的“交股模型”和由Elman和McClelland于1984年提出的“軌跡模型”都成了心理語言學在言語感知研究方面的經典。當然，上面所列出的人名單只能算是從事言語感知研究并成績卓著者隊伍中的“鳳毛麟角”，諸如Blumstein、Borden、R.A.Cole、H.Dudley、J.L.Miller和W.Strange等一大批的學者在言語感知的研究方法、言語感知模型、言語感知合成以及在語言經歷和言語感知的關系等的研究方面，其成就是巨大的。他們都為言語感知的研究與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2.有關言語產生的研究及成果
　　在言語產生的研究方面，其成果主要表現在言語產生的研究方法、言語失誤分析、言語計劃和言語產生模型4個方面。對言語產生的研究方法和言語失誤分析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包括Fromkin(1973)、Butterworth(1980)、Cutler(1982)、Garrett(1988)、Shattuck-Huffnagel(1986)、Garnham(1985)以及Lashley(1983)、Levelt(1983)和Maclay(1959)等人。研究言語產生，主要數據來自對言語失誤的觀察和分析。Fromkin之所以在言語失誤的研究方面大名鼎鼎，一是由于他首先從心理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言語失誤；二是由于他建立了“語料庫”；三是由于他提出了“重音也可以錯位”的獨特看法。Fromkin的研究成果累累，僅1973～1988年間，他就出版了《言語失誤的語證》(Speech Errors as Linguistic Evidence)并發表了諸如“造成言語失誤的語法面面觀”等8篇學術論文，在言語失誤的研究方面頗具影響力。Butterworth是研究語言產生和言語失誤的專家。僅在1980～1982年的3年間，他就發表了3篇較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有關“語言產生模型”的研究，兩篇是關于“言語失誤”的研究。但他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對語料所采用的自然的觀察方法，這就使言語產生的研究擺脫了語言理解研究常采用的實驗研究方法的束縛。Cutler是研究重音和口誤的專家。僅在1979～1982年間，他就發表了有關“言語失誤”和“言語的音系和超音系表現”等4篇學術論文并編輯出版了《口誤與語言產生》(1982)一書。1980年，Cutler在其“重音和語調失誤”一文中指出，不僅詞綴詞素在說話時會產生移位現象，原詞、動詞的人稱變化和名詞所有格也會發生移位現象并扭曲詞組的原形。Garrett是研究句子加工和語言產生的專家。僅在1975～1988年間，他就有7篇學術論文分別被7本較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所收入。此外，他和Shattuck-Huffnagel在研究言語失誤方面所建立的“MIT語料庫”為研究言語失誤現象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第一手資料。Garnham的著述雖不像Fromkin和Cutler那樣豐富，但他提出的“現代語音格律理論”(1988)為統一語言學理論和心理語言學理論在關鍵問題上保持的一致性卻做出了不小的貢獻。更值得提及的是，Garrett對在言語失誤4個方面有規律的特征的歸納不但為其后的言語失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途徑。在言語失誤的研究領域，另外三兩個值得提及的人是Lashley、Levelt和Maclay，因為他們分別在“語言行為與大腦構造”、“言語失誤的監察與自我更正”和“言語支吾和口吃現象”等的研究方面都有其各自的獨到見解。特別是Maclay有關“首字母對調”(spoonerism)的研究和發現，為后來的言語失誤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參考。當然，Levelt的貢獻不僅在于他在言語失誤的自動更正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在“言語計劃”和“言語信息生成”的階段劃分方面也作了具有開創性的探究，其成果已成為心理語言學研究領域中的一顆不小的璀璨明珠。
　　在“語言計劃”和“語言產生的模型”的研究方面，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仍是Levelt(1989)、Fromkin(1971,1973)、Garrett(1975)以及Dell(1985,1986,1988)和McCkellandd & Elman(1986)等人。首先，在語言計劃的研究方面，Levelt可算得上是“一代大師”。他在“意念的信息轉換”、“信息向言語計劃的轉化”、“言語計劃的執行”和“言語行為的自我監察和更正”的研究方面成績顯著。Levelt將交際中講話人的意圖作為執行語言計劃的開始，因此他認為，一個人要想實施言語行為并達到預定的目標狀態，他就必須首先對意圖進行編碼。這就涉及到“思想信息向言語計劃的轉化”或“言語計劃的制訂”過程了。言語計劃的制訂包括“宏計劃的制訂”和“微計劃的制訂”。宏計劃的制訂包括“計劃的出發點和依據”、“語篇計劃的制訂”和“宏計劃的信息資源控制”。在這方面，盡管Beattie(1980)提出了“信息傳達周期與連貫語段的關系”并強調講話人的言語行為呈新的信息傳達目標→新的信息加工周期→新的連貫語段的模式，但Levelt則認為，如果一個說話人的注意力在宏計劃和微計劃之間波動，這些波動只有在宏計劃起作用時才會導致輪換。在言語計劃的執行的研究方面，“言語的肌動控制研究”和“自我監察”是討論言語產生的兩個重要的環節。首先，言語的肌動控制主要是指語言計劃執行過程中的發音控制。發音包括詞語音素的重讀或弱讀，還包括升調和降調。此外，語速也是言語肌動控制的研究對象。在言語計劃執行過程中，自我監察是一種心理行為。講話的人在進行語言交流時時常按照語言和社會標準對自己的言語進行監控。Levelt(1983)將這種行為稱為“自我糾正”(seif-repair)。“自我監察”或“自我糾正”包括3個內容：一是發現言語失誤；二是自行打斷話題；三是插入新的語言內容。對此，Levelt(1983)將描述具體顏色的語言行為作為研究對象，結果證實了“自我監察”過程中的發現錯誤→中斷話題→糾正話語的“自我糾正”模式的必然性。在“言語產生模型”的研究方面，Fromkin(1971,1993)提出了“話語生成器模型”，從而把言語產生分為6個階段。盡管Garrett(1975)對Fromkin的“模型”多次作了補充，但Fromkin的“模型”已經成為言語產生研究領域中的一大“概念化”的突破。然而，就在Fromkin(1971)提出其“話語生成器模型”之后的不久，Dell(1985,1986,1988)、MacLay(1982,1987)和Stemberger(1985)等人提出了與“軌跡模型”相一致的“并行模型”。從而使言語產生模型的研究產生了兩個不同的派別：串行模型派和并行模型派。
　　　　3.有關語言習得的研究及研究成果
　　“語言習得”是一個老的話題。在這方面，Fodor(1975)、Piaget(1926)、Whorf(1956)、Halliday(1977)、Brown(1958)、Chomsky(1968)、Lenneberg(1967)、Skinner(1957,1969)和Brunner(1966)都是來自心理學和語言學并共同從事“語言習得”理論研究的一代大師。直至今日，心理語言學在“語言習得”理論的研究方面仍時常提及上述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所作過的研究，特別是Skinner的“刺激—反射”或“可操作性條件反射”的行為主義理論和Piaget的“認知主義”理論，在當今的心理語言學研究中仍占有一席重要領地。
　　近30年來，出現了一大批研究“語言習得”理論的心理語言學家和學者。他們包括：Barrett(1995)、E.Bates(1976,1979,1995)、J.B.Cleason(1989)、R.N.Bernstein(1986,1987,1988,1993,1995)、L.Bloom(1970,1973,1991)、P.Bloom(1990,1993,1994)和B.MacWhinney(1978,1985,1991)等人。在他們當中，Barrett曾在1963年發表文章，專門論述兒童早期詞匯的發展過程。然而，Bates(1976,1979,1985,1995)則從語用知識的獲得、兒童認知與交際、兒童語言發展的認知假設、個體區別與語言發展等角度探討兒童語言習得的規律。Cleason(1998)在其《心理語言學》（第二版）一書中則從發展心理語言學的角度探索了兒童語言習得的研究方法和兒童言語感知的發展過程。R.N.Bernstein是心理語言學在兒童語言習得研究領域著述頗豐的人。僅在1984～1995的11年間，他就發表了6篇專門討論兒童語言習得理論的學術論文。除上述外，L.Bloom(1970)、P.Bloom(1990a,1990b,1993,1994a,1994b)分別從“語法與語義的連接”、“兒童的無主語語句”、“語言發展的語法連續性”等方面闡述了影響和決定兒童語言習得的主要因素。P.Bloom是研究兒童晚期詞匯發展的專家。他不但在語言對比研究領域卓有建樹，而且在兒童語言句法特征的研究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他在1990年發表的題為“兒童語言中的句法區別”一文中提出“句法與語義映射”理論，為以后心理語言學在兒童語言習得理論研究方面提供了更進一步的參考。
　　　　六、心理語言學發展前景展望
　　縱觀目前美、德、俄、中等國心理語言學的研究現狀，盡管德國的心理語言學研究學者（如Johannes Engelkamp）、前蘇聯的Vygotsky和Leontiev、我國的桂詩春等人均從各自母語（德語、俄語、漢語）的角度探討了心理語言學中相關的問題。但是，目前的研究大都仍是基于美國心理語言學家以英語為研究客體所做的工作，而超出美國心理語言學研究框架的研究尚不很明顯。特別是在“心智本質”和“語言理解”關系的深層研究方面，還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首先，以“第二語言”和“第一語言”學習者語言行為的差異為例。英美人在單詞和語句的理解方面，其信息加工和語言理解的過程和方式與其他國家學習英語的人的理解過程就存在明顯的差異。僅以對The American Dream這一名詞詞組的理解為例。英美人聽到這個詞組時腦海中出現的“概念連接”或“意念聯想”與中國學習英語的人的腦海中所出現的“連接”或“聯想”就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如果有人說“這是因文化差異而致”的話，那么“文化”又是怎樣影響人的語言理解呢？我們再以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所關心的“詞素換位”或“詞語換位”的現象為例。在英美人的言語中，他們有把car park說成par kark的，但中國人就很難犯這樣的“錯誤”。這又是為什么呢？看來，要解釋這些現象，心理語言學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語言感知、語言產生、語言理解均同語言習得緊密相關。我們知道，美國和澳大利亞的母語同是英語，然而，澳大利亞人講的"I come today"常被美國人聽成"I come to die"；北京人講的“旮旯兒”很多南方人也聽不懂，這是為什么呢？這不但牽涉到“語音”和“方言”的研究，同時也為心理語言學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發展的空間。趙元潤先生是研究方言的大師，伍鐵平是研究“模糊語言學”和漢語詞源的大師，但心理語言學雖在言語感知的研究方面提到過“模糊邏輯模型”(Fuzzy Logical Model)，但尚未就“模糊語言”的習得和感知作深入的探索。要說心理語言學的發展，這不能不算是另一個“用武之地”。
　　第三，人類的“行為語言”有同有異。對此，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有些初次來中國旅游的美國人一見到中國人早上在大街上鍛煉身體時打“太極拳”就認為中國人在準備“打仗”呢？此外，“哭”和“笑”也是語言，而且也是各文化幾乎都在使用的語言形式。那么，人們是如何學會使用和理解這類的“非文字語言”的呢？為什么“點頭”的動作在絕大多數的國家意指“同意”或“贊同”，而在有的國家則表示“不同意”或“不贊同”呢？這無疑也為未來的心理語言學研究提供了一條思路。
　　第四，心理語言學很多的研究成果具有指導語言實踐、語言分析和語言研究的很高的“應用”價值。比如：心理語言學在“心理詞匯”的研究方面所提出的“激活”理論在語言教學方面就有很高的指導意義，但遺憾的是，心理語言學家們尚無暇顧及對其理論應用價值進行宣傳和推廣。
　　總之，心理語言學要發展成為一門既能把心理學和語言學研究融為一體又有別于心理學和語言學研究的獨立的新學科，還需深化人的思維和心智方面的研究。誠然，心理語言學所研究的“客體”是語言，但研究的實質不僅僅是心理學所關心的心理機制或語言學所關注的語言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而是語言使用者的心理機制的運作過程和運作規律以及包括哲學在內的一切同語言相關的思維現象。我們相信，在近百年的心理學和語言學研究的基礎之上，在人類上千年對“心”的研究啟發之下，心理語言學一定能發展成為一個造福于人類發展的，既具有雄厚的理論基礎，又有很高實踐指導意義的新科學。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51～59H1語言文字學汪福祥20032003本文從心理語言學誕生的歷史背景、初期和中期發展的理論基礎、研究領域及研究成果等方面介紹了心理語言學的發展歷程和研究成果。最后，本文從4個方面提出了心理語言學未來研究的發展空間和潛力。心理語言學/言語感知/語言產生/語言理解/語言習得汪福祥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北京　100024 作者：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51～59H1語言文字學汪福祥20032003本文從心理語言學誕生的歷史背景、初期和中期發展的理論基礎、研究領域及研究成果等方面介紹了心理語言學的發展歷程和研究成果。最后，本文從4個方面提出了心理語言學未來研究的發展空間和潛力。心理語言學/言語感知/語言產生/語言理解/語言習得

網載 2013-09-10 21: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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