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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 ）是一個邏輯學家、職業科學家和數學家，是實用主義的創始人，也是反基礎主義和可誤主義的認識論的創始人。皮爾士的實用主義是一種意義理論，而不是一種認識論或科學哲學。盡管皮爾士同他的前輩一樣把真理看作是絕對正確的知識、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但他認為我們沒有任何基礎保證我們現有的知識是真理，我們的一切信念都可能是錯誤的，可能受到批判。皮爾士徹底批判了以笛卡爾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基礎主義認識化，創立了反基礎主義的知識理論，這種知識理論經過20世紀的發展，成為當代科學哲學和整個認識論的主流。可以說，在認識論上，皮爾士走到了他的時代的前面。
　　　　　　一　反基礎主義
　　基礎主義是笛卡爾以來的西方現代認識論的主流。在笛卡爾主義者看來，認識論的根本任務是要為人類知識找到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以便在它的上面建立起整個人類知識的建筑。只要基礎堅固，人類知識的真理性或正確性就有了保證。笛卡爾的主張是先找到一個絕對正確的、不容懷疑的第一原理，這就是基礎。然后按照演繹邏輯的規則推導出一切人類知識。邏輯推理是從必然真的前提推出必然真的結論。這樣，只要認識論提供了可靠的基礎和有效的邏輯工具，整個人類知識就是絕對無誤的。休謨懷疑論有著與基礎主義同樣的出發點；知識是一座需要堅實基礎的大夏。由于找不到這樣的基礎，休謨絕望了，得出了懷疑論的結論。
　　認識論的基礎主義這種說法是一個來自建筑業的比喻。這個比喻的根本弱點在于，如果基礎不穩固或者發生了動搖，整個知識大廈就可能垮掉。于是，笛卡爾主義者建筑人類知識的任務集中到一點：什么樣的知識能夠成為第一原理？我們如何達到絕對可靠的第一原理？休謨和貝克萊有力地論證說，如果人類知識是一座建筑，那么它是建在沙地上的，隨時會倒塌。
　　皮爾士承認貝克萊和休謨的論證是有效的，但既不接受其前提，也不接受其結論。皮爾士認為，我們事實上擁有知識，哲學的任務在于說明知識是如何可能的。把知識看做一種從基礎開始并依賴于基礎的建筑，這是一個很壞的比喻。取消建筑比喻導致了20世紀兩個有深遠影響的認識論論斷。第一個論斷是反基礎主義：既然知識不是建筑，所以認識論不必去尋找一個堅實的基礎；第二個論斷是可誤論：由于知識并非建立在牢固基礎上的大廈，所以人的知識總是可誤的。
　　在基礎主義看為，知識是由命題構成的靜止的體系，就像一座建筑，即使沒有完工，以后的事情也只是添磚加瓦，建好的部分是不用改動的。而在皮爾士看來，知識是一個動態的研究過程（Process of　inquiry）。所謂研究，是指一切人類的認識活動， 因此皮爾士把他的認識論叫做關于研究的理論。皮爾士把研究過程比做走向真理的長征，長征的目的地是真理，真理是長征要到達的無窮遙遠的目的地。在長征途中，我們的腳下決不會有堅硬的石板路，我們的腳下是沼澤。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是，這茫茫無際的沼澤總是有些地方能承得起我們，這是我們唯一能取得的確實性。正是由于基礎脆弱，我們被迫往前走，不斷地接近目標。只有懷疑和不確實性才促使我們尋求新的知識。這就是皮爾士的長征比喻。按照這個比喻，只要我們腳下有了一塊比較堅固的土地，我們就想停下來休息。一旦腳下的土地承受不住了，我們又得往前走。這種尋找堅固路面的活動是無休止的。皮爾士說：“科學并不是建立在事實的巖基上的。它走在沼澤上。我們只能說，這塊土地現在還結實，我們要停在這里直到它開始動搖。”（[1]，p．589）
　　皮爾士用沼澤地上的長征這個新比喻取代了基礎比喻，從而使認識論的任務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皮爾士之后，許多哲學家以同樣的方式看待知識問題，不過其中有一些并不知道皮爾士的工作。這些反基礎主義的哲學家中有羅素、維特根斯坦、波普、紐拉特、夏皮爾等，當然其中有的反基礎主義還不夠徹底。紐拉特有一個近似的比喻：科學家就象水手，他們必須在茫茫無際的大海里修理他們的航船。他們沒有碼頭可以停靠。修理過程中，船上的每一塊板材都是可以拋棄的，但不能同時拋棄所有的板材。〔2〕皮爾士和紐拉特的兩個比喻的寓意是一樣的； 我們不要能走出我們的實際知識的邊界，找到一個類似于阿基米德點的東西，使我們的整個知識體系可以根據這個阿基米德點來論證和評價。我們能找到的觀察點（立足點）是我們的實際知識的觀察點，它同其他實際知識一樣具有不確實性，經常與意外的、棘手的經驗發生摩擦。在當代，這種主張的最知名的代表之一是蒯因，紐拉特和皮爾士都對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拋棄基礎主義在認識論上有兩個重要意義。笛卡爾主義尋找可靠知識的絕對保證的希望破滅了。以后，認識論再也不必去尋找那種保證。第二，我們同時又不陷入休謨的懷疑主義。只有接受基礎比喻之后，找不到基礎才導致懷疑主義。如果我們沒有獨立的觀察點來論證我們的整個知識體系，那么我們也就沒有獨立的觀察點可以成為我們否定整個知識體系的依據。我們能夠得到的唯一的觀察點是由我們實際上擁有的知識提供的。在這個知識框架之內，我們可以個別地批判或否定這個或那個信念，但我們不能跑到這個框子外把我們的知識全部否定掉。整體懷疑論（普遍懷疑、懷疑一切）同絕對確實性一樣不可能。皮爾士提出了一種既非絕對確實性、亦非懷疑論的知識觀：非教條的實驗態度，他稱為可誤論或“批判的常識主義”。這不是對前兩種主張的折中或調和，而是對它們徹底否定。
　　“主體”概念是基礎主義認識論的核心，笛卡爾稱之為“心靈”。他論證人的心靈具有一些特殊的能力，這種特殊能力就是心靈對自己具有清楚明確的知識，心靈的自我認識是人類知識的來源和保證，是人類知識的基礎。皮爾士于1868年在《思辨哲學月刊》上發表的兩篇文章“關于人的幾種能力問題”、“四不能的某些推論”集中反映了他對笛卡爾主義的態度。第一篇文章逐一駁斥了笛卡爾賦予心靈的七種能力，第二篇文章集中論證心靈沒有其中四種能力。“1.我們沒有內省的能力，一切關于內部世界的知識都是我們根據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作假言推理得來的。2.我們沒有直觀能力，每一認識都是由以前的認識邏輯地決定的。3.我們沒有不用符號進行思考的能力。4.我們沒有關于絕對不可知物的觀念。”（〔1〕，p．265）
　　第一個論題說，個人關于他自己的內在意識世界的知識，并不存在特殊的來源。笛卡爾把“我思”看做獲取外部世界知識的最初的、最基礎的出發點，我思的知識或心靈的自我認識比其他知識直接可靠。皮爾士認為，雖然心靈具有自我知識，雖然這種知識是很可靠的，但是，這種知識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基本的。皮爾士論證說，兒童在獲得了較高語言技巧、學會了大量的關于外部世界事物的名字之后，才學會“我”這個詞；兒童在意識到有意志（Will）和情緒（emo-tion）之后，才意識到有一個具有意志和情緒的自我。例如，兒童開始可能相信火是可以用手去摸的。他用手去摸火，結果挨了燙，于是他意識到了錯誤和無知。但是，犯錯誤的不是火，火本來就是燙的。最后，這位兒童才認識到有一個犯錯誤的自我。一切關于外部事實的知識都表明有一個有思維、有感情的自我。“對于我成年人的心靈，他自己的存在得到其他一切事實的佐證，因此比那些事實中的任何一個要可靠的多了。”（〔1〕p．237）因此自我知識既不是根本的，也不是絕對確實的。 由于它們是根據我們的外部世界知識推演得到的，所以一方面同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一樣可靠，另一方面不比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更可靠。
　　笛卡爾認為，心靈具有直觀能力，即通過直接的直觀得到知識的第一原理、不需要任何前提的第一前提。這就是說，認識要從零開始。皮爾士說，每一認識都是由以前的認識邏輯地決定的，我們的知識體系中沒有任何不可動搖、不能批評的信念。因此心靈沒有直觀的能力。笛卡爾主義的一個根本的錯誤是種下了懷疑論的禍根：如果找不到第一原理，結果就是懷疑主義。笛卡爾的對手經驗主義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不過，經驗主義的第一原理不是理性的直觀，而直接的感性知覺。這兩種基礎主義都是皮爾士不能接受的。他主張第一原理的假定沒有根據，也不是知識的進步所需要的。
　　心靈的“我思”或直觀意味著最基本的思想是沒有語言的思想。皮爾士指出，心靈沒有這種不通過符號進行思考的能力。所謂符號，指一切有意義的東西或能表達意義的東西，皮爾士提出了幾個方面的論證。第一，沒有可以設想的反面證據。要想反駁這一論題，你必須找出一種沒有符號的思維。這樣，你就必須陳述那種思維，必須用語言把它表達出來。凡是能明確辨認的思想都支持這一論斷。（〔1 〕，p．251）第二，符號之為符號，必須是可解釋的，因為它有意義。如果我們要掌握一個符號的意義，我們只能找出另一些符號，如果我們是通過符號進行思維的，我們就不能越出符號之外。這一論題在現代哲學中具有極為突出的地位。由于我們只能通過符號進行思維，所以意義問題或解釋問題成為二十世紀哲學的中心問題。“語言哲學”、“解釋學”和結構主義都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當代意義理論的一個重要結論是，思想的內容受制于說話的方式。不同的語言以不同的方式“剪接”、切割世界，因此不同的語言意味著不同的思維方式。《三國演義》中講到吳國使者張溫與蜀漢學者秦宓的舌戰。秦宓用《詩經》中的話來論證天有耳、有腳，還說天有姓：天姓劉，因為“天子姓劉”。這種思維方式就是由漢語的語言特性決定的。不同觀點、理論、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理解、比較評價必須通過語言的翻譯來進行。翻譯的可行程序決定了比較評價的可能性大小。由于這個理由，蒯因的譯不準原理才是對基礎主義認識論的一個沉重打擊。
　　這三個論點可以相互加強。按照皮爾士的推理學說，結論不應依賴于一條單一的演繹鏈，而依賴于一系列平行的推理鏈，形成一條粗壯的推理纜。也許其中的每一根鏈單獨看來都很弱，不能使結論很可靠，但它們集結在一起相互加強，能使結論很有力量。（〔1〕，p． 265）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用過類似的比喻。）在這三個論題中，第三個與第二個相連結并加強第一、第二個論題。它對第一個論題的強論是：不存在純私人的知識來源。任何語言（符號的使用）都預設了一個能使用和理解同一些符號的主體集團——共同體，每一個符號只有是互觀（intersubjectively）可解釋的，才能成為符號。 如果任何思維都必須采取符號的形式，那么就不存在純私人的內在知識、不存在不能由共同體給予證實和糾正的內省信念。第三個論題也加強第二個論題。第二個論題預設了一切知識都要采取推理的形式，因此要采取符號鏈的形式。同時，第三個論題表明了知識的間接性：關于事物的知識要以指示那些事物的符號為媒介。因此，不存在直接的、不可誤的知識，不存在知識的基礎。這里有兩點特別重要。一點是強調共同體，這是后來庫恩的科學哲學和解釋學中的一個十分關鍵的概念。可以說，共同體的共同認識是客觀性的唯一可能的形式，除此之外，我們不可能有別的客觀性。第二點是否認私人語言的可能性，這與后期維特根斯坦一致。現代主義哲學導致私人語言的可能性，而當代的哲學大都認定私人語言是不可能的。
　　　　　　二　可誤論和批判的常識主義
　　在1897年手稿中，皮爾士對他的可誤論做了如下概述：“有三個東西我們是毫無希望通過推理獲得的，即絕對確實性、絕對精確性、絕對普遍性。”（〔3〕，p.141）1910年他又說：“我不承認我們知道任何具有絕對確實性的東西。”（〔4〕，p.108）歸結起來，可誤論是這樣一個論題：我們的知識體系中的每一個命題或信念都不是絕對確實的（或者說都不是絕對真理），都可能也可以受到批評和修改。
　　有人也許馬上會舉出一個反例：2＋2＝4。皮爾士回答說， 誰要是當真懷疑這個命題，那他一定很蠢；但是，他若是斷定我們絕對確實地知道2＋2＝4，那就更愚蠢了。我們常犯加法錯誤， 發生過一次的事情可能再發生。2＋2＝4只算過有窮的次數， 我們不能保證每一次都沒回答說，這種說法意味著某個數N是足以產生確實性的最小重復次數。 這等于說，重復N－1次我們還沒有絕對確實性，再重復一次就有了。這顯然是荒誕的。
　　同時，皮爾士又說，他一點也不懷疑2＋2＝4。 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不。這正好說明我們并不是只有基礎主義和懷疑論兩條路可以選擇。我們現在一點也不懷疑某個命題并不等于那個命題永遠不受懷疑。任何命題都可能受到懷疑，但懷疑任何命題都要有具體的理由，這是可誤論的思想核心。
　　在沒有具體的證據時，我們不懷疑一個命題，而是集中精力去解決對其他命題的有證據的懷疑。這一主張隱含了批判的常識主義的學說。皮爾士對批判的常識主義沒有作具體的規定（定義）。在“什么是實用主義”（1905年發表于《一元論》雜志）一文中，皮爾士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信而不疑，疑而有據”（Dismiss make-believes）， 表達了批判的常識主義的基本含義。在同一雜志上發表的“批判的常識主義的六個特點”列舉了一些陳述，如有不可懷疑的命題，有初始的、非批判的信念；它們可能隨時間變化，但很緩慢；它們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理性而被相信的；它們本質上是一些模糊的信念。在“批判的常識主義的幾個推斷”一文中皮爾士說：“批判的常識主義者的……標志是他高度推崇懷疑，幾乎可以說他如饑似渴（ascra fames）。 他的饑渴是不能由泛泛的懷疑來滿足的。他必須有貴重金屬或其他信念。 ”（〔1〕，p.514）由于皮爾士沒有給批判的常識主義下明確的定義， 沒有說明他為什么稱之為批判的常識主義，我們只能猜測他使用這種說法的理由。皮爾士認為科學研究與常識認識沒有本質的區別。人的一切認識都從已有的知識積累出發，在這個前提下進行批判的探討。就常識來說，我們總是有一些信念，我們從未懷疑過它們，甚至沒有意識到我們有那些信念，所以我們是本能地相信它們的。它們作為進一步認識的出發點不受懷疑，但它們不同于通過理性獲得的第一原理。所以說這是一種常識主義的態度。盡管它們還沒有受到懷疑，但不等于它們不能受到懷疑，不等于它們是絕對無誤的。我們不能象笛卡爾對待第一原理那樣對待它們。只要有根據，我們可以懷疑其中任何一個信念。這就是要對常識采取“批判”的態度（但不是普遍懷疑的態度）所以皮爾士的常識主義是批判的常識主義。
　　可誤論和批判的常識主義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使認識論免遭笛卡爾主義的危害。笛卡爾主義從懷疑一切開始，走向教條主義，又導致懷疑論。皮爾士使我們免受全面懷疑的清洗，又能避免教條主義。
　　可誤論和批判的常識主義的第一個推斷是：哲學（知識的重建）不能從全面的普遍的懷疑開始，不預設一些以前取得的、我們不懷疑的知識，我們就不可能獲得新知識。全面懷疑也是心理學上不可能的。我們進行研究或探索時，已經有了一個信念網，其中有的信念是以前取得的，我們沒有想到要懷疑它們，因為我們沒有意識到它們可懷疑，甚至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存在。 皮爾士把已經有的知識叫做“成見”（prejudices）。這個詞一般含貶義，但在皮爾士哲學中它不含貶義， 而是知識的進步所不可缺乏的前提。這個詞在皮爾士哲學中的用法與幾十年后在解釋學中的用法是非常近似的。
　　皮爾士說：“我們不能從全面的懷疑開始，當我們進入哲學研究時，我們必須從我們實際上擁有的一切成見開始。這些成見不能被一個條條趕走，因為它們是我們沒想到去懷疑的東西。所以，初始懷疑（全面懷疑）不過是自欺欺人，不是真正的懷疑；……我們不要在哲學上假裝懷疑我們內心里并不懷疑的東西。”（〔1〕，p．256）
　　可誤論和批判的常識主義的第二個認識論的推斷是：認識論或知識論所討論的，不是作為個人主觀必然性的知識，而是作為客觀有效性信念的知識。知識是社會性的，認識是一種社會活動。知識不在于任何個人的主觀確實性感覺，而在于研究者共同體的共識（consensus）， 要根據它承受公共批判的能力來判斷。“在科學中，人們達成一致。一個理論提出之后要經過試用（檢驗），直到達成一致。達成一致之后，確實性問題就多余其事了，因為沒有人懷疑它。個人沒有理由指望獲得我們所追求的終極哲學，我們只能作為哲學家共同體追求它。”（〔1 〕，p.265）皮爾士主張常識主義，因為常識不是懷疑一切的， 而總是帶著一個成見網。同時他又主張可誤論，每一個信念都可能受到批判，所以他的常識主義是批判的。可誤論、常識主義和共同體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伸出科學知識進化論。在這方面，皮爾士是與波普站在一條線上的。皮爾士的進化認識表現為他關于真理與科學方法的觀點，這也與波普很相似。
　　　　　　三　科學方法與科學進步
　　皮爾士于1877年在《普及科學月刊》上發表了“信念的確定”一文，這是“科學邏輯解脫”系列的第一篇，闡述了他關于科學方法的觀點。
　　“信念的確定”一開頭，皮爾士就采取了一種達爾文主義的立場：人是動物界的一員；人的行動是一種生理操作，指向有機體對環境的最佳適應關系。科學是人的一種活動，因此是一種適應形式。當然，作為一種特殊形式，它有其特殊內容。皮爾士說，研究就是為結束懷疑、獲得信念而斗爭。（〔1〕， p．374）所謂信念，就是我們認做真理（實際上不必是真理）的知識，往往是用命題表達出來的。皮爾士否認沒有符號的思維，因此一切信念都要采取符號形式。獲得信念，懷疑就結束了，研究也就告一段落。懷疑和相信（信念）是兩個心理學范疇。這種研究活動也可以用大腦和中樞神經系統的生理狀態來定義。信念（相信）是我們的行為受穩定的習慣支配時所處的狀態，是“我們在一定場合將采取一定行動方式的狀態”。（〔1〕，p．373 ）懷疑是一種不安定狀態，習慣破壞了，實踐活動受阻礙。但這種狀態又刺激我們采取行動以消除不安，由于信念是人們準備依照著行動的東西，是潛在的實踐活動，與環境發生相互作用，所以信念服從自然選擇。
　　如果把研究活動看做有機體的適應過程，那么評判各種研究方法的依據就是它們在消除懷疑、建立信念方面的實際效力，最好的方法就是最適應的方法。最適應的方法在同其他方法的長期競爭中能促進研究者適應環境，因此能生存下來。皮爾士認為科學方法最適應環境，所以比其他方法都優越。
　　皮爾士把現有的研究方法或確定信念的方法歸納為四種，即守成方法、權威方法、先驗方法、科學方法，并對它們的進化適應性進行了逐一的分析。
　　守成的方法（method of tenacity，或譯做固執方法）是一種個人方法：頑固地相信已經相信的一切，不論環境如何，拒絕對已有的信念作任何改變。這種方法在短期內可以保護信念的穩定，但顯然不適應環境。“社會沖擊著它，采用它的人會發現其他人同他想得不一樣。在比較明智的時候，他會想到，別人的意見不比他自己的差。這就會動搖他對自己的信念的堅定態度。……除非我們隱居世外，我們相互之間在意見上必然相互影響。因此，關鍵是如何由共同體而不是由個人來確定信念。”（〔1〕，p．378）權威方法就是讓國家立法規定一切信念， 進行系統的灌輸，使人民不知道任何引起懷疑的事情，懲治那那些散布不同觀點的人。這種方法在古埃及和中世紀的歐洲實行過，在有些地方曾經很有效。但是，這種方法不會長期有效，因為沒有任何國家能就所有的問題給公共意見立法。對于許多問題，個人一定會用不同于官方規定的方法形成自己的意見。而且，當不同的共同體相互接觸時，一部分人會發現，同一方法在不同的共同體中產生對立的意見，因而產生對權威方法的懷疑。先驗方法又叫做理性方法，指笛卡爾主義的方法。閉塞理性方法的人主要是哲學家，他們只相信理性或邏輯，從純理性的觀念出發理行推理，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先驗方法沒有產生持久的一致觀點，因為每一代人都從自己的理性找到了不同的東西。而且，理性主義者總是遠離經驗事實。所以這也不是一種產生長期穩定信念的有效方法。
　　第三種方法有一個共同缺陷，它們導致的信念不是由事實本身決定的，而是由生命短暫的個人、由集體偏見決定的。穩定的信念必然由穩定的東西來決定，這種穩定的東西只能是外部實在。“必須找到一種方法，根據這種方法，我們的信念不是由任何人為的東西決定的，而是由外部持久性——我們的思維影響不了的東西——來決定。”（〔1〕，p．384）
　　科學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它的根本假定是……這樣：存在實在的事物，其特性完全獨立于我們的意見；那些實在按照有規則的規律引起我們的感覺。雖然我們的感覺與我們同客體的關系一樣各不相同，但是利用知覺的規律，我們能通過推理確定事物實際上是怎么回事。任何人，如果有足夠的經驗，作了充分的推理，都會走向那唯一的真結論。”（〔1〕，p．384）皮爾士所提倡的科學推理叫做假說推理（abduction）。面對環境提出的問題或可疑的信念，我們通過研究提出理論或假說。新的假說是新的行動方案，如果它導致失敗，則被反駁了，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假說；如果它導致成功，則通過了考驗，我們的信念得到了暫時的確定。這種假說推理是皮爾士所說的科學方法的主要內容。皮爾士的科學方法與后來波普所說的猜測與反駁法基本相同。皮爾士早就指出，我們從反駁比從證實學到更多的東西。正是通過形成錯誤意見并使它們受到經驗的檢驗，我們才逐漸接近真理。積極的科學家“喜愛極不可信的假說，并暫予推崇。他為什么這樣做？就因為任何科學命題總是易于受到反駁并一榮即衰。……最好的假說，即最受研究者歡迎的假說，是這樣的假說：如果它是假的，它最能痛痛快快地受到反駁。這比貌似可信之類的小優點有價值得多。”（〔3〕，p．120）皮爾士相信， 每一個錯誤的假說，如果受到徹底的科學檢驗，或早或遲會被反駁。與觀察相“符合并不證明猜測是對的；但如果猜是錯的，終究要現原形。”（〔3〕，p．121）正是由于對科學結論采取批判態度， 科學家才不斷地進行實驗檢驗，從而日益接近真理。假說推理的后一部分是從假說推出預測并對預測進行實驗檢驗，皮爾士稱為歸納法。這種歸納的合理根據在于它有自我改正的傾向：“我們也不要忽視歸納過程的自我改正的常在傾向，這是它的本質，這是它的奇跡。它的結論的可幾性（probability）僅僅在于，如果所尋求的真值率沒有達到，歸納過程的擴大將導致更近的近似。”（〔5〕，p．729）所以， 科學方法從長遠的觀點看將把我們逐漸引向真理，引向“符合那獨立于思想的東西，或者說獨立于任何人的意見的西東”；（〔1〕，p．211 ）引向“抽象陳述與理想極限的一致，無窮的研究將會使科學信念日益接近那個極限。”（〔1〕，p．565）
　　有一些學者認為，皮爾士采用了不同的評價標準：前三種方法是從進化論的角度、根據其產生穩定信念的效力來評判的，而第四種方法是根據它同真理的關系來評判的；前者是描述的，后者是規范的。至少，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進化是沒有預定的目的的。這種對皮爾士的看法并不恰當。首先，皮爾士從進化的角度對四種方法作了統一的評價；其次，雖然生物進化沒有預定的目的，但研究活動是有意識的活動，是有目的的。皮爾士從未原原本本地搬用達爾文理論，從未把達爾文進化論看做人的認識進化的完全解釋。給知識的進化引入一個規范的目標之后，其他方面還是可以按進化論的精神來說明的：人作為一種獨特的生物，它能有意識地、反省地適應環境。如果真理性的知識最有利于人的生存，那么，最終能導致真理性知識的方法就是最適應的方法。波普的科學哲學走的是皮爾士的道路，而庫恩反對知識進化有目的，因而取消了真理這個概念。
　　皮爾士后來（1908年）評述1877年的文章時說“此文第一部分……旨在說明，如果真理就在于滿足，那也不是任何實際的滿足，而必定是最后找到的滿足。”（〔1〕，p．485）在這之前（1902）， 他談到用炮火和利劍保衛某種意見進說：“隨著文明和啟蒙的進步，這種思想風格會減弱，因為自然選擇反對它，它就破產了。”（〔15〕，p．149）
　　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方法的獨特優點是，繼續使用它將使我們能改正短期風犯下的錯誤。短期而言，即在我們生活和行動的世界，這并不是安慰，科學方法使我們犯的錯誤并不少。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必須獲得最佳知識。沒有特別的理由表明目前科學的結論比其他方法得出的結論更可取。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依賴科學方法，但沒有特別的理由依賴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這些結論如果與宗教信條或道德信念相沖突，并不擁有獨特的權威性。我們在使用任何方法確定信念之前，已經有了許多信念，其中有一些我們還沒有理由懷疑，有一些我們已經開始懷疑。如果我們要在兩個相沖突的信念之間選擇一個指導行動，那么我們理當選擇可疑程度更低的信念，而它不一定是由科學方法得出的結論。而且，按照假說推理的邏輯，只有反駁是確實的，而且預測的成功并不表明一個假說是真的。因此由科學方法得出的暫時性的結論不一定比其他信念更正確。
　　不過，皮爾士首要關心的是純認識，即科學研究。他不想把知識的實踐用途問題牽扯進來。科學研究雖然也是人的一種活動，但是一種特殊活動，是追求真理的活動。科學研究的實驗活動是超出了任何利害考慮的。在實驗室里，研究者樂意接受任何實驗結果，因此他對信念總是持批判態度。而生活世界中的行動不僅依賴于確定的信念，而且還要堅持行動信念的真理性。皮爾士說：“對于科學，沒有什么要命的事情。因此他接受的命題至多只是意見，它們全部是暫時性的。科學家全沒有嫁給他的結論。他不為那些結論担風險。他隨時準備在經驗反對它們是拋棄一個或全部信念。……但是在生存問題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必須行為，我們的行動要依賴的原則是信念。”（〔3 〕，第635頁）
　　這樣，皮爾士在純科學和實踐應用之間劃了一條界線。一方面，他力主研究的自由，使科學研究走它自己的永恒發展的道路，不受社會、政治和宗教的阻礙。一旦科學被看做達到實踐目的的手段，宗教和政治權威就會拿科學來為自己的特殊目的服務，這就會威脅到科學的自由和進步。另一方面，他認為，科學無權給宗教信仰立法。科學是通過大膽而高度不確定的猜測進步的，而信仰和道德關照生存問題，需要有一定的確實性和可靠性。但皮爾士并不認為宗教可以永遠不受科學的干涉，否則就會阻礙研究道路。沒有任何問題是不能由科學回答的。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能預言在宗教問題上應用科學方法的結果。在久遠的將來，宗教將被科學所取代，或者得到科學的論證。但現在還說不準是哪種結果。此外，我們必須根據最可靠的信念來行動，而不是按最有前途的科學猜測來行動。
自然辯證法通訊京8～15B2科學技術哲學朱志方19981998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從邏輯實證主義到后實證主義的發展也是從基礎主義到反基礎主義的發展，是可誤論不斷加強的過程。而早在邏輯實證主義之前，美國科學家和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士就比較充分地論述了反基礎主義和可誤論的科學知識理論。雖然皮爾士仍然把真理看做是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絕對正確的知道，但他認為沒有任何基礎保證我們現有的信念是真理，我們的一切信念都可以受到批判或反駁。皮爾士徹底批判了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基礎主義，提出了反基礎主義的科學知識理論。這種知識理論經過20世紀的發展，成為當代科學哲學和整個認識論的主流。基礎主義/反基礎主義/可誤論/科學方法朱志方，1961年生，1982年畢業于武漢水利電力大學，1985年獲武漢大學哲學碩士學位，1988年獲武漢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哲學系副主任。 作者：自然辯證法通訊京8～15B2科學技術哲學朱志方19981998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從邏輯實證主義到后實證主義的發展也是從基礎主義到反基礎主義的發展，是可誤論不斷加強的過程。而早在邏輯實證主義之前，美國科學家和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士就比較充分地論述了反基礎主義和可誤論的科學知識理論。雖然皮爾士仍然把真理看做是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絕對正確的知道，但他認為沒有任何基礎保證我們現有的信念是真理，我們的一切信念都可以受到批判或反駁。皮爾士徹底批判了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基礎主義，提出了反基礎主義的科學知識理論。這種知識理論經過20世紀的發展，成為當代科學哲學和整個認識論的主流。基礎主義/反基礎主義/可誤論/科學方法

網載 2013-09-10 21: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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