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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
    
    嚴家祺
    

   “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這句話出自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1887年4月5日給蒙代尓•克里埃頓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阿克頓勛爵在這封信中說的前一句話常被人引用，但緊接著的一句卻往往被刪去。這兩句連在一起的話是：“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
   
   
   “權力世界”充斥動物性
   
   按我的理解，阿克頓勛爵所謂的“大人物”，是指追求權力或追求絕對權力，并成為“大人物的那些人來說的。那些杰出的科學家、發明家、作家、藝術家、思想家，如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愛迪生、莎士比亞、曹雪芹、托爾斯泰、達•芬奇、莫扎特，是“大人物”，而且是“偉人”，當然不是“壞人”。就是追求權力的人物，如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如華盛頓、杰婓遜、孫中山、甘地，也是“大人物”，我認為，他們屬于阿克頓勛爵所說的“almost”的例外。他們同樣是“偉人”，而不是“壞人”。
   然而，阿克頓勛爵認為，追求權力并成為“大人物”的那些人通常總是“壞人”。
   在動物社會和人類社會中，“權力世界”充斥動物性，而存在絕對權力的世界則充斥動物最殘暴的本性。拿白蟻來說，當敵人來犯時，兵蟻會迅速離巢出擊，勇敢面對敵人，而巢內的工蟻則冷酷無情，兵蟻一出巢，立即緊閉大門，根本不問巢外兵蟻的死活。獅群中雖然沒有階級之分，但當一只雄獅戰勝另一只雄獅接管后者的獅群后，會把非親生的小獅子統統殺掉。最近，紐約中文電視正在上演《皇太子秘史》。清圣祖康熙有二十個兒子、八個女兒長大成人。康熙在立胤礽爲皇太子后的33年，廢除了胤礽的皇位繼承權，不久，康熙復立胤礽爲皇太子，幾年后再廢太子。自此之后，直到康熙皇帝去世，在長達十年的時間中，康熙沒有再立皇太子。因而，康熙皇帝諸子，勾結拉拢各種人士，為奪取皇位進行了你死我活的斗爭。皇長子胤褆（非皇后所生）對康熙皇帝說：“欲誅胤礽，不必出自父皇之手。”皇長子迷信法術，用詛咒辦法，企圖使胤礽死亡。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密切結合，組成集團。皇四子與四方總督、巡撫、提督勾結，竭力擴展自己勢力。由于缺乏明確的皇位繼承規則，每一個企圖奪取皇位的人都準備時時刻刻殺死對手，同時，時刻防衛被人殺死。那些追逐權力、貪污成性的首腦和高官們，如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秘魯總統藤森、陳希同、陳水扁、陳良宇們，他們的很多政治行為表現了明顯的動物性。
   
   職位放大器
   
   權力提升人的動物性（參見《前哨》月刊2006年第十期嚴家祺文章）。行使權力的職位愈高，就愈加放大這種動物性。職位是一個“放大器”，它既可以把担任這一職位的人的優點放大，也可以把他的缺點、弱點、劣根性加以放大。
   倫理學家包尓生（Friedrich Paulsen）曾說：“別人的幸福對于自己的自尊有一種壓抑作用，而別人的不幸有利于自己自尊的提高。”“幸福會導致他人嫉妒，而不幸會使他人產生‘幸災樂禍’。”對無權無勢的人來說，有嫉妒心固然不好，但嫉妒造成的有害后果一般有限。一個大權在握的人的嫉妒心往往會轉化爲殘忍。俄國女皇伊麗莎白對長得漂亮的艾芙杜基婭•洛布希娜極端嫉妒，由于她美麗又是女皇的競爭者，女皇竟命令用燒紅的鐵條刺穿她的舌頭。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嫉妒成性，加上她為了掩蓋自己過去曾在演藝圈中的歷史，在“文化大革命”中，憑借手中權力，對她年輕時代所嫉妒的演員一一加以迫害。由于職位“放大器”的作用，嫉妒這樣一種人性弱點，也足以使一個權勢“大人物”成為“迫害狂”，使“大人物”暴露出他的“壞人”特性。
   
   “大人物”成為“壞人”的根源
   
   人們喜歡以“出身”、“受教育水平”、“地位”來區分人，事實上，人與人最基本的區別還是“好人”和“壞人”。我認為，一個權力世界中的“壞人”，在家庭中可能是一個“慈父”； 一個權力世界中的“壞人”當他完全退出這一世界時，也可能轉變為一個“好人”。然而，阿克頓說：“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當他們發揮影響力和喪失權威時也是如此。”
   我在《前哨》月刊2006年第9期文章中說過，人類是一個單一的物種。世世代代所有的人，不僅有相同的身體構造，而且有一樣的人性，即由人的動物性和人的理性結合的同一人性。“好人”與“壞人”的區別，不僅在于他們的“價值觀”不同，而且在于他們運用“人的理性”控制“動物性”的程度不同。普通人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中總要用理性控制情感，用理性來控制人的種種動物性表現。在缺乏權力制衡的情況下，大權在握的人，如果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就會恣意妄為，損害無辜的人們。這種情況的進一步發展，就會從無意到有意，使“大人物”顯現為“壞人”。
   我在這里不討論世襲制度下的情況。在非世襲制的情況下，一個人能從“小人物”變為“大人物”，與他的聰明才智是密不
   可分的。人除了分為“好人”、 “壞人”外，“聰明”與“愚蠢”又是一重大區分。“智商”（IQ）和“情緒智商”（EQ）低的人，通常難以爬上高位。華國鋒“厚重少文”，不及鄧小平聰明，所以被鄧小平趕下了臺。胡耀邦、趙紫陽是好人，在鄧小平的絕對權力下，好心不得好報。胡錦濤之所以能使江澤民交出軍權，除了“廢除終身制”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外，還與江澤民IQ、EQ兩項皆低有關。在權力世界中，攀登權力頂峰的人在每一時刻都會面臨許多選擇，聰明的好人會中途滑落，而愚蠢的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爬上高位。生物學家E•O•威爾遜說：“人類社會性最了不起之處，實際上就是人可以輕易地形成聯盟，打破聯盟，又重結聯盟。”聰明的壞人能在適當時機背信棄義，正是這種人能夠攫取權力的內在因素之一。
    
   “權力制衡”使“壞人”壞得有限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法治的根本區別不是“人本主義”，而是對“人性”的看法。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仁政”、“好皇帝”。毛澤東的“兩類矛盾學說”，既帶有“法家”嚴刑峻法的特點，又帶有儒家希望由“好人”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因素。當掌權者中充斥“壞人”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成了踐踏人權的“反右運動”。 民主法治立足于“人的不完美性”、 立足于“權力導致腐敗”的認識。既然權力提升人的動物性，就應當用權力來制約權力。最高權力的“限任制”雖然使一個企圖成為“好皇帝”的人不能終身在位，但也清除了人類史上有久遠歷史的帝制的弊病。
   直選議員、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幷不是西方的專利，而是人類面對自己的動物性，用“權力制約權力”的一些普普通通的方法而已。在民主法治下，即使“壞人”掌權，掌權的時間也有限，而且對貪污腐敗和損害國家人民利益的人，可以通過新聞自由和法律程序得到揭露和征處。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王朝已近一百年，中國政治體制仍帶有明顯的王朝印記。在民主制度下，最高行政權屬于有嚴格連任限制的一人，議會制約行政權的行使，卻不能分散行政決策權本身。現在中國的“政治局”的存在，不僅使“最高權力的更迭”沒有明確的規則，致使“政治局”中的“皇四子”、 “皇八子”、 “皇十子”為爭奪繼承權不斷明爭暗斗；而且，分散了最高行政權，這是一種沒有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
   同一個人，從“前面”看和從“后面”看是不同的。二戰結束時，羅斯福從“前面”看戴高樂，經常不屑一顧；而當中學教員的蓬皮杜看同一個戴高樂，是從戴高樂“后面”看的，感到異常高大。何長工從“前面”看毛澤東，談起來總是“小毛”、“小毛”什么的。上海的年輕一代看那個陳良宇，許多人都是從“后面”看的。在“大人物”面前，青年人不要迷信他們，要記住阿克頓的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
   ( 摘自《前哨》月刊2006年11月號，第94-96頁)

綜合 2022-01-09 20:2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