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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尼奧·葛蘭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著名的共產主義活動家和理論家。在短暫的一生中，他從事了大量政治活動和理論研究工作。其中，他有關知識分子的論述引人矚目，作為一種革命的知識分子理論，在眾多的西方同類學說中卓然不群。例如，與葛蘭西同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理論認為，知識分子超然于社會各階層之外，是自由漂浮的社會群體，他們不從屬于任何階級和政黨，獨立地承担社會良知的職能。這種獨立性被認為是知識分子的固有特征。 〔1〕與此相反，葛蘭西強調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強調新生的無產階級必須產生自己的知識分子群體，并由此提出了“有機的”知識分子概念和理論。有必要交待一下葛蘭西寫作的特點。在被捕入獄之前，他主要撰寫政論性文章和黨的文件。大量的政治活動和嚴峻的國內國際局勢，使葛蘭西無法做平靜的學者式的研究工作。他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系統思考，主要是被捕之后在獄中進行的。當時，為了應付監獄當局的嚴密審查，他不得不采用晦澀的語言。這為后人理解他的思想增添了困難。本文力圖比較系統地闡釋和評論葛蘭西的知識分子理論。
　　　　　　一、知識分子概念
　　1931年，葛蘭西在寫給塔齊婭娜的信中說：“我所制定的關于意大利知識分子研究的計劃，涉及面很廣……。無論如何，我的知識分子概念比一般的‘大知識分子’概念要廣泛得多。”〔2 〕“大知識分子”的提法最早見于葛蘭西1926年的重要文章《南方問題的一些情況》。所謂“大知識分子”，是指在文化、思想和教育領域占據主流的智識階層，特別是在思想觀念上影響廣泛的文化人，如在意大利享有盛名的哲學家貝尼季托·克羅齊。葛蘭西認為，這樣的知識分子概念過于狹窄。因為，這個概念在方法上仍然僅僅從智力活動的固有本質出發，在確定知識分子的內涵。葛蘭西強調，智力活動并非是某一社會集團固有的抽象本質。知識分子群體的界定有賴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他說，工人的顯著特征并不在于從事體力勞動，因為體力勞動也需要智力活動的參與。工人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被確定為工人的。因此，“在這個基礎上可以肯定說，一切人都是知識分子，但并不是一切人都在社會中執行知識分子的職能。”〔3〕
　　在葛蘭西看來，所謂知識分子的職能，是指他們在上層建筑的領域發揮領導作用。如教士在上層建筑擁有壟斷權，他們通過宗教意識形態的強大作用控制了當時社會的許多方面。因此，葛蘭西所理解的“知識分子”不是單純掌握知識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知識財富并在一定社會結構中參與領導上層建筑的人。由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的是掌握國家政權，成為領導階級，并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因此，社會職能便將無產階級與知識分子這兩個范疇聯結起來，并成為理解“有機的”知識分子概念的鑰匙。在《獄中札記》里，葛蘭西提出了兩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即“傳統的”知識分子和“有機的”知識分子。
　　“傳統的”知識分子，是指在社會變動過程中，憑借文化的持續傳承而保持相對穩定地位的知識群體。由于這種穩定性，從表面看來，他們似乎可以超越具體的社會和階級而獨立存在。葛蘭西寫道：
　　　　每一個‘基本的’社會集團，在脫胎于舊的經濟基礎而走向歷
　　史舞臺時，都能夠發現（至少從迄今的歷史來看）早已存在的知識
　　分子范疇，這一范疇表明了歷史的延續性，甚至不受最復雜劇烈的
　　政治、社會變動的影響。〔4〕
　　傳統的知識分子通過自身而感受到歷史連綿不斷的繼承性，因此，他們往往自認為不受其它社會力量的牽制，獨立于統治集團，并在社會空間里自由往來。 葛蘭西把這種觀念稱之為“行會精神”（“espritde corp”）。他認為，這種“行會精神”實際上包含著某種虛幻性。把知識分子看作獨立的、自主的階層，這一立場將最終在意識形態上走向唯心主義和烏托邦式的幻想。葛蘭西指出，教士是西方出現最早的知識分子，而他們恰恰與土地貴族結為一體。教士在司法上享有與貴族平等的地位，分享著封建土地的所有權，享有建立在財產基礎上的政治特權。因此，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與一定的社會階級血肉相連。
　　社會的發展引起階級力量的變化，舊階級衰亡，新階級出現。因此，知識分子的構成也會隨之變化。例如，在現代社會，與工業勞動關系密切的技術教育就成為新型知識分子產生的基礎。而所謂“有機的”知識分子，就是指依托于一定階級的發展而出現的知識分子。葛蘭西說：
　　　　每個新階級隨自身而產生的、并在自身的發展中使之日趨復雜
　　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社會基礎活動的某
　　些方面的“專門化”，而這些新的活動是緣于新的階級才得以出現
　　的。〔5〕
　　“有機的”知識分子概念預告了新型知識分子的出現。隨著現代大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的力量日益壯大。他們在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中，迫切需要發展本階級的知識分子階層。“有機的”知識分子概念為葛蘭西討論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提供了前提。因此，正是基于上述認識，葛蘭西在革命實踐中十分重視對工人群眾的組織教育工作，其目的便是培育自身的知識分子。他說：
　　　　現在我們關心的是大批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個別知識分子。對
　　于無產階級來說，某些知識分子個別地接受它的綱領和思想，同無
　　產階級融為一體，自覺成為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當然非常重要和
　　有益。但是現在，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在組織方面十分軟弱，它
　　沒有自己的知識階層……因此，大批的知識分子發生分裂，發生一
　　種具有歷史特征的分化組合，同樣十分重要和有益。〔6〕
　　由此可見，“有機的”知識分子的形成，一方面依靠無產階級自身的培育和發展，另一方面，傳統的、非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分化和轉型也同樣重要。“有機的”知識分子應該是現實和歷史的綜合。為了說明“有機的”知識分子在社會職能上的具體內涵，我們需要涉及葛蘭西的國家理論。
　　　　　　二、知識分子與國家
　　　 葛蘭西在《獄中札記》里，將國家概念分解為兩個主要層面：即“
　　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在市民社會里，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集團行
　　使著對全社會的領導職能，而在政治社會中，合法政府行使著強制性的
　　“直接統治”的職能。〔7〕這涉及兩個關鍵問題， 一是葛蘭西對市民
　　社會的基本理解，二是他的領導權概念。關于國家，葛蘭西認為：
　　一般認為，國家是政治社會，即政權或其它強制性的機構以一種與既定的生產和經濟模式相適應的方式來控制民眾，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種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平衡。所謂市民社會，我指的是某一社會集團通過教會、工會或學校等所謂的民間組織全面領導整個國家。〔8〕
　　“市民社會”一詞來自黑格爾，原指在家庭成熟并解體后，家庭中的成員走向社會，在社會中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與他人形成相互依賴的關系。“因此，就產生了一切人對一切人的絕對的相互依存，每一個人都用所有其余的人作為手段來滿足他的需要。這種獨立的人的相互依賴的狀態就是市民社會”。〔9 〕馬克思和葛蘭西都承認自己的市民社會概念來自黑格爾，盡管他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彼此并不相同。在馬克思看來，市民社會是經濟關系的整體。而在葛蘭西的理論中，則突出了市民社會的文化功能，即作為在文化領域傳播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組織和手段。
　　葛蘭西指出，東方社會和西方社會有著不同的社會結構。在東方，如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尚處于原始的萌芽狀態。在西方，市民社會則十分發達。在資本主義化的國家里，市民社會已發展成一種十分復雜的結構，能夠直接承受經濟蕭條和危機的打擊。葛蘭西把市民社會比作戰爭中的塹壕體系，當猛烈的炮擊似乎已經摧毀了敵人的全部防御體系時，實際上被破壞的只是它的外圍工事。當發動沖鋒時，進攻者會發現他們依然面臨著一道堅固的防線。在此，外圍工事指的就是國家機器，堅固的防線則指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是國家體制中的內在組成部分。
　　領導權概念的提出基于葛蘭西對市民社會的認識。他認為，在任何社會里，都不存在完全無組織和無政黨的人（這里的組織和政黨均為廣義）。在市民社會里，有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它們表現為兩種：自然的和契約式的。在這些多元的組織中，某個組織居于相對的統治地位，從而構成一個社會集團對其余人的領導。這就是市民社會的特征，它構成政治社會的基礎。根據戴維·麥克萊倫的研究，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們曾使用領導權概念，指無產階級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10〕受俄國革命的影響，葛蘭西在論述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時，也借用這個概念來概括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即把工人農民團結成為一個統一的政治經濟集團。值得注意的是，葛蘭西在獄中時期，擴展了領導權的內涵。除政治經濟方面的含義外，它還指某一社會集團在文化、道德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地位。與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不同，領導權建立在“贊同”的基礎之上，對其它社會集團發揮著“指導”而非“統治”的作用。
　　市民社會和領導權概念與知識分子階層的職能關系重大。因為，知識分子主要是在市民社會中發揮作用，以維護統治集團對全社會的領導。葛蘭西指出：
　　　　知識分子和生產領域之間的關系，不是基礎性的社會集團所有
　　的那種直接關系，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個社會組織和復雜的上層
　　建筑所“中介”的，準確地說，知識分子正是上層建筑的“職能者”〔11〕。
　　知識分子在上層建筑中的職能，就在于使國家的政治統治和社會領導能夠順利實現，它保證廣大民眾“自愿地”認同統治集團所提供的社會生活方向。葛蘭西認為，并非一定要訴諸武力來維護統治階級的地位。這樣，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力就顯得格外重要。他們通過傳播所屬階級的世界觀，團結所有其它階層和它們的知識分子，保證本階級領導權的穩固。
　　社會管理的多層次導致知識分子職能的廣義化和多樣化。上至科學、哲學、藝術的創造，下至現有知識財富的管理、運用和推廣，都可以歸屬到知識分子職能的范圍內。葛蘭西的擴大了的國家概念，改變了對知識分子職能的傳統的狹隘認識，大大豐富了知識分子概念的內涵，而這也正是知識分子的“有機性”所在。
　　　　　　三、知識分子與政黨
　　西方學者曾分析說：“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和為贏得領導權所做的斗爭，以及領導權在國家政府中的中心作用，把工人階級和‘受教育’階級的關系問題放置在共產黨議事日程的首位。”〔12〕盡管葛蘭西注意到傳統知識分子的分化和轉型問題，但是，面臨著革命事業的迫切需要，他認為必須優先重視培育新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說：
　　　　任何將成為統治者的集團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為‘從意識形
　　態上’同化和征服傳統的知識分子而斗爭。但是，這個集團在斗爭
　　的同時，越是成功地培育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那么，這種同化和
　　征服就會越快和越有成效。〔13〕
　　那么，無產階級如何培育出自己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呢？葛蘭西指出，知識分子是在革命過程中，在與工人階級的關系中逐漸培育自身的。他認為，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關系是一種辯證的關系：知識分子的任務應是通過理論的輸入而激發工人階級的革命潛力，增強他們的凝聚力；同時，知識分子也應不斷從工人階級的經驗中汲取養料。因此，有機的知識分子的培育也是一個辯證的過程。葛蘭西充分認識到這個過程的復雜和艱難，因而，他格外重視無產階級政黨的關鍵作用。這個作用就是，培養自己的成員，把他們塑造成合格的政治化的知識分子以及整體社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政黨的所有成員都應該是知識分子”，這一說法曾在意大利受到嘲弄和諷刺，但是，葛蘭西恰恰把它看成是十分正確的。無產階級政黨對廣大的工人階級發揮著指導、組織和教育的作用。因此，政黨的作用就是知識分子的作用。
　　葛蘭西的黨的理論直接受到列寧主義的影響。大家知道，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便是提出了系統的建黨學說。列寧在他的重要著作《怎么辦？》一書中提出，黨在革命中應担負起領導所有被壓迫階級的任務。黨必須建立一個全俄性的組織，在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自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傳入意大利后，葛蘭西就一直把俄國革命作為意大利革命的樣板，他不僅在革命實踐中致力于對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教育，而且非常重視黨的建設理論。在獄中，葛蘭西花費不少精力研究意大利著名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利，其目的正在于借古論今，討論政黨在現代政治中的作用。葛蘭西說：現代版本的《君主論》必將以政黨為主要角色，因為政黨是凝聚集體意志的胚芽的第一個細胞，這些胚芽將發展成為普遍的、全社會的意志。
　　葛蘭西指出政黨依賴三個基本要素：第一，由平凡的普通人組成的群眾，他們的作用不在于首創和組織能力，而在于他們的紀律性和忠誠，這是黨賴以存在的基礎；第二，需要黨的核心力量把群眾組織起來，否則他們便像是一盤散沙，缺乏內聚力。黨的核心力量具有強大的組織能力，他們沒有軍隊也能建立起軍隊。當革命遭遇挫折時，黨的核心力量要象酵母那樣保存自己，能夠使黨起死回生；第三個要素是中介性的，它使前兩個要素結合起來，使它們不僅在物質上，而且也在道德和精神上建立聯系。只有通過大量的教育、宣傳和鼓動，工人階級才能真正提高覺悟和認識，在道德和精神層次上結為一體。因此，中間要素只能由知識分子組成。不難看出，葛蘭西把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合二為一，在列寧的建黨學說的基礎上，更為明確地說明了，具有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的知識分子應被視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核心力量。
　　　　　　四、論教育原則和文化組織
　　在人類歷史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使得某些社會集團專門從事智力活動，并通過學校培養新的成員。葛蘭西認為，無產階級要培養自己的新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如上所述，應通過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政黨來有意識地訓練干部。另一方面，教育體制的改革也勢在必行。因此，他十分重視學校的改革和新的教育原則的確立。
　　葛蘭西認為，正如無產階級的國家不是簡單地繼承資本主義國家的現成體制，同樣，無產階級有機的知識分子也需要在全新的基礎上形成。他指出：
　　　　建立新的知識分子階層的問題，在于對每個人的某種程度上的
　　智力活動予以批判性的改造，使它與筋肉—神經活動達到一個新的
　　平衡，保證使筋肉—神經活動本身成為新的完整的世界觀的基礎。
　　因為，筋肉—神經活動本身便是不斷更新自然和社會的總的實踐活
　　動的組成部分。〔14〕
　　葛蘭西在這里所說筋肉—神經活動當然是指生產實踐活動。他認為，在現代工業社會，與工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技術教育是形成新型知識分子的基礎。因此，只注重基礎教育的傳統學校具有片面性，不能勝任培育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工作。葛蘭西認為，應當使傳統學校的基礎教育與適應生產勞動需求的專業技術教育結合起來。只有通過這樣的教育，管理國家的人員才能切實有效地工作。
　　葛蘭西一向把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看作是新的革命世界觀的基礎。缺乏這樣的世界觀，就只能是一個專家，一個具有單純專業知識的人，而不是葛蘭西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專家＋政治家”，即能夠運用專業知識，服務于國家政治管理的知識分子。從參與生產實踐到形成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這就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的過程。
　　葛蘭西認為，參加勞動能夠使學生擺脫愚昧原始的世界觀，理解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及其規律。因此，勞動應當成為教育原則的基礎。此外，學校教育不僅要教授知識，讓學生學習讀寫等基本能力，而且還要學習“法律與義務”課程，目的是向學生提供新的國家和社會觀念，提供新的世界觀，讓學生具有理性的自我約束和道德的自主能力。與中、小學校體制一樣，科研機構和大學也應當為適應新的腦力—體力勞動的關系而做出變更。“從事職業勞動的社會成員，不應陷入智力的消極狀態”。〔15〕科研機構和大學應當為從事體力勞動的社會成員提供參與智力和文化活動的必要條件。葛蘭西還特別注意到，以往習慣于生產勞動的無產階級在學習文化知識方面與傳統知識分子的子弟相比，有著更多的困難。他說：“為了造就新的知識分子階層，包括從一向未能發展出相應技能的社會集團中培養出專家，應當克服聞所未聞的困難。”〔16〕可以看出，葛蘭西的教育原則以勞動實踐為基礎，努力打破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關系的傳統格局，以使它達到一種新的平衡。在這種平衡中，傳統上從事體力勞動的無產階級將有機會被培養成有文化、有組織、有紀律、有道德的新人。這將最終打破歷史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分裂狀態，充分實現人類的解放。
　　在眾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當中，葛蘭西較多地關注并論述了知識分子問題。他打破了傳統的知識分子概念，提出了“有機的”知識分子理論，并把知識分子問題始終貫穿于自己的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中。他強調了無產階級政黨與革命的知識分子的統一關系，倡導新的教育原則，以適應培養新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需要。
　　應當承認，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知識分子問題是一個相對薄弱的部分，而這個問題在現實中又恰恰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復雜課題。在這方面，葛蘭西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給予了我們重要的啟示。
　　注釋：
　　〔1〕知識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系統地表述過這種觀點， 參見其代表作《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2〕《獄中書信選》，Lynne Lawner譯，倫敦，1975年，第133頁。另參見《葛蘭西文選》，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4頁。
　　〔3〕《葛蘭西讀本：1916—1935著作選》，Davidforgacs編，倫敦，1988年第304頁。另參見《獄中札記》，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2頁。
　　〔4〕《葛蘭西讀本》，第302頁，參見《獄中札記》，第419—420頁。
　　〔5〕同上，第302頁，參見《獄中札記》，第419頁。
　　〔6〕《葛蘭西文選》，第250頁。
　　〔7〕《葛蘭西讀本》第306頁。
　　〔8〕《獄中書信選》，第204頁；另參見《葛蘭西文選》第574 頁。
　　〔9〕《黑格爾哲學》，W·T·斯退士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373頁。
　　〔10〕參見《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戴維·麥克萊倫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249—250頁。
　　〔11〕《葛蘭西讀本》，第306頁。
　　〔12〕參閱朱塞波·瓦卡：《知識分子與馬克思國家理論》一文，見《葛蘭西研究》，Anne Showstack Sassoon編，倫敦，1982年， 第45頁。
　　〔13〕《葛蘭西讀本》，第304頁—305頁；另參見《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戴維·麥克萊倫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246頁。
　　〔14〕轉引自《葛蘭西研究》，第64頁。
　　〔15〕《獄中札記》，第443頁。
　　〔16〕同上。第454。
　　〔作者單位　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責任編輯　王獻永）＊
　　
　　
　　
江淮論壇合肥80-85K5世界史戚吟19961996 作者：江淮論壇合肥80-85K5世界史戚吟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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