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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年后，美國部分名牌大學和院校相繼建立了歷史系并開設了研究生課程。（注：德勃拉·L·海恩斯：《科學歷史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的形成時期》(Deborah L. Haines,Scientific History as a Teaching Method:The Formative Years)，載《美國歷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77年第4期，第892頁。）1884年美國史學工作者創立“美國歷史協會”，它標志著美國史學逐步走上一條正規化、專業化的道路。1895年《美國歷史評論》雜志的問世宣布美國歷史研究領域長期被業余史學家統治的局面結束，美國職業史學劃時代的開始。在美國史學史上，該時期的一些歷史學家因追求在史學領域建立一整套科學史家研究方法和科學教學標準而被后人稱為“科學史學家”(Scientific historians)。本文擬從分析科學史學形成的歷史背景出發，探討科學史學家研究歷史的動機與教學的手段，以數位科學史學家的教學方法和著作為研究母本，解讀該派的歷史地位和曇花一現的原因，指證科學史學的形成與發展推動了美國歷史學研究專業化、科學化的進程。
　　　　　　一、歷史背景
　　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后，一些有識之士萌生了在美國短暫歷史中尋找民族象征的強烈愿望。政治家和史學研究愛好者梅森·威姆斯、威廉·沃特、賈爾德·斯帕克斯分別撰寫了充滿強烈的愛國主義色彩的歷史著作。如梅森的《喬治·華盛頓》；沃特的《愛國者亨利傳》；斯帕克斯的《華盛頓生平和著作》及25卷本的《美國傳記叢書》。這些巨著的共同主題是“天定命運”，宣揚美國是上帝的子民，肩負上帝賦予的拯救全人類的使命。這些史稱“愛國主義學派”的歷史撰稿人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使命觀”的強調使該時期的歷史讀本充滿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熱情，同時也影響了他們對歷史進行客觀的審度。這種歷史研究的趨勢延至內戰以后，這期間歐洲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美國社會發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科學史學的形成。
　　首先，美國內戰的爆發使美國人面對現實，講求理性。在內戰期間，許多白人死于戰場。這種美國人之間的相互殘殺摧毀了“羅曼蒂克”式的愛國主義學派筆下的美國人形象，許多普通美國人開始對一些歷史讀本表示懷疑。更有一些受過正規教育，在國外留過學的美國學者公開表示對愛國主義學派極度主觀歷史觀的強烈不滿。
　　其二，歐洲啟蒙運動與自然科學的發展令美國學人耳目一新。17世紀牛頓定律的發明和被認可使歐洲自然科學家認為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都有規律可循。到19世紀，歐洲學術界已廣泛流傳達爾文和斯賓塞的科學思想。達爾文主義于19世紀傳入美國，其進化論和“適者生存”的理論被美國人廣為接受。達爾文主義強調“理性思考”是人類理解自然的必要前提，而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則套用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規律來解釋社會發展規律。（注：H·S·康馬杰：《美國精神》，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33頁。）在歐洲啟蒙思想家和這二位學者的思想沖擊下，一些美國歷史學家開始相信歷史是有規律的，運用理性思維對歷史事實進行了懈的研討可以發現那些規律。（注：杰拉爾德·N·格羅伯等編：《美國歷史解讀》(Gerald N. Grob and Athan Billias,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Volume Ⅱ Since 1865)，紐約1982年版，第3頁。）
　　其三，內戰后各學術團體、組織的相繼成立使學術規范化成為一種潮流。1869年美國哲學協會成立，進入70年代后，近80個學術協會組織建立。而到了80年代，近121個學術組織建立。（注：海厄姆：《美國職業史學史》(John Higham,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1989年版，第8頁。）這種規范化、專業化的實施態勢也沖擊了史學研究領域，為科學史學派創立“美國歷史協會”奠定了輿論基礎。
　　其四，留德美國學者的回國帶動了科學史學的進程。19世紀現代客觀歷史學派的創始人蘭克對史料考證的基本原則的確定被史學界視作職業化史學的開端。（注：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巧》(Mark Bloch,The Historian's Craft)，曼徹斯特1954年版，第165頁。）此時美國歷史協會主要創始人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以下簡稱亞當斯）正在德國著名學府海登堡大學求學。在留德期間，他深受德國歷史研究的嚴謹風格和蘭克客觀史學觀的影響。第二位是赫曼·馮·赫爾斯特，此人是一位德國移民，早年受教于海登堡大學并接受了嚴格的德國式治學方法的訓練。在他任職哈佛大學歷史教授時，他十分推崇德國的科學史學研究方法。第三位是埃爾伯特·布什內爾·哈特。他曾在德國費賴堡大學學習，1883年獲博士學位。在担任《美國歷史評論》編輯和1909年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時，他為歷史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并使其專業化、科學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注：李世洞、黃安年編：《美國2500歷史名人傳略》，東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頁。）第四位是美國歷史協會第一任主席安德魯·迪克森·懷特。（注：李世洞、黃安年編：《美國2500歷史名人傳略》，第618頁。）他于1853年畢業于耶魯大學，曾在巴黎和柏林深造。1857年始任密歇根大學歷史教授，其正規教育的背景使他早在1865年就在密歇根大學開設了科學歷史的課程。（注：海恩斯：《科學歷史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的形成時期》，第896頁。）
　　其五，19世紀下半葉美國教育界的變革使史學研究職業化成為可能。選修制的建立就是美國教育體制改革的一個側面。（注：海恩斯：《科學歷史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的形成時期》，第895頁。）1870年為數不少的院校在哈佛的倡導下開始要求增加選修課程。70年代初亨利·亞當斯率先將“研究生制度”引入美國大學。“研究生制度”的推廣促使美國歷史教學從內戰前僅作為大學主課程的輔助課的地位中走出，使史學研究進入專業化、科學化的軌道成為可能。這場教學改革使美國一些主要大學在心理上完全作好了接受以亞當斯為首的第一代科學史學家的準備。至1884年，美國四百所高校聘任了約20名專職歷史教師，十年以后，專職教師已達100多名。（注：海厄姆：《美國職業史學史》，第4頁。）
　　　　　　二、科學史學
　　科學史學家認為歷史研究就是一個反復運用史料的過程，因而史學研究者在研究歷史時應遵循“科學考證史料”的史學綱領。（注：海恩斯：《科學歷史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的形成時期》，第896頁。）科學史學先驅哈特強調“歷史研究就意味著研究者必須在所能得到的有價值的史料基礎上進行理性判斷，在最為信賴的史料基礎上建立自己獨立的觀點。”（注：艾爾伯特·B·哈特：《美國教育研究》(Albert B. Hart,Studies in American Education)，紐約1895年版，第76頁。）為培育、弘揚“科學史觀”，科學史學派對美國歷史教學與歷史研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對普及公共教育、倡導政治與歷史研究的緊密關系，科學史學家提出了大量的理論依據。科學史學先祖亞當斯面對歷史教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在美國大專院校剛剛起步，歷史寫作仍只掌握在極少數文物工作者、雜志編纂人和個別有天賦的業余歷史學家——如班史羅伯特、佛朗西斯·帕克曼——手中的嚴峻局面，1876年秋，在霍普金斯校長丹尼爾·科利特·吉爾曼的支持下，一馬當先，對長期形成的史學研究格局進行了挑戰。（注：約翰·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與地方史研究》(John Higham,Herbert Baxter Adams and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5年第5期，８第1225頁。）首先他開設了研討課，將德國嚴謹治學風格引入課堂。對學生，亞當斯提供了歷史研究的入門方法，要求學生首先對自己的生長地進行研究和調查，而這些研究必須要經過縱橫方面的思考。亞當斯要求學生學會檢索、組織史料，對史料進行分析、比較、歸類。亞當斯在其創立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研究會期間允許學生作一些松散型的獨立研究。學生應相互通報研究成果，進行自由辯論。通過諸如此類的研討，學生學會了如何提出最初的歷史觀點，如何準確地表達，如何在辯論中抓住對方的漏洞進行發拮。研究會最終培養了一批受過良好專業訓練，敢于追求真理，掌握歷史研究方法的職業歷史工作者，為專業歷史研究與業余歷史學家脫鉤創造了條件。亞當斯最為出色的業績是在1884年創辦了“美國歷史協會”。協會第一次會議的參加者大部分是非職業歷史學家，但制訂協會章程的五人委員會成員都是史學領域的職業歷史學家。（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與地方史研究》，第1232頁。）協會的主旨是：在歷史研究領域，各院校教授應起主導作用并主張與地方史學協會保持聯系，以期帶動各地方史學正規化。（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與地方史研究》，第1232頁。）協會的成立把那些致力于地方志和文物研究的業余歷史學家關在歷史研究的大門之外。一位杰出的業余歷史學者愛德華·埃爾格斯頓在1889年抱怨：“這個協會似乎只按那些大學教授的意志或興趣來運作，而對我們這些非職業歷史學者投以冷眼。”（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與地方史研究》，第1232頁。）1895年，美國歷史研究學術圈內發生了兩起重大事件。第一，決定將協會年會從長期被業余歷史學家控制的華盛頓移往各大學校園里召開；第二，創辦了一個更學術化、專業化的雜志《美國歷史評論》并使之嚴格控制在職業編輯和職業歷史學家手中。（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與地方史研究》，第1232頁。）1896年協會任命了著名的“七人委員會”，其成員全部為教授。（注：海厄姆：《美國職業史學史》，第16頁。）1900年約翰·富蘭克林·詹姆遜接任亞當斯長達16年之久的協會秘書一職，結束了亞當斯平衡協會內職業與非職業歷史學家的“中庸”現狀。至此，“美國歷史協會”完全成為職業歷史學者的堡壘，而這個堡壘是由主張科學史學的專家建構的。（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與地方史研究》，第1237頁。）
　　科學史學家認為：“人民政府的性質與運作必須受制于民意。只有通過教育公眾，一個民主的政府才能得到保證。”（注：海恩斯：《科學歷史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的形成時期》，第904頁。）因而提高整體民眾的素質成為科學史學派為之奮斗的目標。他們撰寫了大量論文，從理論高度對舊的教育體制與框架進行了細致入微的分析與闡述，提出改革教育體制的口號。查爾斯·肯代爾·亞當斯的《生活隨筆》、《歷史文獻指南》、《美國大學的擴建》等論文主要針對美國教育機構的改革，包括教具改革、原始資料的編纂、學校制度的完善與大學擴建。亞當斯也樂此不疲地為美國教育公署工作，編寫系列宣傳手冊，宣傳擴建大學的信條。1887年他撰寫了《圖書館與大學擴建》，1897年7月在美國《論壇》第六期發表了題為《美國大學的擴建》，從理論上再一次論述了教育與民主的關系。史學大家懷特則將美國的未來描述為一場一方為教育，另一方為可能摧毀共和國的某種力量之間的競賽。（注：瓦爾特·P·羅杰斯：《安德魯·D·懷特與現代大學》(Walter P. Rogers,Andrew D. White and the Modern University)，紐約1942年版，第125頁。）這種把教育與美國民主和未來聯系起來的論述促進了美國大學擴建進程。到1900年前后，美國已擁有眾多的大學與學院，幾乎每個人都可以進去。（注：丹尼爾·布爾斯廷：《美國人：民主歷程》，三聯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頁。）
　　在歷史教學與歷史研究領域，科學史學派針對愛國主義史學的浪漫虛構和夸張的史學指導思想提出了“科學考證史料”。他們深受蘭克客觀史學觀的影響，認為歷史研究是一個反復運用史料的過程，而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收集資料，科學解讀資料。科學史學先驅愛德華·坎寧與哈特合著的《美國歷史研究指南》對史料的強調，史學研究方法的研討使歷史教學從呆板的記誦轉入一個全新的、生機勃勃的科學歷史教學時代。對權威結論的發問，對各種假設的挑戰，對史料的發掘成為課堂教學的主線。1883年愛默頓在回顧這段改革歷程時說：“這些留德學者把全部精力投入將歷史視作一門科學來研究的運動中。他們的熱情得到了回報。一般院校緊步著名院校的后塵，在沒有歷史課程的院校里，歷史課建立起來了。”（注：海恩斯：《科學歷史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的形成時期》，第897頁。）為打破學生長期養成的依賴權威的惰性，伯格斯認為“大學生必須在其大學第一堂課中懂得真理不是某個現成的具有客觀特征的商品。真理是‘人’對它的解讀。因而‘人’在對真理推理和分析中難免帶有個人色彩。”（注：約翰·W·伯格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學與研究的方法》(John. W. Burgess,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Study and Research in Columbia College)，波士頓1885年版，第218頁。）為此，在歷史教學中，他們反對學生記誦權威人士的理論和結論，認為這種傳統教學法對科學地追求真理有害無益。他們教導學生認清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追問結論，尋求證據。為達到“去魔”的目的，首先，傳統的教科書被取締，取而代之的是匯編成冊的論文集，在同一事件上，各作者的觀點與結論均大相徑庭。運用這種教材，學生在老師的鼓勵與訓練下，不再盲目接受某一作者的觀點。他們學會了獨立思考，形成自己的思維方式，從被動接受轉為主動挑戰。其次，科學史學家開設了講座形式的歷史教學課。教師在講座上必須給學生提供有討論價值的觀點，且此觀點要和指定的閱讀材料的觀點相左。教師有責任提供教科書以外的歷史研究信息，以擴大學生研究視野。由于這種講座形式要求教師本人作大量的獨立案頭準備，全身心地投入分析與研究，因而在講座過程中，教師本人的嚴謹教學作風也給學生樹立了科學治史的活樣本。關于如何增強學生的感性認識，達到獲取第一手資料的目的，伯格斯說：“我們將他們派往原始資料所在地，讓他們自己篩選史料。倘若同一事實有不只一個史料源，我們就指導他們將這些史料進行甄別，觀察它們?異同點，推出一種能自圓其說的觀點。”（注：伯格斯：《歷史研究方法》(John W. Burgess,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波士頓1885年版，第218-219頁。）這種從尋找史料到對史料進行比較、篩選、再到結論的科學歷史教學法構成了19世紀末美國歷史教學的主體模式，鑄造了一批治學嚴謹，善于獨立思考，敢于向研究權威挑戰的史學家。“邊疆理論”創始人特納，“經濟史觀”舵手比爾德正是誕生在這個新人輩出的時代。
　　傳記作為史學研究方法之一在愛國主義學派盛行時曾達到歷史的高峰，但其研究方法卻是非客觀和非科學的。科學史學派一改愛國主義學派的“唯美與浪漫”的手法，不追求理想化的效果，從選材到評估均強調理性的科學的方法。懷特在《歷史指導》一文中指出：“把傳記作為一種歷史教學手段能使歷史顯得更為真實、生動。沒有任何一種方法能象傳記那樣能使歷史大事件的發展脈絡、倫淼賴氯绱松羈痰賾≡諮哪院＠鎩！保ㄗⅲ漢６魎梗骸犢蒲Ю紛魑恢紙萄Х椒ǖ男緯墑逼凇罚?06頁。）科學史學大師對傳記的推崇使傳記教學在他們的教學計劃中占了很重要的一席。哈特曾要求學生在學期論文中至少要寫一篇以傳記為主題的論文。科學史學派最宏大的傳記著作是《美國政治家》。這部多卷本傳記叢書收錄的材料與內容很大一部分是他們的課堂教學內容。《哈佛指南》在給各院校歷史圖書館的推薦書目中把這套叢書列在最醒目的位置上。（注：海恩斯：《科學歷史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的形成時期》，第906頁。）
　　為避免在寫作傳記時陷入一種“史料＋史料”的誤區，哈特強調：“真實、生動的歷史不是事實的羅列與堆積，它應該將生命之氣吹入逝者的軀體，使之復活。歷史寫作是一門藝術，歷史學家要象藝術家、畫家、雕刻家、建筑師那樣，使自己的作品栩栩如生。但不同的是這種藝術要求歷史學家既要做一名哲學家，又要做一名預言家和詩人。”（注：哈特：《歷史的想象力》(Albert Bushnell Hart,Imagination in History)，載《美國歷史評論》1910年第1期，第246頁。）哈特的這種治史標準表明他已意識到跨學科研究歷史的必要性。哈特本人在1899年撰寫了一部傳記《薩蒙·波特蘭·蔡斯傳》。（注：李世洞、黃安年編：《美國2500歷史名人傳略》，第240頁。）科學史學家的傳記教學與研究一方面活躍了歷史教學，另一方面也給現代史學工作者留下了一筆考察歷史人物的寶貴遺產。
　　對政治與史學關系的強調是科學史學的另一重大特色。亞當斯聲言：“人類歷史的主流是在政治的航道上流穿。”（注：亞當斯：《歷史是過去的政治嗎？》(Herbert Baxter Adams,Is History Past Politics?)，載《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人文科學學報》(JHUSHPS)1895年第4期，第1頁。）他們對“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的公式的膜拜驅使他們把重點放在政治歷史，從而完成了美國史學研究的視角從傳統的宗教觀轉為政治觀的歷史使命。查爾斯·肯代爾·亞當斯說：“我們國家的希望就在于我們要相信這樣一個信念：‘當那些令人不安的政治問題在大眾面前反復討論時，人們就能對此問題作出正確的決定。’對去的歷史已證明這種希望是正確的。……如果政治問題不能正確處理，這是因為，也只有因為這些問題未能很好地在大眾面前探討。”（注：查爾斯·肯代爾·亞當斯：《不可抵抗的趨勢》(Charles Kendall Adams,Irresistible Tendencies)，載《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899年9月刊，第297頁。）為宣傳其政治史觀，他在密歇根大學政治學院創立典禮上作了“政治學與國家昌盛的關系”的講話。許多科學史學家也撰寫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闡述歷史與政治的關系。主要代表作為：哈特的《美國的政治特色》；懷特的《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歷史學課程指導》；查爾斯·肯代爾·亞當斯的《不可抵抗的趨勢》；亞當斯的《馬里蘭在美國土地割讓中的影響》等。這些眾多論文均針對現實問題，揭露政黨分臟制的丑聞和地方政府的問題，描繪了各社會階層的走向和未來，這種對政治的關注無疑有利于美國民主的完善。雖然科學史學家只聚焦“政治與歷史的關系”，排斥和淡化經濟和文化因素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埋下了進步主義學派取代科學史學派的楔子，但科學史學家把這種史學研究的政治觀在歷史教學中的運用，培養了象伍德羅·威爾遜、西奧多·羅斯福那樣的一批干練聰慧、思維敏捷、具有政治洞察力并富有淵博歷史知識的美國政界精英。
　　為推動科學史學，1895年美國歷史協會創立了一個下屬機構“歷史手稿委員會”，其任務是編輯、索引、收集一切與美國歷史研究有關但尚未出版的史料、文件、記錄等。一年后該委員會向協會遞交了一份厚厚的年度報告，其中附有大量的有價值的文件、書目。（注：海厄姆：《美國職業史學史》，第17頁。）1899年美國公立檔案館成立，以監督各州檔案館的管理。十年內，24個州制訂了保存未發表的文件和紀錄的條例。（注：海厄姆：《美國職業史學史》，第17頁。）在“歷史手稿委員會”的工作精神激勵下，阿拉巴馬大學、密西西比大學相繼建立了檔案歷史系。（注：海厄姆：《美國職業史學史》，第18頁。）1907年“美國歷史學家組織”前身“密西西比河流域歷史協會”的成立表明美國一些著名業余歷史學者已開始融入美國職業史學的主流，而美國檔案館的建設和發展標志著美國歷史研究專業化形成期已經結束，科學史學已完成歷史研究專業化、職業化的歷史使命。
　　　　　　三、歷史地位
　　對于科學史學的歷史地位，美國史學界至今尚未能達成共識。20世紀70年代史學權威約翰·海厄姆依據自己對科學史學家作品中的哲學觀念的探討、該派在美國史學領域的地位及在美國主流文化中的角色考察，否定了科學史學的“科學”之說，指證科學史學的“非客觀性”和“非科學性”。（注：約翰·海厄姆：《歷史》(John Higham,History)，新澤西1965年版，第147-170頁。）1977年《美國歷史雜志》第四期刊登了戴勃拉·L·海恩斯一篇題為《科學歷史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的形成時期》的論文。該文避開了海厄姆只將科學史學家視作歷史撰稿人來分析的誤區，將視角轉向科學史學家在歷史教育領域的成就，較為客觀地闡述了科學史學在歷史教學領域的歷史地位。縱觀科學史學的運作歷程，筆者認為科學史學在美國史學籠罩在極度愛國主義和浪漫主義霧靄下以其科學史學觀“實事求是”取代了美國史學“天定命運”的神學觀，把美國史學導入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科學史學的歷史貢獻有以下五點。
　　其一，科學史學帶動了世界通史、歐洲史和國別史的研究。《哈佛指南》在1896年宣布：“如果不經過通史的訓練，不能將美國史與其他國別史進行比較研究，此人就不能稱得上是美國史專家。”（注：海恩斯：《科學歷史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的形成時期》，第910頁。）這種跨國史的研究開拓了美國史學家的研究領域和視野，培養了一批精通它國歷史與政治的學者和政治家，疏通了美國與歐洲及世界各國的各領域交往的航道，為美國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和理性思維模式，從史學角度促使美國從19世紀末開始擺脫“孤立主義”理論的束縛，步入“全球主義”的時代。
　　其二，科學史學的客觀歷史觀培養了一代學人。亞當斯是“條頓理論”的信奉者，“生源學說”在美國的最早傳播者，但他并不堅持其學生要對“條頓理論”進行特別的闡述，相反，他鼓勵學生向傳統歷史研究進行挑戰。在其嚴格治史觀的訓練下，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脫穎而出，其論文《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大意義》創立了“邊疆論”，把美國歷史研究從傳統的條頓理論框架中解構出來，成為美國歷史研究的一個里程碑。
　　政治家與歷史學家伍德羅·威爾遜和職業史學家約翰·富蘭克林·詹姆遜曾師從亞當斯，這二位的成功并不在于他們沿循亞當斯地方史的研究方向，而在于他們走上了一條與亞當斯完全不同的研究道路。威爾遜1883年入霍普金斯大學學習研究生課程。由于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本科學習期間對比較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而他希望能在亞當斯的指導下繼續其比較政治的研究。出乎威爾遜意外的是亞當斯不僅同意了他的請求，而且還在威爾遜的第一個學術報告后給予高度評價。亞當斯說：“威爾遜對政府的研究是一個非常有歷史價值的學術研究。”（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與地方史研究》，第1234頁。）威爾遜的論文《國會政府》(1885)雖然背離了其導師的研究方向，但他對問題的比較研究方法完全是從亞當斯那兒學到的。（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與地方史研究》，第1234頁。）
　　約翰·富蘭克林·詹姆遜是美國歷史學界自己培養出來的最早博士之一。由于其出身微寒，因而未留學它國。早年他對亞當斯極其崇拜，在學術上完全沿循亞當斯的研究方向。1882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后任亞當斯助手，但后受威爾遜的獨立研究與開創精神的啟發，他開始了對州政治的研究。雖然這是對“地方史研究”的背離，但亞當斯仍對此舉給予了極大的鼓勵。（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與地方史研究》，第1235頁。）在亞當斯大家風范寬待下，詹姆遜在担任《美國歷史評論》第一任主編時對美國史學走上職業化、專業化道路立下了汗馬功勞。
　　其三，科學史學“不偏不倚”的治史觀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緩解了民族矛盾，推動了美國民主進程。科學史學先驅之一福特·詹姆斯·羅茲的《1850年大妥協以來的美國史》是美國編年史上的里程碑。（注：李世洞、黃安年編：《美國2500歷史名人傳略》，第458頁。）他對浩瀚史料“不偏不倚”的組織及高超技術引人注目。這種“不偏不倚”的歷史作品本身宣揚了一種“平等”觀，對19世紀中下葉美國盛行的白人至上主義和盎格魯尊從理論是一種無聲的批判和挑戰。
　　其四，科學史學對大眾教育的關注及對大學擴建的追求無疑加速了新移民的同化進程。19世紀80年代，大量東南歐移民涌入美國。這些新移民來自貧困地區，其語言與宗教信仰及教育背景與老移民相去甚遠，特別是這些新移民的蒼白教育背景嚴重地阻礙了他們在新大陸的發展。美國大學的擴建帶動了產業大學的興起和中小學教育的普及，移民在沒有圍墻的教育體制中獲得文化、技能、道德的訓練，就業機會提高，移民對美國價值觀的認同速率上升，最終有益于社會的穩定和繁榮。
　　其五，科學史學帶動了美國圖書館的發展和檔案機構的建立。在檔案機構方面，早期美國政府對資助科研、匯編出版歷史文件、保存有價值的歷史檔案毫無興趣，因而對圖書館的藏書量也沒有要求。（注：費雷德里克·保羅·凱佩爾：《哥倫比亞》(Frederick Paul Keppel,Columbia)，紐約1914年版，第4-8頁。）科學史學的興起及對史料的強調使圖書館擴建和檔案機構的健全成為現實，從而推動了美國史學和其它學科的發展。
　　然而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科學史學也存在明顯的時代局限性。
　　第一，對“科學史學”界定模糊。1890年前后，美國史學界曾對何為科學史學展開了辯論。一些學者認為科學史學就是要強調歷史是一門可尋求規律的科學，另一些人則認為科學史學就是用科學方法確定史料，即：不作任何評論或解讀地將它們羅列起來。（注：愛德華·P·切尼：《歷史的法則和其他論文》(Edward P. Cheyney,Law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紐約1927年版。）這場辯論始終未能將科學史學家的思想統一。一些學者崇尚“史料＋史料”的方法，因而讀本枯燥無味，晦澀難懂，讀者寥寥無幾，科學史學派的生命力減弱。
　　第二，科學史學的政治史觀落后于社會發展。科學史學興起和發展正處于美國工業文明構架成型期，西部開發成功，美國工業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到19世紀末，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已躍居世界第一位。美西戰爭結束后，美國的海外市場開發迅速發展，國內呈現一片經濟繁榮景象，經濟觀念深入人心。此時科學史學派堅持用政治觀來解釋歷史已明顯力不從心。在20世紀初進步主義思潮的沖擊下，史學界大師，經濟史觀奠基人查爾斯·比爾德以其《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拉開了用經濟史觀解釋歷史的序幕，同時也敲響了科學史學派“政治史觀”的喪鐘。
　　第三，科學史學派的個人價值觀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削弱了其推崇“真實歷史”的影響力。由于該學派中大多數人來自東北部地區，屬盎格魯—撒克遜脈系，生長在富裕環境中，東北部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均在不同程度上規約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因而在史料甄別與著作中，他們不自覺地流露出對東北部道德價值觀的贊詞和盎格魯—撒克遜優越論。這種偏見與個人價值觀的痕跡一方面使科學史學派的“科學性”大打折扣，生命周期縮短，另一方面也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作為一個社會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超越他所生活的時代和價值觀。因而這就給我們史學工作者和讀者提出這樣的要求：作為一名史學家，應以求實的態度考證史料，盡可能地保持中立的立場去甄別史料、撰寫歷史。而作為讀者，應不受作者觀點的束縛，大膽提出相左論點，依據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分析，得出自己的結論。
　　科學史學產生于美國社會從農業社會步入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的19世紀80年代前后，消逝于社會變革的20世紀初。它短暫的生命周期再現了美國史學的變遷和美國社會演化。在“百廢待舉”的19世紀末，科學史學扮演了時代發言人的積極角色。從美國史學史的內部發展來看，科學考證史料，崇尚理性思維使史學成為科學，豐富了史學思想。科學史學家提出的史學領域規范化、職業化的標準不僅指導著該時期的史學研究，同時也為美國成為法制國家播下了思想種子。由于時代的發展，科學史學家自身的不完善導致最終被進步主義學派所取代，但其在美國那個特定年代所作出的貢獻不容忽略。
世界歷史京88～96K1歷史學錢皓19981998本文作者錢皓，在南京大學歷史系歐美研究中心工作。 作者：世界歷史京88～96K1歷史學錢皓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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