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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和1999年的長篇小說創作，作為九十年代“長篇熱”的持續發展部分，自然有其獨特景觀；而作為二十世紀末文壇的一道風景線，也有一些新世紀文學發展的預兆。我在瀏覽98、99兩年眾多的長篇小說新作時，邊讀邊想，于是有了下面的一些閱讀記錄和讀后感想。
　　一、現實主義仍然是主潮
　　統觀98、99兩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我們將會發現：現實主義仍然是這兩年長篇小說創作的主潮。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們還是把目光投向當下正在進行的社會改革和社會生活，面向人們所關注的種種社會問題，寫出一批反映現實生活和關注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的佳構，其中少數還可以稱之為力作。
　　反映官場的腐敗，描寫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反腐敗斗爭，是這些現實主義作品所表現的重要的題材領域，也是長篇小說創作現實主義深化的重要表現之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官場小說”或“反腐小說”在這兩年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
　　湖南青年作家王躍文的《國畫》在1999年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后，曾轟動一時。小說以荊都市的財貿處長朱懷鏡的宦海沉浮經歷為線索，以荊都市的官場爭斗為背景，把這個城市從皮市長到大小官員在官場里的種種表現寫得相當淋漓盡致。小說中，作者精心刻畫了荊都市市長皮德求、市政府柳秘書長、縣委書記張天奇、民營企業家裴大年、電視臺女主持人陳雁、女企業家梅玉琴、氣功大師袁小奇，當然還有那位財貿處長朱懷鏡等大大小小官員和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形象，不僅把他們寫活了，而且大都有一點新意和相當的深度。尤其是那位皮市長，城府深，圓滑而世故，是一個頗懂得官場游戲規則在官場中如魚得水的官僚，這個形象的創造，具有相當的典型意義。小說囊括了九十年代種種社會現象：官場腐敗，以氣功為主的神秘文化走紅，官場與商場相互勾結，等等。我們看到，作者不僅以民間的視角描繪了官場和社會上的種種丑聞和奇事，寫活了一批官場人物和社會各種人等，描繪了官場上的明爭暗斗和一幅幅墮官圖，而且對社會丑惡現象和官場腐敗的原因做了人性的和社會機制的剖示，因而具有較強的社會認識價值，甚至可以說具有某種警示意義。小說以其較強的可讀性和獨具的認識價值即社會批判性征服了讀者，被稱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官場現形記”。這部作品，可以說是王躍文寫官場的小說的一個階段性的總結，也是九十年代來“官場小說”的重要代表作。但是，這部小說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對當今官場的描寫大都是負面現象，未免失之于片面；過多地描寫朱懷鏡與梅玉琴之間的性愛，這種游離于情節之外的性描寫主要是出于某種媚俗的商業目的，它對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有所損害；敘述的隨意和結構的散漫也是這部作品的一個缺陷。但以二三個方面并不影響《國畫》成為九十年代末一部描寫官場的重要作品。
　　另一部屬于反腐題材的重要作品是山西青年作家張平繼《天網》、《抉擇》之后推出的長篇新作《十面埋伏》（《啄木鳥》1999年2至5期連載，作家出版社1999年5月初版）。小說寫的是古城監獄偵查員羅維民，以服刑犯王國光身上發現已經沉積十多年的“1·13大案”的某些線索，從而開始了一個曲折、艱難和險情迭起的偵破過程，最后提出了一個涉及監獄內外社會方面的大案和具有黑社會犯罪性質的犯罪集團。小說開卷處，以羅維民發現王國光的種種反常行為，就設下懸念，由此開展情節，險象環生，一波三折，直至“1·13大案”告破，王國光越獄并劫持人質，脅迫他的同伙龔躍進駕駛載滿烈性炸藥的小汽車準備沖入人口稠密的市區引爆，這一個又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面和情節，緊扣讀者的心弦。從這個方面來看，這是一部標準的偵破小說。但張平的聰明之處是把這引人入勝的偵破小說，同深刻剖析社會問題、表現司法腐敗這一敏感尖銳的社會問題小說結合起來，把二者很好地融為一體。司法腐敗是官場腐敗最重要的表現，也是危及政權鞏固的敏感問題，張平在《十面埋伏》中不僅用現實主義的解剖刀部析司法腐敗的種種觸目驚心的現象，而且觸及公安與司法分離的體制問題。在這方面，進一步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現實主義的勇氣，也表現出現實主義的深度。從這方面來看，《十面埋伏》不僅具有極強的可讀性，同時又具有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思想深度；既具有極強的警示意義，又能給讀者提供一種審美的愉悅。深刻豐富的思想內容同極強的可讀性的結合，使《十面埋伏》不僅超越了同類題材的文學作品，也超越了張平一些寫社會問題尤其是反腐題材的作品，使其創作漸趨成熟。《十面埋伏》另一突出的藝術成就是在比較成功地刻畫形形色色的腐敗分子和王國光犯罪團伙各種人物形象的同時，成功地創造了諸如地區公安處長何波，古城監獄副政委辜幸文，古城監獄偵查員羅維民，刑警隊長魏德華等公安干警的英雄形象。何波作為一名老公安戰士，不僅寫他的英雄本色，也寫他的智慧和滿腔激憤之情，尤其是最后寫他以身阻擊罪犯駕車沖擊出監獄而壯烈犧牲的場面，把他的英雄形象塑造得更加完美；辜幸文的形象更具特色，他剛出場時讓人看不清其廬山真面目，究竟是一個同監獄中的腐敗分子沆瀣一氣的壞人呢，還是一位沉著多謀的老司法干部？可是隨著案件偵破的進展，獄中腐敗與反腐敗斗爭的激化，他的廬山真面目顯現出來了，他果然是一位立場堅定、沉著多謀的老司法干部。應該說，辜幸文的形象創造更有新意，因為他的形象避免了那種寫英雄形象讓人一眼看清的通病，寫的復雜而豐滿。當然，《十面埋伏》雖然取得了上述種種成就，也還存在著情節重復較多，王國光的日記摘抄過繁，敘述缺乏藝術節制等藝術缺陷，但這些仍然可以看作是藝術提升中的一些微疵。
　　回顧98、99兩年長篇小說創作中的“官場小說”或“反腐小說”，最值得注意的還是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長篇新作《羊的門》（華夏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中國作家》1999年第4期以“特別推薦”的姿態全文刊出）。李佩甫是文學豫軍的中堅，他的長篇小說《李氏家族》、《城市白皮書》等已引起人們的注意，中篇小說《學習微笑》、《敗節草》等也引起過較強烈的反響。《羊的門》可以說是他在創作上走向成熟的標志，也是98、99年長篇小說創作最重要的收獲。小說寫的是被稱為“綿羊地”的中州平原上一個叫呼家堡的村莊里一個四十年不倒的村支書呼天成（呼伯）的故事。在呼天成的精心治理下，呼家堡成了“國中之國”，上到京城、省城的各級領導，下到市、縣的大小官員，都不敢不把這個村級單位的呼家堡放在眼里，而只要“呼伯”一句話，市、縣的政令可以改，市委書記也要讓他三分。至于呼天成這個多少有點神話化了的人物，更是一個具有相當高的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四十年間，他苦心經營“人場”，構筑了一個從中央到省、地、縣的人事網絡，因此沒有他辦不成的事。他既是一個說一不二的權威，又是一個為呼家堡老百姓辦了許多實事的父母官；他也有七情六欲，但生活又非常簡樸，仍住在舊房里，睡在繩床上；他是一個地道傳統的農民，又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政客。總之，他是一個典型的“東方教父”。小說還成功地刻畫了呼國慶、王華欣，李相義、范漢章（范騾子）等大大小小官員的形象，并對他們進行了充滿激情而又注意分寸的“人民的批判”。除上述種種外，這部小說還有以下兩方面的成就值得贊許；一是對中原傳統文化積淀的深入開掘，這一點下文將進行分析；二是敘事的語言老到，形成一種很有韻味的敘事的魅力。
　　反腐題材在近幾年中幾乎成了文學創作的熱點，因此，在98、99兩年中，出現的“反腐小說”或“官場小說”絕不僅僅是以上簡要評價的三部，但應該說，以上三部則是其中比較優秀者，或者反響較強烈者。從這些風格不一、成就不同的作品中，我們卻可以看到，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以及同廣大人民共呼吸之處，也可以看到現實主義精神的發揚和現實主義的深化。而這種發揚的深化的最重要表現之一就是恢復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是對現實生活中丑惡事物的揭露和鞭笞，以及站在人民立場上的批判。在它們這里，我們看到現實主義文學的力量和希望。
　　98、99兩年中長篇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主潮，不僅表現在反腐題材作品或“官場小說”對現實主義的深化，也在以下多方面表現出了進一步拓寬題材和創作路數而表現出的活力。
　　有幾部對即將逝去的二十世紀進行百年回顧的具有史詩規模的作品首先引起我們的注意。軍旅作家周大新的三卷本的《第二十幕》（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通過中原古城南陽的一個絲織世家的百年沉浮描摹了一個小城的百年世相，也折射出中華民族百年來的興衰史，具有史詩的氣度。此作構思寫作歷時十載，動用了作者對豫西南小盆地那塊故土的全部生活庫存和情感，也動用了作者從事小說創作二十年來的藝術積累，寫的從容不迫，技法嫻熟，成了表現從庚子年的“國恥”到世紀末改革開放年代的一個色彩斑瀾的長卷。浙江女作家王旭烽繼前些年完成“茶人三部曲”之一的《南方有嘉木》之后，又于98、99兩年出版作為這個“三部曲”之二的《不夜之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和之三《筑草為城》（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這個同樣具有史詩氣度的長卷以江南一個茶人世家的百年沉浮為主線，表現了現代史上中國茶人的命運，也折射了百年來中華民族興衰的歷史。此作由于把中國獨有的茶文化同茶人的命運糅合在一起，既較深入地刻畫了以杭九齋到杭天醉、杭嘉草等杭家四、五代傳人獨特的茶人性格，又使作品具有一種獨具的茶文化色彩。因此，它頗受到文壇各方面的注目。此外，馬昭的傳記式的長篇小說《世紀之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也值得注意。這部三卷式的長卷，雖然不像前兩部作品那樣掃描整個廿世紀的歷史，而只是寫了廿世紀開頭的重大歷史事件辛亥革命發生前后五年的歷史，卻由于它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作了深入而細微的描寫，成功地刻畫了孫中山、章太炎以及袁世凱等人物形象，而受到人們的矚目。
　　題材的拓寬是這兩年長篇小說創作又一重要的表現，也是長篇小說創作中現實主義深化的另一重要表現。
　　上海女作家殷慧芬調動她三十余年的生活積累和藝術積累寫成的長篇小說《汽車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被看成一部對工業題材，對“車間文學”有較大突破的成功之作。小說以80年代的上海汽車工業為背景，以中德合資俊友汽車工業公司在設備引進、技術、人材培訓以及管理觀念等方面的矛盾沖突為主線，以潘榮根、潘樹德父子以及他們的后代這個汽車家族為主體，展現了轎車工業起步的艱難歷程，表現了中外文化的沖突和融合，創造了俊友公司前后兩任總經理郭大林、潘樹德，還有潘樹德的父親，老汽車式人潘榮根，妻子漢梅，早年戀人肖菊妹，兒子欣榮，女兒欣華、欣明，變速器廠廠長杭天飛，德方副總經理卡爾、質量總監斯泰爾等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一組人物形象，并且形成了一種剛柔相濟的藝術風格。不僅在幾十年來的工業題材作品中不多見，在表現中外合資企業中的文化沖突和文化融合方面，也是近年來長篇小說創作中所僅見。
　　還有幾部人物傳記性的長篇小說值得注意。這方面首推浙江作家陳軍的《北大之父蔡元培》（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這是作者計劃中的人文情懷系列的第一部，它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界錯綜復雜的斗爭歷程為背景，以北大之父現代偉大教育家蔡元培的輝煌一生為主線，在重塑蔡元培這位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形象的同時，又刻畫了“五四”前后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斗士和名流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魯迅等人物形象，表現了他們卓遠而深厚的人文情懷。另一部則是出自另一位浙江作家葉文玲之手的《鑒湖女俠——秋瑾》（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秋瑾作為一位辛亥革命的先軀者，作為一位備受崇敬的巾幗英雄，她的英雄業績和反叛精神可以說盡人皆知，她的英雄傳奇也已成了不少作家描述的對象。出自秋瑾的同鄉、浙江女作家葉文玲筆下的這部作品，其鮮明的特色是以詩化的筆觸來抒寫作為作家同鄉秋瑾的英雄傳奇，因此，它自然有高出同類題材作品之處。
　　天津老作家林希的《桃兒杏兒》（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和西安作家葉廣芩的《采桑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則是兩部從題材到風格都很獨特的長篇新作。《桃兒杏兒》寫的是天津三十年代前后侯家大院的一段舊事，而且是以侯家大院兩個叫桃兒、杏兒的丫環為切入點和線索展開描寫的。侯家是個買辦人家，“我”的爺爺在美國人開的洋行美孚油行做大寫（類似后來的總會計師），“我”的父親在塘沽一家日本人開的洋行里當經理，是個很有經濟實力的大家族。小說寫的是侯家大院在里里外外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尤其是那個風雨飄搖時代的催逼下，無可挽回地衰敗了，包括桃兒、杏兒兩個丫環在內，都以悲劇命運告終，從這一點上來說，這是在為那個逝去的時代和衰敗的家族唱了一曲凄婉的挽歌。小說并不注重寫大院中人與人之間的爭斗，而是著重揭示人性美的相互關懷和互相理解，寫出人與人之間和諧的一面，即人性的溫暖來，也就是寫出那“升華為永恒的記憶”的“圣潔與美麗”，從這一點上來說，這部小說又是一曲動人的人性美的贊歌。小說創造了眾多成功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我”的母親，侯家的大奶奶景福最為成功，作者把她塑造成一位寬容，賢慧的東方女性，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小說的敘述、結構極富創造性，敘述中有一種《紅樓夢》的韻味，當然也有很濃厚的天津味，可以說是“津味小說”中的佳品。《采桑子》寫的是北京旗人的一個大家庭的滄桑世事，也同樣有作者自己親歷的生活影子。小說以清代著名詞人納蘭性德的詞《采桑子》為書名，書中各章節的題名皆采自此詞中的詞句，使作品平添了不少韻味。有論者認為此作是“京味小說”中的高雅者，誠哉斯言。我以為，《桃兒杏兒》和《采桑子》這兩部作品，均是長篇小說中“婉約派”的代表作，是九十年代長篇小說中難得寫的這么精彩，高雅的佳構，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在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現實主義的主潮。
　　《夢斷關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是女作家凌力繼《少年天子》、《暮鼓晨鐘》之后的又一長篇力作。此作最大的特點是從民間的視角和文化的視角切入，觀照一百六十多年前發生的鴉片戰爭這一歷史事件，反映鴉片戰爭前后的中國社會的激烈變動。此前反映鴉片戰爭的文學作品或影視作品大多是從官方或政治的角度切入，凌力選擇這一新的視角切入，以一個昆曲戲班“玉筍班”的師傅柳知秋和他的三個徒弟的命運為線索，來反映中國近代史上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始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會的大變動，就給人一種耳目一新之感。小說中不僅刻畫了林則徐、關天培以及葛云飛等抗英民族英雄的形象，也用精細的筆墨刻畫了柳知秋及其三個弟子天福、天祿和天壽的形象，還有媚蘭、英蘭以及亨利的形象，從敘述語言看，這部作品較凌力以前的作品要精細從容得多，不僅具有力度，而且具有相當的韻味。應該說，這是近年來長篇歷史小說中不可多得的佳構。
　　出自湖北兩位文學新人胡曉明、胡曉暉兄弟之手的長篇歷史小說《洛神》也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這部作品曾獲臺灣第二屆“羅貫中歷史小說創作獎”首獎，1999年9月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寫的是曹操的軍隊打敗袁紹，攻下鄴城，曹丕娶了袁紹次子袁熙之妻甄宓。這個被譽為天下第一美女的甄宓，曹操想她，曹丕愛她，可她心里只容得下曹植。小說以甄宓為中心，展開了曹氏父子兄弟之間權力和情感上的爭斗。小說雖然也有少數史料作為依據，但是更多的是靠作者的藝術想象力去鋪陳。小說用的仍然是現實主義的筆法，卻不乏浪漫主義的色彩。
　　張笑天三卷本的《太平天國》（漓江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是這兩年中一部不可忽視的長篇歷史小說。它從1850年的金田起義，寫到1864年7月太平天國覆滅的全過程。寫了太平天國將士十四年的“天國夢”，寫了這支農民起義隊伍轉戰大半個中國，由興而衰的種種悲歡離合的故事；尤其是描寫了起義中后期，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內部自相殘殺的觸目驚心的場面，并對起義失敗的原因作了較深層次的揭示。整部小說氣勢恢宏，史情并茂，具有史詩的規模和氣度。而小說最可貴之處，并不在于氣勢恢宏和故事動人，而在于作者善于從人性描寫上撕開一個個的口子，對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韋昌輝以及普通將士的人性，做了較為深入的開掘和動人的描寫，揭示出洪秀全等的人性弱點，也揭示出農民起義領袖的某種劣根性。這才是作品思想深度的表現。
　　二、對文化積淀較為深入的開掘
　　綜觀98、99兩年的長篇小說創作，給我留下這么一個深刻的印象：作家們再也不滿足于對生活表層現象的描摹和種種社會問題的揭示，而是深入到生活的較深層次，對生活中的文化積淀進行較為深入的開掘。于是，表現出作家較強的文化意識和作品較高的文化品格。這類注意開掘文化積淀的作品，被稱為文化小說，它們或注重描寫地域性的風尚習俗，渲染文化氛圍，寫出人物生存或活動的地域文化特征，借以凸現人物的性格；有的則也更進一步開掘出各種人物內心世界中的文化沉積，借以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時代風貌。小說創作從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尋根派小說起，開始注重民族文化心理的開掘和地域文化的渲染，諸如韓少功在小說中對其文化的開掘，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中對其文化的開掘，鄧友梅的“京味小說”，林希、馮驥才等的“津味小說”對京、津文化的開掘，等等。應該說，作家對文化的關注和對文化積淀的開掘，提高了小說的文化品位，也提高了小說的審美層次。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小說創作中的“文化尋根派”并未偃旗息鼓，它們雖然不再高舉“文化尋根”的旗號，在文化積淀的開掘上卻做了更多的工作。例如，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對其文化的進一步開掘，劉斯奮的長篇小說《白門柳》的第二部《秋露危城》第三部《雞鳴風雨》中對明末清初一批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積淀的開掘，都是人們所熟知的。而九十年代中期出現的幾部文化小說在文化積淀的開掘方面也有了新的成就，諸如郭啟宏的長篇小說《潮人》（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對“潮汕文化”的描寫和開掘，季仲的長篇小說《沿江吉普賽人》（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中對閩學的描寫，都是文化開掘新成就的卓著者。而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即98、99年，這種在文化開掘上取得新成功的作品就更多了。
　　李佩甫的長篇小說《羊的門》對被稱為綿羊地的中州文化的描寫和對呼天成的文化心理積淀的開掘是相當成功和深刻的。這不止表現在小說的開卷部分對中州的歷史和文化特征擴展性的簡潔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對呼天成的封建文化積淀的開掘上。呼天成作為共產黨的村支部書記，應該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可在他的文化心理中，更多的卻是封建的文化心理沉積。作為呼家堡四十年不倒的當家人，在他身上，封建的莊園主和為農民辦實事的當家人兩種身份一直重疊著，而對他身上封建文化心理的開掘，使這個人物形象更富有典型主義，也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
　　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更是一部著名的文化小說。小說以被稱為綠茶之都杭州的意憂茶莊幾代傳人的命運為線索，勾畫出一部近、現代史上茶人的命運長卷。小說中關于茶文化的描寫不僅占了較多的篇幅，而且獨具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成了這部長卷不可替代的特色。但是，在第一部《南方有嘉木》中，關于茶文化的介紹以及描述有相當一部分是游離于主人公的命運和心理沉積之外，是作為一種知識靜態地介紹給讀者的，應該說，這種描寫還停留在比較低的層面上。但是到了98、99兩年接連出版的第二部《不夜之侯》和《筑草為城》中，這種關于茶文化的描寫大都作為意憂茶莊幾代傳人的文化心理積淀來表現，作者著力寫出他們柔中有剛這種由于茶文化長期浸染而形成的獨特的茶人性格，于是，對茶文化的開掘就進入一種更深的層次了。
　　另一位浙江作家陳軍的長篇小說《北大之父——蔡元培》也是一部具有較高文化品位的文化小說。這部作品的文化含量不僅表現在它對“五四”前后中國思想文化界以及北京大學這座最高學府文化氛圍的描述，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它對“五四”前后中國一批文化精英人文精神的揭示，尤其是對他們心靈世界的文化積淀所作的開掘，這些“五四”時代的文化精英中，既有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和斗士，也有像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比較守舊的學者，作者對他們民族傳統文化作為其思想內核的精神世界都作了比較深層的剖視。我以為，這一點是小說文化品格更重要的體現。
　　殷慧芬的《汽車城》和凌力的《夢斷關河》從不同的側面對中外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作了較深入的揭示，這一點在文化小說中顯得尤為可貴。《汽車城》寫中德合資的俊友汽車工業公司在中德雙方聯合辦廠的過程中，有著不少文化上的沖突與融合。諸如在企業管理和產品質量問題上，雙方就有著相當大的分歧，這種分歧往往是文化差異造成的；中方人員對德方管理人員的嚴要求達到苛刻的地步，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上的差異。而前一方面，德方管理人員在飛云牌汽車零部件國產化和公司管理人才多培養中國人這一問題上，從全球意識出發，從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化的新的文化理念出發，全力支持中方的做法，并認為“上海俊友要有永久的生命力，就應該是中德兩種文化的結合”，這也體現了一種文化上融合的趨勢。關于俊友總經理潘樹德女兒潘欣明同德方質量總監斯泰爾的愛情悲劇，其原因有種種，而雙方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種種矛盾，不能不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至于凌力的歷史小說《夢斷關河》，其長處就是從民間和文化的新角度切入，卻反映中英鴉片戰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以及它所造成的后果。在這場戰爭的前前后后，引導中英沖突尖銳化最后釀成戰爭的矛盾有種種，而文化上的差異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凌力在這方面做了相當深入的開掘。同時，通過昆劇演員天壽同英軍軍官亨利之間的感情糾葛的描寫，也看到這兩種文化相互吸引以至進行融合的另一方面。由此看來，作家們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考察歷史事件和當今的種種社會現象，努力開掘文化積淀，那么，對生活的開掘將深入得多。
　　三、新的藝術探索與藝術創造
　　考察98、99兩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我們不難發現：不少作家在創作中努力進行新的藝術探索和藝術創造，使其作品具有新的藝術風貌。因此，在現實主義主潮奔涌的同時，各種藝術流派異彩紛呈，形成一種相當令人興奮的藝術景觀。
　　我們首先要提到的是劉震云的長篇小說《故鄉面和花朵》（華藝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稱此作為“中國的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精神長篇小說’”，是《追憶似水年華》的中國版。我至今仍然堅持這一看法。“精神長篇小說”是法國作家喬治·杜亞美撰文描述長篇小說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發展的趨勢時提出的說法。他認為“精神長篇小說”同傳統的情節長篇小說最大的區別乃在于，“精神長篇”再也不只是停留在對客觀世界的真實描摹上，而是注意開掘“深藏和隱藏的現實”。劉震云的《故鄉面和花朵》正是如此，它不是認真客觀地去描摹客觀世界，而是用一種荒誕的手法去解剖中國廿世紀末的鄉村文化，解剖我們的民族靈魂，解剖世紀末的人類靈魂，也就是說，去開掘現實生活中“深藏和隱藏的現實”。從這一點上來看，它是一部真正的“精神長篇小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故鄉面和花朵》又是一次長篇小說文體的有意義的試驗。它完全打破了傳統的線型或板塊組合的敘述結構形式，而把傳統和現代結合在一起，把敘事、政治、抒情熔于一爐，把故鄉延津的“老莊”同整個世界大舞臺融合起來，采用某種場景描述，插進書信、電傳、附錄以及影謠、歌曲等多種的敘述手段，組成一種使人眼花繚亂而井然有序的新的結構形式。在長篇小說的結構形式上，《故鄉面和花朵》的藝術創造具有一種革命意義。其它諸如排比句式的運用以及調侃語調的設置，黑色幽默的移入、藝術想像力的展示等等，都使小說呈現出一種嶄新的藝術風格，充滿一種汪洋恣肆的大氣和浪漫的情調。
　　與劉震云的《故鄉面和花朵》在藝術創新上相伯仲的是閻連科的長篇小說《日光流年》（花城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此作在敘述和結構上不是按照時間發展正面的順序，而是按照逆向的次序來進行，也就是說，不是由遠及近，而是由近及遠。例如它的第一卷“注釋天意”在敘述時間上是較近的，大致可以理解是先寫主人公的死，然后在第二卷“落葉與時間”，第三卷，“褐榮民謠”以至第五卷“家園詩”等篇章中再逐步往遠處寫，展示主人公的生存狀態。這種在敘述時間上由近及遠及近的倒敘述，而且有別于通常那種序幕回憶或故事結果提前再回敘述過程的敘述方法，無疑是一種有意義的藝術創新。《日光流年》在長篇小說文體上的另一種創新是把敘述中的注釋變成小說情節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常見的那種說明性的詮釋和補充，例如第一卷“注釋天意”的二、四、六、八、十三、十六等章節都是由注釋文字組成的。這種把注釋提出來列為專章，作為小說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來處理，不僅是新鮮的，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連科在這部長篇小說中同別的中短篇小說一樣，最大的文體創造乃是體現在小說語言詩意化的錘煉上；這種錘煉，有些地方用力太過，顯得不夠自然，這可以說是他藝術創造中的某些不足之處。
　　當然，在藝術上給人耳目一新的要數藏族青年作家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塵埃落定》寫的是處于川西高原上一個土司的“浪漫與神秘”，以及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瓦解的歷史。作者用一種非常規的，獨特的藝術思維來觀照這段生活和歷史，于是在藝術上頗有一些新的創造。諸如他借用一位土司的傻子二少爺的視角來觀照土司城堡里的“浪漫與神秘”的故事，視角可謂相當獨特；有人說這是模仿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我以為這種說法是不公平的，阿來在寫傻子二少爺時有他獨特的藝術創造。再如在小說中阿來把酷刑的描寫當作藝術觀照，也很獨特。他沒有把土司世襲的行刑人老爾依和小爾依寫成人們通常看到的滿臉橫肉可怕可憎的劊子手，而是把他們寫成忠實于土司的手藝人，同時又把他們的刑場營生寫得頗有意思，讓讀者在讀到他們在刑場行刑的描寫時，沒有血腥感和恐怖感，而是同作者一起去冷靜地觀照這種作為奴隸制附屬物的酷刑，去欣賞一件藝術品。這大概是由于作者不是去展示血淋淋的現實，而是用冷靜、客觀、審美的態度去寫酷刑之故。就這一點而言，《塵埃落定》不僅具有藝術的獨創性，而且在如何把生活現實提升為審美觀照的對象這一點上創造了可資借鑒的藝術經驗。當然，在《塵埃落定》中，具有藝術獨創的地方還很多，例如詩性的語言，浪漫的色彩啦，從容的敘述態度啦，等等，都是值得認真研究的。
　　從上述對三部作品藝術獨創性的簡析可以看出，在長篇小說創作中努力進行藝術探索和藝術創新雖遠非大部分長篇小說作家所能重視和所能做到的事，但從少數作家的藝術實踐來看，它已表明長篇小說創作的總體藝術水平在提高，也預示著在新的世紀里長篇小說創作的藝術方向。因此，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事。從古今中外的文學史看來，努力進行藝術創新，追求創作中的藝術新質，乃是一個時代文學創作的努力方向。我們應該遵循藝術創作的規律，鼓勵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切新的藝術探索和藝術創新，以此推動長篇小說創作的進一步繁榮。
《小說評論》西安34～4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何鎮邦20012001 作者：《小說評論》西安34～4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何鎮邦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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