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套西游故事的扭結  ——對《西游記》成書過程的一個側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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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章回小說有不少屬于世代累積型成書,即作品先有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本事,在此基礎上經過長時期各種渠道和形式的流傳,形成一個內容十分豐富的龐大故事群,最后由一位作家寫定,比如《西游記》就是比較典型的一部。這一文學現象正如胡適所描述的:“就同小說上說的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一樣,本來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著許多箭,不但不傷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①同樣,在中國古代戲曲中,也有用類似方式創作的作品,比如鄭之珍的《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以下簡稱《勸善戲文》)。世代累積型作品的素材來源通常是多元的,其成書過程往往較為復雜,這也就為追根溯源式的探究帶來了不少困難,不少作品的成書問題至今仍未能得到完滿解決,盡管先賢已有不少相關論著面世,但這些問題依然有可以繼續探討的空間。這里以目連戲中的西游故事為參照,對《西游記》的成書過程進行一個側面的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問題的提出
  目連故事早在西晉時就已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之后經過長時期的流傳,特別是戲曲的搬演,逐漸形成一個頗為豐富的目連故事群,最后由明鄭之珍寫定。鄭之珍寫定刊行的時間是在萬歷十年(1582)。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勸善戲文》和《西游記》小說在內容、結構上有著明顯的關聯。這表現在兩部作品中各有一套西游故事,其中的人物、情節較為相似、接近。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情節內容上的關聯。
  《勸善戲文》全劇分上中下三卷,西游故事主要在中卷②。其中《觀音渡厄》、《遣將擒猿》、《白猿開路》、《過黑松林》、《過寒冰池》、《過火焰山》、《過爛沙河》、《擒沙和尚》等出中所寫的人物、情節與《西游記》較為接近。 就人物而言,主要有: 鐵扇公主。在《觀音渡厄》一出中,因火焰山擋路,觀音菩薩調遣她渡十友“過了火焰山”。她使用的工具是鐵扇,“鐵扇風裁,制自天工體甚佳”,其功能是滅火:“好把騰騰火焰扇將開,使他堂堂大路無遮礙。”這一形象與《西游記》中的鐵扇公主有頗多相同之處。
  豬百介。他的出場詞是“漫詼諧,白連會上呼白介,時人休笑未精怪”。觀音菩薩調遣他渡十友“過了爛沙河”:“好把沙河淤塞孔將開,使他康莊直抵西番界”。在觀音眼中,這位豬百介的形象是“豬首豬腮,中有仁心遍九垓。這便是蛇身人首,牛首人身,一樣形骸。”這位豬百介與《西游記》中的豬八戒有不少相似處。
  白猿。先看其自我介紹:“白猿身住碧云窩,暮四朝三怎奈何?天上瑤池王母母,也曾三讓我蟠桃。自家周穆王時軍中君子,化為此身,歷今千有余年,神通廣大。”這很容易讓人想到《西游記》中的孫悟空。至于神通如何廣大,這位白猿自己也進行了交代:“山不怕高,水不怕惡,又何愁野魅邪魔!憑著俺這一枝兒金剛椽,掃平了萬里山河。非是我夸,不是我巧,九重天上,瑤池王母,曾讓我蟠桃。今日去開通道路,又何怕什么樣水遠山遙!”這份信心和自豪與孫悟空沒什么兩樣。
  在《遣將擒猿》一出中,觀音菩薩因傅羅卜“一路精怪雖多,白猿最甚”,遂會通張天師、馬、趙、溫、關四將軍“擒出白猿精,要他開通道路,殄滅余黨”。降伏白猿后,觀音菩薩吩咐他:“孝哉傅羅卜,挑母又挑經,西天見活佛。山川險阻,邪魔侵侮,遣你護他行,驅邪更開路。”這和《西游記》中孫悟空的任務完全相同。此后,白猿變成道人,忠心耿耿,盡職盡責,保護傅羅卜西行,一路上過寒冰池、火焰山、爛沙河,遠涉十萬八千里,終于見到活佛。這位白猿和孫悟空之間顯然有著內在的關聯。
  觀音。在《勸善戲文》的西游故事中,觀音菩薩是一個重要人物。她“身居南海,蹤顯香山。世人有喜怒哀樂之音,我能知喜怒哀樂之意”,而且“能千變萬花,一一難窮。且變飛禽走獸,武將文人,長身矮體,魚藍千手舞”。神通廣大不說,觀音菩薩還是傅羅卜西行的主要指引者和幫助者。她點化傅羅卜“南海無邊垂庇佑,西天有佛可皈依。母骸化入行囊里,急往西天莫待遲”。當傅羅卜按照觀音的安排踏上西行之路后,她又幫助收服白猿,讓他担任護法,并承諾“若逢急難,我又親臨”。不僅如此,觀音還親自出馬,在黑松林變成婦人試探羅卜,在爛沙河變成錦羅王擒沙和尚。這和《西游記》里的觀音形象十分接近。
  沙和尚。主要在爛沙河活動,將白猿陷在爛沙中,后觀音變成錦羅王將其降伏,命他“同白猿護送孝子前往西天”。這個沙和尚很容易讓聯想到《西游記》里的那位沙和尚,盡管這兩個形象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就情節而言,羅卜西游由觀音菩薩一手安排,白猿保護羅卜西上,一路降妖除怪,觀音黑松林考驗傅羅卜、過火焰山、爛沙河等,這些在《西游記》中都能找到相對應的、頗為類似的情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給白猿戴金箍的描寫。在《遣將擒猿》一出中,觀音降伏白猿后,賜給他金箍,“只許你戴,不許你解”。當白猿打筋斗逃走時,觀音就“行一訣,使金箍緊緊箍起。白猿精,走一步時緊一步,緊一步時叫一聲,急急便回程”。白猿這才死心塌地的保護傅羅卜西行。這同樣可以在《西游記》中找到相對應的情節。
  一是結構、寫法上的關聯。
  《勸善戲文》在其西游故事部分,采用了連綴式的結構,即以傅羅卜、白猿、觀音等核心人物為主線,貫穿起一系列小故事,如過黑松林、寒冰池、火焰山、爛沙河等。這些故事意在描寫傅羅卜西行路上的艱難困苦,突出其頑強的意志和虔誠的用心。《西游記》也采用了同樣的結構方式,以唐僧師徒為核心,貫穿了一個個故事,只不過故事比《勸善戲文》多一些而已,其中降妖除魔故事的描寫也是此種用意。這種連綴式結構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容納很多類似的故事。
  從上面列舉的諸多相似或接近之處看,《勸善戲文》中的西游記故事和《西游記》情節內容、結構寫法上的這種關聯并非偶然,彼此之間必定存在著一定的淵源關系。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重要問題:《西游記》和《勸善戲文》到底孰早孰晚?這種淵源關系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呢?
  《勸善戲文》系鄭之珍所編,萬歷十年(1582)他寫了一篇序言,稱自己“取目連救母之事,編為《勸善記》三冊”,可見此時他已完成該劇,研究者也通常將這一年作為《勸善戲文》首次刊行的時間,高石山房本為初刊本,由此可以對《勸善戲文》的創作、刊行時間進行比較準確的定位。至于《西游記》,無論是作者還是創作、刊行時間,盡管研究者已下了不少功夫,但直到目前為止還未能很好的解決,大家的意見也很不一致。《西游記》的作者學界通常認為是吳承恩,如果這一看法確鑿的話,問題倒比較容易解決,因為他大約卒于萬歷十年,陳文燭在寫于萬歷十八年(1590)的《吳射陽先生存稿》敘中說得很明確:“吳汝忠卒幾十年矣。”③這樣,吳承恩創作《西游記》的時間當在鄭之珍編寫《勸善戲文》之前。就《西游記》的版本來看,一般認為世德堂刊本是現存最早的刊本,該刊本有一篇陳元之寫于萬歷二十年(1592)的序。但它顯然不是初刊本,至于《西游記》初刊于何時,限于資料的缺乏,已難以確知。大體上可以這樣說,《西游記》和《勸善戲文》創作、刊行于同一時期,時間上比較接近,而《西游記》似乎要稍早一些。
  但事實上,簡單比較《西游記》和《勸善戲文》撰寫、刊行時間的早晚并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勸善戲文》在《西游記》之后、受其影響的話,它直接照搬里面的人物、情節就是,何以寫得如此粗陋,而且兩者的人物、情節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比如其中的白猿、豬百介、沙和尚、鐵扇公主等人物形象較為粗略、模糊,很難說他們是受《西游記》的啟發而產生。相反,從《勸善戲文》中西游故事粗陋、原始的形態來看,說《西游記》受其影響倒更合乎實際。但問題在于,在《西游記》之前,已有雜劇《西游記》、平話《西游記》,其中的人物、情節要比《勸善戲文》更為豐富、充實,它們的創作時間肯定也要早于《勸善戲文》。《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即使對《西游記》有影響,也不會那么直接。兩者的淵源關系還是頗為復雜的。
  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的問題,主要與兩書的成書方式有關,前文說過,《西游記》、《勸善戲文》都屬世代累積型成書,其中的不少人物、情節并非寫定者的想象虛構,而是來自此前的民間傳說或其他文學作品。在寫定者面前,有一個龐大的故事群供其擷取,這些作為素材的故事有的來源甚早,經過長時間的流傳,才被吸納進來。明乎此,探討兩套西游故事的關系應該結合兩書的成書方式來進行。由此可見,這一問題較為復雜,不是三言五語就能說得清的。
  顯然,探討這種關系對了解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的發展演變、流傳,對研究《西游記》及《勸善戲文》的成書過程等,都有幫助,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的:“探討這一關系,肯定能有助于《西游記》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甚至有可能把問題弄個水落石出。”④
  學界的不同意見
  對兩套西游故事之間的這種內在關聯,早在清代就已有學人注意到,如焦循《劇說》云:“演義之西游記,本唐玄奘西域志。白馬馱經,松枝西指,亦有所本;若猿龍等,則目連救母戲中亦有之。”⑤但焦循只是指出這一現象,并未進行深究。進入二十世紀,研究者在探討《西游記》、目連戲時,間或在文章中涉及到兩者的關系,如趙景深的《目連救母的演變》、周貽白的《中國戲劇與雜技》等,但多點到為止,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充分的論證。倒是海外有些學者較為重視,如日本學者太田辰夫于 1975年發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所引〈西游記〉考》一文。直到進入八十年代之后,隨著學界對目連戲的逐漸重視和研究的深入,國內才開始有研究者專門對此問題進行探討,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以朱恒夫、劉楨等人的研究最有成績。
  總的來看,學界對此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研究中,學者的看法也并不一致,而是存在著較大的分歧。盡管研究者承認“二者互相影響、各有借鑒”⑥,但在具體論述時,他們多趨向強調單向度的影響關系。這樣,大致上可以將他們的意見分成如下兩派:
  一派較多的強調目連故事對唐僧取經故事的影響,其中以朱恒夫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目連變文在前,《取經詩話》在后,后者受了前者的影響”,“《勸善戲文》雖然是明代的劇本,但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是北宋的產物,因而它問世時間在《取經詩話》之前,它能夠對唐僧取經故事產生影響”,“目連戲在前,唐僧取經故事的作品在后”,“目連變文與目連戲對唐僧取經故事有著很大的影響,而目連戲的影響尤甚。可以這樣說,猴行者助唐僧取經故事的胚胎就是在目連戲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⑦。黃笙聞通過對秦晉民間戲曲的考察,提出類似的看法:“當我們發現了秦晉民間世代相傳的一批儺演雜劇后,方知正是早期講唱的‘目連戲’、‘目連卷’對《西游記》故事的產生與形成,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西游記》的唐三藏、豬八戒、孫悟空、沙和尚、白龍馬等妖魔人物的最初形象,就集中表現在這批‘目連戲’中。”⑧
  一派則較多的強調唐僧取經故事對目連故事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是劉楨。他一方面承認“孫悟空藝術形象塑造本依于目連,是受‘神通第一’目連的啟示而逐漸完成的”⑨,一方面又強調“取經故事是目連戲汲取了《西游記》”,“白猿、沙和尚等情節正是在目連戲的不斷衍變中,接受《西游記》故事影響,然后并入的”⑩。相比之下,徐朔方說得就比較直接:“中卷的《遣將擒猿》、《白猿開路》、《過寒冰池》、《過火焰山》、《過爛沙河》取材于小說及戲曲《西游記》。”(11)劉蔭柏也說得比較肯定:“其中‘遣將擒猿’一折,純系抄襲楊景賢《西游記雜劇》中第九出‘神佛降孫’、第十出‘收孫演咒’的情節。……縱使他不是從《西游記》小說中搬來,也是受元人《西游記平話》影響。”(12)朱萬曙亦有類似看法,但留有余地:“在鄭之珍寫定戲文劇本之前的嘉靖年間,小說《西游記》已經刊刻流傳。鄭之珍或從本已汲取西游情節的目連故事,或從正在流行的西游故事中汲取了目連西行尋佛的情節,充實到戲文之中,使之構成了‘救母’故事中重要的一環。”(13)
  上述兩派的意見盡管各有其道理,但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還都有不夠嚴密的地方,何況彼此之間還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就朱恒夫的觀點而論,他比較多的強調目連故事對唐僧取經故事的影響,但并沒有解釋目連西行故事何以產生,也沒有說明唐僧取經故事對目連西行故事是否產生過影響,再說其對《勸善戲文》故事產生時間及目連戲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時間早晚的判斷也值得商榷。就劉楨的觀點而論,他一方面強調孫悟空形象是受目連啟示而產生的,一方面又說白猿是受《西游記》故事影響并入的,這似乎有些矛盾,其間的淵源關系到底如何,他并沒有說清這一問題。再者,何以孫悟空受目連啟示而產生,而目連戲中的白猿卻沒有受到這種影響,反而舍近求遠,到《西游記》中取材呢?這也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
  從相關資料來看,兩套西游故事產生、演進到明代中后期,差不多都有上千年的歷史,其間的關系可謂錯綜復雜,不是三言五語所能說得清的。無論是《西游記》還是《勸善戲文》,它們雖然寫定、刊刻于明代中后期,但由于它們都屬累積型成書,皆有所本,并非個人的獨立創作,因此單獨比較這兩部作品寫作時間的早晚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何況《西游記》一書的具體寫作、刊行時間已無法確知了。
  退一步講,如果弄清兩部作品的直接素材來源,也許能弄清真相。但這同樣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因為兩部作品作者創作的情況限于有限的資料現在還無法確知。兩部作品成書之前兩套西游故事的演變過程和環節還沒有徹底理清。以《西游記》而言,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刊本為明世德堂刊本,但這一刊本并非《西游記》的初刊本,《西游記》的初刊本是什么時間刊行的,真實面目如何,作品中哪些故事情節是有所本的,哪些是個人的想象虛構,這恐怕只能是無解的歷史之謎了。再看《勸善戲文》,在鄭之珍寫定之前,已經有大量以戲曲、寶卷等形式流傳的目連故事,他究竟從何處取材,作了哪些整理工作,現在也已無法一一厘清了。
  實際上研究者們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們的探討變成以《西游記》、《勸善戲文》為參照,重點則放在兩套西游故事產生、形成過程的比較。筆者認為這一思路是可取的。盡管目前掌握的文獻還不夠充分,但通過現有資料的縱向、橫向比較,還是可以大致理清兩套西游故事之間的關系的,這對解決《西游記》的成書問題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啟發和借鑒。
  對兩套西游故事淵源關系的初步考察
  總體上來看,無論是目連救母還是唐僧取經,各有其相對獨立的西游故事,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形成了兩個內容豐富的故事群,彼此的關系大致上可以說是平行的。但也不可否認,兩者的關系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交叉。也就是說,兩套西游故事在產生流傳過程中,是相互影響,互為淵源的,特別要指出的是這種影響和淵源是雙向互動的,而未必是單向的。以下按照時間順序對兩套西游故事的產生、演變進行考察和比較。
  相比之下,目連故事比唐僧取經故事產生的時間要早得多,它最早見于西晉僧人竺法護所譯的《佛說盂蘭盆經》(14),這是后來目連故事的源頭。由于它所描寫的救母故事正好契合了儒家所宣揚的孝道,因而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并形成極具本土色彩的盂蘭盆會,佛教徒也樂于借此擴大影響。此時的目連故事還沒有西游的情節。
  到了唐代,目連故事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在民間產生了廣泛影響,并成為變文等民間文藝的素材。這種以目連故事為素材的變文作品今天可以看到有《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盂蘭盆經講經文》等。由此可見目連故事在民間傳播之廣泛,影響之深遠。這些目連變文將《佛說盂蘭盆經》中的簡略故事加以豐富、細化,添枝加葉,新增了一些人物,情節變得曲折、生動。不過,這些作品的重點主要在目連救母的艱難過程描寫上,并沒有西上尋佛的描寫。可見目連救母中的西游故事是在唐代以后形成的。
  在這一時期,唐僧取經不僅實際發生過,而且因其極富傳奇性,已開始在民間有較為廣泛的流傳。對于這次行程,玄奘本人撰有《大唐西域記》,其徒弟慧立、彥悰撰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來記述。盡管這些記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其中已有不少超自然的神鬼描寫,這就為其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間。稍后,《酉陽雜俎》、《獨異志》等筆記小說中已有唐僧取經傳聞的記載。從現在所掌握的材料來看,這一時期唐僧取經故事還沒有進入變文等民間文學領域。
  有唐一代,目連變文與唐僧取經故事沿著各自的軌跡獨立發展、演進,前者因流傳的時間較長,在民間的影響要更大些,不過兩者之間還沒有產生什么影響。
  宋元時期是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獲得大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以戲曲、話本為代表的民間文藝異軍突起,達到繁盛,正如魯迅所說的:“在市井間,則別有藝文興起。”(15)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借助戲曲、話本這些新興的文藝形式,有了不少新的變化,相互之間產生了錯綜復雜的關系,且影響深遠。這也是本文探討的一個重點,下面進行較為詳細的介紹和分析。
  先看目連故事。繼唐代變文之后,它又以戲曲形式在民間廣為流傳,其盛況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一書中有記載:“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目連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倍增。”(16)至于目連救母雜劇是連臺演出長達八天,還是一天就可演完,重復連演八次,因資料缺乏,目前還難以確知,但有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個劇目在當時很受歡迎,達到“觀者倍增”的程度。這一時期有關目連的文藝作品還有說經《佛說目連救母經》、金院本《打青提》、雜劇《目連救母》、寶卷《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等。《佛說目連救母經》、《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今仍可見到,但無目連西行故事(17)。至于這一時期的目連戲,則已無法見到劇本,內容難以確知。
  盡管如此,大體上仍可斷定,目連救母中的西游故事產生在這一時期。這里有一個直接的證據,那就是在關漢卿的雜劇《狀元堂陳母救子》第四折中陳母有如下幾句話:“我昔日曾聞荷担僧,一頭担母一頭經。經向前來背卻母,母向前來背卻經,不免把担橫担定,感的園林兩處分。后來證果為羅漢,尚兀自報答不的爺娘養育恩。”(18)這一情節在鄭之珍的《勸善戲文》中可找到相應的描寫,即羅卜的一段唱白:“向前時背了經。經向前吧,經向前時又背了母。背了母非孝者無親,背了經非圣者無法,二者不可得兼。怎生是好?我仔細思量難擺布。呵!身賴母生,還當以母向前。咳!母來佛生,安敢以佛向后?我有一計,可以兩全而無害了。似這等橫挑著望前走。”(19)
  再看這一時期的唐僧取經故事,也以說經、戲曲等文藝形式在民間廣泛傳播。其中說經作品今可見者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該書雖然十分粗陋,但已初具日后《西游記》的雛形。其他尚有金院本《唐三藏》、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寶卷《銷釋真空寶卷》等。
  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加以辨析:
  一是目連故事中的西游之事是如何產生的?前面已經談到,唐代之前,目連故事中沒有西行之事。西行的情節是在宋元時期產生的。正是這一時期,唐僧取經故事廣為流傳,那么是不是目連故事受唐僧取經故事影響和啟發而增加西行之事呢?劉楨持此觀點,他認為“目連出家西行求道的衍出,其源點在變文,其原因在于漢化、俗化,但除受變文啟示外,更具體的描寫則顯然受到玄奘西行取經故事的影響,這也是目連救母故事漢化俗化的進一步深入”(20)。筆者覺得這一說法還是很有道理的,無論是目連救母故事還是唐僧取經故事,在當時都廣泛流傳。民間藝人受唐僧取經故事的啟發,將其中的西行故事搬到目連救母故事中,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況且這一時期流行的西行故事也僅唐僧取經故事。再者,兩套故事中的核心人物目連和唐僧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他們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具有頑強的意志,為了達到神圣的目的,歷盡艱辛,直至功德完滿。這樣,唐僧取經的一些故事搬到目連身上,也很合體。因此,說目連故事中的西行之事受唐僧取經故事影響而增加,是可以成立的。同樣,民間藝人也可以將目連救母中的一些情節搬到唐僧取經故事中。兩套故事具有很強的包容性,都可以將其他故事吸納進來。至于目連西行故事何時增入,肯定在關漢卿撰寫《狀元堂陳母救子》之前,但具體時間則難以確知了。
  由此也就引出另外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目連故事在受唐僧取經故事啟發而增加西行之事的時候,是否同時也據此增加了新的人物形象,比如護法白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說明白猿是受孫悟空的最早雛形猴行者的啟發而產生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則說明孫悟空的最早雛形猴行者是受白猿的啟發而產生的。類似的問題在觀音、豬百介、沙和尚、鐵扇公主等人物身上也存在。這顯然是《西游記》成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不可不辨。
  在這個問題上,研究者的意見是針鋒相對的,如朱恒夫就明確提出:“猴行者助唐僧取經故事的胚胎就是在目連戲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21)言下之意,猴行者這個形象并非唐僧取經故事原有的,而是受目連戲啟發后產生的。劉楨的看法則與之相反,他認為“白猿、沙和尚等情節正是在目連戲的不斷衍變中,接受《西游記》故事影響,然后并入的”(22)。話也說得很明白,那就是白猿這一形象是從唐僧取經故事來的。但他同時又指出:“孫悟空藝術形象塑造本依于目連,是受‘神通第一’目連的啟示而逐漸完成的。”(23)這似乎有些矛盾,到底是白猿由唐僧取經故事而來在前,還是孫悟空形象受目連啟示在前,兩者究竟孰早孰晚,劉楨并沒有說清楚。不過也有第三種意見,如凌翼云就避開兩者的早晚問題,強調它們的同源及互動關系:“不論是《目連救母》中護送目連西天見佛的白猿,或是《西游記》中,甚至早于小說的詩話和宋元雜劇中的猴行者,兩位護法猿猴不僅同源,而且相互滲透、影響、補益。”(24)
  事實上要說清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原因無它,主要是缺乏材料。宋元時期的唐僧取經故事可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作為參照。而這一時期的目連故事則缺乏可以依據的、可信的文本。朱恒夫認為“鄭之珍《勸善戲文》的主要內容因襲了北宋雜劇的《目連救母》。也就是說,《勸善戲文》雖然是明代的劇本,但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是北宋的產物”(25)。確實,《勸善戲文》系鄭之珍編寫而成,他是有所本而寫的,其所依據的故事來源很早,但正如劉楨所批判的:“《勸善戲文》是安徽祁門人鄭之珍于萬歷十年前后改編完成的。目連戲因其獨特的結構和演出確實保存了不少古代的東西,包括宋代的一些痕跡,具有相對不變的恒定性,但它畢竟是一種人為行動藝術,不論程度深淺,隨時隨地隨人都會有所變化,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它不處于靜止狀態,也不存在于真空,因此,將《勸善戲文》視為北宋產物,把明萬歷時期作品與北宋的作品劃上等號是不妥當的,不科學的。”(26)
  這里實際上涉及到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即不少民間宗教戲曲,特別是儺戲、目連戲,代代相傳,內容穩定,從其形態和來源來看,較為古老,但由于這些戲曲缺乏比較明確的時間標示,到底古老到何種程度,在研究過程中,如何進行時間定位,能否可以將其直接作為宋元或明代的資料來使用,等等,因影響到研究的客觀性和準確性,這些都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特別有效的解決辦法,大家往往是各行其是,顯然比較隨意。
  不過,兩人對《勸善戲文》的看法從表面上看起來是對立的,但他們實際上還是有共識的,即都認為《勸善戲文》中確實保存不少古代的東西,包括宋代的一些痕跡,事實上,早有研究者提出這種看法,如趙景深就指出,《勸善戲文》“說不定這是自宋已有的東西,鄭之珍不過略加刪潤罷了”(27),周貽白也認為“明代這本《目連救母行孝戲文》和北宋時期民間勾欄所演《目連救母雜劇》,可能具有淵源。其整理時所根據的舊本,也可能是北宋時期流傳民間的演出本”(28)。這種判定還是比較有道理的,因為目連戲是一種宗教色彩濃厚的特殊形態的戲曲,故事的內容、人物及曲白與一般觀賞類戲曲相比,具有穩定性,演員輕易不會改動,往往是代代相傳,沿襲不變。關鍵問題是如何來運用《勸善戲文》中較為古老的材料。宋元時期目連西行故事由于缺乏可信的文本,因此,可以利用《勸善戲文》中的一些古老材料來進行探討。
  由于《勸善戲文》中也有西游故事,它與唐僧取經故事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因此,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和《樸通事諺解》所載元刊本《西游記》、楊景賢《西游記》雜劇為參照,大體上可以對其進行時間上的定位。將三部作品中的西游故事進行對照可以看出,《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在文本形態上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比較接近,其產生時間可能要稍晚一些,但要早于元刊本《西游記》、元末明初楊景賢的《西游記》雜劇。
  之所以說《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文本形態比較接近,是因為兩者的文字都比較粗陋簡略,故事只有梗概,人物形象也較為模糊,特別是其中的白猿或猴行者遠不如后來《西游記》中的孫悟空性格鮮明。孫楷第曾對《勸善戲文》語言鄙俚的現象提出如下質疑:“其曲白鄙俚,全不修飾,當時風氣實不如此,豈俯就伶工,冀其通俗易曉邪?”(29)如果是個人的獨立創作,依照當時傳奇的風氣,確實不應該如此鄙俚。但《勸善戲文》是鄭之珍有所本而編的,鄙俚恰恰說明他更多的保存了所據材料的原貌,說明其中保留了不少較早的東西。《勸善戲文》西游故事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接近說明兩者產生的時間較為接近。
  那么為什么又說《勸善戲文》西游故事可能要稍晚于《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呢?這可以從人物的設置上看得出來。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與唐僧同行取經的有七個人,其中除了猴行者外,其他六人沒有交代姓名,也沒有什么活動。《勸善戲文》中除白猿外,還有豬百介、沙和尚、鐵扇公主等人物,但這些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卻找不到。目連在西行的過程中,觀音菩薩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引和幫助作用。這和《錄鬼簿續編》所載《目連救母》雜劇是一致的,在該劇題目下,有“發慈悲觀音度生行孝道目連救母”一語(30),由此不難看到觀音在劇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游記》中,觀音也是這樣一位重要人物。但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觀音只是提及而已,并沒有發揮多大作用。可見,《勸善戲文》的西游故事要稍晚一些。
  在《樸通事諺解》所載元刊本《西游記》和楊景賢的《西游記》雜劇中,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等人物形象和小說《西游記》已經相當接近,給孫悟空戴緊箍咒,過火焰山等故事情節也已具備,與《勸善戲文》西游取經故事的粗陋形態相比,要豐滿、精細得多。依情理而言,元刊本《西游記》、雜劇《西游記》當在《勸善戲文》的西游故事之后。如果《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晚于元刊本《西游記》和《西游記》雜劇的話,它直接照搬其中的人物、情節就行,兩者之間不應該存在如此大的差異,《勸善戲文》不應該如此粗陋。劉蔭柏認為《勸善戲文》中的《遣將擒猿》一折“純系抄襲”楊景賢《西游記》雜劇第九出“神佛降孫”、第十出“收孫演咒”的情節,這是相當主觀的。筆者將兩者放在一起,就看不出這一點。大體說來,兩者雖有相似之處,但人物、情節出入還是比較大的,且文本形態也明顯有精細和粗陋的不同,可以說兩者存在一定的淵源關系,但還構不成直接的抄襲關系。即使有抄襲,那也是《西游記》雜劇抄襲《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至于劉蔭柏另外提出的“在唐代《大目連變文》、元末明初寫本《目連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中均無上述情節及白猿、豬百介、沙和尚等人物,故知為新添內容”(31),這也比較好解釋,因為這些情節及人物確實是新添的,但添加者不是明代的鄭之珍,而是宋元之際的那些作家們。
  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相比,《勸善戲文》的西游故事中有一些新的人物和情節,比如觀音、豬百介、沙和尚、鐵扇公主等,比如給孫悟空戴緊箍咒,過火焰山等。這些人物和故事是目連故事的首創,還是從唐僧取經故事中借鑒來的呢?如果是從唐僧取經故事而來,何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里沒有這些人物、情節?最起碼從目前所能看到的資料來說,它們最早出現在目連故事系統中。畢竟早在北宋年間,目連戲就已經達到或者連演或者重復演八天的程度,其內容可以想見必定是十分豐富的。這一時期的目連戲中是否已有這些人物和情節呢?雖然我們今天已無法確知,但這種可能性則是不能否定的。
  從《西游記》成書過程來看,最早有這些人物、情節的是雜劇《西游記》,后來被寫入《西游記》小說中。現在有了《勸善戲文》,雖然該劇撰寫較晚,但其中的故事則有很早的來源,可以補上從《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到元刊本《西游記》、雜劇《西游記》的一個環節。元刊本《西游記》、楊景賢在創作雜劇《西游記》的過程中,有沒有可能從目連西行故事中取材呢?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何況目連西行的故事產生、流傳是在元刊本《西游記》、楊景賢雜劇《西游記》之前,盡管這一點還有待更多材料的證明。
  目連西行故事是受唐僧取經故事啟發而產生的,但它畢竟在一個獨立的故事體系中,有很強的自生能力,在故事的演變、流傳過程中,肯定會增加許多新的人物和故事,不可能都從其他故事中取材。這些獨立產生、演變的故事反過來再為唐僧取經故事借鑒,被吸收到《西游記》中,這也是很正常的,是民間故事發展、演變過程中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從這個角度來看,說《西游記》在成書過程中,從目連故事中受到啟發和影響,也是可以成立的。兩者形成一種頗為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
  以白猿這個形象為例,它很可能出自目連西行故事的首創,并非來自唐僧取經故事。相反,唐僧取經故事中的猴行者倒有可能源自目連故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目連與猴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在唐代變文中,有一篇《四獸因緣》,講鳥、兔、獼猴和象四種獸類“結為兄弟,行恩布施,互相尊敬”,最后它們都得升天,鳥是如來,兔是舍利,“獼猴即是大目乾連”(32)。這篇作品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目連的前身是獼猴。目連故事在增加西行之事的時候,因為這層緣故,創造一個猴子護法的形象也就順理成章,再自然不過。如此一來,唐僧取經故事中的猴行者很可能來自目連故事,時間當《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前。日本學者中野美代子即持這種觀點,她提出:“《詩話》的作者,或者我們不知道的成為《詩話》母體的《西游記》故事(當然現在不存在,以前是否存在也不可而知)的作者,通過將目連與其前身的獼猴疊合在一起的方式,把盛行于晚唐時期的《目連變文》看成了猴子受難故事。”(33)如果這個說法能夠成立的話,無疑可以為尋找孫悟空的原型提供一個新的思路。至于白猿的原型,也有研究者進行過探討,比如凌翼云提出“我國古代的夔圖騰和有關白猿的神異傳說,是目連戲中白猿形象的第一個源頭。佛教的護法猴神,是目連戲中白猿形象的另一個源頭”(34)。過去研究者在追述孫悟空的原型時,或云無支祈,或云哈奴曼,相比之下,白猿與孫悟空的關系似乎更為直接一些。顯然,這一問題還有比較大的探討空間。
  到了明代,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發展成熟并得以定型。經過長時期的流傳,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各自形成了一個以各種藝術形式傳播的、龐大的故事群落。隨后,由鄭之珍、吳承恩這樣文化修養較高的文人進行整理加工,寫出《西游記》和《勸善戲文》。《西游記》、《勸善戲文》出現之后,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得以定型,為這兩個故事體系的傳播提供了一個穩定、可靠的定本。定本的出現,標志著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的流傳達到一個新的階段。
  《勸善戲文》和《西游記》出現后,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在民間有著更為廣泛的傳播和影響。兩套故事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一些改變,即《西游記》對目連故事有著更多的影響。此后目連戲中的西游故事大體上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繼續沿襲原先的白猿故事,如紹興定型本目連戲、川劇四十八本目連戲、青陽腔目連戲、辰河高腔目連戲、祁劇目連戲等;一種則是取資《西游記》,吸納其中的人物、情節,如清代宮廷大戲《勸善金科》等。還有一些連臺本大戲,如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地流傳的大型目連戲,更是將目連故事和《西游記》、《封神演義》等放進一個更大的戲曲演出體系中。這同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對了解《西游記》在民間的傳播和接受、《西游記》與宗教、民俗的關系等,皆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因非本文探討的重點,這里不再贅述。需要說明的是,這方面的資料十分豐富,有很大的探討空間,但令人遺憾的是,直到目前為止,它還未曾引起《西游記》研究者的應有重視。
  注釋:
  ①胡適《三俠五義》序,載其《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4頁。
  ②本文所引《勸善戲文》文字依據朱萬曙校點《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黃山書社2005年版。
  ③劉修業輯校《吳承恩詩文集》,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90頁。
  ④⑦(21)(25)朱恒夫《目連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頁,第 250-258頁,第258頁,第252頁。
  ⑤焦循《劇說》卷5,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頁。
  ⑥⑨⑩(20)(22)(23)(26)劉楨《中國民間目連文化》,巴蜀書社1997年版,第278頁,第303頁,第310、311頁,第307頁,第311頁,第303頁,第310頁。
  ⑧黃笙聞《從“目連戲”到“西游記”的人物演變》,浙江省溫州市藝術研究所編《南戲探討集》第6、7輯合刊,1992年內部印刷。
  (11)徐朔方《目連戲三題》,載其《徐朔方說戲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頁。
  (12)(31)劉蔭柏《西游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80-481頁,第481頁。
  (13)朱萬曙《皖人戲曲選刊·鄭之珍卷: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整理說明,黃山書社2005年版。
  (14)有些學者懷疑《佛說盂蘭盆經》是偽經,比如朱恒夫在《目連戲研究》一書中提出《佛說盂蘭盆經》“是一部偽經”,“不是真經,而是佛教徒在中土杜撰的贗品”,并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證。不過目連確有其人,在佛經中屢有記載。
  (15)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87頁。
  (16)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卷之八,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2頁。
  (17)詳細情況參見吉川良知《關于在日本發現的元刊〈佛說目連救母經〉》,《戲曲研究》第三十七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版;吉川良知《關于〈佛說目連救母經〉及〈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的成書年代》,載朱萬曙、卞利主編《戲曲·民俗·徽文化論集》,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8)吳曉鈴等編校《關漢卿戲曲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版,第370頁。
  (19)朱萬曙校點《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黃山書社2005年版,第269-270頁。
  (27)趙景深《目連救母的演變》,栽其《讀曲小記》第80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28)周貽白《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頁。
  (29)孫楷第《戲曲小說書錄解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頁。
  (30)浦漢明《新校錄鬼簿正續編》,巴蜀書社1996年版,第191頁。
  (32)王重民等編《唐代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855頁。
  (33)中野美代子《西游記的秘密》(外二種),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00頁。
  (34)凌翼云《目連戲與佛教》,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頁。
明清小說研究南京108~12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苗懷明20072007
《西游記》/《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西游故事/成書
小說《西游記》和戲曲《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都有一套西游故事,兩者在情節內容、結構寫法上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和某種淵源關系。兩套西游故事各有其本事和原型,大體上是各自獨立發展演進的,是一種平行的關系,但同時又彼此影響。形成一種較為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限于資料的缺乏,有些環節還難以做出明晰的解釋。不過探討這種關系對研究《西游記》的成書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
作者:明清小說研究南京108~12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苗懷明20072007
《西游記》/《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西游故事/成書

網載 2013-09-10 2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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