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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滄浪詩話》將詩話從率性而發的玩物提升為封建時代文人實現自身價值的“立言”，詩話成了作者學養的告白和詩學理想的展示，提高了詩話的學術品位；《滄浪詩話》一改宋詩話諱言是非、以資閑談的風貌，敢于臧否時弊、直面詩壇，凸現了詩話作為一種詩評文體的批評功能；《滄浪詩話》力圖改變詩論的隨意性，通過以禪喻詩，建立一套完整、規范的詩學語言，這些都大大改變了詩話的舊觀，深刻地影響著中國詩學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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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話發韌于宋初，至南宋末年，詩話綿延了一百五六十年。《滄浪詩話》的出現，是詩話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緊貼詩歌創作實際，并以其針砭不掩鋒芒及強烈的使命意識、獻身精神、獨特的敘述方式、完備的體例、較大的規模，極大地改變了詩話的舊觀，對宋以后詩話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傲視同儕 舍我其誰
　　在儒家人生觀中，“立言”既是人生的最高追求，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著書成了文士們的一種必修的功課。隨著宋詩話的興起，詩話也成了眾多欲求“立言”者頻繁涉獵的領域。在眾多的詩話作者中，嚴羽不過是一介寒士、布衣學者而已。然而他敢于思想，并且敢于以一種詩學真諦在握、論詩宗主的面目參與詩學論辯，表現出了充分的學術自信[1]。從嚴羽的自述里，可以看出，著者對于《滄浪詩話》一書是相當自負的。那么，著者的這些自負是蟄居鄉間的村儒的自我吹噓呢，還是對詩壇形勢了然于心、分剖論辯確乎著鞭在先高人一著呢？我認為，從總體上說，不管對《滄浪詩話》后人的評估存在多么深刻的分歧，這些毫不矯飾的自負，還是有根據的。
　　第一，至當歸一固然有言過其實處，但驚世絕俗則是鐵定的事實。且不說《滄浪詩話》對后世產生的巨大影響，即就論詩宗旨及詩學追求看，也確實迥異于時論。這里，我們特別要提到嚴羽企圖尋找一條既能克服江西詩派的尚理而病于意興、又能摒棄江湖派只做病態呻吟的膠攣淺易、窘局才思的創作新路，其眼界便已高出時人一籌。在宋詩的發展旅程中，江西詩派的弊病出現在先，暴露得也較充分，從而引起了有識之士的譏議。雖然批評之聲四起，江西詩派卻繼續其慣性的運行。另一方面，一部分不滿于江西詩派的詩人，其創作也暴露出蟲吟草間的淺陋。他們那落寞的情懷、瑣碎的表現題材，均與嚴羽的詩學追求相去甚遠。所以，我們說，在南宋一代詩論家中，嚴羽是最先注意到要在反對江西詩派尚理而病于意興的同時，防止詩歌創作走向留連光景的狹隘與卑瑣。嚴羽不貪戀功名，不欣賞載道，卻照樣心系家國，他說：“唐詩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2]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嚴羽的詩論是一種艱難的選擇，他不僅因此要得罪江西詩派頗具勢力的人物，而且也會受到江湖派詩人的攻訐。對這樣的后果，嚴羽早已預見到了，他毅然以救詩自任，奮不顧身。嚴羽的這種悲劇精神一直激勵著后來的論詩者，成為他們臧否時弊，盡吐平生塊壘的精神動力。像公安派領袖袁宏道，反對復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全然拋棄了個人進退榮辱的思慮[3]。為了表達自己的心志——立言，著者淡忘了將會給自己帶來的后果。雖然，一為復古，一為反復古，但在詩論的執著上，卻顯示了同樣的品格。袁宏道之前的李贄，更是提倡童心，欲除心魔，嫉惡如仇，以天下為己任，表現出一種浩然正氣。我們不敢說，李、袁便是受了嚴羽詩論風氣的直接影響，但嚴羽在論詩中所表現出來的無畏與執著，畢竟是開了風氣之先的。
　　第二，《滄浪詩話》闡發了一種新創的理論，嚴羽認為他的那些觀點即使“李杜復生”，“也不易吾言”。現在看來，《滄浪詩話》在理論上確有不少創新之處。
　　首先，別材別趣之說。不僅在解釋詩歌發生的根據上，而且在對江西詩派的批評上，確實走在時代的前列。作為廟堂文學的重要樣式，孔子之后的詩歌主要向“雅”的方面發展，詩人們炫耀學問，“或負材力，或逞辯博”[4]，以此取寵于當時。唐以后，統治者以詩取士，這種風氣愈演愈烈。宋朝人尚理而病于意興，唐詩聯系生活，發抒真情的優良傳統便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嚴羽敏銳地發現并切實抓住了問題的癥結，“別材別趣”堅決地在負材力、逞博辯與吟詠情性之間劃出了一條界線。他尖銳地批評了當時的詩壇現狀，認為，詩歌應該拋棄目前這種“多務使事，不問興致”，“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病態取向，而走一條別樣的發展道路。嚴羽此處所說的別材，特別指出這是對詩的特性的討論，因此，別材亦即是詩的材質、韻味、蘊涵等特質，并可以與別趣——興趣、情趣相對舉。由此可見，別材別趣正是嚴羽對詩歌審美本質的一種認定。誠如前述，在嚴羽之前，宋代詩論家中不少人也已注意到了宋詩尚理而病于意興的取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批評，但是能從詩歌藝術本質特征出發，對此一取向提出切中肯綮的詰難的卻正是嚴羽。其識見的高明，人們是不難體會的。嚴羽因此有理由說自己對江西派詩病的批評是“真取心肝劊子手”。
　　其次，詞理意興俱佳說。嚴羽依憑其對詩歌審美本質的理解，正確揭出了江西詩派尚理而病于意興的偏頗，又進一步探討了宋詩走出困境的道路。嚴羽對此有不少論述，這些論述可以用“詞理意義俱佳”加以涵蓋。
　　從思維方式看，嚴羽的論析依然是從討論詩歌的審美本質出發的。在表達他對詩歌的審美功能的理解時，引起其理論興奮的是詩歌的抒情性。于是便有了“詩者，吟詠情性”的推斷。這一推斷表明嚴羽反對宋詩精于詞理而拙于意興的選擇，在古代詩論言志、抒情的理論糾葛中，偏向于主情的一派。但是，嚴羽對江湖派詩人病態呻吟的時弊也有頗深的體會，因而特地為情感規定了一種價值取向，即認為詩歌應講究氣象，并竭力推舉李白的飄逸與杜甫的沉郁，并認為，這種品質是感嘆身世、留連光景之類全然不能相提并論的。他還特別強調了詩人應有博大的人生情懷，以期容納廣闊的社會生活，并稱贊唐詩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不僅如此，即便是在企圖矯正江西派詩病而選擇了情性，并對唐人作詩“惟在興趣”頻頻叫好時，卻也沒有因此順著這一思路非理性地一意孤行，而是在作出了這樣的強調，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之后，極為切當地指出詩歌創作雖然是別材別趣，非關書，非關理，“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表現出立論的周嚴。如果說，別材別趣、吟詠情性、唯在興趣等強調了生活的感性積累，強調了審美情趣的凝聚的話，那么，讀書窮理，則又是對詩人學養的一種要求。嚴羽并沒有在反對一種傾向的時候走向另一種極端，顯示出宋詩話作者的一種可貴的理論自覺。因此，在對宋以前詩進行評析時，他更欣賞的是“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及“詞理意興，無跡可求”這樣一種審美境界。這說明，嚴羽所設想的詩的極致是：欣賞者既能興味盎然地聆聽詩人抒情的吟唱，獲得愉悅，又能在這一情感的暢游中作理智的體味，獲得人生的啟迪。
　　“尚理而意在其中”、“詞理意興，無跡可求”的詩學追求，其意義大大超出了對宋詩尚理而病于意興的校正，而且也是對語言藝術本質特征的精當把握和極高要求。為了克服江西詩派的詩弊，嚴羽強調了興趣與情性，但在對詩歌的審美特征作出完整的詮解時，他的說法就是“詩有詞理意興”，并沒有因為江西詩派片面追求詞理而在界定詩藝時割去這一塊。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在中國古代文論中，詞同文，并進而被理解為與質相對的文學藝術的感性形式之美。這樣，嚴羽“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及“詞理意興，無跡可求”的美學訴求，便由文采興趣而至哲理，其精神要旨便十分契合于恩格斯關于審美諸要素有機融合的思想，其解說達到了科學的水平。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嚴羽還對創作與欣賞過程的心理動機作出了本于經驗的描述。他巧妙地引進了禪學的“妙悟”，用以解釋詩人的詩思過程。嚴羽從禪宗中借來妙悟，實際表達了這樣的思想：妙悟是對外部世界動態過程的感性把握與整體把握，這種感性的整體把握使詩思總是葆有形象的載體，生動、感人；這種把握因是一種了然于心的領悟，包含了詩人積極的思維，因而又不是無意義、非理性的簡單摹寫，而是詞理意興渾然一體，感性形象與理性意蘊相得益彰的能動表現。“妙悟”說掘發并昭示了藝術對世界的感悟、把握的思維機制，其實質同嚴羽對詩質——別材別趣的體認相吻合。與“妙悟”說對詩藝的感悟的把握機制的揭示相適應，他還對審美創作過程與審美欣賞過程的特點作出了說明。他認為，詩歌創作過程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即以包含詩情的感性形象來與欣賞者對話、交流，詩人在藝術形象身上的理性思考、主體選擇、感情取向，最好是“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完全融化在詩歌所營構的藝術意象之中。
　　從詩話的縱向發展看，隨著宋詩話的發展，詩話作者的立言的自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激發，但詩話興起之初率性而發、興至所至的印痕依然清晰可見，它限制了詩話學術品位的提升，自然也會損害作者的學術自覺與學術自信。用葉燮后來所說的話就是“不能持論”，也就是不敢堅持自己獨立的理論觀點。嚴羽改變了這種詩話風氣，也影響了嗣后的論詩者。我們注意到，嚴羽以后的論詩者，大多懷有與嚴羽一樣的學術自信，這種學術自信反過來又成為論詩者殫精竭慮地探索詩歌精義，以求成一家之言的巨大的心理動力。例如，葉燮“放廢十載，摒除俗慮，盡發篋衍所藏唐宋元明之詩，探索其源流，考鏡其正變”，遂有《原詩》。作者與人諷誦竟日，那種敝帚自珍的心態，分明顯示了他在付出了艱苦勞動后收獲的歡愉。拿葉燮來說，詩話的著作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即詩話成了作者生命情懷的告白和人生價值的體現。
　　 臧否時弊 直面詩壇
　　發韌于宋初的詩話，一開始就有一個詩論的定位問題。詩話是關于詩的話語，它的論說興趣在哪兒，它自身的品位又是怎樣，這是有意識地涉入這一領域的人所需回答的問題。作為詩話創始人的歐陽修，坦陳自己的論詩宗旨是：“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可知《六一詩話》乃歐陽修晚年與賓朋門人議論、漫評詩歌時的談話錄，自然談不上有什么學術品位的追求。《宋四庫闕書目》因此將該書列入說部。據此，我們也不難看出該書內容的駁雜。周振甫先生因稱歐陽修“集以資閑談”實質為“談詩的故事”[5]。但是，也如周振甫先生所指出的，由于后人注意于《六一詩話》的，是它的論詩部分許多精當的識見，從而影響了論詩的風氣，“詩話的重心就從講詩的故事轉到論詩”[6]。當然，這樣的轉變的完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歐陽修之后，北宋詩話經過半個世紀的流變，依然沒能定形。生活于南北宋之交的許彥周在表述其詩話著述目的時說：“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謬，皆所不取。”詩話的論述范圍雖然有所擴大，論述態度也漸趨嚴正，但“紀盛德，錄異事”，顯然是對歐氏“集以資閑談”的因襲；而“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謬，皆所不取”，則顯然是自抑鋒芒，使詩話成為在是非面前三緘其口的好好先生。詩話是一種詩評文體，它應當包括詩學理論的建構與具體作品的批評兩個方面，但不管是建構詩學理論，還是進行具體作品的評析，詩話都不能脫離現實的詩歌創作。因為即便是詩學理論的正面建樹，也只有直面詩壇形勢，不斷總結概括，才能將詩歌創作的具體經驗上升為理論。倘著者對詩歌創作不作鑒別，不加臧否，又如何能以詩話影響詩壇，從而實現自己的論學目的呢？南宋的詩話，逐漸走出了前人的閾限，而更多地關心詩歌的實際。像張戒《歲寒堂詩話》，葛立方的《韻語陽春》亦已能對時病有所批評。但是，在詩話發展旅程中，真正能直面現實針砭時弊凸現詩話的批評個性，且能大大提高詩話的學術品位的，當首推嚴羽及其《滄浪詩話》。
　　我們知道，中國的傳統文化倡揚恕道，即所謂“論道當嚴，取人當恕”，可以直陳自己獨立的異于他人的見解與主張，但不宜對人評頭論足。能夠寬恕，雖然可以證明襟懷的博大，但對謬種流傳能睜一眼閉一眼，也畢竟不是人人能學得的一種品德。寬恕雖然可以胸懷自詡，但細較之下，就不難發現寬恕者的寬恕，大多是患得患失的托辭。
　　嚴羽一介村儒，卻不怯不懦，不僅敢于表達自己迥異于時論的詩學主張——“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雖獲罪于世之君子，不辭也”[7]；而且無所畏懼地對“世之君子”的詩風、詩論發起了有力的討伐。嚴羽的《滄浪詩話》的詩論風格，對后世詩話的發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
　　第一，嚴羽論詩時所表現出的使命意識，直面詩壇的勇氣，對詩壇形勢保持的一種敏銳的嗅覺，給詩學論壇吹進了一股新風，對后世詩話產生了積極影響。
　　嚴羽雖然無意于科舉仕進，蜇居在閩南鄉村，然而，“位卑未敢忘憂國”，他始終懷有報效國家民族、建功立業的居心。但此時的南宋，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時勢已不能給嚴羽提供施展人生抱負的舞臺。當嚴羽明白了仕進之路不通之后，并未表露出任何“不才明主棄”的自怨自艾。他將自己的家國之念，轉向了“詩而至此，可謂一厄”的病態的詩壇，積極承担起校正詩壇弊病的歷史任務。翻閱《滄浪詩話》，人們處處都可以發現論詩者的執著。盡管嚴羽論述的語氣偏于激烈，但只要了悟他之涉足詩壇正是他積極用世，實現人生理想的選擇的話，那么，我們就能聽得進他的火藥味頗濃的論述，并能從中瞥見論詩者捧出的一顆赤子之心。嚴羽的這種論詩態度、論詩風格，大大改變了詩話的舊觀，使后世論詩者不再能視詩話為聊遣余興的率性而為。詩話因此充滿了論詩者昂揚亢奮的理論自覺。特別是嚴羽以布衣之身而為詩話結緣，由詩話而得名垂后世，極大地刺激了后來論詩者，使之以更大的投入，尋找別樣的人生輝煌。這里我們特別要提到詩學主張與嚴羽頗多齟齬的清人葉燮。葉燮于中年之后始得功名，然而居官沒幾年，便因“細故”落職，失卻了于仕途行兼濟的人生機遇。對于躬行儒家學說的葉燮來說，這遭際確實是悲劇性的。所幸的是葉燮對當時的政治現實本來就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對自己的仕宦前途也并不抱什么幻想，于是，一朝罷官，便浩歌歸去，對世俗的侵凌，回以耿介的冷眼，索性特立獨行，在詩學領域內，大行其兼濟之道。
　　葉燮與嚴羽生活的年代不同，當時詩壇面臨的問題也不同。明清詩壇復古主義甚囂塵上，詩壇亂罩在前后七子的陰影之下。葉燮正是以救世不成而求救詩的理論自覺，從事其批評時弊與營構新的詩學體系的工作的。葉燮持論不但非常自負，而且也是直面現實，充滿鋒芒的。例如，葉燮之前，劉勰、鐘嶸的學術地位已有公認，然而，葉燮則謂：“其時評詩而著為文者，如鐘嶸、劉勰，其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8]，深表不滿。正是因為不甘于因襲陳說，葉燮才開始了自己探其源流、考鏡正變的心路歷程，其結果也必是形成一包含鮮明主體性的獨立建構。用當時人沈珩的話來講，就是要通過對已有理論的辨析與對詩歌創作實際的總結，“綜貫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開其悟”。
　　嚴羽論詩的執著，不僅在身世遭際相同的后繼者中引起共鳴，即便是那些仕途通達、地位顯赫的達官貴人，只要涉足詩話，也能改變以資閑談的消閑心態，以立言視之，不敢茍且。像李東陽這樣的特殊論詩者，居臺閣之重，公務之暇論詩，卻也全然沒有游戲之痕。他縱論詩壇形勢，發表了不少精當的見識。
　　總起來看，嚴羽的《滄浪詩話》仿佛在詩話發展的歷程中劃出了一條界線，在此之前，詩話只是文人學士聊遣余興的率性而為。嚴羽之后，文人學士發現了詩話的立言功能，從而大大增強了著述的自覺，并因此提高了它的學術品位，成為中國文論史上極可稱道的文論樣式。嚴羽《滄浪詩話》問世之日，戴復古說其“持論傷太高”，一方面說明了嚴羽的詩論唱和者不多，一方面也正確地道出了《滄浪詩話》具有較高的學術品位，使當時的論詩者難以望其項背的情形。
　　第二，嚴羽以詩話為武器，無所顧忌地展開批評的戰斗精神，不僅確立了詩話這種詩評文體的批評個性，而且也成了后世詩話作者從事詩評活動的楷模。
　　當詩話的著述包含了著述者的學術追求時，詩話也必展示它的批判鋒芒。詩話開始了對詩歌創作酣暢痛快的評點，而不再視人臉色、仰人鼻息行事，當斷的斷，該說的說，或褒或貶，或譽或毀，從而迥異于此前“以資閑談”和諱言是非的詩話。拿嚴羽來說，作者不僅兩面出擊，且批評不留情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給吳景仙的信中，針對吳氏“褒貶過甚”的規勸，他一再申明自己的詩論，意欲斷千百年之公案，雖獲罪于世之君子，不辭也。又說自己論詩唯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立意使然，不得不“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沉著痛快，顯而易見”。我們讀《滄浪詩話》，確有銳氣逼人、鋒芒畢顯之感。不僅如此，嚴羽參與爭鳴，還有接受挑戰的預期，他說：“不遇盤根，安別利器”，表達了坦然迎接詰問駁難的心態。
　　我們知道，儒家強調中庸，隱惡揚善，君子絕交，尚不出惡聲，道不同不與為謀而已。豈能因詩學觀點相左，而直呼其名，當眾斥責。然而，這種中庸對于真理的探尋無疑是一種人情的負累。真理不辯不明，沒有充分的爭論，也便不能澄清是非，比較優劣得失。從這個意義上說，嚴羽的《滄浪詩話》確實開創了一個積極批評的良好先例。他批評江西詩派與“江湖”、“四靈”，痛快淋漓地揭出他們詩作中的頑癥。之后，又對糾正宋詩之弊開辟詩壇新生面積極建言，提出了不少精當的見解。我們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提出過批評的兩種境界：其一，單純的批判，恩格斯將其稱之為“消極的批判”；其二，注意將批判轉化為批判者對問題所作周詳的思考的正面闡釋，恩格斯將其稱之為積極的批判。與恩格斯的這一劃分相對照，《滄浪詩話》將消極的批判與積極的建樹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在揭出病苦的同時，告以走出困境的道路。不管嚴羽開出的藥方是否能對宋詩作有效的療治，但僅就這樣的努力看，便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令人欣喜的是，嚴羽之后的詩話，不僅繼承了《滄浪詩話》直面現實、敢于批評的風格，而且也都懷有對時弊實施積極療救的居心。這就形成了這樣一種非常獨特的文化現象，即在一種十分推崇中庸、寬恕的文化氛圍中，卻有不留情面、直接了當地相互攻訐駁難，且無人對此以中庸詰難的詩話的勃興。它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構成，其對詩歌理論發展的促進意義也決不能低估。在這方面，我覺得，清詩話最為活躍、最為熱鬧。神韻、格調、性靈、肌理，相互駁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熱鬧之局。其中格調糾神韻、性靈攻格調、肌理譏性靈，大都指名道姓，鋒芒畢露，毫不掩飾論者對前說的不滿，并于不滿中生成裨補時闕的種種設計。例如，因不滿于“格調說”窒礙性靈，袁枚一邊大張撻伐的旗幟，一邊又正面宣傳情感的真摯和張揚風格的多樣化，以期收到積極的補救效果。
　　尤其有趣的是，嚴羽之后的詩作，倘有批評，大都表現出批評者可與嚴羽“明目張膽”比美的“肆無忌憚”。例如，前面講到的葉燮，其作《原詩》，幾乎將此前一切詩論都否定掉了。至于倡導復古的嚴羽，前后七子及公安、性靈，都受到他毫不留情的呵斥，快人快語，折射出葉燮恥于中庸，不愿依違于事非之間的耿介與學術上的自信。因此，我認為，雖然在詩學旨趣上，葉燮與嚴羽頗多枘鑿，但在針貶時弊奮不顧身這一點上，卻是相當的投契！
　　 以禪喻詩 識見不凡
　　“以禪喻詩，莫此親切”也是嚴羽非常自得的論詩方法。宋以后以禪喻詩并不少見，但嚴羽借助禪語規范論詩的理論語言，并進而建立起自己的詩學理論系統的努力，卻使后世論詩者大受啟發，得益良多。在宋一代詩話中，以禪喻詩者頗多，像范溫的《潛溪詩眼》，其中不少論述可以看作是嚴羽以禪喻詩的先聲[9]。因此，嚴羽并沒有以只此一家自夸，而是以“莫此親切”告人，即在禪與詩真實的關聯中進行有深度的挖掘并作出系統的概括，將自己的詩論從眾多的以禪喻詩者中拔擢出來。從嚴羽的《滄浪詩話》看，以禪喻詩尤如一根論述的主軸，貫串于全書，在詩學理論闡述的各個方面，都注意從禪學理論中尋找關涉點，以求獲得全面的支持。
　　在客觀評估嚴羽以禪喻詩的論學方法時，我們也不能避諱論學方法的科學性問題。以禪喻詩，妙悟是這一詩論方法的關鍵。要回答以禪喻詩是否可能，便必須考慮悟的兼容性，可否寓示藝術對世界的感知機制。在佛教中，參禪亦稱妙悟，妙悟就是棄絕煩惱，排除一切世俗情欲的困擾，使心智得以無所牽掛全身心地去擁抱真理，由此達到心竅開啟的智慧之境。這種心理境界，頗似詩學理論中所追求的“陶鈞文思”、“澡雪精神”的虛靜之境——即將人的全部心智集中于某個方向上，隨時準備與出現于這一思維方向上的對象實現心與物的耦合。也就是說，禪學中的“妙悟”與美學中所說的對外部世界保持高度敏覺的狀態十分相似。“妙悟”不僅是一種特殊的心態，而且是一種感知機制，即它是在心與物的動態耦合中，悠然心會，領略美的豐滿與無限。嚴羽以“妙悟”寓審美，正確地揭出了藝術把握的直覺性。此外，嚴羽還把握到了“妙悟”中的“頓門”現象。佛家中的“頓門”與我們今天討論美感思維中的頓悟、靈感也是相通的。妙悟而至“頓門”是藝術思維審美創造的極致。客觀事物與主觀思維一經耦合，便會產生驚人的變故，主體的感情、以往有關聯的經驗，會不斷向這一客觀物象滲透，形成主客體的緊張互動，于是，詩情便汨汨而出：“情瞳朧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這種境界，在欣賞，是積極的再創造，是對藝術意象的創造性感悟，是獲得巨大的美感和實現精神升華的契機。在創作，則是藝術意象紛呈，藝術家如有神助，縱橫馳騁，下筆皆成妙文。對于“頓門”的發生，嚴羽有“蘊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的揭示，意謂“頓門”是蓄積既久之后的一種酣暢痛快的噴發。
　　綜上可知，嚴羽以禪喻詩，用禪來比附、詮釋詩學理論中的一些問題，反映了理論家的水平與該時期美學發展的水平，反映了在理論論述的需要與當時可供使用的學術詞匯的貧乏的矛盾境地中理論家的一種機智。客觀地講，嚴羽借助當時頗為風行的禪宗，卓有成效地建立起一種容易普及、容易為人理解接受的詩學理論體系，以自己的方式統一了詩學理論的論述語言、概念、范疇，使詩學從零碎雜亂，感悟式的闡發，提升為一種系統的規范的學術闡述，不僅大大改變了宋詩話即興論析的舊觀，而且也以自己的詩學理論的邏輯性和全方位觀照的系統性推進了詩學理論的發展。嚴羽的這種詩論特色對清一代詩話的影響特別明顯。清詩話大都能以規范化的論述語言營構自己頗有見地的詩學體系。例如，葉燮以反對復古作為理論論述的主線，在探其源流時，提出了客觀的情、事、理與主觀的才、膽、識、力動態耦合的觀點，在對這些理論范疇的展開與發揮中，葉燮建構起了具有鮮明唯物主義特點的詩學體系。例如，王夫之論詩，是以對意的多側面思辨，建構起一種崇尚實感，融匯生機的唯物主義詩論，亦即注重詩人真實感受的表達。他認為，感受的表達又必須附麗于客觀的景、象。于是在他的詩學理論的詮解中，突出了對意象、情景等范疇的思辨，并由此旁涉并串聯起詩歌的審美特征、創作機制、欣賞批評等諸多方面，建立了一個完整的詩學體系。
　　總起來看，嚴羽以后的中國詩話作者在營構自己的闡述框架時，大都緊緊抓住某個關鍵的范疇，反復況味，旁搜遠紹，層層推進，從而展示出一種立論周嚴、體大思精的圓滿。這種論述方法與嚴羽以妙悟、興趣為論述的重心，經過多方面的開掘建立起一個完整的詩學理論體系的做法是何等相似！如果說其間有什么區別的話，那么，我認為，唯一不同的就是，隨著認識的深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詩學理論的闡述，再不需要借助禪學了。
　　注釋：
　　[1][2][7]《滄浪詩話》第251、198、2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8月版。
　　[3]《珂雪齋游居柿錄》（九）。
　　[4]《后村大全集》卷九回。
　　[5][6]《中國歷代詩話選序》，岳麓書社1985年8月版。
　　[8]《原詩》第5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9]郭紹虞：《宋詩話輯失》上，第329頁，中華書局1980年9月版。
　　 （莊錫華，江蘇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江海學刊》編輯）
　　 〔責任編輯：平嘯〕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48-15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莊錫華19971997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48-15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莊錫華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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