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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 B1 D0
　　人類和人類社會自產生以來，始終遭遇兩大矛盾，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如何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美國著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以下簡稱福斯特)直面當代社會中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嚴酷性，著力分析了人與自然之間矛盾存在的根源，并就如何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提出了自己富有個性化的見解。福斯特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解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生態環境問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啟迪意義。
　　一
　　福斯特認為，在如何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上，傳統的經濟學呈現出三大特點：一是盡力回避而不是嚴肅地對待生態環境問題，“發展經濟所造成的生態資源匱乏和不可逆轉的生態環境惡化(在人類生存的時限內)則不在正統經濟學的考慮范圍”；① 二是過分迷信市場的魔力，認為生態環境問題完全可以通過環境成本核算和市場激勵的手段加以解決；三是沒有認識到“在有限的環境中實現無限擴張本身就是一個矛盾”。② 福斯特首先從經濟學的思維范式和基本理念的變革方面分析并探討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經濟學路徑，這種經濟學的路徑又具體表現為“環境資源的商品化”和“自然資本化”。
　　所謂“環境資源商品化”就是賦予自然以經濟價值，并將環境納入市場體系之中，將環境轉化成像其他商品那樣也可以進行分析的商品。只要在經濟決策中賦予環境適當的價值，環境就能得到更好的保護。這種觀點認為，各種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正是由于資源環境沒有被視為“商品”，沒有拿到市場上進行交易而造成的。由于環境資源沒有通過合理的價格結構完全融入市場體系之中，市場不可能引導企業高效地利用環境資產。因此，“環境經濟學家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將生態資產轉化成可以銷售的商品”。③
　　所謂“自然資本化”，就是將整個自然界及其各個組成部分視為“自然資本”，將地球納入資產負債表。這種觀點認為，環境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靈，不如說是我們的會計系統的失效。“真正的資本主義，與我們迄今為止所了解的資本主義不同，它將考慮到自然資本并以此來拯救環境”。④ 如果說“環境資源商品化”是立足于社會管理層面的宏觀構想的話，那么“自然資本化”則主要側重于企業成本核算的微觀思考。
　　如何實現在市場體系中內化環境呢？新古典環境經濟學家們認為，首先將環境分解為某些特定的物品和服務，并使之從生物圈甚至生態系統中分離出來，以便在某種程度上使其轉化為商品。然后通過制定供求曲線設定這些物品和服務的評估價格，以有助于經濟學家們確定環保的最佳水平。最后，為實現理想的環保水平設置各種市場機制和政策工具，以改變現有的市場價格或建立新的市場。⑤
　　那么，“環境資源商品化”和“自然資本化”是否可以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并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呢？
　　福斯特的回答是否定的。雖然把自然資源作為商品納入到市場體系，在短期內有可能緩解生態環境問題，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斷擴張的本性，致使它不可能自始至終地按照生態原則來對待自然和組織生產。福斯特把這種“環境資源商品化”和“自然資本化”的做法斥之為荒誕的“簡化主義”手段。以簡化主義手段對待自然，按照市場—商品原則來構建社會，構建人與自然的關系，把自然蛻變成一套基于市場和迎合個體私利的公共產品，將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降格為純粹的個體占有關系，將導致如下三重問題：
　　一是導致將人類與從前的歷史徹底割裂開來，并不能說明人類需求和適應自然能力的充分發展，只能是發展一種與世界的單方面的、利己主義的關系，最終導致自然從社會中異化出去，進一步加劇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而不是促進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
　　二是應用于自然的經濟簡化論將導致人們價值觀念的混亂與疑惑，擠壓理想主義層面的價值觀的有限存在空間，使市場價值支配一切的拜金主義價值觀更為盛行。
　　三是應用于環境的經濟簡化論不僅會造成具有道德性質的惡果，而且會造成物質性的惡果。雖然在經濟活動中以內化環境的方式解決生態環境的問題，在短時期內可使問題得到緩解，但最終只會進一步加劇所有的矛盾，既破壞生活條件，也破壞生產條件。
　　針對通過建立市場來解決污染和環境惡化問題的構想，福斯特進行了細致的剖析：一方面，自然不可能分割為碎片被納入有關的價格體系中。環境不可能完全納入市場經濟的循環之中，自然的內在價值不可能簡化成市場價值，也不可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另一方面，問題不在于作為環境資源的大部分自然尚未納入經濟，而在于沒有按照更多和更廣泛的生態原則來對待自然。也就是說，生態系統面臨威脅，造成這種最終結果的原因不是由于其未能成功地納入市場體系，而是由于商品體系本身的“自然”運行及其目標的極端狹隘。環境問題的存在不能歸結為市場失靈或市場工作機制的不完善，而是我們生活的基本社會經濟體制出了問題。
　　因此，福斯特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論描述自然資本的修辭如何動聽，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卻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也不能期望它改變。把自然和地球描繪成資本，其目的主要是掩蓋為了實現商品交換而對自然極盡掠奪的現實。此外，把自然資本融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體系——即使已經真的這樣做了——其主要結果也只是使自然進一步從屬于商品交換的需要。”⑥
　　在資本主義業已釀成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的今天，仍然不乏為之辯護的理論，一種被稱之為“弱勢的可持續性假設”認為，人類資本價值的增加可以充分補償任何自然資本的損失。福斯特援引“強勢的可持續性假設”予以反駁，依據“強勢的可持續性假設”，由于存在著臨界自然資本，亦即維持生物圈所必需的自然資本，人造資本并不能完全替代自然資本。⑦
　　“自然資本化”的觀點是一種市場烏托邦觀點，它一方面無視在保持生命多樣性的問題上市場作用的極端低效；另一方面則忽視了資本主義是一個無休止的自我擴張的價值體系。經濟剩余價值的積累由于植根于掠奪性的開發和競爭法則賦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來越大的規模上進行。資本主義經濟本質上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礙，只一味追求擴大它的影響而不考慮對生物圈的負面作用。
　　通過“自然資本化”的路徑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理論困境和現實困境在于：一方面，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無法估價如此規模的自然，要在私有市場結構中將社會和環境成本全部內化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維護生態平衡和維護資本主義所代表的快速與無限的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固有的沖突。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論是通過成本外化還是自然內化于經濟，都是為了資本的無限增長。這就是說，資本主義不可能以犧牲經濟增長來換取生態平衡，資本主義往往把任何危機的原因都歸咎于影響資本擴張的障礙，而不是資本擴張本身。
　　二
　　既然經濟學的路徑無法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那么技術學的路徑是否有助于問題的解決？福斯特分析和探討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流行的“非物質化神話”和“技術崇拜”現象。
　　所謂“非物質化的神話”，是指資本主義經濟“非物質化”的自然發展趨勢將成為所有環境問題的最主要的解決方案。這種觀點認為，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通過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新經濟的增長，將與破壞環境的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脫鉤”，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斷的技術創新和市場奇跡正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因而不需要也沒必要采取什么措施來減少經濟增長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充其量只需要制定公共政策來加速非物質形態化的進程，并確保環境融入“更具知識驅動力和創新力的經濟之中”。
　　所謂“技術崇拜”，就是把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技術，認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關鍵在于技術的進步以及引導技術向良性方向發展，把技術的改進作為擺脫環境問題的主要途徑。
　　通過歷史與現實的分析，福斯特指出，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資源利用率的提高、經濟規模的膨脹和更加集約化的工業化始終促使環境的不斷惡化，資本主義并沒有朝著“失重的社會”方向發展，實際上“非物質化”并沒有實現，“非物質化的承諾不過是危險的神化而已”。⑧ 針對“非物質化的神話”，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具有內在反環境的特征，資本主義本身不具有解決全球生態問題的可能性。
　　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目的非正義性的分析，福斯特得出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技術進步及其良性運用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的結論。雖然亞當·斯密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直接追求財富而間接追求人類需要的制度，但是，實際上第一個目的完全超越和改造了第二個目的。資本主義并沒有將其活動僅局限在人類需要的商品生產和人類與社會發展所必需的服務設施上，相反，創造越來越多的利潤已成為目的本身。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出的產品不是為了滿足人們實際生活的需要，而主要是為了滿足由市場力量所制造出的那些虛假的消費需要，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主要是為了實現商品的交換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越來越從屬于它們的交換價值。因此，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將可持續發展僅局限于我們是否能在現有的生產框架內開發出更高效的技術是毫無意義的，這就好像把我們整個生產體制連同非理性、浪費和剝削進行了‘升級’而已。……能解決問題的不是技術，而是社會經濟制度本身”。⑨ 如果不了解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質，不了解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不可逆性，容易被技術所帶來的生態危機的局部的、暫時的緩解現象所迷惑。
　　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中，技術的改進被視為擺脫環境問題的主要途徑，解決環境問題的標準方法就是引導技術向良性的方向發展，似乎不斷改進與創新的技術既能夠提供改善環境的可能性，又不影響資本主義機器順利運轉，因而“技術的魔杖”最受歡迎。人們普遍相信，降低單位生產能源消耗的節能技術和替代技術等新技術或新應用的技術在經濟擴張的同時也能防止環境的惡化，然而，“事實上，沒有任何一項技術能夠在有限的生物圈內確保經濟的無限增長”。⑩
　　為了進一步分析技術對于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虛妄性，福斯特探究了“杰文斯悖論”。所謂“杰文斯悖論”就是：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只能增加而不是減少對資源的需求，這是因為利用效率的提高會導致生產規模的擴大。(11) 也就是說，技術的改進與創新并未有效地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相反增加了自然資源消耗的總量。新技術的出現往往意味著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掠奪性開采與消耗自然資源的開始。“杰文斯悖論”的出現，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是一種追求積累和增長的制度。
　　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機制，決定了技術革新是從屬于市場需求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需要促進開發的是那些為資本帶來巨大利潤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對人類和地球最有益的能源。(12) 即使新的技術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資源的耗費和生態環境的破壞，但新技術的運用有可能會遇到體制性的障礙，這是因為技術的運用必須服從于“資本的邏輯”，即服從于追求利潤，讓自身增值的資本的本性，然而，“資本的邏輯可以導致環境破壞，卻從中產生不出積極保護環境的邏輯”。(13) 只要我們的社會經濟秩序把追求個人財富增長作為個體自由的手段，那么增加效率只能意味著對自然環境更有效的開發，并給生態系統的生存帶來災難性的威脅。(14) 可見，技術本身也無助于我們擺脫環境問題的困擾，并且這種境況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而日趨嚴重。
　　三
　　經濟學和技術學的路徑都無助于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那么，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現實路徑到底是什么呢？福斯特將思考的重心轉向了對道德革命與社會制度變革的探討。
　　福斯特認為，必須進行一場將生態價值與文化融為一體的道德革命，必須建立新的生態文化或生態道德，取代我們目前對待環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以應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嚴峻挑戰。那么，新的生態道德價值觀是什么？如何進行這樣一場道德革命？
　　首先，新的生態道德價值觀就是利奧波德所說的“土地倫理”。新的道德革命在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中得到了最好的闡釋，他反對將土地視為商品，它要求我們將土地看做是我們屬于的共同體，要懷著敬愛的心情使用它，把是否能夠增進生態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作為判斷行為善惡的標準。在西方文化傳統中確實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支配自然”的錯誤觀念，認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務于人類并成為人類的奴仆。現代社會中仍有拒絕承認人類也需要依附于自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張主義邏輯所致。所謂“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張主義邏輯”，就是“把以資本的形式積累財富視為社會的最高目的”的邏輯。由于資本主義把追求利潤增長視為首要目標，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從而導致環境的急劇惡化。
　　其次，要抵制“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勇于揭露現實中“更高的不道德”。所謂“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就是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是由處于社會頂端的極少數人(如投資者)和絕大部分為維持生計而工作的占人口大多數的工薪階層所構成。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其中腳踏輪上的一部分。由于資本追求利潤的目的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必須不斷投入大量資本用于擴大生產規模和進行技術革新。這種生產方式與地球的基本生態循環是不相協調的，究其原因在于：這種生產方式嚴重依賴能源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技術，它總是傾向于通過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導致自然資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自然環境傾倒更多的廢料。因此，這種生產方式必然造成生態危機，超越生態所能承受的極限。成為環境之主要敵人的正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要實現生態道德革命，就必須抵制這種“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只有承認環境的敵人不是人類(不論作為個體還是集體)，而是我們所在的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我們才能夠為拯救地球而進行的真正意義上的道德革命找到充分的共同基礎。(15)
　　所謂“更高的不道德”是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導致的社會中權力機構的“結構性不道德”。這種“更高的不道德”產生的社會土壤是一個由政治精英支持的富人統治的社會，金錢的多少成為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這種被扭曲了的道德標準的肆意盛行，導致道德的喪失、犬儒主義的增長和政治參與的減少，導致有意義的道德和政治社會的消亡。由于這種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不是植根于消費而是生產，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認為可以通過限制消費而不是限制投資來解決環境問題是幼稚的。試圖通過限制人們的消費來解決環境問題是幼稚的，試圖通過呼吁社會金字塔頂部的個人以及公司法人的道德發現來防止環境惡化，只能是一種幻想，它低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更高的不道德侵蝕社會的程度。
　　再次，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道德與整個社會道德的關系，追求社會正義和環境正義的實現。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等方面，個體的道德修養和道德踐行非常重要，但不能過分強調個體的因素，而極少強調這種“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更高的不道德。應以符合生態要求的消費方式來安排個人的生活，但不能過多地強調這一點，從而導致對個體賦予太多的責任感而忽視了體制的因素。
　　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是一種包含制度批判與價值批判的生態批判。其基本主張包括：(1)一種制度如果追求無休止的幾何增長和無限度地攫取財富，無論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資源，從長遠的角度而言都是不可持續的；(2)一種制度如果將人們與其特定居所的歸屬感和生態基礎分割開來，那么它與生態穩定和“土地倫理”將是格格不入的；(3)一種制度如果分割地域，產生出“貧與富的生態環境”，那么它同樣是不可接受的。(16) 資本主義利用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對欠發達的國家或地區進行資源掠奪，轉嫁生態危機，將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當做原料供應地、重污染與高能耗產品加工地和商品傾銷地，這是不道德的。因此，福斯特倡導，“應該以人為本，尤其是窮人，而不是以生產甚至環境為本，應該強調滿足基本需要和長期保障的重要性。這是我們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進行斗爭所要堅持的基本要義”。(17)“只有承認所謂‘環境公平’(結合環境關注和社會公平)，環境運動才能避免與那些從社會角度堅決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個人階層相脫離”。(18)
　　福斯特不僅倡導進行生態道德革命，致力于建立新的生態文化或生態道德，而且尤其強調變革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實施生態轉化戰略的重要性。
　　首先，福斯特否認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的可能性。他認為，在資本積累的規則下，很難實現生態平衡。“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會使其發展道路發生逆轉的，就是說它不會改變工業和資本積累的發展結構，而這種發展模式從長遠的角度看(在許多方面從短期看也是如此)對環境將產生災難性的影響”。(19) 福斯特通過對施密德黑尼的《改變經營之道》一書的分析指出，跨國公司所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的美好設想植根于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崇拜”觀念，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由于全球生態危機的主要歷史根源是“資本與自然之間的致命沖突”，因而生態斗爭與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是不可分離的。
　　其次，實現“零增長”或“負增長”不是解決生態環境的有效途徑，特別是在世界貧困地區，經濟發展仍有必要。要警惕借發展之名而破壞生態環境的“畸形發展”。現在比以往更需要的是對發展的批判性認識，不能將環境視為索取資源的“水龍頭”和傾倒廢料的“下水道”。實現與生態更加協調的社會發展形式是完全可能的，這種新的發展形式應追求適度，而不是更多。“它必須以人為本，特別是優先考慮窮人而不是利潤和生產，必須強調滿足基本需要和確保長期安全的重要性”。(20)
　　再次，只有通過社會和生態革命才能解決所有面臨的環境問題。福斯特認為，“如果想要拯救地球，就必須摒棄這種鼓吹個性貪婪的經濟學和以此構筑的社會秩序，轉而構建具有更廣泛價值的新的社會體制”。這是因為資本主義是一種永不安分的制度，一旦投資不再擴張，利潤不再增長，資本流通就會中斷，危機就會發生。可見，“全球性的生態矛盾無法逃避，除非采取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不可能提供的理性制約措施，別無辦法”。
　　最后，福斯特提出了“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社會生產關系”，“實現社會主義的復興”的社會理想。社會主義社會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潤而是滿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21) 這種更理性的社會經濟形態“不是建筑在以人類和自然為代價的積累財富的基礎上，而是建筑在公正與可持續的基礎上”。(22) 要變革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必須實施生態轉化戰略，一方面需要工人運動與環境保護運動的結盟，消除工人與環保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另一方面也需要國家層面上的協作行動，在滿足社會需要的同時規劃新的與自然合作的關系，大力削弱國家與資本的合作關系。社會主義對實施生態戰略轉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社會主義體制中，最大規模和最嚴重的破壞環境的根源，將以一種自身顯示出超越資本能力而不僅僅是反對其利益的方式被直接加以鏟除”。(23)
　　注釋：
　　①福斯特，2006，第2頁。
　　②同上，第2頁。
　　③同上，第19頁。
　　④同上，第27頁。
　　⑤福斯特，2006，第19～20頁。
　　⑥同上，第28頁。
　　⑦同上，第30頁。
　　⑧福斯特，2006，第16頁。
　　⑨同上，第95頁。
　　⑩同上，第74頁。
　　(11)福斯特，2006，第88頁。
　　(12)同上，第94頁。
　　(13)巖佐茂，1997，第169頁。
　　(14)福斯特，2006，第51頁。
　　(15)同上，第43頁。
　　(16)福斯特，2006，第84頁。
　　(17)同上，第42頁。
　　(18)同上，第43頁。
　　(19)同上，第13頁。
　　(20)同上，第75頁。
　　(21)福斯特，2006，第96頁。
　　(22)同上，第129頁。
　　(23)同上，第128頁。
國外社會科學京15～20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陳食霖20072007
福斯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生態道德/生態危機
針對當代西方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北美著名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福斯特認為，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主要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非正義及其生產方式，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關鍵在于實現社會制度的變革和生態道德革命。福斯特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解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生態環境問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啟迪意義。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15～20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陳食霖20072007
福斯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生態道德/生態危機

網載 2013-09-10 2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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