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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賓·梯克爾爵士（sir Crispin Tickell）曾任英國駐墨西哥大使，英國駐聯合國大使，英國海外開發署常任秘書長，英國肯特州坎特伯雷大學校長，華盛頓氣候研究院院長，國際科學委員會環境咨詢委員會主席，環境政策中心綠色學院院長，南約克郡地球中心咨詢委員會主席，現任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自然歷史博物館以及英國路透社基金會理事。
    他是第一、二、三屆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外方委員。他關心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事業，并積極為此出謀劃策，是首批2003年國家環保總局頒發的中國國際環境合作獎獲獎者之一。
    應解振華局長的邀請，他于4月20日專程到國家環保總局做了“關于可持續發展”的演講。他的演講從獨特的視角為我們描述了世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動態和英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進展，表述了他對中國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建議和看法。他的演講信息豐富，富有建設性。國合會秘書處組織整理、翻譯了他的演講全文，希望能夠給讀者帶來有益的啟示，推進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事業。
    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保護自然環境的急迫性與日俱增。在過去的30多年里，公眾對于環境的關注程度時高時低，實際行動總是少于空洞的口號。但是無論在什么地方，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思考。今天，我要探討的是我們的思想是如何演變發展的（尤其是結合英國和中國的情況），以及現在要遵循的原則。
    250年前開始的工業革命帶來的飛速發展，我們都有所了解。不管“發展”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它現在已經差不多成為了全人類的共同理想。普通意義上的經濟財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誤導性——正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增長。即使這種增長是不平衡的，且不平衡的程度正在增加，我們還是有理由認為，人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同時，可以預計全人類的生活質量將進一步得到改善。在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期望值都在上升。
    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發展帶來的弊端：環境惡化。所有的變化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在后代人的眼中，我們創造的這個社會肯定會有點奇怪，我們對化石燃料使用成癮、在需求至上的消費觀念驅使下，對生物或非生物的消耗都超出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雖然我們一直在增加各種產品的產量，但由于對其所依賴的自然資源的掠奪和浪費，我們已經開始面臨資源緊缺問題。
    如果在發展的利弊之間存在調和的可能，那就是“可持續發展”這個讓人還捉摸不透的觀點。對很多人而言，這個詞聽起來很不錯，但是其含義卻模糊不清。
    　　　　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真正含義是什么？人們對它的定義可謂五花八門。但大部分人贊同布倫特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定義（1987）：
    “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同時，不對后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造成損害的發展。”但是這一定義在回答問題的同時也帶來了同樣多的問題。我的建議更加簡單：
    “對人類有益的持續發展，同時能保護我們的棲身之地和代代相傳的遺產——地球。”
    或者是羅布·格雷提出的一針見血的定義：
    “如果還想生存，那就請善待地球。”
    　　　　地球“健康”
    如果人類及其后代還想繼續繁衍下去，我們需要一個環境“健康”狀況良好的地球。然而這種“健康”正面臨著威脅。來自外太空的定期訪客會發現地球表面在最近200年里發生的變化大大超過了在那之前的2000年內發生的改變，而在最近20年內發生的變化又超過了之前的200年。就像我們在近期出版的一本書的標題闡明的那樣：變化——就在太陽底下發生。
    到底發生了什么？我認為有以下五個主要的方面：
    首先，地球人口以讓人眼花繚亂之勢飛速增長。在托馬斯·馬爾薩斯生活的年代，世界人口是10億，而現在這個數字是63億，根據聯合國的最新報告，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90億。在1992年的里約會議以后，全球新增人口超過了50億。人口問題的范圍遠遠超出了這些使人瞠目結舌的數字。全球每年新增的700多萬人口中，大部分都出生在非洲和亞洲的那些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盡管有大約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卻仍面臨生存危機，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都談不上“可持續”。中國是世界上最先認識到人口問題的嚴峻性并采取了有效措施的國家之一。
    其次是土地質量的下降和廢棄物的堆積。我們一直在破壞陸地生物賴以生存的土壤。據預測，超過20億公頃的土地都將面臨質量下降的影響。根據聯合國環境署的統計，65％的可耕地已經失去了部分生物和物理作用。大部分國家仍然沒有制定針對廢棄物處理的相關政策。
    再次是海水和淡水的污染。海洋污染在近海區域最為嚴重。對整個海洋而言，魚類是一種有用的污染測試標準物。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最近的估測，全球至少60％的漁場已被完全開發或開發過度。
    人們發現，大部分海洋生物活動在沿海區域。由于產量和物種豐富性方面的特點，珊瑚礁又被稱作“海底熱帶雨林”。根據估測，珊瑚礁的數量已經下降了27％，30年后可能會再減少32％。
    同時，人類對于淡水的需求每隔21年就會翻一番。在未來20年內人類的用水需求量將可能增加40％，其中17％用于種植糧食以滿足新增人口（尤其是在最貧窮國家的新增人口）的生存需要。水資源緊缺并非一個新現象，人們預測情況將會變得更加糟糕。地球上可供使用的水資源與漢代和同期的羅馬時代相比并未增加，那時世界人口只有4.5億。到2050年，將有大約30億人面臨嚴重缺水問題。
    第四是我們給其他生物物種帶來的毀滅性災難，其效果可以與幾億年前宇宙星體作用導致的大規模生物滅絕不相上下。目前的物種滅絕速度是自然條件下的好幾倍。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出的滅絕或瀕臨滅絕危險的物種數量已經大大增加。作為生態系統狀況的關鍵指標，1/4的哺乳動物面臨著在不久的將來滅絕的危險。
    全球范圍內生態系統遭受的破壞已經十分嚴重，目前的人類行為將會使未來的進化進程發生實質性的改變。這種現象在細菌和病毒的微觀世界里最為明顯，它們已經學會適應人們用來對抗它們的藥物。人類的繁衍周期是20年，而細菌在20分鐘以內就可以實現繁衍。我們還不能估計引進經過基因改良的生物活體（轉基因活體）將會帶來什么影響。
    最后，我們一直在改變著大氣中的化學成分。如果有足夠的國家政策支持，酸性降水問題將可以得到處理。為控制和最終消除臭氧層空洞現象，國際社會已達成一系列國際協議。氣候變化問題更加棘手。它與我們生產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有直接關聯。工業革命以來，我們一直把天空當作一個“垃圾場”。其結果是大氣中二氧化碳成分達到了40萬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處于與工業革命以前相比的第三高水平。甲烷，這種含量稍少而對溫度作用更大的溫室效應氣體，其濃度比工業革命前增加了1倍多。盡管人們對碳循環的科學研究十分有限，但是在大氣含碳物質含量和地球表面溫度之間確實有著明顯的聯系。中國科學院設計的模型表明，中國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
    現在，唯一的爭議是人類對氣候帶來的影響程度。去年，氣候變化國際專家小組的第三份評估報告表明，本世紀末地球表面平均溫度將上升1.4到1.5攝氏度，與1996年的評估相比有所增加；預測海平面將在1990年和2100年之間上升9到88厘米，如果北極和南極的冰山繼續融化，形勢將更加嚴重。
    就像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表的環境新千年報告即GEO2000指出的那樣，幾乎所有的環境問題都在日趨惡化，很多問題的長期影響還有待觀察。
    在那之后，1000多名參加四大全球研究計劃的科學家聯合發出了特別警告。2001年公布的阿姆斯特丹宣言在兩項重要倡議中歸納了環境問題的清晰框架：
    “人類活動具有改變地球系統運作方式的潛能，可能使它變得對人類和其他生命更不友好、并不可逆轉……地球系統在過去至少五十萬年里都沒有受到自然變化的影響。就目前在地球系統內發生的改變而言，其數量和改變速率都是史無前例的。地球正處于一種從未出現過的狀態。”
    “人類對地球環境造成的加速變化是非可持續性的。因此，對待地球系統的常規方式已經過時。它應該要被取代——而且是盡快被能確保地球環境持續發展、同時滿足社會和經濟發展目標的成熟管理戰略取代。”
    這也是我們決定于2002年8月26日至9月5日在約翰內斯堡舉行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的背景。繼斯德哥爾摩（1972年）和里約熱內盧（1992年）召開的會議之后，它是第三次此類首腦級會議，同樣也經過精心籌備。聯合國組織召集六大地區重要人物圓桌會議討論會議議程。我是歐洲和北美圓桌會議的主席。我們的組員包括非政府組織、學術界人士、工會成員、實業家、商業家及其他人士。
    我們得出了兩大結論。首先我們強調在各個層次采取實際行動是必不可少的。當今時代，政府的權威正被各種力量削弱——上有國際組織、下有地區和地方團體、外有世界范圍內直接聯系的個人，全社會對這項活動的參與尤其重要。
    我們在報告中提出，當今的一代人正處于可以挽回被改變了現狀的過去的最后關頭。我們擁有足夠的知識和技術力量，可以做到這一點，所缺少的只是政治意愿、行動承諾和公眾對“不采取行動”后果的清楚認識。
    第二個結論是人類需要重新進行思考。市民和政府都要重新考慮他們對于“發展”的定義，必須認識到，工業界以及波及其他領域的需求至上主義是“不可持續的”，針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措施應該受到更多的重視，有必要建立新的國際組織以協調處理各方面的問題。
    總的來說，我担心我們和其他圓桌會議的努力并不能帶來很大的改變，他們的結論也與我們大同小異。
    那么，在約翰內斯堡究竟發生了——或者沒有發生什么？聯合國秘書長提出了很好的五點議題：有關淡水和衛生的問題、各種形式的能源生產、人類健康、農業未來和對我們與其它動物賴以生存的生物多樣化的保護。除了各國政府，相當數量的非政府組織和特殊利益團體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的正式成果包括1份政治宣言、1份長達五十頁的執行計劃和由商業機構、非政府組織和政府機構參加的100多個合作機構。
    會議在主要問題的處理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例如捕魚、衛生、可再生能源、生物多樣性保護、減少有害化學物質使用以及對一些原則的遵循（污染費、預防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在所有決策中考慮環境因素的必要性等）。還發生了一些出人意外的好事，其中就包括非政府組織、商業機構和工業機構及大學等發展的合作伙伴關系。
    但是，總體上看，約翰內斯堡會議大大令人失望。幾乎沒有達成具體的行動承諾。各種花言巧語煙消云散以后，人們回到家中，大部分人可能會很快忘記這件事情，又開始信奉“買賣照舊”的簡單公理，就好像這點從未被質疑過一樣。
    　　　　價值
    與大多數人和國家領導人所理解的不同，我們面臨著顯然不只是一個危機。我們要把環境看成是繼承物并傳給后代的一種自然資源饋贈。我認為人們應該贊同一個著名經濟學家的這樣一種觀點，即“經濟是環境的一個全資子公司。”簡而言之，沒有“健康”的環境，就沒有“健康”的經濟。但是要衡量“健康”確實很困難。自由貿易理論家喜歡暗示價格機制的存在，但是另一個杰出的經濟學家曾經指出：“市場在定價方面做得完美無缺，可是確認成本時卻很無能。”價格是指示器，但我們也要確認它們是否掩蓋了真實成本。一個定價系統應該不僅包括傳統成本，還要包括資源替代成本和資源使用可能帶來的危害的成本。
    最近，人們在提高傳統經濟和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兼容性方面做出了更大努力。世界銀行使用新的環境會計方法紀錄自然資源的損耗。根據這種計算方法，任何損失都要與其他地方的收益相抵，例如像服務、知識和社會資本這樣的人力資源儲備。由于與普通商業會計有點類似，它也十分符合現代經濟思維方式。但是我們用人力資產替代環境資產的能力應該受到限制。技術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可能也會帶來同樣多的問題。有誰預見到了惰性氯氟甲烷會對臭氧層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脅？并不是所有東西都有確定的貨幣或經濟價值。我們如何衡量一個物種消失的損失，或者像我們呼吸的空氣這類生態物質的價值呢？
    　　　　英國和中國的應對之策
    到目前為止，普通人的反應是怎樣呢？他們一般會遵循一種規則模式。首先是大范圍的情緒緊張甚至是無助。這些問題被人理解都很困難，更談不上應付了。然后，人們會開始著手處理，然而成效甚微，接著他們就認識到大刀闊斧采取行動的必要性。這其中會有很多的停頓、開始和倒退。最后他們會開始換一種方式思考，發現以前困難的事情即使無法避免也并沒有原來那么困難。
    我們必須把人類社會全部調動起來，但政府的責任尤其重大。它們要顯示出領導才能，同時尊重并在某種程度上引導公眾意見。據我所知，做得最好的政府是英國政府。所以我認為在演講的剩余部分先與大家分享一下英國的經驗將會有所幫助，然后我會從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一個成員的角度談談中國的經驗，從該委員會成立之初，我就參與其工作了。
    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已經涵蓋了很多環境問題，但是直到1992年召開的里約世界首腦會議，可持續發展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里約會議以后，英國前一屆政府發表了一份題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文件。后一屆政府又在1999年發表了一份題為《為了更好的生活質量》的文件，并提出了四大主要目標：滿足個人需求的社會進步；對環境的有效保護；節約使用自然資源；保持穩定的經濟高速增長水平和高就業水平。更具有實際意義的是，它還確立了涵蓋社會、經濟和環境目標的150多項指標。
    前任和現任英國政府都覺得有必要獲得有關可持續發展的中肯獨到的建議，因此設立了一系列咨詢機構。我參與了幾乎所有機構，而在1994年到2000年間担任一個可持續發展6人小組的主席。可能有必要介紹一下這個小組是如何運作的。這個小組可以直接與首相和其他部長溝通。小組每年選擇4到5個主題，在一份年報上發表其建議，政府必須在6個月以內做出公開答復。我們選擇的議題有：環境會計和定價、政府采購政策、運輸政策、二氧化碳隔離、住房和土地使用計劃及農業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有時候，政府會采納該小組的建議，有時候不會。但在這兩種情況下，這個6人小組都不僅是一個在政府中起骨干作用的核心小組，而且也是一個幫助公眾正確認識基本問題的機制。
    這個小組的主要成就是在2000年建立起一個規模更大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該委員會最近發表了一份過去5年政府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所取得成績的總結。它評價了政府在農業、能源和經濟政策等方面取得的進展，并認識到英國政府比大部分其他國家政府做得都要出色。同時也指出形勢仍然不容樂觀，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它提到的領域包括道路和航空運輸，認為這兩個領域內的增長抵銷了人們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取得的少許進展。它尤其譴責了把經濟發展本身作為一種目的的做法。“在會導致溫室氣體大幅增加的政策和計劃的基礎上構建我們的經濟增長無異于將其構筑在犯罪和色情業之上”。報告還指出，為環境目的征收的稅收太低，在可持續發展問題上還有太多的政治短視行為、導致采取的措施很少觸及問題實質或作用范圍很小。
    因此，在英國可持續發展是“活潑健康”的，但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讓我再來談談中國的經驗。就像其年會政策建議所表明的那樣，中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工作很好地印證了過去十三年里它在態度和政策上的變化。每一年這些政策建議都會更加清晰、實際、因為各個專家組和課題組的工作讓我們對中國的形勢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第三屆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提出的最后一組建議可能是最為明顯的了。在我看來，委員會成功的基本因素有：與中國領導層的定期溝通；中國與外國參與者之間的坦誠相待、無拘無束的交流；專業人才基礎和課題組的支持；在處理空氣和水污染等問題上取得的顯著成效；最重要的是國家領導人愿意聽取委員會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影響范圍以內采取必要的行動。據我所知，在即將于今年10月召開的委員會會議議程上這些仍然是核心專家組的工作重點。我們先預祝會議圓滿召開。
    當然，成功的取得不能一蹴而就。一些問題像水的定價、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有效措施、各種能源問題（尤其是在城市）、土地植被轉化的可持續性（尤其是在中國西部地區）等已經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不單單是中國的情況如此。正像領導層已經承認的那樣，最突出的問題可能就是怎樣在地方和地區執行那些在紙上說得冠冕堂皇、而實施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政策。
    同時，中國在可持續發展理論很多方面都處于前沿。我自己非常關注的環境經濟學課題組目前在進行一項可能會在全球范圍產生重大影響的研究，他們試圖對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的一項重要貢獻——“綠色清潔增長”觀點進行定義。
    有人曾經問我，中國未來在可持續發展的工作中需要特別注意什么。有幾點是顯而易見的：加速城市化問題；肉類食用數量增加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影響；更加清潔地利用中國煤炭資源的新技術以及未來的運輸政策。目前，中國的汽車使用似乎存在增長的趨勢，然而在歐洲我們更加提倡火車、自行車甚至人力車這些運輸方式。
    最近的一期《自然》雜志刊登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科學發展的文章。它號召國家投入更多的資金進行科學研究（2001年，中國只把相當于GDP1.1％的資金用于研究，而這個數字在日本是3％，美國2.8％，韓國2.7％）。先進的科學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為后者需要中國國內及國家之間的研究合作和在中國不同領域內的科學應用。談到未來，我不禁想到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可以在生物醫藥和生物科技領域做出卓越的貢獻。同樣在保護中國特有的生物多樣性方面也絲毫不會遜色。
    我要對你們提出三點建議。首先對你們目前在環境和自然資源定價方面的工作表示支持和鼓勵。這也要求從“生存標準”的評價方法轉向“生活質量”評價方法。其次要勸誡你們，其他地方的發展方式和責任承担制度并不一定適用于中國。你們完全有機會可以跳過其他地方犯過的錯誤。在中國某個地區發生的事情并不一定在其他地區也會發生。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點和潛在可能性。第三是要以這樣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及祖孫后代：符合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同時傳授有關自然過程的知識、與自然界保持緊密聯系、培養孩子們保護地球環境世界環境京10～14N2生態環境與保護克里斯賓·梯克爾20042004山東世紀天鴻獲得出版物發行經營許可，這是我國首次同時授予民營企業這兩項權利。這意味著——中國出版業改革加速本文系柳斌杰副署長2月24日在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四屆五次常務理事會議暨頒獎大會上的講話，發表時有刪節滴石克里斯賓·梯MBO:Publishing Industry;Enterprise Reformation
  WANG Yun-feng 1 & LUO Ya-hai 2
  (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2.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Politics and Law,Wuhan 430000,China)克里斯賓·梯克爾，英
    克里斯賓·梯克爾，國合會秘書處 作者：世界環境京10～14N2生態環境與保護克里斯賓·梯克爾20042004山東世紀天鴻獲得出版物發行經營許可，這是我國首次同時授予民營企業這兩項權利。這意味著——中國出版業改革加速本文系柳斌杰副署長2月24日在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四屆五次常務理事會議暨頒獎大會上的講話，發表時有刪節滴石

網載 2013-09-10 2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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