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和較量

簡體傳統

　　一、“東西方文化差異”的說法是否成立?
　　雖然眼下書籍評論文章中類似“東西方文化差異”或“東西方價值觀沖突”這樣的概念屢見不鮮，但實際對這種說法一直有批評和指責。懷疑類似概念的依據首先是這樣的概念太大、太不明確，無論是東方國家還是西歐各國，都在文化上存在著鮮明的差異，怎么能夠用一個“亞洲價值”概念把東亞、北亞、南亞、西亞的諸多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和民俗風習混為一談?同樣，英、法、德、荷、意、西班牙等國的文化各有千秋，又如何可能讓“西方文化”的概念以一持萬?其次，這種說法忽視了人性相通的部分要大于相異的特質，文化間相互合作的可能遠比互相沖突的可能性更大。再次，文化是一個歷史概念，許多傳統是逐漸形成和消退的，這樣的分析概念不僅忽略了文化的階段性差異，而且把文化看作是一個靜止的現象、機械的現象；實際文化也是一種促進社會發展的生產力，并且與軍事、政治和經濟力量一起以復雜的互動方式左右社會的特征及變化。
　　不過，“東西方文化差異”這樣的概念既表達了人們今天依然具有的某些現實感受，也是一個被歷史認可的習慣用語。它們不會因為不夠“準確”或“正確”而自行絕跡，也只有在它們不再能表達任何意義時才會被人們淡忘。所以問題的必要性還在于如何確定“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存在、特質和影響。
　　“亞洲”和“東方”(Asia,Oriental)對于西方文化祖先古代希臘人來說，是詞匯表里有了“歐洲”的之后才相應出現的一個詞。十六世紀中葉當希臘人首次與波斯人交往后，他們開始用“亞洲人”(Asians)這個詞指稱他們，而由波斯王塞耳克塞統帥的170萬 “東方大軍”中有好幾十個國家的兵士，包括腓基尼人、埃及人、西里西亞人和小亞細亞各城邦的與希臘同種的愛奧尼亞人。他們攻打遙遠的希臘，目的是想征服整個世界。但發生在公元前472年的希臘人與波斯人的薩拉密斯(Salamis)之戰，最后以波斯人的慘敗告終。由古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完成的《波斯人》把這場戰爭描述成命運對凡人的擺弄，由于天神在這次人間政治力量的較量中站在了希臘人一邊，所以驕橫狂妄的波斯王最后目睹了萬千將士的慘死，羞恥地撕碎了自己織金的王袍，郁悶地走在歸途上。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埃斯庫羅斯筆下，打響在薩拉密斯島的東西方文化大決戰，就是一場東方專制制度與雅典民主制度的東西傳統政治文化較量。從軍隊的兵力和數量上講，希臘絕不是波斯的對手，但希臘人利用了他們的理性和勇氣，讓天神的立場站到了自己一邊。一個自稱是從雅典軍中逃出來的士兵稟報波斯王說：希臘人已經不想嚴守陣地，只想偷偷四處逃命。于是波斯的水軍連夜進入了狹窄的海峽，等待襲擊“逃跑”的希臘船只。沒想到一夜寧靜，直到第二天破曉時薩拉密斯島的崖石上清晰地響起莊嚴的戰歌，希臘人不是因為恐懼而逃跑，而是洶涌地沖出來接戰。中了計的波斯水軍立即傳染了害怕和驚惶失措的情緒，在一片混戰中像金槍魚和一網小魚似地讓人家撞破船身、打擊宰殺，呻吟與哀喚充塞了海面，直至黃昏才終于停止。
　　如果說今天的“東方人”大都是西方歷史中“失敗于薩拉密斯島的亞洲人”后裔的話，就不難更清楚地看到西方早期藝術中的“東西方文化差異”被處置在怎樣的懸殊之中。比如波斯人是為一個帝王而被迫參戰、為他人而慘死；希臘人則是為自己的祖國和信仰而戰、為自己而英勇。波斯軍隊是一人決策、萬人絕對服從；希臘人是各自為戰、各個擊破、充分發揮每個公民的戰斗才華和大智大勇。波斯軍隊是悍然入侵的，希臘人是清白無辜的；波斯軍隊的人馬多得就像“海灘上的沙子”，希臘的兵士“穿上了精良的銅甲，帶著兵器躍下船來。”
　　最近，類似這種用“文明的西方”來和“野蠻的東方”比對的方式被賽義德先生稱為 “東方主義”(Orientalism)，因為這種最初的描述和定性分析框定了今天西方人關于東方之民主和專制關系的想像方式。自信的古希臘人認為：波斯在這場薩拉密斯戰爭中深受雅典民主制影響。希臘人不僅發明了民主制度，打敗了東方的蠻橫，而且把“民主 ”、“個人”、“自由”等屬于全人類的新思想傳播到了亞洲。因為波斯的王權“已經崩潰……埋葬在薩拉密斯島上血紅的泥沙里。”全亞細亞的人民不再遵守波斯的王法，不再進貢和不再敬畏，“他們不再保持緘默，暴力的箍制既然松懈了，他們便會自由議論。”美國學者多納德·艾默生(Donald K.Emmerson)先生還指出：冷戰后的西方世界又一次因為前蘇聯的解體而感到了類似希臘人打敗波斯人的勝利喜悅，并相信西方自由民主制將進一步不可阻擋地被東方國家人民學習和接受。
　　但是埃斯庫羅斯在寫作《波斯人》時也保留了西方文化先輩對這個問題的另一種解釋。雖然希臘人稱波斯人是“野蠻人”，但他們也清楚這些云集在自己國境內的將士不是野蠻人，他們有自己的文化，他們的語言像歌聲一樣婉轉，他們有輕飄的長袍和莊重的儀容，他們對于宗教和人生的觀點與希臘完全不同。塞克塞斯的母親、國母阿托薩以哲理化的思維想到：“兩者之中哪一種更壞：有了財富沒有男子，還是有了力量沒有財富 ?”悲劇特意強調了波斯帝國崩潰前人們的焦慮和担憂，以及這場災難性失敗將給波斯人帶去的影響。不僅如信使所說：“這些波斯人正值少年勇敢，他們的門第很高貴，他們對國王最是忠心，卻很恥辱地死在那不光榮的命運之中。”就是驕蠻的國王塞克塞斯也清楚：“惡運打擊了我們，這打擊要經過百世的沉痛啊!”
　　劇情結尾時，塞克塞斯父親的陰魂被歌隊的詠嘆驚醒，一世的幽靈達勒俄斯(亦譯大流士)責備后人不該去打希臘，他預言了波斯的失敗，并勸慰皇太后拿一套“合適的衣服 ”(指新的王袍)去迎接自己的兒子歸來。他還提醒大家，不要輕視自己眼前所有的幸福，而去覬覦別人的財貨，反而毀掉自己巨大的財富。阿托薩也說：“我的夢的確應驗了。不過現在讓我們去做能夠做的事情吧。因為過去的事情已經無法挽回，可是未來的事情我們可以好好考慮。”換言之，睿智的埃斯庫羅斯并不認為失敗后的波斯人一定會接受雅典的新人生觀點，他們自己的“亞洲價值觀”本身就有著足以拯救殘局的知識和力量。況且希臘人與波斯人也分享著許多相似的文化觀念，比如達勒俄斯在回到地下的幽暗里去之前，還說：“長老們，告別了，你們就在患難中也不要忘了朝朝行樂，到死后黃金難買片刻歡。”
　　二、關于“亞洲價值觀”的新加坡與美國論辯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加坡和美國人之間發生了令世人關注的有關“亞洲價值觀 ”的公開論爭。1994年，美國人米歇爾·菲(Michael Fay)在新加坡境內因為破壞公物罪而受新加坡法院判定的四下鞭刑，因為亞洲價值觀里有“嚴懲罪行”這一條。此事不僅引起美國國內輿論大嘩，而且當時正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做訪問學者的美國教授克里斯托弗·林格(Christopher Lingle)指責這種“政治暴力”說：“亞洲缺乏保護個人自由和權力的傳統”，“亞洲人生活在難以忍受的政體下，這種政體以精心設計的制度壓制任何異議，這種政體依賴于惟命是從的法官和腐敗的反對黨。”但令美國學者感到困惑的是：新加坡的確是依靠從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習得的“獨立司法”程序進行管理的。這中間產生的不僅是譏諷，而且說明了彼此間的了解肯定存在失誤。1995年的紐約時報登載了威兼姆·薩樊(William Safair)的文章說：“新加坡政府表現出了歐洲獨裁主義統治的舊俗。”一個星期后，新加坡專門邀請薩樊去新加坡參加面對面的爭論。而薩樊最初拒絕的理由是：他要面對的亞洲本土眾人，早已是地區性種族主義統治獲勝的機構一部分。對于新加坡前總統李光耀先生所說的亞洲價值就是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之前的說法，薩樊說：這也就是說亞洲人更普遍地注定要過分服從，與此相類似的就只有種族主義了。與此同時，李光耀父子還通過新加坡法院起訴英國記者費利浦·布朗寧(Philip Bowring)，要求罚款93萬美元，因為他在一篇文章中稱新加坡是“朝廷政治”。具有諷刺性的是，布朗寧的文章中卻認為亞洲的有些價值觀的確比西方和其他地區更重要，比如“家庭的穩定性”就是最重要的亞洲價值。在這一點上他同意李光耀所說的這是亞洲社會、包括中國、日本、韓國、越南在內的社會中最基礎性的、獨特的價值觀。而在反駁布朗寧的“朝廷”標簽時，李光耀先生也曾同意：亞洲價值并不是都值得稱道的，尤其在不同的亞洲價值之間也有內在沖突，如當親情與美德之間發生沖突時，儒家的標準往往更占上風，即社會穩定高于個人自由，民族利益重于個體私利。而這些說法如果對照一下歐洲中世紀的歷史和文本，則又的確類似西方人曾經歷過的“封建”及“舊俗” 。
　　多納德·艾默生(Donald K.Emmerson)1995年發表在美國《民主雜志》上的論文《新加坡與“亞洲價值觀”論爭》提出：上述爭論的雙方體現了兩種過于明顯的傾向，即“極端東方主義”和“極端世界主義”。前者相信東西方的差別從來就沒有消失過，也永遠不可能彌合這種裂縫。所以亞洲國家要努力地去向世界其他民族說明這些獨特的價值是什么。后者則認為有一個道德的世界模式，為此大家都必須超越民族和文化的差異，起碼承認這個終極目標的實現是有可能和必然的；由于我們正處于“世界道德”這個復雜連續統一體完全實現的途中，所以各個國家現在應該放棄價值觀的純潔性，追求正確性。
　　對于東西方文化是否存在差異以及這種差異的存在方式，多納德·艾默生作了自己的新觀察。他的論文開篇以記錄親身經歷的筆墨談到自己在夜深人靜乘機抵達新加坡后，又乘出租車從機場去市中心。一路上車輛稀少，也不見警察身影。每當駕駛員可能超車時，車的儀表板下就會發出甜美的編鐘聲，并且只有在車速慢下來后才會停止。這樣的裝置在新加坡是每輛出租車必備的。于是就在這編鐘聲時起時伏之際，艾默生先生笑問他的新加坡司機：在這樣的路況下，為什么他從沒有想到把這個提醒車速的音樂裝置暫時斷開一會兒呢?這位異鄉的駕駛員一臉嚴肅的回答：如果他這么做，其他駕駛員也可能跟著這么做，很快每一輛車都會超速行駛，城市就會頻發交通事故；而交通癱瘓時，國家也會陷入無法無天的混亂。
　　從這段逸事中艾默生先生想到，在任何社會，都有一些個體看上去比其他人更重視秩序或更担憂無序。在有的社會中，類似重秩序、貶無序的市民會比其他社會所占的比例更高。如果這樣，則在這兩個社會中描述民主制與個體權力關系的方式也會不同。如果選民們普遍注重個人權力，習慣于有序的社會，就不會在秩序與個人權力之間覺得有什么矛盾或沖突，這個社會的民主制度就不會限制個人的自由；但如果選舉人對此缺乏信心，即懷疑像民主制一樣的社會秩序有可能承受因個人自由權力增加而出現的沖突，這個社會的民主制度就可能削弱個人自由。簡言之，在同樣稱作“現代民主”的社會里，東西方國家人民的價值取向既是完全重合的、也是鮮明區別的。一方面，重視社會秩序并不是一種統一的或奇特的亞洲價值，因為在亞洲的每個具體社會環境中，人們對秩序的方式仍是很不同的。另一方面，在“民主制”概念下，不同國家會以相異的方式強調社會秩序與個人權力間的關系，如有的更強調個體自由、權力，有的則更重視社會秩序和政府管制。這位新加坡駕駛員認同他的政府在他保證不超速的同時，也能夠促使所有其他司機遵守相同的紀法；所以他的價值取向是更傾向于有了政府管理才有社會和諧，必須服從管理。而同時在艾默生先生家鄉美國洛杉磯，與政府相關的個人自由地位就會受到更多的關注。因此，以相對的方式看，民主制在東西方國家是會有不同變種的。
　　在中國一直向西方世界強調自己“中國特色”的同時，關于“亞洲價值觀”的新加坡與美國論辯，也明顯促進了西方學者對所謂“文化沖突”和“文化與民主”等問題的重新認識。東西方價值觀都是從漫長歷史中逐漸形成的，這些已有數千年的價值觀仍在變遷。當我們不能以有說服力的方式解釋我們意識到的文化差異，當這種一般被稱為“東西方價值觀”的差異正有可能破壞和諧的國際關系時，我們就還是要用這種古老的相對方式進行必要的討論，去復活往事、復興傳統，去探究問題之存在方式、內在本質和作用形式，去照亮未來的文化交往大道。
　　三、調查、結果和堅持“亞洲價值觀”的政治動因
　　出于“東西方價值觀差異”的論爭常常沒有就相同的問題進行回答和論辯，而是更多地談它們是否存在、具體內容、以及對這兩個問題涉及的方面進行政治性解說和行為方式描述，所以由托奧芬納斯(F.Trompenaars)主持的一項關于全球商務的調查，就設計了讓38個國家的人們回答同一個問題：有兩個人正在討論個體如何可能促進生活質量的提升。A說：顯然如果個人具有盡可能多的自由和機會去發展他自己，他們的生活質量就一定能因此提升。B說：如果每個個體都能不斷地關心他人的生存，雖然這有可能妨礙個體自身的自由和發展，但每個人的生活就會因此得到改善。請問在你看來，哪一種生活理性一般而言更好?
　　當被調查的具體個人及所屬國家以同意A的回答和多少排序時，其中十分之九的人是西方人、歐洲人或其國家人口主要是歐洲后裔；同意B回答的則有十分之五是亞洲人。新加坡與美國的對比尤為鮮明：79%的美國抽樣贊成A(沒有比這更極端的國家了)，只有50 %的新加坡被調查者認可A。但這個調查既不能證明極端東方主義，也不能支持極端世界主義，因為在印度，重視個人自由和機會的人比在法國還多；在日本和在德國這個比例卻相同，在香港則比瑞士稍多一點。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國家，都有個人主義者和社區主義者。
　　考慮到在重視權威的東方國家，直接詢問人們的社會觀點可能是相當敏感的，為此，戴維·希契科克(D.Hitchcock)在1994年完成了一個題為“亞洲的價值觀與美國，沖突有多大?”的調查報告。他分別在新加坡、吉隆坡、雅加達、曼谷、北京、上海、漢城和東京，私下采訪了131個智囊團專家、公務員、學者、商人、記者、宗教和文化界人士，讓他們從一張列有東西方國家各種道德價值觀的表格上進行14選6的選擇，說明哪些是他們認為在自己國家尤為重要的價值觀。大多數亞洲人選取了在預想中的亞洲位置，即堅持認為社會的穩定在自己國家要比個人自由更重要。在涉及“有序社會”的價值時，東西方國家的人們表現出較大的差異。71%的亞洲被調查者說這對他的同胞而言是最重要的，而只有11%的美國人如此而已。在“重視學習”和“維護集體和諧”的重要性上，亞洲人與美國人的選擇分別是69%和15%、58%和7%；在“個人自由”問題上，亞洲人不像美國人那么重視，差距達32%和82%。但這個問題認識的最大差別仍在新加坡和美國之間，在11個新加坡被調查中沒有一個人認為“個體權力”對他的國民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顯然，調查證明亞洲人中間也存在許多差異，亞洲價值并不是鐵板一塊和絕對的，東西方價值觀同樣也不是完全沖突和彼此對立的。希契科克調查中的泰國人的價值觀念就與美國人幾乎一致。不僅如此，調查發現：在“公務員的責任感”和“多數人裁定”對社會和社會成員十分重要的問題上，亞洲人與美國人的回答大體一致，差別率只有4%和 11%。從這個標準看，則亞洲人更多地把民主制看作是回應公共需求和選擇的程序化體系，而不是強調個人自由和權力在社會秩序和集體和諧之上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解。如果這個差別確實存在，則可以說：亞洲的多數民主制作為一個體系化的管理方式，將會比自由民主制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在亞洲更有光明前途。所以多納德·艾默生先生在引用了希契科克的調查結果后認為：應該爭論的將不再是亞洲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可稱為民主制，而是說這種民主制中的個人自由度最小可能是多少?他的這個設問再次說明西方學者一方面開始承認“民主思想能在亞洲生根就會憑借完全不同的勢力產生效果，而且很可能與美國式民主完全不同的形式”(亨廷頓)，另一方面仍會按照西方自由民主制中最重要的“政府與個體”關系來衡量甚至評判亞洲各國政府的政治價值觀取向。不過他接下來的疑問更有意思：
　　類似的價值觀比較調查也有它的問題，比如被調查者都是匿名的，他們的回答很可能是口是心非的，或者隱約地仍害怕事后會被追查，或者他們對自己周圍的同胞也是不了解的。比如新加坡也完全可能找到另一批觀點不同的可調查對象，新加坡的精英與普通大眾的想法可能十分不同。那些受過西方教育的新加坡精英也可能說：“個體自由和權力”他們自己會行使，而一般民眾則還不會負責任地運用這種神圣權力。不僅如此，即使被調查者的回答可能更自由多樣，由于上述民主之實踐在各個社會的差異，而會使得社會的管理精英傾向于低估其社會基本成員的民主素質和個人能力。由此，新加坡政府有意強調自己與美國政府之間諸多不同的“亞洲價值觀”就可能出于更內在的政治原因。換言之：文化不僅是傳統和習俗，不僅是環境和條件，而且是身份和尊嚴。
　　經常代表新加坡發言的許通美大使在1995年春的斯坦福大學著名的“佩恩講座”中談到：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居高臨下地看待亞洲和其他非西方國家。西方認為自己在經濟、文化和道德上都高于亞洲，亞洲國家也默認了自己的從屬地位。近來，東亞開始反駁。東亞國家反駁西方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幾百年來第一次，東亞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趕上了西方，它們在同一等級上斗法。所以它們已不再認為自己低西方一等。它們要求能從西方那里得到平等的對待。第二，正如考希坎指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平民化意識越來越強烈。它們更愿意把自身經濟上的成功歸因于特殊的傳統和制度。” 第三，東亞國家覺得它們應該有權利做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安排，與它們的歷史、文化和特殊情況相適應。它們并不期待西方認可這些安排，但的確要求西方認識到它們有權利尋找實現自己理想的道路。第四，正像美國前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所說：“今天的美國在號召全民下定決心去解決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時表現出的無能或者說不情愿，腐蝕了它有效行使其國際領導權的能力。”
　　由此不難發現，盡管托奧芬納斯和戴維·希契科克的調查報告都顯示，東西方國家人民分享著許多相同的價值觀和民主意識，東西方文化價值觀的相似部分明顯大于相斥部分；盡管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經濟日益融合、相互依賴和全球化的大環境之中，人們的各種思想和觀念都隨著商業、情報和技術的跨國交流而積極互動；盡管東西方的社會發展方向都是更大程度的相互靠拢而不是彼此沖突，但是，我們還是會必然地面對類似“ 極端亞洲主義”和“極端世界主義”的言論和論爭。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自九十年代以來，不怕國內大眾被新聞披露的國外攻擊言辭混淆了是非，而有意到國際對話舞臺上公開與歐美學者、記者進行一場場論戰，有意強調亞洲價值的確是一種現實而非想象，就是因為他們對亞洲價值的捍衛不僅是一場學術爭論，更是關于未來新加坡政權合法性的政治斗爭。
　　一個新加坡的出租車駕駛員認為其他人可能會犯規，這個想法并不是來自現實經驗而是出自想象，而像他一樣想象的人越多，個體對個體就越不信任，就都只能更相信政府、更重視權威和等級、更認同社會共有意識。而一個美國洛杉磯市的駕駛員不僅比一個新加坡司機更相信個人的自由，也更能想象其他的個體與他一樣是遵紀守法的公民，所以他會把社會和諧的希望主要放在個體權力之上而不是政府的管理之上，他們就會對政府始終抱懷疑態度和警戒心理，就會是獨立性特別強的現代公民。許多調查都發現，在這一點上，即使是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也與美國的這種政治文化保持著較大的差異。而所有民主制社會中的公民所具有的這樣或那樣的想象方式和價值取向都是扎根于特定的國家歷史、民族文化傳統之中的。作為新加坡政府，它必須要不斷加強其公民的“ 那種”價值取向和思考方式，從而有效促進國民的合適行為方式和交往方式，而不是、也不可能移植美國式的公民教育和政治文化。越來越頻繁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學習會使東西方國家在求同存異中合作，但也不會使東西方文化完全靠拢或不分彼此。
　　總之，如同古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對波斯人的描述和當代新加坡出租車駕駛員對社會穩定的理解一樣，每一種文化與其社會成員和社會結構之間都具有一種“價值取向” 關系和相互作用關系，每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與其所依賴的政治文化之間都具有相當程度的集體潛意識和非理性聯系。所以，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尤其是不同政治文化間的主動輸出和相互接受，是誰都無法一廂情愿地預先設定目標的。“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或“亞洲價值觀”的說法在現在和今后都仍將被人們使用，這樣的概念不僅擁有悠久的東西方歷史文化根源，而且也是當代亞洲各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政治對話、理論較量和權力斗爭的一種基本話語模式。我們唯一必須密切關注的問題是：在人們要運用這種話語方式進行國際間政治對話的時候，不應該是為了表達彼此間的敵意，而應該是為了強調各自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的最佳實踐選擇。
浙江社會科學杭州131～134，153G0文化研究潘一禾20022002雖然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說法一直有批評和質疑，但類似的概念依然表達了今天人們對國際關系的某些切身感受。盡管古代的文本和現代的調查都顯示：亞洲和西方國家人民分享著許多相同的價值觀和民主意識；但強調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仍將是當代亞洲各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政治對話、理論較量和權力斗爭的一種基本話語模式。東方與西方/文化差異/政治文化較量作者潘一禾，女，1959年生，浙江大學國際文化學系副教授。(杭州 310027) 作者：浙江社會科學杭州131～134，153G0文化研究潘一禾20022002雖然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說法一直有批評和質疑，但類似的概念依然表達了今天人們對國際關系的某些切身感受。盡管古代的文本和現代的調查都顯示：亞洲和西方國家人民分享著許多相同的價值觀和民主意識；但強調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仍將是當代亞洲各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政治對話、理論較量和權力斗爭的一種基本話語模式。東方與西方/文化差異/政治文化較量

網載 2013-09-10 21: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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