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與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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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全祖望《宋元學案·水心學案》按語說:“乾(道)淳(熙)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yín@①其間,遂稱鼎足。”關于朱熹道學與陸九淵心學以及葉適的永嘉事功學派三者之間的關系,朱、陸的論爭如鵝湖之會等,是人所熟知的,而葉適與朱熹之間的關系,卻一向少人論述。拙著《葉適與永嘉學派》一書曾提出葉適早年與晚年對朱熹道學的態度有所不同,有人則認為葉適一貫反對朱熹,有所質疑。〔1〕因此再抒管見,予以詳細申述,并請批評指正。
   一
  葉適(1150—1223),字正則,學者稱水心先生。南宋時期溫州瑞安(后遷居永嘉人),孝宗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別集》、《習學記言序目》等,是永嘉事功學派的代表人物。朱熹(1130—1200),字元晦,學者尊稱晦翁。徽州婺源人,后遷居福建建安。高宗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著作眾多,是道學派領袖。
  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葉適任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這時朱熹與林栗發生政治學術論爭。先是朱熹與林栗議論北宋邵雍的先大象數不合,林栗斥邵雍“不知而作”, 而朱熹則推崇為“精密微妙”〔2〕。這年,朱熹為丞相周必大推薦,由江西提刑召為兵部郎官,因足疾未能視職,林栗正任兵部侍郎,乘機以政治手段打擊朱熹。參劾朱熹“徒竊張載、程頤之緒余,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3 〕葉適雖不是御史之類的言官,卻上書為朱熹辯護:
  臣窈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暨栗劾奏熹文字傳播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后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至于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富所系,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辯。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傳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往日王淮表里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4〕。
  葉適認為,“謂之道學”是“陰廢正人”的手段,是打擊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稍慕潔修”的士大夫。斗爭結果,林栗貶為泉州知州。朱熹乞祠,除直寶文閣主管嵩山崇福寺。
  紹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病亡,因其子光宗不主持喪禮,引起宮廷政變,趙汝愚與韓chà@②胄擁立光宗次子趙擴為帝,是為寧宗。葉適因參與其事,升為國子司業。不久,趙汝愚進位右丞相,與韓chà@②胄爭權。趙引朱熹自助,將朱由潭州知州、荊湖南路安撫使升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為了打擊韓chà@②胄,在經筵侍講時向寧宗面訴孝宗葬地不吉利,要求改葬。同時,指使門人詹元善(體仁)和葉適到左丞相留正府中爭論此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丁集“考異”條說:
  會治山陵于紹興,朝議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會朝士議于其家。劉(德秀)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則太常少卿詹休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二人方并席交談,扯臂笑語,劉至,顏色頓異。須臾,留相出,詹、葉相顧厲聲而前曰:宜力主張紹興非其地也,……有蔡元定(蔡季通,朱熹大弟子)深于郭氏之學,識見議論無不精到,可決也。
  和葉適一起去相府的詹元善體仁,是葉適早在太常寺的同事兼好友。葉適《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③shí)公墓志銘》說:“余昔與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續炬縱語。”這位詹元善體仁又名張體仁,是個道學觀點極端頑強的人士。淳熙十三年陳亮與朱熹進行“王霸義利之辯”時,陳亮《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中說:“比見陳一之國錄說:張體仁太博為門下士,每談亮與門下書,則怒發沖冠,以為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為怪人,輒舍座不與共坐。”〔5〕
  這兩次政治斗爭,葉適都站在朱熹這邊,而且和張體仁這樣一個道學觀點非常頑強的人“續炬縱談”、“扯臂笑語”,可見葉適和朱熹等道學人士的關系是親密的。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葉適走上仕途,有賴道學人士的提攜;葉適的學術思想,則源出于洛學,與朱熹等道學人士同一淵源。葉適之發解和參加省試,均得道學人士呂祖謙的照拂,〔6 〕高中進士第二名,走上仕途。
  在學術思想淵源上,永嘉學派源出于程頤的洛學。葉適最密切的友人是陳傅良。陳傅良(1137—1203)字君舉,學者稱止齋先生。溫州瑞安縣人。他是同郡薛季宣、鄭伯熊的學生。薛季宣是永嘉事功學派的創始人,但其學出于程門弟子袁溉。陳亮說:“吾友陳傅良君舉為余言:‘薛季宣士隆(亦作士龍)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袁溉之宇)者游,道沽蓋及事伊川’”。〔7〕鄭伯熊則私淑于北宋周行己, 周行己是程頤早期的學生,是個將伊洛之學傳播于溫州的學者。鄭氏在南宋前期洛學受壓時,亦曾“首雕程氏書于閩中”,〔8〕因此, 葉適的學術淵源與朱熹是相同的,朱熹是程頤再傳弟子李侗的門人。
  同時,葉適青年時期在金華一帶“游學”,又曾受教于呂祖謙。葉適《月谷》詩云:“昔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9〕。 以后,曾多次寫信向呂氏請益。《葉適集》中今天雖只保存給呂氏的一封信,但也可見端倪。葉適《與呂丈書》說:“去冬之書,輒自陳道。大抵以乍出坑谷,忽見天地日月,不覺欣躍驚詫,過于高快。自接報赧,蓋用力其間,乃知天地盡大,日月盡明,緝熙工夫無有窮已……向時平實之語,乃今始知味矣。更惟有以進之,不勝yóng@④俟。〔10〕這說明葉適是受過呂祖謙較深影響的。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學者稱東萊先生,婺州金華縣人,他是與朱熹、張@⑤齊名的道學家,他曾和朱熹合著《近思錄》,幫助朱熹寫作《伊洛淵源錄》。
  由上述這些因素可知,葉適早年既是朱熹、趙汝愚政治集團中人士,思想上又受到洛學的較深影響,這在他學術思想上也有所反映。例如二程(程顥、程頤)和朱熹非常尊崇《大學》、《中庸》,將《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并稱為《四書》(或稱《四子》),使與《五經》并列。朱熹說:“《四子》,《六經》之階梯”〔11〕。葉適當時也很推崇《大學》和《中庸》。他說“《大學》之說備矣,始止于善,終明于德,不待外物而自為正。……孔氏沒百有余年,子思、孟軻繼之,其說自親親敬長之心達之于天下,雖匹夫匹婦可以能行焉,而不若此其備也。”〔12〕這些話完全像個道學家的口吻,也說明葉適早年并未擺脫洛學的影響。
  最近筆者撰成《葉適年譜》承鄧廣銘先生賜寄《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下簡稱《文粹》)的葉適三篇佚文中有關“道”和“物”、“知”和“學”的觀點,與葉適晚年所寫文章的觀點有所不同,可以窺知葉適早年思想與朱熹道學思想的有其近似之處。
  《文粹》一書,據鄧廣銘先生考證,當刊刻于葉適死后的理宗在位之后期。〔13〕此時,理學如日中天,極為興盛。所以書商刊刻《文粹》,亦選一些與理學思想相近似的葉適文章。這倒便于使我們知道這三篇佚文是葉適早年的作品,更可證明他早年仍未能擺脫呂祖謙、鄭伯熊的影響。
  如三篇佚文中之《君子學道則愛人》,葉適有“道超于形器而備于全體”一語,這和他晚年的“物之所在,道則在焉”〔14〕有些不同。永嘉學派自薛季宣提出“道則常存于形器之內”后,〔15〕他的學生陳傅良繼承了這一觀點,認為“器便有道,不是兩樣”。〔16〕葉適晚年是服膺并堅持薛、陳這一“道在形器之內”的觀點的。
  又如知和學的問題,葉適晚年強調學而知之,反對二程、朱熹的“圣人生而知之”的說法。葉適在晚年所寫的《葉嶺山房記》中說:“夫書不足以合變,而材之高下無與于書,此為不知書者言也。使誠知之,則非書無以合變,而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系焉。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于圣,以是書也”。〔17〕他認為人的才能高下決定于教育。可是這三篇佚文中之《夫子毋意必固我》,就有“雖圣人生知天縱,其于道體不假修為,至其積習成德。或者私念入以為主,則亦有專精固滯之病隨之。圣人之心,廣大無物,顧以是病窒于其中,求其合彼我一涂而廓然于大同之域亦且難矣,而況學者之去圣人,等倫相絕之甚”,這里承認“圣人生知天縱”、“學者之去圣人,等倫相絕之甚”,與上面晚年所說“其高有至于圣,以是書也”,就有所不同。可見葉適早年思想是有與朱熹道學思想相通之處。
  可是,事實是錯綜復雜的。年長葉適20歲的朱熹,門戶之見森嚴,他始終認為葉適思想與他有某些分歧之處。早在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在答陳亮的一封信中談到葉適,“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18〕紹熙五年(1190)葉適在荊州任湖北安撫司參議時,因閑暇無事,讀佛經數千卷,其間曾致書與朱熹,朱熹答書說:
  ……世衰道微,以學為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矣。而吾黨之為學者,又皆草率茍簡,未曾略識道理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摶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胡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瑰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辯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19〕
  葉適致朱熹書,因己失佚,無法知其究竟,但葉適在同年十一月為友人范仲藝所作《覺齋記》,似可見葉適之意是:“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20〕朱熹雖是援佛入儒,又是辟佛的,所以對葉適來書所說“(佛教)本不能與治道相亂”,表示不安。而此信值得注意的是“吾黨之為學者”。這表明朱熹承認葉適是“吾黨”之人,不過論說稍有分歧爾。所以南宋時學者大都認為葉適與朱熹“猶是同中之異”。 〔21〕
   二
  葉適批判、反對朱熹理學是在他的晚年,也就是59歲罷官回到永嘉之后。這時葉適經過長期的社會政治實踐和悉心研究經史之后,認識到道學的錯誤,并使自己的事功思想體系正式形成。因葉適少年家道貧寒,16歲就在溫州樂清縣白石小學塾教授童蒙,20多歲“游學”婺州,以謀生計。到他29歲考中進士,家庭和個人生活才免受凍餒。丁憂服滿后于32歲出仕,59歲罷官回永嘉,中間還有兩次貶斥和大病,他的前半生可說憂患頻仍,實無暇專心讀書。直到他晚年回永嘉老家后,才“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于五季,以呂氏《文鑒》(即《宋文鑒》)終焉”〔22〕。寫了《習學記言序目》,開始對道學作深入的批判。所以,這部《習學記言》被南宋后期道學家真德秀目為“此非記言,乃放言也”〔23〕,認為是狂妄的言論。
  葉適晚年對道學的態度大大改變了。他在《答吳明輔書》中說:
  垂諭道學名實真偽之說。《書》……言學修而后道積也。《詩》……言學明而后德顯也。皆以學致道,而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24〕
  從此信可以看出葉適晚年對朱熹道學的態度和早年有所不同。過去他認為道學之名,“鄭丙倡之,陳賈和之”,意在“陰廢正人”,打擊“稍慕潔修”的士大夫。現在知道是實創自朱熹等道學家自己,意謂自己是繼承孔孟道統,故能以道致學。他批評朱熹這種說法不合于古代圣賢以學致道的本旨。
  葉適晚年反對朱熹道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二:
  一、經過長期的社會政治實踐和參加開禧北伐后,政治關系上與道學集團逐漸疏遠。
  葉適是一貫主張抗金的愛國學者。早在淳熙十四年任太學博士時,曾向孝宗上書說:“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指徽宗、欽宗被俘死在金國)未報,故疆之半未復。”〔25〕朱熹早年也主張抗金,但以后卻逐漸消沉忘卻復仇之義了。朱熹向孝宗所上的《戊申封事》提到當前六項急務,唯獨沒有講到抗金和恢復失地。反說:“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26〕而葉適則始終主張抵抗外侮,在晚年的《習學記言序目》中還說:“今日存亡之勢,在外而不在內。”〔27〕正確地認識到在當時形勢下,只有認真做好抗戰準備工作,恢復中原,才能救北方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也能減卻南方人民向金貢納歲幣之苦。
  嘉泰元年(1201)韓chà@②胄籌劃北伐,為了團結朝野人士,“偽學”黨禁開始松動,葉適被任為湖南轉運判官,他大病初痊,即赴長沙上任。次年黨禁正式解除,過去因偽學罷官的,一律官復原職,已死者追贈原官。朱熹已于慶元六年(1200)病死,亦追贈原官。葉適改任泉州知州,因葉適向有“大仇未復之言”,很受韓chà@②胄重視,不久即升任兵部侍郎,開禧二年四月改任吏部侍郎。這場北伐戰爭初期獲勝,后因四川吳曦叛變,宋軍失利。同年六月,金兵進犯淮南,長江下游地區告急。葉適雖然不同意韓chà@②胄草率用兵,曾提出“備成而后動,守定而后戰”的戰略方針,不為韓chà@②胄采納。但大局危急,葉適帶病出任建康府(今南京市)知府兼沿江制置使,負責長江下游防務。這期間,金兵前鋒一度進抵建康北岸,城中震動。葉適沉著處置,一面妥善安頓難民,一面招募健兒配合官兵進行夜間偷營劫寨,終于迫使金兵北轍。接著他改兼江淮制置使,在江北建立堡塢多處,安輯流民,屏障建康,對南宋國防作出重大貢獻。
  這年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勾結皇后楊氏和皇子趙@⑥等人,陰謀殺害了韓chà@②胄,向金求和,使開禧北伐以失敗告終。史彌遠為鞏固自己權勢,保持茍安局面,將大批支持北伐的愛國官員予以罷官或放逐,葉適亦被免職。同時,則大批引用道學人士,道學大盛。朱熹贈官賜謚,配享孔廟,這些都說明葉適后期在政治上與道學集團關系疏遠,彼此政治立場有所不同了。
  二、注重事功的永嘉學派和強調義理的道學派的對立,終使葉適晚年批判道學思想。
  上面講過,朱熹是崇奉邵雍的《易》學象數之學的。其學出于北宋建國初年的方士陳摶,陳得道家修煉之圖,創為太極、無極、河圖、洛書、先天、后天等說。周敦頤因其說而稍變易之,著《太極圖說》。邵雍精于數又稍變易之,著《皇極經世書》。朱熹著作《周易本義》,篇首冠有九圖,又作《易學啟蒙》,說明圖書之義。他認為“圣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28〕葉適對朱熹等奉為“宗旨秘義”的“太極”提出批評說:
  “易有太極”,近世學者以為宗旨秘義。按卦所象唯八物,推八物之義為乾、坤、艮、巽、坎、離、震、兌,孔子以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徽兆往往卦義所未及。……獨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也?……傳《易》者將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為太極以駭異后學,后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又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則文淺而義陋矣。〔29〕
  這里,葉適指出朱熹等道學人士所謂淵源于《易》的“太極”,是孔子著作中沒有的,是杜撰。并認為道學人士將《易》作為孔子所著,本身就有錯誤。他說:“言‘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亦無明據。《論語》但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已。’《易》學之成與其講論問答,乃無所見,所謂《彖》、《象》、《系辭》作于孔氏者,亦未敢從也”。〔30〕今天,《十翼》非孔子所作,已成定論,歷史證明葉適之說是正確的。
  葉適早年對朱熹、二程是尊敬的,可是晚年則直斥二程之說為非。例如《習學記言序目》中《禮記·大學》說:“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yuē@⑦不逾,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疑程氏之言亦非也。”
  二程、朱熹為了使自己心性之說得到正統地位,他們利用唐代韓愈、李翱等人所創造的道統說,加以修改,謂古代圣賢之道,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遞傳至孔子,孔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二程吹噓自己兄弟得孟子之傳。朱熹則在孔子與子思之間加進曾子,并自謂繼承二程之學。他們利用道統說的目的,以正統自居,借此作為排斥其他儒家學派的手段。葉適則明白指出:“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31〕道學家主張曾子傳孔子之道,其依據是曾子以忠恕釋孔子一貫之道(《論語·里仁》),及臨死對孟敬子言君子所貴之道(論語·泰伯》)。葉適認為曾子重內輕外,執精略粗,于孔子一貫之道不合。他說:“余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為忠恕,……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為準也。”〔32〕又說:“按曾子歿后,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為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為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不可也。”〔33〕葉適的批評確是合情合理的。
  最后,葉適認識到道學的心性之說很多來自佛學思想。葉適揭露二程將佛學思想引入儒學說:“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儒釋并駕,異端會同。其間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敦頤)、張(載)、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佛、老甚久……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34〕朱熹也是吸取佛學思想來豐富自己的心性之說的。他承認:“某于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35〕所以佛教學說對他影響頗大。他的《伊洛淵源錄》就是仿照真宗時編寫的禪宗史《景德傳燈錄》寫的。
  葉適認為二程、朱熹授佛入儒的做法,是混亂了儒學的本旨。他說:“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為異教而已,久而遂與圣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又自同于佛者,知不足以兩明而學失之略也”。〔36〕指責二程、朱援佛入儒的做法是“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也。”
  在南宋洛學盛行之時,葉適早年在思想上受其影響,在政治上有過聯系,因此彼此思想有近似之處,這是事實。但經過一個較長時間的政治實踐和悉心研究經史,終于在政治上彼此疏遠,在思想上認識到道學的錯誤及危害。葉適晚年對道學所作的批判,深中其弊,誠如現代經學史家周子同先生在《朱熹與當代學派》中說:“按初期浙學,如陳亮之粗疏,陸傅良之醇恪,其功力與辨難,自非朱熹之敵。但自葉適之《習學記言》出,不僅與朱、陸二派鼎足而三,而且有將破壞朱氏全部哲學之勢。”〔37〕這是中肯之談。*
  注釋:
  〔1〕何雋:《葉適與道統》,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六屆年會論文,第17頁。
  〔2〕《朱子大全》卷三七《答林黃中》書。
  〔3〕《宋史》卷三九四《林栗傳》,同書卷四三四《葉適傳》。
  〔4〕《水心文集》卷二《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5〕《陳亮集》增訂本卷二八(下列《陳亮集》增訂本, 均省去“增訂本”三字)。
  〔6〕《陳亮集》卷二七《與呂伯恭正字書》:“廷@⑤揭榜, 正則(葉適)、居厚(徐元德)、道甫(王自中)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己知其如此。……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后,非公孰能挈成之。”
  〔7〕《陳亮集》卷二三《伊洛禮書補亡序》。
  〔8〕《攻kuì@⑧集》卷九五《陳傅良神道碑》。
  〔9〕《葉適集》卷六。明招山在婺州武義縣, 呂祖謙曾在此教授生徒。
  〔10〕《葉適集·水心文集》卷二七。
  〔11〕《朱子語類》卷一○五。
  〔12〕《葉適集·水心別集》卷七《進卷·大學》。
  〔13〕《陳亮集》卷首《陳龍川文集版本考》。
  〔14〕《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皇朝文鑒一·四言詩》。
  〔15〕《浪語集》卷二三《答陳同父書》。
  〔16〕轉引于《朱子語類》卷一二○。
  〔17〕《葉適集·水心文集》卷十。
  〔18〕《朱子大全》文三六《答陳同父》(第七書)。
  〔19〕同書之五六《答葉正則》(第四書)
  〔20〕《葉適集·水心文集》卷九。
  〔21〕劉克莊:《后村大全集》卷九四《趙虛齋注莊子內篇序》。
  〔22〕《習學記言序目》附錄孫之弘序。
  〔23〕《四朝聞見錄》甲集《宏詞》。
  〔24〕《葉適集·水心文集》卷二十。
  〔25〕《葉適集·水心別集》卷十五《上殿札子》。
  〔26〕《朱子大全》文十一。
  〔27〕《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三《唐書六·列傳》。
  〔28〕《朱子語類》卷九四。
  〔29〕《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周易四·系辭上》。
  〔30〕同書卷三《周易三·上下經總論》。
  〔31〕〔34〕同書卷四九《皇朝文鑒三》。
  〔32〕〔33〕同書卷十三《論語》。
  〔35〕《朱子大全》文三十《答汪尚書》(第二書)。
  〔36〕《葉適集·水心文集》卷九《李氏中洲記》。
  〔37〕《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朱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179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齒右加斤
   @②原字為亻右加宅
   @③原字為氵右加是
   @④原字為禺右加頁
   @⑤原字為木右加式
   @⑥原字為日右加嚴
   @⑦原字為矢右加艸下加隹再加又
   @⑧原字為女右加鬼
  
  
  
杭州師范學院學報8-13B5中國哲學周夢江19971997 作者:杭州師范學院學報8-13B5中國哲學周夢江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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