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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 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01(2006)02-0092-05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領域中，魯迅研究的價值與影響堪稱是學術尖端，它往往集中了一個時代、一代人的思想意識和藝術規則。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幾乎都研究或涉足過魯迅的世界，經過幾十年的思想積淀，關于魯迅思想價值和歷史地位的評價已成為一種思想定勢。這一方面是受當年毛澤東對魯迅所作出的著名評價的影響，一方面也是由于魯迅思想所具有的時代超越性所決定的。于是，在一段歷史時期內，魯迅已成為中國思想和文化動向的標志，在人們的意識之中已形成了一種相對固定了的魯迅印象。
　　新世紀的到來，不僅僅是時間上的轉換，更是一種時代和思想的轉換。一個時代的結束往往標志著一種價值體系的淡化或者解體。在世紀之交，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幾乎成為所有領域一個共同的話題。在對魯迅的思想價值和歷史地位的評價中也呈現出少有的眾聲喧嘩的局面，對魯迅形象與思想的研究出現了多元化和個性化的傾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視角下，學界和民間都出現了對魯迅個人品格和思想價值進行質疑的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打破了以往所謂的大師等于完美的固定模式，對重新認定魯迅的價值是有意義的，更增強了魯迅研究和評價超越單一政治的個人化思考，但同時也出現了對魯迅形象、魯迅精神及價值的根本性懷疑。
　　人們對于魯迅思想價值和歷史地位的懷疑和貶損主要是從如下幾方面來進行的。第一，從文化觀念、心理個性乃至人格境界諸方面直接對魯迅的人文價值產生懷疑，將其視為文化激進主義的主要代表而進行或明或暗的批判；第二，從一種功利性的實用主義觀點出發，淡化魯迅反傳統的整體性、根本性特征，極力尋找魯迅文化選擇中肯定傳統文化的枝微末節，塑造所謂文化折中論的典范；第三，以高揚當年魯迅思想對立面的一些國學家的方式來暗示魯迅的文化批判和社會批評的偏頗與失誤，從而達到否定魯迅文化選擇和新文化方向的目的。例如，對“學衡派”、梁實秋、周作人、辜鴻銘等人的重新評價便包含有這種明確的否定意義。
　　1999年，《北京文學》雜志主持的對56位新一代作家(大都出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代表人物為朱文、韓東、于堅等)的問卷調查中，對于魯迅對自己創作的影響問題，被調查者幾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沒有影響或者影響不大；2000年《收獲》雜志開辟《走近魯迅》專欄，發表了馮驥才的《魯迅的“功”與“過”》，王朔的《我看魯迅》，林語堂的《悼魯迅》等三篇文章，從歷史與現實的不同角度提出對魯迅價值的質疑；1999年，青年學者葛紅兵在《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中，提出了魯迅的個人道德人格的問題[1]；2000年，作家王朔撰文否定魯迅的文學成就，同時批評了“吃魯迅飯”的人，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與此同時，大眾傳媒特別是網絡中對于魯迅貶損的言論則更加直接。有的人在帖子中明確提出“打倒魯迅”的口號，有人甚至提出魯迅對于傳統的批判是中華民族災難的一個根源，因此，中華民族的復興，必須從否定“五四”、打倒魯迅的神話開始[4]。眾聲喧嘩，不一而足，這是一種過去少見的魯迅研究多元化的傾向。這一方面表明了這些研究者對于魯迅強烈的批判意識的繼承，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這正是因為中國歷史上對魯迅思想價值和歷史定位的單一性所導致的反彈效果。
　　對于這種思想潮流，社會和學界也紛紛作出了回應。但是更多的是來自于政治上的捍衛和地位的維護，因此論戰和保衛的色彩過重，往往有情緒化因素，缺少從學理上進行系統的辨析。有的人對“重評魯迅”反應過于強烈，把一種思想和學術之爭看作是兩個政治思想陣營的斗爭，從而使討論有了更多的政治性和情緒化因素，相反進一步造成了人們對于魯迅的接受心理障礙。
　　縱觀世紀之交對魯迅的研究的狀況，顯現出從未有過的眾說紛紜乃至針鋒相對的態勢，這本身也表明當下中國學術界有著比以往更寬松的思想氛圍，更表明魯迅研究者主體意識的覺醒，人們更多的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頭腦思考社會，思考魯迅，打破了以往政治思想一元化的思維慣性，無論偏頗和激烈都表明當下對魯迅的別樣的關注。
　　這種對于魯迅研究的個人化理解，最終使其思想價值和歷史地位呈現一種灰色化的傾向。研究者多是從文化觀念、個人性格、心理特征的角度來尋找魯迅世界的陰暗面的，他們意在證明魯迅并不那么崇高，努力在說明“魯迅是人不是神”。從回顧歷史當中我們也能感受到，中國的作家沒有一個像魯迅這樣一直是生前身后罵聲不斷的。比如1930年代的右翼文人梁實秋、陳西瀅、徐志摩罵他太激進；左翼文人罵他太守舊，是“封建主義法西斯、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
　　就具體的歷史人物而言，這種個體化、灰色化的理解是對過去所謂的神化魯迅的一個反駁，在某些方面它能夠深化對魯迅本體的研究。不可否認，人們逆反心理的存在也是改變魯迅印象和價值的一個基本動因，因為矯枉過正往往是社會思想發展的一般規律。魯迅形象的個人化、灰色化傾向是中國政治生活中長期以來神話魯迅造成的后果。如前所述，一個時代的結束往往標志著一個價值體系的解體，而主流的價值體系和民間的價值體系之間已經出現了悖反狀態。
　　作為一種學術研究，應該把魯迅作為一個客觀對象，學術研究應該是對研究對象的意義與價值的探索過程，在研究中也可能出現多元化的結論，但是，長期以來，在體制文化的需求和制約下，“魯迅學”成為了一種單純的“學魯迅”的政治運動。這種政治運動是思想先行，結論是事先被確定的，只能表達對最高權政治權威關于魯迅思想性格的評價的體會。這種狀況在“文革”時期最為典型，無論什么運動都可以從魯迅那里找到依據，比如“反潮流”、“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批林批孔”等等。這樣就導致了魯迅研究的庸俗化，其實是在用時事來確定目的，用政治來約束思想。正是在這種思想的長期作用下，最終使“魯迅學”變成了“學魯迅”的群眾運動，使魯迅的形象和思想臉譜化、絕對化、單一化。而“學魯迅”又可能變成“玩魯迅”，把魯迅完全當作了任意捏弄的政治工具，變成了“泥人魯迅”。
　　在當下許多青年人的眼中，之所以看不到魯迅世界的無比豐富性，不再認同魯迅思想的當代意義，使其作為經典化思想的真正價值被遮蔽，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長期以來魯迅形象的單一化和絕對化。人們看到的只是左右對立、黑白對立、正反對立的政治化的符號，魯迅的思想隨著時代的變化不斷地被肢解被閹割，寶貴的思想精髓被當作了庸俗化的工具而不斷被政治集團所利用。直到20世紀90年代，在我國中學語文教科書上，被入選的魯迅文章篇目以及中學老師對文章的講解仍然繼續著臉譜化、極端化、單一化的魯迅形象。學生們按照教學大綱的規定、教參書上的解釋、考試題目的誘導，仍然以單一的階級分析的方式去理解一個早已被預定和認定了的魯迅，使大家對中學教育下的魯迅具有這樣一種情感經歷：崇敬——疏遠——畏懼——反感，造成青年。人比較強烈的逆反心理。對此，時代政治是應當承担責任的，同樣，政治時代的魯迅研究者更應該承當這個責任。半個世紀以來魯迅研究的這種造神運動，使魯迅由人變成了神，又由神變成了鬼，而我們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學魯迅”變成“魯迅學”，把“神”和“鬼”變成“人”。在彰顯魯迅的思想意義的同時，堅持一種學術理性。
　　應該說不能完全否認當下個人化的理解對魯迅研究的深化意義，應該看到，魯迅作為一個人，就一定應該有人的弱點，在還原學術理性的評論當中，把魯迅作為一個人可以看到人性的全部豐富性和復雜性，應該使魯迅從神壇走向人間，在把魯迅作為人的研究中，能看到血肉之軀的魯迅世界中的潛意識、情感之謎、生活細節、思想個性等，能夠發現魯迅作為人的真實的一面。既看到魯迅以往令人敬畏的崇高形象，又能感受到其可近、可愛的“真的人”形象。堅守學術理性狀態下的魯迅研究能夠打開魯迅真實的心靈之窗，這就會使魯迅形象更加完整和生動，也更加具有感染力。魯迅的思想是特立獨行，自由而富于個性的。他的“掊物質而張精神”、“任個人而排眾數”的精神，他努力打破的是中國封建政體重“禮”輕人的政治強權意識和重視群體輕視個性的道德奴化意識。專制政治強權下的綱常倫理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一般思想狀態和文化特征，幾千年來滲透于社會的精神領域，主宰著處于社會倫理秩序下的個體的人的行為、思想、言語。魯迅的存在意在昭示國人擺脫封建政體及傳統文化對人的生命和精神的束縛，其思想體現出最徹底、最清醒的現代精英啟蒙意識。魯迅這一最顯著的文化思想特征與傳統的文化強權勢力構成了本質性的沖突。而在這沖突中顯示了他的獨立不倚的自由精神和人格操守，以及“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的勇氣。魯迅不遺余力的戳穿一切謊言，無情地把他看到的真實呈現在人們面前，不管這真實如何令人沮喪，也不管為戳穿和實現這一切他要承受多大的壓力和危險。他堅守知識分子立場和啟蒙思想的價值追求，這也是人類的解放和獨立自由的精神。魯迅在審視民族的國民性痼疾的同時也自覺、自省、自剖的審視自己，文中往往帶有“擇心自食”的靈魂拷問，深刻的自我發現和嚴酷的自我審視以及強烈的自我超越意識，正是當下學人稀缺的精神品質和人格。
　　但是，以搜尋魯迅的人性弱點為目的的魯迅評價，可能會帶來對魯迅隨意性的貶損，會造成本來對魯迅形象就有逆反心理的當下青年與魯迅之間更大的隔膜。當下一些個體化的理解傾向，是以否定魯迅核心思想價值作為前提的，由魯迅“是人不是神”走向魯迅“是鬼不是人”。這個負面影響不能忽視，在當下特殊的文化環境下，必須回歸學術理性，堅持對魯迅思想意義的經典化的理解。
　　其實，任何一位魯迅研究者的研究都是在試圖從不同方面努力與魯迅溝通對話，意在找到自己所認定的魯迅的真實的形象。魯迅研究者們對于魯迅的認識大致表現在兩種思想傾向上：一種是從中國社會發展的角度，在研究魯迅的過程中，尋找魯迅對中國文化轉型和發展的有用資源，意在突出魯迅的經典性的重要價值；另一種是從個體人格評價的角度，探究魯迅作為普通人可能具有的思想、性格、品格方面的弱點。但是，可以看出后一種傾向大都是以否定和貶低魯迅及魯迅思想價值為前提的，是個人對于魯迅的個體化的理解，這種對魯迅形象與思想的消解與灰色化傾向不容忽視。
　　就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評價魯迅，經典化的理解魯迅的思想意義，是當下社會的現實需要和實現魯迅思想價值的有效方式。在閱讀魯迅之后，再閱讀我們的時代就會越來越發現魯迅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所謂的經典就是當一種思想觀念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長時期的適應性之后不會因為時代的變化而發生價值的變化，它突出的特點是長期的適應性和思想的超越性。經典的作家之所以成為經典的作家，就是因為他的作品具有超越時代的思想意義和審美價值。單純的負面的個體化理解的結果是對魯迅思想人格的懷疑，使魯迅喪失歷史批判的真實性和現實批判的合理性[2]，單純以魯迅的弱點作為研究魯迅的出發點，這樣的否定和批判就會導致魯迅真實思想價值的浪費，產生對魯迅思想價值的疑問就在所難免。
　　應該看到魯迅不僅僅是普通人，還是一個偉大的文化巨人，他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或者說在發現魯迅人格弱點的同時，更應該看到他是具有核心思想價值的文化巨人，一味地把二者對立，就會導致其歷史批判和現實批判權利的喪失。個體化的理解忽視了魯迅形象在當代青年中的灰色化的傾向，使青年與魯迅本來的間隔更加擴大化，使當下青年對于崇高和偉大的信任危機擴大化。個體化的理解魯迅忽略了當下社會現實與魯迅思想的對應關系，忽略了魯迅思想的核心經典價值。還原魯迅應該在一種學術理性的前提下，應該和我們當下所處的現實聯系在一起。還原魯迅是魯迅研究應該完成的內容和過程，還原的結果是不背離魯迅的思想主體，但當下以關注魯迅弱點為還原的支點，這樣的個體化理解是忽略了當下社會的現實和魯迅思想的對應關系的。任何學術研究的目的都是要追究當下的意義，如果不具有當下的意義，還原也沒有意義。在研究魯迅的過程中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確認魯迅思想與當下社會思想的關聯性。
　　筆者在以前的相關文章中，曾經做過如下的判斷：從學術價值的社會化過程來說，某種程度的神話魯迅，對當下中國社會與文化環境的迫切需要來說，是有一定的意義的。[2] 因為魯迅的核心思想和當下的社會文化現狀有十分確實的適應性，應該進一步把魯迅思想的價值增值、提升、擴大，達到彰顯魯迅核心思想價值的目的。我們必須把魯迅思想價值的高度概括性和它長期的適應性以及產生的超越性作為一種經典性的價值，這才是我們當下研究魯迅最迫切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借魯迅來言說我們的時代和我們自己。魯迅的思想已經具有的經典性，對當下的現實中國有高度的預見性和概括性、適應性，成為永久性的思想范疇[3]。魯迅是偉大的智者。他的眼睛總能洞察穿透一切，一切虛偽、奸刁、麻木、愚昧、卑鄙、奴性、茍且都逃不脫他的目光，他的見解總是十分精到，他的感受總是至為深刻，他對社會人生和國民性的分析總是入木三分，正因為他對人、社會和人生看得過于透辟，能見人所未見，察人所未察，遠遠超于一般人的洞察力，所以比一般人更絕望、更痛苦，但這是智慧的痛苦。阿Q的形象之所以有跨越時空的思想容量和藝術包容力，正是因為他是國民缺乏健全的自我意識的典型，這就是“表現在國民精神意識上對自我價值判斷的模糊不清，其根源就是對現實生存環境缺乏理性的認知和深切的感悟，用精神上的虛假的勝利來掩飾現實中實際的挫敗，以獲得心理上的暫時平衡和滿足”[3]，也即“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其實質是在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中，當人處于劣敗地位時消極承担人生苦難的一種思想精神的麻痹方式，這就是真正的平等意識的缺失和自我意識的麻痹，這非但不是健全的民族應有的健全的自我意識，而且更是一個民族不能立足于世界的根本。我知故我在，這是最清醒、最徹底、最具現代性意識的思想經典。魯迅對中國幾千年以來封建專制統治的歷史，尤其是對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百余年間殖民文化的影響的反思，對國民性的現狀進行歷史的分析之后，使魯迅的思想極具深邃的洞察力和鮮明的現代性。
　　對中國當下種種弊端而言，在閱讀魯迅再閱讀時代的同時，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魯迅當年的思想，對中國當下的社會和人們的觀念，具有奇妙的“橫移作用”，當下中國的許多正是魯迅當年所指，我們能看到魯迅當年批判的現實就活在今天，他就在言說我們身邊的事，這更證明了所說的經典作家所具有的高度預見性、洞察力和概括性，這也是經典作家所具有的最起碼的思想素質。魯迅的生命完結于20世紀，魯迅的思想仍活在21世紀。時間對于我們中國社會、民族來說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時間雖改變，觀念卻依舊，我們對中國文化轉型和國民性改造的遲滯和緩慢感到悲哀，尤其是我們國民的思想觀念，很多都在歷史的循環當中，我們發現魯迅當年的思想批判和當下中國現實有高度的一致性，我們不禁為魯迅思想恒久的生命力而感嘆。
　　魯迅思想對當代中國社會和處在特定文化境遇中的中國人具有現代的精神啟迪。這些精神文化價值之所以在當下中國具有特殊的意義，就在于這些精神價值在中國曾受到最大的摧毀和壓迫，中國的知識分子正是在強大的政治權勢的壓迫下喪失了這些精神品質的。今天我們在反思這段痛苦的歷史記憶的時候，才痛心地感到這些精神價值的喪失所帶來的思想荒蕪。當20世紀80年代知識界重讀魯迅的熱潮出現，無疑是帶著對自身和時代的懺悔和反思的，知識界的許多人都在魯迅先生面前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他們在魯迅身上看到中國知識界永遠不可或缺的精神價值和極為稀缺的精神資源。
　　魯迅思想的經典價值就在于他曾提出的對社會發展有至關重要意義的課題，而很多課題尚未在中國歷史和現實中得以實現。比如他一生中追求的思想啟蒙，改造國民性的課題，他為了“揭示社會的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形成了魯迅的人學思想——立人思想。因為魯迅意識到了國民性有很多劣根，要改造國民劣根性，魯迅提出了“致人性于全”即人的全面發展的主張，使中國人成為“真的人”和“世界人”，這是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基本出發點和目的。“致人性于全”的主張是魯迅思想的核心，他把立人分為思想變革和社會變革。應該看到，思想的變革和社會的變革并不一定是同步的，社會政治上的勝利并不等于文化的成功，文化的變革是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所以我們所處的轉型期正是這個過程中。再比如魯迅的“拿來主義”的文化思想命題，強調的是文化的“拿來”，是借鑒過程中做出的自然選擇，這對我們今天在文化建設中具有實際的啟示作用。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我們一直過多的糾纏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對立性本質，卻忽略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都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我們在感嘆魯迅關于當代人類文化多元一體論思想的經典性的同時，我們也企盼這種精神導引能減少文化接受和文化沖突過程中的異己心理，渴望當下政治權威和文化權威在文化多元而同一的認識論的基礎上做出明智的選擇。文化多元而一體性亦即文化的全人類性才是理解和創造中國文化時代的必由之路，這正是魯迅思想超越時代的現實體現。再比如魯迅著名的“一切都是中間物”的命題，具有形而上的哲學意蘊。無論人和社會的個體或者局部都是發展著的“中間物”，是無數社會進程鏈條中的一環，它表明的是自然和社會的演化過程，也表明人類的思維方式和人的人格精神的演化過程。任何社會的發展都是一個過程，人也是過程中的匆匆過客，一切都在過程中發生。這體現出魯迅思想的成熟性和思維的穩定性，這樣的思想不會因時代社會的動蕩而搖擺不定。而“一切都是中間物”從道德人格上來說，魯迅強調并實踐文化先驅者的犧牲精神，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和生命的犧牲，開啟黑暗的閘門。諸如此類的種種課題，在我們當下的現實當中依然沒有充分的解決，表明克服民族性格根性過程的艱巨性和長期性，正是因為這種痼疾使傳統的中國人雖然跨入了新世紀，但只是一個時間跨度上的改變，而作為人的意識、人的精神的發展與人類先進文化的差距，不能不令人深思與反省。
　　綜上所述，魯迅對社會發展的至關重要的課題正是以他切身的體驗和歷史的總結，高度經典化的概括，成為中國不同時代的共同價值資源，這個資源不但不應該浪費，而且會源遠流長，它必將繼續導引我們的精神和意識，成為一個長時期的精神紐帶，啟迪中國人的靈魂。在當下的文化境遇中，我們更應該把這有益的資源再擴大和升華，從魯迅的人生歷史中，從他的復雜思想發展中，提純他的思想內核，把它作為一種高度概括的思想，追尋其經典性價值和當代意義，并將這思想貢獻給人類，并同時改造我們自己。
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長春92～9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福貴/劉藝虹20072007
學魯迅/魯迅學/思想價值/當代意義
　　studying Lu Xun/Lu Xun study/intellectual value/contemporary meaning
Intellectual Meaning and Academic Rationality in the Study of Lu Xun
　　ZHANG Fu-gui, LI Yi-hong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n uproar about the e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value and historical status of Lu Xun. This dispute, emerging from both intellectual circles and ordinary citizens, of Lu Xun' s intellectual value and contemporary meaning, first of all, is an re-bounce from the long-established one-track requirement of studying Lu Xun from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furthermore, dispute and re-bounce should not be targeted at complete oblite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value and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Lu Xun' s core ideas. What we should do, on the basis of intellectual rationality, is to rehabilitate the image and ideas of Lu Xun. Accordingly, the most urgent task is to relate Lu Xun' s core ideas with present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to take them as a spiritual resource guide in the China' s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 the re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of Chinese.
近年來，關于魯迅思想價值和歷史地位的評價問題出現了眾聲喧嘩的局面。而學界和民間對于魯迅思想價值和當代意義的質疑，首先是對過去長期以來的政治性的“學魯迅”單向訴求的過度反彈；其次，質疑和反彈不應該以否定魯迅核心思想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為目的。應該在“魯迅學”的學術理性的前提下，對魯迅形象和思想進行還原。與此同時，當下最為迫切的是將魯迅的核心思想與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境遇的現實相關聯，作為引導當下中國社會與文化發展和國民性改造的精神資源。
作者：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長春92～9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福貴/劉藝虹20072007
學魯迅/魯迅學/思想價值/當代意義
　　studying Lu Xun/Lu Xun study/intellectual value/contemporary meaning

網載 2013-09-10 2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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