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方言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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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四川方言的研究可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一、從古代有關蜀語的零星記載到明清兩代有關蜀語詞匯的搜集整理,是四川方言的詞匯研究時期;二、二十世紀四十和五十年代開展的兩次全省方言調查,是四川方言語音的普查時期;三、八十年代以后,在對四川官話的語音、詞匯、語法進行全面研究的同時,開展了對四川方言的源流的探討和對四川省西南官話以外的漢語方言的調查和研究,是四川方言全面研究時期。本文就四川方言研究的三個時期中的有關論著進行述評,以供研究漢語方言,特別是研究四川方言的學者參考。
    一 四川方言的詞匯研究時期
  1.1 上古和中古時期,四川境內的語言或方言狀況如何,前人沒有給我們留下系統的論著。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僅僅是一些零星的記載。《文選·蜀都賦》劉逵注引《地理志》說,秦滅巴蜀以后,“蜀人始通中國(指中原地區),言語頗與華同”(童恩正1979)。揚雄的《方言》就有十幾處同時記載了陜西漢中地區和四川(原巴蜀疆域以內)地區即“梁、益之間”的語言資料,從中可以看出,古代巴蜀地區的語言與秦、晉、齊、楚相近。然而,在語言文字、社會組織及風俗習慣方面,巴蜀兩族同中原華夏部族畢竟有所差異。這種差異反映在方言上則是一些文獻上記錄的古代蜀語詞匯,例如:“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語之變轉”(郭璞注《爾雅·釋器》)。“姐,蜀人謂母曰姐”(《說文》)。“壩,蜀人謂平川為壩”(《廣韻》)。北齊文學家顏之推(公元531-590以后)在《顏氏家訓·勉學篇》“皂”字下記載有一則蜀方言:“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晃,見地下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曰:‘是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將取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為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為七,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眾皆歡悟。”西漢末年的著名學者、蜀郡成都人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的《方言》有16處同時記載了陜西漢中地區和四川地區(原巴蜀疆域以內)即“梁益之間”或“西南蜀漢”的方言詞語,如“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卷一),“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愛曰偉,其肥shèng@①謂之rǎng@②”(卷二),“水中可居為洲,三輔謂之淤,蜀漢謂之pì@③”(卷十二)。值得注意的是,這16條詞語在今天的四川方言中已不使用,而《方言》所載的其他一些詞語,有的今四川仍通行。如“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今四川普遍說“曉得”,與楚同。“凡飲藥傅藥而毒”,“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癆”;今四川呼“毒人”為“癆人”,“毒藥”為“癆藥”,“癆”音nau。“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今四川叫“檐老鼠”。“崽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矣”;今川東、川南有呼子為“崽”的,如“豬崽崽”(小豬)、“狗崽崽”(小狗)、“重慶崽兒”(重慶的小青年)。東漢許慎的《說文》有39處直接提到巴蜀的名物、方言和風俗,這對于探討四川方言的歷史很有裨益。其中涉及巴蜀地名的最多,包括江名、山名、縣名等達20條。郫縣、什邡、diē@④江(今墊江)和閬中4個縣名今天依舊。岷山和涪、潼、江、沱、沫、溫、滇等11個江名也多半流行至今。4個地名中的“shòu@⑤,即今天汶川縣的“shòu@⑤江”,在該縣漩口入岷江;“@⑥”即今大邑縣“@⑥江”,簡化為“chū@⑦”,方音讀ts‘u。此外,涉及動植物名稱的6條,涉及族名、人名(包括稱謂)、物名及其他名稱的10條,另有形容詞2條、語音1條。清代學者段玉裁(1735-1815)的《說文解字注》也引用了一些四川的方言和名物以印證古語古物(羅憲華、經本植1982):一是以所見印證古物,例如:“鯢,剌魚也。”段注:“《釋魚》曰:‘鯢大者謂之xiā@⑧。’郭云:‘今鯢魚似鲇,四腳,前似彌猴,后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別名xiā@⑧。’按,此魚見書傳者,不下數十處,而人不之信,少見則多怪也。余在雅州親見之。”(十一篇下魚部)鯢魚也就是今天四川人說的“娃娃魚”,因其聲如小兒啼,有四腳,故名。段氏以他在雅州(今雅安)親眼所見為據,說明古籍文獻所載屬實。“蠲,馬蠲也”,段氏一一引證之后說:“今巫山、夔州人謂之‘草鞋絆’,亦曰‘百足蟲’,茅茨陳朽則多生之,故《淮南》《呂覽》皆曰:‘腐草化為qiān@⑨’。”(十三篇上蟲部)這種多足蟲即馬陸,今川東、川南廣大農村仍叫“草鞋蟲”,多生長于潮濕的腐草之下。二是以川方言印證古語,例如:“機,機木也。”段注:“按,蓋即榿木。今成都榿木樹,讀若豈,平聲。揚雄《蜀都賦》曰:‘春機楊柳’,機、榿古今字。榿見杜詩,王安石詩以榿滋移為韻,《韻會》音丘其切,與蜀語合。”(六篇上木部)《山海經》曰:“單狐之山多機木,族diāo@⑩之山多松柏機桓。”郭璞注《山海經·北山經》謂“機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音饑”。但不知其為何木。段氏以成都話加以對照,并引《韻會》的注音為證,說明“機木”即“榿木”。唐宋以來,成都有種榿木的習俗,《益部方物記》云:“民家樹榿不三年,材可倍常。”杜甫《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數百栽》:“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王安石《榿木詩》也說“濯錦江邊木有榿”。直到今天,榿木在成都平原仍處處可見。三是探索四川地名詞的由來,例如:今川東的“墊江縣”,漢時為臨江縣,而漢時的墊江縣應為今之合川縣,且“墊”字應作“”。八篇上衣部“@⑾”字條和十一篇上水部“潼”字條,對此均有論述。四是以四川地名詞正文獻之謬,例如:六篇下邑部“@⑿”字條,對“存@⑿”的解釋,段氏以對“存@⑿”遺址的調查,證明《漢書·地理志》作“cún@⒀@⑿”系因偏旁類推所誤。段氏所引四川方言和名物,在《說文解字注》中盡管分量不多,然而他畢竟為我們保留了一部分川方言資料。
  鄧少琴認為,古籍中所能見到巴人所用事物的不同名稱,這些名詞可能是采用巴人的語言,翻音寫成漢字的,例如:“阿xī@⒁”,《方言》:巴濮之人,自稱“阿xī@⒁”。“朐忍”,《太平寰宇記》引晉闞yīn@⒂《十三州志》:“朐忍,蟲名,夔州多此,遂以名縣。”按即蚯蚓,今呼曲蟮。(鄧少琴1983)今川東地區原巴國境內的忠縣、豐都第二人稱代詞除“你”外,還有一個表示尊稱的“養”iag,很可能就是古代巴濮人稱謂的沿用。《爾雅·釋詁》:“陽,予也。”郭注:“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郝疏:“陽之為言養也,女之賤者稱陽,猶男之卑者呼養也。”“陽”或“養”原是第一人稱,今用作第二人稱尊稱,這同吳方言中的“儂”一樣,可看作是一種轉指現象。
  1.2明末清初到民國初期,出現了幾本系統的匯集四川方言的專著。明人李實的《蜀語》,清人張慎儀的《蜀方言》和現代人唐樞的《蜀籟》,就四川方言的詞匯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和詮釋工作。清人張澍的《蜀典》、傅崇矩的《成都通覽》以及地方志中的方言志,也都記錄和保存了一大批蜀方言詞語。
  我國現存第一部漢語方言詞匯著作是西漢末年揚雄的《方言》。清末學者張慎儀說:“揚子《方言》兼采異國殊語,不限一域;斷域為書,始于明李實《蜀語》。”(《蜀方言·凡例》)李實(1598-1676)字如石,別號鏡庵,明末四川遂寧人,《蜀語》系記四川方言之專書,作者在自序中說:“實生長蜀田間,習聞蜀諺,眩于點畫不暇考;留滯長洲,閑得以考之。”共收蜀語詞563條,記錄詮釋的方言詞語絕大多數都很有地方特色,其中有近二百條至今還活在四川人的口語中,例如:言語忤人曰觸人,觸音忤/皮裂曰皴,皴音村/老曰老革革/母之父母曰外公外婆,外音位。《蜀語》中有注音的詞目454條,一般采用直音,少數用反切或兼用直音和讀如。例如:“觸音杵”、“外音位”,“謂看曰suō@⒃,suō@⒃,桑何切,音鎖,平聲”,“呼父曰大大,《說文》大,他達切,讀如闥;謂父莫大也。”其中有十多條僅僅是記錄方音的,如“玉讀若遇”、“一讀若衣”、“十讀若詩”、“遂讀同歲”。這些注音情況表明:在聲母方面,《蜀語》所記的四川方言,全濁聲母字幾乎還沒有和送氣清聲母字互為音注的,見、精兩組字也幾乎沒有互為音注的。可見全濁清化尚未完成,見、精兩組的合流也尚未開始。在韻母方面,《蜀語》所記同今天的四川方言很接近,一些字的今讀仍然如故,如“外公”讀“位公”,“耍”讀“灑”,“尾巴”讀“已巴”。《蜀語》時代尚存的入聲韻今天在四川一些地方也依然存在。在聲調方面,《蜀語》將當時的聲調分為平、上、去、入四類,同時指出平聲有讀去聲的,入聲或讀平聲、或讀去聲,或仍讀入聲。此外,在探求詞源、考定本字、記錄四川風土人情諸方面,也都顯示出《蜀語》的特色。
  綜觀全書,我們認為:《蜀語》所錄方言詞語及其語音,不是地點(遂寧或成都)方言的代表,而是地區(蜀地,甚至西南地區)方言的代表。大部分詞語屬于四川官話或西南官話,也有一些非西南官話詞語。其中有閩語詞,如“餛飩曰匾食”(同福州話);有湘語詞,如“謂子曰崽”、“手裂物曰miè@⒄”、“足蹂曰cǐ@⒅”、“呼父曰大大”;有客方言詞,如“謂無曰耗音毛”、快走曰biāo@⒆”、“心動曰dǎ@⒇”、“呼母曰姐”、“雌思雄曰起草”;有下江官話(安微)詞,如“小子曰邪,音牙”、“破魚曰xī@(21),音遲”;有中原官話(河南)詞,如“日中曰晌午,《中原雅音》音賞”等。從李實的祖籍(湖北麻城)和收詞范圍看,《蜀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明清兩代東南各省向四川移民所造成的方言事實。《蜀語》刊行以后,《遵義府志》《敘州府志》和《麻城縣志續編》相繼摘抄、收入本地方言志,這決不是無緣無故的。《蜀語》反映出四川方言的復雜情況,它為四川方言的形成提供了旁證。
  清末民初學者張慎儀(1846-1921),字淑威,號芋圃,晚年又號xī@(22)叟,四川成都人,原籍江蘇陽湖。《蜀方言》原名《今蜀俚語類錄》,主要收錄見于記載而當代仍然行用的四川方言詞語,一一考其“本字”,注其出處,征引相當廣博。其見于記載而當代口語中已經不用的古蜀俚語,則著錄于《續方言新校補》和《方言別錄》二書,不入此編(張永言1984)。《蜀方言》分上下兩卷,收詞785條。著者在“凡例”中說:“揚子《方言》兼采異國殊語,不限一域;斷域為書,始于明李實《蜀語》……予撰《蜀方言》二卷,竊欲步其后塵。”《蜀方言》所記不是地點方言,而是地區方言。這些詞通行于蜀地,其中不少屬于通語,也通行于外地。如“月曰月亮”、“滅火曰熄”、“水冒過曰漫”、“水漬物曰浸”、“船夫曰水手”、“同力共事曰火(伙)計”、“常相交易曰主顧”、“刑人之隸曰劊子手”、“以貲倩人曰顧工”、“侍婢曰丫頭”、“體肥曰胖”、“獨立曰站”等。這說明蜀方言中通語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就整體而言,蜀方言與北方話的一致性是很強的。同《蜀語》一樣,《蜀方言》的時代就已經反映出南北各大方言的匯合及相互影響。書中有西南官話,也有湘方言、客方言和閩方言詞語。例如:“謂今日、明日曰今二、明二”(樂至縣“靖州腔”仍如此說)、“小兒曰崽崽”都是湘語詞;“疾行曰xuó@(23),曰biāo@⒆”、“前追曰趕,曰jiàn@(24)”、“牝貓曰女貓”、“謂無曰毛”,“biāo@⒆”、“jiàn@(24)”、“女貓”、“毛”等在今天四川的客話中仍然通行;“餛飩曰扁食”、“謂客曰人客”則與閩語同。該書在考求方言本字和探討古今方言詞語方面對我們很有幫助。例如卷下:“鑄銅鐵器曰鑄,下‘鑄’字今音若‘到’。古從‘壽’得聲之字有作‘到’音者,如‘@(25)’‘@(26)’‘@(27)’諸字是也。”卷上:“疥瘡曰干疙lǎo@(28)。《集韻》:guō@(29)lǎo@(28),疥瘡也。”這對于解釋《水滸傳》第一回所說“招納四方干隔澇漢子”的“干隔澇”一詞的語源就有啟發。
  《蜀籟》是四川遂寧人唐樞(林gāo@(30))搜集的四川方言集子,原書曾于民國十九年(1930)石印出版,1962年和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兩次再版。這是一本四川方言熟語集,全書共四卷,其體例以熟語的首字為綱,以字數的多少為序,字數相同的歸為一組。如,以“一”為首的就有16組,其中3字組收了29條,包括“一色新、一盤清、一足帶、一股風、一窩蜂、一根筍、一溜煙、一包糟、一品排”等。所收熟語,既有通語,也有方言。例如“一方一俗、一舉一動、一老一實、一天一夜、一夫一妻”是各地都流行的通語,而“一抽一sǒng@(31)、一bāi@(32)一跛、一筆蠆數”則是蜀地或其他方言區特有的方言詞。在四川方言中,“抽”和“sǒng@(31)”都有“推”的意思,“推之曰sǒng@(31),sǒng@(31)音聳”(《蜀語》),“sǒng@(31),損動切,推也。”(《集韻·上·董》);“bāi@(32)”即“跛”,“bāi@(32)子、bāi@(32)bāi@(32)兒”即“跛子”;“躉數”即“整數”。分析比較這些熟語,對我們了解四川方言的歷史及現狀,無疑是有益的。
  《蜀典》為清朝嘉慶年間武威人張澍所撰,光緒丙子歲(1876)三月尊經書院重刊。全書四冊十二卷,分堪輿、人物、居寓、宦跡、故事、風俗、方言、器物、動植、著作、姓氏十一類。其中,方言類選收詞目104條,各條多引古訓證之。例如:“銼,《廣韻》:‘蜀呼鈷mǔ@(33)為銼’。按:杜甫詩‘土銼冷疏煙’注,銼音挫。蜀人呼釜為銼。”所收詞目多見之古典文獻,其史料價值遠不如《蜀語》、《蜀方言》和《蜀籟》。
  對研究四川官話的代表點成都話具有文獻價值的一本書,是傅崇矩的《成都通覽》。傅崇矩(1875-1917)字樵村,四川簡陽人,青年時隨父遷成都,一生以成都人自詡。《成都通覽》又名《說成都》,“舉凡山川氣候、風土人情、農工商業、飲食、方言、居家事物、凡百價目、水陸程途,靡不畢載”(沈秉kūn@(34)《敘》)的;此書勾畫出了清末成都社會的全貌,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清末成都社會一部百科全書。該書收錄了大量的方言資料,包括:1.成都之小兒女歌謠;2.成都之小兒咒語;3.成都之普通應酬話;4.成都之口前話(諺語169條);5.成都之歇后語(32條);6.成都之土語方言(515條);7.成都之雙聲土語;8.成都之謎語言子(隱語,亦即歇后語);9.成都之呼物土名;10.成都之呼物混名;11.成都之各行人買賣通用言詞;12.成都之袍哥話;13.成都之江湖言詞。于此可見,所錄成都方言詞語極為豐富,恰如輯錄者《自敘》所說:“書內之百物名稱,多從成都人之口音口號,與古籍不能吻合。若謂某語某物必用某字方為合格,則非余之所知。”這是研究近代成都方言詞語不可多得的一本書,諸如“玉麥玉米、湯元元霄、抄手餛飩、打瓜把余剩貨物全部廉價賣掉或買下、欺頭便宜、撇脫干脆、簡單、容易、歸一整齊、完結、打條想法、放黃失約、失信、光是只是、吃雷私吞、省略、隱瞞、利邊故意、特意、啷個怎樣、扯謊說謊、占起手占便宜、占優勢、廢頭子頑皮兒童”等至今還活在成都人口中。不少詞語還提供了成都語音演變的一些實例,例如:“菜苔打得六月六,買把扇子遮油頭”、“麻稈麻稈車車,出門碰到爹爹”。“六、頭”相押,表明“六”的韻母可能是u,而不是今天的u;“車、爹”相押,表明“爹”的韻母可能是ei,而不是今天的i。而uu、iei這種韻母的單元音化很可能是成都語音演變的一個特點。“成都之雙聲土語”,則為清末成都語音的變調提供了翔實的材料。其中“上下字同而音異者”一類,輯錄者說:“上一字為本位字,系本音,下一字只以音記之。”實際上這是編者當時處理重疊變調的一種手段,如“茶岔”即“茶茶”ts‘a┛ ts‘al┚г。這一部分收錄的重疊詞包括:陽平字的重疊(糖湯、油尤、牛鈕、人認)、上聲字的重疊(爪招、米迷、膀榜、果過)、去聲字的重疊(肚都、妹每、灶遭),其變調情況比今天的成都話要復雜得多。個別詞語及其讀音反映了成都市郊客家話的客觀事實,如“八九七十二,口中曬暖氣”,“二、氣”相押,表明“二”讀ni;“天黃黃,地黃黃,我家有個哭兒郎。過路君子讀一遍,一覺睡到大天光”,“天光”即“天亮”;今天市郊的客家話仍這樣講。“嗨玩幾天,即頑耍也”,“嗨玩”是湘語的常用詞,則表明湘語對四川話的影響。另外,“成都之會館公所”和“成都之成都人”從移民來源和數量上加以比較,也有助于探討成都方言的形成和特點。
  對研究十九世紀后期成都語音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的一本書,是1900年英國人Adam Grainger(鐘秀芝)的《西蜀方言》。《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 China》,中國(基督教)內地會傳教士英國人鐘秀芝編著,上海American Presbv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年出版。此書專收口語中常用詞語,供傳教士學習,以便深入群眾傳播教義。共收字頭3786個,用例13484條(包含成語401條,不注音)。釋義舉例都以口語為準,不收文言詞、外來詞。全書內容分七部分:1.前言,2.漢字部首索引,3.有字詞,按部首排列,以字統詞,4.無字詞,按字母順序排列,5.親屬稱謂表,6.音節索引,7.英語索引。甄尚靈先生認為,《西蜀方言》記的是十九世紀后期的成都話,當時入聲猶自成調類,聲母分舌尖前后,聲韻結合分尖團。(甄尚靈1988)鐘氏除就語言事實加以著錄外,無所論述,但著靈的材料已見變化合混的濫觴。《西蜀方言》所記詞語不僅豐富,而且幾乎全部與今日成都話同。
  明清兩代及民國時期四川各地編撰的一些方志,也都零星地記載了部分方言資料。有記述方言名稱及來源的。例如:“前清時,縣屬民皆由各省客民占籍,聲音多從其本俗。同一意義之俗語,各處發音不同。有所謂廣東腔者,有所謂陜西腔者,有所謂湖廣寶慶腔者、永州腔者,音皆多濁。近數十年交通便利,聲音皆入于清,而各省之人腔調漸歸一致,音皆多清而濁者少矣”民國二十二年《安縣志》。“邑人遭明季寇xiǎn@(35),兩湖兩粵之民插入縣籍者,子孫繼述猶習寶慶鄉談,祭祖祝辭不改廣東土語,其多數普通方言則與明李實所撰《蜀語》十符八九”民國二十年《三臺縣志》。“二月二日種瓜luǒ@(36)。諺云:二月二,王瓜葫蘆齊落地”嘉慶十九年《三臺縣志》,“二地”相押,“二”讀ni,“黃王”不分,“王瓜”即“黃瓜”,正是廣東土語(客家話)的特點,三臺有客家話,其明征也。有探討物產名稱及其來源的,如:“包谷,即御麥。《圖經》云,谷中之奇者,曾經進御,故曰御麥。黔曰玉蜀黍,西域曰番麥,南人曰包果。”“蕃豆,人呼落花生,見《三農紀》。種于初夏,成于仲冬。因開花時得露氣則花須之,針入于地下而生,故名花生”(民國二十年《三臺縣志·食貨志·物產》)。“蘇氣,蘇奢麗也。蘇州風物奢麗,他處因謂奢麗曰蘇氣,或曰姑蘇。蘇氣,言其有蘇州習氣”。“刀頭,還愿賽神之肉也。古詩: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園)義,還(愿)之隱語。方言本此”(民國二十二年《灌縣志·禮俗紀·方言》)。這些資料雖少也不集中,但卻為我們尋找方言島,調查四川方言的門類、追溯四川方言的源流,提供了可貴的線索。
    二 四川方言語音的普查時期
  本世紀四十和五十年代,學者們對四川方言開展了兩次比較全面的規模空前的普查。1940年冬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因抗日戰爭遷移到四川南溪縣的鄉鎮李莊(現屬宜賓市)。1941年的秋天和1946年的春夏,丁聲樹、董同@(37)、周法高、楊時逢和劉念和五位先生,就四川方言進行了第一次全面普查。共查182處,有些縣多則二三處,因方言差異不大就沒有列入,所以以縣為單位共134縣。為了把那次調查的材料整理刊印出來,供給語言學者們參考,楊時逢先生歷時七八年之久,于1984年完成了一部近240萬字的《四川方言調查報告》(下稱《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6年中央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向全國各高等院校發布了開展方言調查的指示,由四川大學、西南師范學院和四川師范學院部分語言學者組成的四川方言調查工作組,對四川漢族地區的150個縣(市)進行了調查,則是第二次全面普查。在普查之后,1960年由四川大學的甄尚靈、郝錫炯、陳紹齡三位先生整理成《四川方言音系》(下稱《音系》)出版。
  《報告》和《音系》所選擇的調查點遍及今天四川省的160個市縣,達219處之多。《報告》的正文是分地報告和綜合報告。97縣的分地報告包括:發音人履歷、聲韻調表、聲韻調描寫、與古音比較、同音字表、音韻特點六部分。綜合報告包括:綜合材料、四川方言特點及概說、四川方言地圖三部分。綜合材料收集了兩種,一是狐假虎威故事,有134點的讀音;二是極常用詞匯,選錄了稱謂、人稱代詞、指示代詞、疑問代詞和少數動詞、副詞、連詞、時間名詞等一共53條,將134點的說法列表對照。四川方言特點及概說,一是分析特點表,以中古音(切韻系統)為依據,選用成都、青神、隆昌、云陽四處為代表,指出四川方音演變的傾向,分析并列出聲、韻、調方面的若干特點;二是分區概說,根據方言特點,將四川方言分為4個區。四川方言地圖47幅,其中分區地圖1幅,聲母7幅,韻母13幅,聲調7幅,特字5幅,詞類15幅。《報告》審音嚴密,記音準確,分析精當,概括簡明,材料豐富。
  《音系》的正文包括:四川方言的音類和音值、四川方言的聲韻結合、25個代表點方音字表、四川方音的分區、方言地圖等5部分。“四川方言的音類和音值”一章,首先介紹了整理四川方言音系的步驟,敘述了四川方言在音類和音值上的差異;接著列出四川方言的聲母總表、韻母總表和聲調總表,就其音值一一加以描寫,并指出了聲、韻、調方面的有關問題;然后對照排列出150個點的聲母表、韻母表和聲調表。“四川方言的聲韻結合”一章,分聲韻結合總表和聲韻結合規律兩部分。這個結合總表是根據聲母韻母總表和各調查點的聲韻結合情況,按照《漢語方言調查簡表》記下的字音,歸納出來的。該表得出的結合總數是571。從這個表可以看出150個調查點的聲母和韻母結合的規律。“25個代表點方音字表”一章,選擇于452個代表字,將其在“華陽、雅安、成都、自貢”等25點的讀音對照列出。通過這些材料,可以大致看出四川方言的基本面貌。“四川方音的分區”一章,以入聲的有無和入聲歸并的情況將四川方音分成四個區:入聲獨立區,入聲歸陰平區,入聲歸陽平區,入聲歸去聲區。最末附方言地圖18幅。
  《報告》和《音系》為四川方言研究積累了一大批珍貴的方言史料,其歷史價值:一是對四川官話的語音作了全面的調查和科學的記錄;二是對四川官話的語音特點進行了分析和歸納;三是對四川官話的分區提出了相同的標準,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結論。由于選點不一致,加之時差近十年,所以《報告》和《音系》也存在一些差異。另外,因為歷史條件的局限和發音合作人的選擇不當,使得《報告》和《音系》的調查基本上都未能超出四川官話的范圍,甚至造成一些點的材料失真。例如,《報告》調查的“華陽龍潭寺方言”,幾乎全是成都話。實際情況是,作為客家人在成都市郊的一個聚集點,直到今天龍潭寺還流行客家話。《報告》記錄的“遂寧攔江鎮方言”處于今天四川境內湘方言“老湖廣”的流行區;《音系》記錄的“西昌話”是屬于北方官話中的河南話;這兩個點明顯地不屬于四川官話。
  這一時期還有兩本方言專著引人注目,一本是董同@(37)先生的《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二是楊時逢先生的《李莊方言記》。董書是記載1946年四川的客家方言島,其特點是以記錄成段的話為主,內容分“標音說明”、“記音正文”、“詞匯”三部分。標音說明包括聲母、韻母、聲調、字音的連讀變化、句調、音韻表。記音正文共20段。詞匯按音序排列,約3000條。楊書記載了1942年具有入聲調類的四川李莊方言。全書內容包括:語音的分析、本地音韻、比較音韻、李莊話四部分。“語音的分析”即聲韻調表和各音值的說明;“本地音韻”包括單字音音類,即聲韻調的配合關系、單字音全表,還有同音字匯;“比較音韻”即與國音比較和與古音比較。
  如果說《報告》和《音系》是面上的,側重于語音的普查,那么《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和《李莊方言記》則是點上的,兼顧語音側重于詞匯和語法材料的比較全面的調查了。這四本書點面結合,彼此補充,相得益彰,為四川方言的深入調查鋪平了道路,立下了豐碑。
  這一時期在語音研究上,發表了兩篇較有影響的論文,一是甄尚靈的《成都語音的初步研究》(1958),二是陳紹齡、郝錫炯的《峨眉音系》(1959)。為了推廣普通話,還出版了李運益的《重慶人怎樣學標準音》(1956)、李運益、蘇運中的《四川人怎樣學習普通話》(1956)。
    三 四川方言的全面研究時期
  3.1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四川方言的調查和研究一度停滯不前。六十年代前后我們所見到的有《中國語文》上的幾篇文章:李齡《四川邛崍話里的后加成分“兒”和“兒子”》(1959.1)、沈子平《讀〈四川方言音系〉》(1961.9)、曹德明《四川話的“陰dào@(38)”》(1962.1)、范繼淹《重慶方言名詞的重疊和兒化》(1962.12)、《重慶方言表動量的“下兒”和表時量的“下兒”》(1965.6):另有《方言與普通話集刊》上的兩篇:田元《四川犍樂方音和北京語音》(1958第3本)、彭湃《四川奉節方言分類詞匯》(1959第7本);再有就是《漢語方言概要》(1960)和《漢語方音字匯》(1962)、《漢語方言詞匯》(1964)中有關成都話的字匯(2700余字)、詞匯(905條)和語法材料。                          
  在沉寂了十多年之后,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伴隨著《方言》的創刊,四川方言的調查和研究才又邁開了新的步子。到八十年代,四川方言的研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這一方面是對四川官話的深入研究,發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論文,并出版了幾本專著。這一時期的論文有:林昭德《詩詞曲中四川方言例釋》(1979、1981)、范繼淹《重慶方言“下”字的分化》(1979)、郝錫炯《從古入聲的演變談根據四川方言辨認古入聲字》(1980)、田懋勤《四川話的“安逸”》(1980)、甄尚靈《遂寧方言里的“有”和“沒有”》(1981)、楊時逢《四川方言中的幾個常用的語匯》(1982)、羅憲華、經本植《〈說文解字注〉與四川的方言和名物》(1982)、甄尚靈《四川方言代詞初探》(1983)《四川方言的鼻尾韻》(1983)、周家筠《成都話的“得”》(1983)、張一舟《四川話口語幾個常用虛詞的用法》(1983)、田懋勤《四川話的“倒”和“起”》(1983)、甄尚靈《遂寧方言形容詞的生動形式》(1984)、余紀《重慶方言中的“嘿”、“慘”、“只有恁個了”》(1984)、巴言《重慶方言既說“啥人”又說“哪個”》(1984)、李國正《四川話流、蟹兩攝讀鼻音尾字的分析》(1984)、楊欣安《四川方言語法初探》)(1984)、張一舟《墊江話的連讀變調》(1984)、周家筠《成都口語語法二則》(1984)、張清源《成都話中的語氣助詞“得(在嘞)”》(1984)、趙振鐸《〈廣韻〉音系和成都話》(1984)、甄尚靈《四川方言代詞二事》(1984)、郝錫炯、胡淑禮《關于四川方言的語音分區問題》(1985)、梁德曼《四川省渡口市方言的現狀和未來》(1985)、黃雪貞《西南官話的分區(稿)》(1986)、崔榮昌《編地方志中有關方言志的幾個問題》(1986)、李國正《四川話兒化詞問題初探》(1986)、梁德曼《成都方言名詞的重疊式》(1987)、劉自力《仁壽方言名詞的重疊式》(1987)、鄭有儀《北京話和成都話、重慶話的兒化比較》(1987)、甄尚靈《〈西蜀方言〉與成都語音》(1988)、吳雨時《社會語言學和成都話中的有關問題舉隅》(1989)、李錫梅《江津方言詞尾“頭”和方位詞“高”》(1990)、喻遂生《重慶方言的“倒”和“起”》(1990)。這十年中發表的論文達34篇,其中綜合研究四川官話的17篇,探討成都話的7篇、重慶話4篇、遂寧2篇、墊江、渡口、仁壽、江津各1篇。                          
  專著有梁德曼的《四川方言與普通話》(1982)、王文虎、張一舟、周家筠的《四川方言詞典》(1987)、羅韻希等的《成都話方言詞典》(1987)。                     
  3.2 八十年代四川方言研究的又一方面是對四川方言的源流的探討,對四川省西南官話以外的漢語方言的調查和研究。這方面的文章有:崔榮昌《四川方言的形成》(1985)、《四川省西南官話以外的漢語方言》(1986)、崔榮昌、李錫梅《四川境內的“老湖廣話”》(1986)、何大安《論永興方言的送氣濁聲母》(1986)、張一舟《從中興話古全濁聲母字的讀音看全濁聲母的演變》(1987)、崔榮昌《四川方言的類別》(1987)、《四川樂至縣“靖州腔”音系》(1988)、《四川境內的“安徽話”》(1989)、《四川達縣“長沙話”記略》(1989)、何大安《方言接觸與語言層次--以達縣長沙話三類去聲為例》(1990)。
  何大安《論永興方言的送氣濁聲母》認為,永興的送氣濁聲母是受到西南官話濁母清化后平聲送氣的影響而產生的。永興、竹篙兩個方言讓我們看到了方言接觸和結構變遷的許多重要現象,除了該文所討論的與送氣濁母有關的問題之外,語言層的相互關系與更迭過程也是極可注意的一點。永興許多字都有兩讀或三讀,可以看出不同層的演變正在進行,并且也就因此造成音韻上的一些特點,很值得我們繼續探究。何大安的《方言接觸與語言層次》,以達縣“長沙話”三類去聲為例,從方言接觸和語言層次兩個方面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認為:今天的達縣長沙話的形成,可以分成入湘前、在湘、入川后三個階段,而與之相應的則有四個語言(贛語層、湘語白話層、湘語文讀層、西南官話層);去聲甲、去聲乙、去聲丙的三分,大部分是第二、第三兩個階段中三個語言層交疊取代所造成的;去聲甲、去聲乙調值與今天長沙話的陰去、陽去相近,可見調值的穩定性,而去聲丙調值與達縣話的去聲相近,當是因類相及之故;入聲字的走向為方言接觸的研究提供了有趣的范例。方言接觸所帶來的語言層的交替以及種種出人意表的演變方向,不能僅僅從音韻條件的“規則性”去加以考慮。拋開了“社會”和“系統外”的角度,我們恐怕無法完整地了解語言歷史的真相。何先生的這些見解,對我們正確分析和全面認識漢語諸方言的親疏關系,對我們深入研究四川境內各大方言的源流及其特點,是很有啟發的。                        
  繼董同@(37)《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之后,這階段又重新開展了對四川境內的客方言的研究。例如:崔榮昌《四川的客家人和客方言島》(1984)、《客家人“謂母曰姐”》(1991)、黃雪貞《成都市郊龍潭寺的客家話》(1986)。四川境內的客方言散布在成都、新都、金堂、儀隴、資中、威遠、隆昌、榮昌、西昌等30多個縣市,僅成都市郊至今講客家話的人口就近50萬,占近郊區人口的1/3。客方言所保持的獨立性以及客家人的內聚力遠遠勝過從湘語區來川的湖南人。要想對四川方言的真相有清醒的認識,開展和加強對四川客方言的調查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四川是我國多民族的省區之一,除漢族外,尚有彝、藏、土家、苗、羌、回、蒙古、傈僳、滿、納西、布依、白、傣、壯14個兄弟民族。這些民族一般都通用漢語,就是他們自己的民族語言也或多或少的要受到四川方言的影響。例如,聚居岷江上游的羌人所講的漢話接近灌縣話;居住在鹽源、鹽邊、木里等縣的納西族人所講的漢話接近鹽源話和鹽邊話。不僅如此,羌語和納西語中的漢語借詞甚至聲調也是從當地的四川話借去的。孫宏開的《羌語簡志》(1981)、和即仁、姜竹儀的《納西語簡志》(1985)在這方面都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珍貴的參考資料,有助于四川方言史的研究。汪坤玉、梁德曼的《四川西南部彝族使用漢語的歷史和現狀》(1988),把四川方言的研究直接同彝語結合起來,更是一個可喜的開端。
    結語
  前面我們就四川方言的研究作了歷史的回顧。四川方言的研究可以說具有悠久的歷史,如果從西漢末年揚雄《方言》記述“梁益之間”或“西南蜀漢”的方言詞語算起,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就是從四川方言的第一本專書--明代李實的《蜀語》算起,也有三百來年的歷史。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將四川方言的研究劃分為三個時期:
  一、從古代有關蜀語的零星記載到明清兩代有關蜀語詞匯的搜集整理,我們稱之為四川方言的詞匯研究時期。這個時期跨度最長,一直延續到本世紀三十年代。這一時期里,最早有揚雄的《方言》和許慎的《說文》,都記錄了一些蜀方言詞語。清代學者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也引用了一些四川的方言和名物以印證古語古物。后來有明人李實的《蜀語》、清人張慎儀的《蜀方言》、現代人唐樞的《蜀籟》作為匯集四川方言詞語的專書刊行于世。清人張澍的《蜀典》、傅崇矩的《成都通覽》以及四川地方志中的方言志,也都記錄和保存了一大批蜀方言詞語。傳教士英國人鐘秀芝的《西蜀方言》不僅匯集了上萬條詞語,而且成了研究十九世紀后期成都語音極有參考價值的一本專書。
  二、二十世紀四十和五十年代,學者們開展了兩次全省方言調查,這是四川方言語音的普查時期。楊時逢的《四川方言調查報告》和甄尚靈、郝錫炯、陳紹齡的《四川方言音系》則是兩次普查的成果。兩次普查,共查332點,遍及今天四川省的160個市縣。由于調查方式(即多半通過在大學學習的青年學生進行調查的方式)的局限,兩次普查基本上都未超出四川官話的范圍,因此得出了“四川全省方言是一種西南官話,比云南、湖北兩處方言都簡單些”(《四川方言調查報告·序》)的結論。所以《報告》和《音系》所記錄的也就只能算作是四川官話的史料了。董同@(37)的《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第一次揭示了四川境內存在的客方言。楊時逢的《李莊方言記》則開了重點調查四川方言的先河。這一時期重在對四川官話語音的普查,《成都語音的初步研究》和《峨眉音系》等論文正是在普查之后的一種點上的深入。五十年代的方言普查有一個歷史任務就是為推廣普通話服務,《重慶人怎樣學標準音》和《四川人怎樣學習普通話》就是為完成這一使命而出版的。
  三、八十年代是四川方言的全面研究時期。在對四川官話的語音、詞匯和語法進行全面研究的同時,開展了對四川方言的源流的探索和對四川省西南官話以外的漢語方言的調查和研究。共和國成立后的四十年間,發表了60來篇研究四川方言的文章,其中有50來篇是最近十年問世的。楊時逢《四川方言中的幾個常用的語匯》、甄尚靈《四川方言代詞初探》、《四川方言的鼻尾韻》、李國正《四川話流、蟹兩攝讀鼻音尾字的分析》、楊欣安《四川方言語法初探》、崔榮昌《四川方言的形成》、《四川省西南官話以外的漢語方言》等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四川各地普遍通行西南官話,不僅至今保留客方言、湘方言和閩方言的鄉村同時通行西南官話,就是甘孜、阿壩、涼山等民族地區也通行西南官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境內迄今為止尚有40多個縣的局部區鄉辦通行湘方言,30多個縣的局部區鄉通行客方言,少數幾個縣還有閩南話的陳跡。揭示四川方言的歷史來源,調查各類方言的分布,分析各類方言的特點,進而辨明四川諸方言的親疏關系是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
  四川是一個大省,由于歷史上的幾次大移民,使得在四川居民祖籍的比例中,以楚省或湖廣為首的南方省籍占了8/10(劉洪康1988),這就造成了四川境內各類方言并存和相互融合的情況。三百年來,特別是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對四川方言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面對四川方言的復雜局面,我們尚有許多工作要做,任重而道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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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京419-429H1語言文字學崔榮昌19951995上海。             (崔榮昌 四川大學中文系  610064)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月加成  @②原字月加襄  @③原字辟下加水  @④原字幸加丸再下加衣  @⑤原字壽加阝  @⑥原字耒加昔加阝  @⑦原字出加阝  @⑧原字魚加假去亻  @⑨原字蟲加開  @⑩原字加周  @⑾原字執下加衣  @⑿原字馬加阝  @⒀原字存加阝  @⒁原字女加易  @⒂原字馬加因  @⒃原字沙下加目  @⒄原字加戌里加火  @⒅原字加此  @⒆原字犬下加犬加犬  @⒇原字制下加心  @(21)原字犀加剎去殺  @(22)原字尸加既  @(23)原字走加坐  @(24)原字走加念  @(25)原字壽加羽  @(26)原字加壽  @(27)原字袒去旦加壽  @(28)原字病去丙加老  @(29)原字病去丙加咼  @(30)原字白加本  @(31)原字加送  @(32)原字加拜  @(33)原字銀去艮加莽  @(34)原字方加方下加土  @(35)原字犭加爾  @(36)原字艸加瓜加瓜  @(37)原字龠加禾  @(38)原字口加到       作者:中國語文京419-429H1語言文字學崔榮昌19951995上海。             (崔榮昌 四川大學中文系  610064)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月加成  @②原字月加襄  @③原字辟下加水  @④原字幸加丸再下加衣  @⑤原字壽加阝  @⑥原字耒加昔加阝  @⑦原字出加阝  @⑧原字魚加假去亻  @⑨原字蟲加開  @⑩原字加周  @⑾原字執下加衣  @⑿原字馬加阝  @⒀原字存加阝  @⒁原字女加易  @⒂原字馬加因  @⒃原字沙下加目  @⒄原字加戌里加火  @⒅原字加此  @⒆原字犬下加犬加犬  @⒇原字制下加心  @(21)原字犀加剎去殺  @(22)原字尸加既  @(23)原字走加坐  @(24)原字走加念  @(25)原字壽加羽  @(26)原字加壽  @(27)原字袒去旦加壽  @(28)原字病去丙加老  @(29)原字病去丙加咼  @(30)原字白加本  @(31)原字加送  @(32)原字加拜  @(33)原字銀去艮加莽  @(34)原字方加方下加土  @(35)原字犭加爾  @(36)原字艸加瓜加瓜  @(37)原字龠加禾  @(38)原字口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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