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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9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398(2004)04-0068-09
    　　1　引言
    西方經濟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誕生以來，它一直關注于經濟活動的空間性質：區域綜合、空間差別和空間分異。但如何描述、解釋乃至調節經濟活動的空間和地方，卻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實踐與整個社會科學主流視角的變化而快速變化。自1980年代以來，在社會科學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現代主義”的背景下，西方經濟地理學開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急劇變動時期，無論是研究的主要論題，還是研究的內容、理論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與風格，均經歷并正在經歷深刻的變革。與1950-60年代的“計量和理論革命”和70-8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轉向”相比，這次變革不僅發生在方法論和認識論層面，而且許多也發生在本體論層面，它使西方經濟地理學的視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樣化和復雜化。所以，要厘清198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理論變動的軌跡，是一個非常復雜而艱巨的任務。本文的目的，是勾勒出西方經濟地理學理論視角變動的主線，討論這些視角變動的方向、成因、意義和局限性，以期為處于時代變革轉折點上的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2　變化的起點：馬克思主義轉向(Marxist turn)及其批判
    西方經濟地理學中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是在對地理學“計量和理論革命”的不滿和批判中獲得發展并于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而取得主流地位的。結構主義認為，對所觀察現象的解釋不能只通過對現象的經驗研究得出，而必須在支撐所有現象但又不能在其內部辨認的普遍結構中去尋找[1]。正如Rossi所指出的：“轉換結構主義者們發現，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的假設不僅是天真的，也是錯誤的，因為這些假設只是在其表面價值上把人們的有意解釋和公開行為當作科學分析的對象……我們必須在表面結構之外，去發掘能說明多種多樣可觀察現象或有意解釋及其表面矛盾的深層結構和實際結構”[2]。在西方經濟地理學界，如果說戰后資本主義黃金增長時期的到來，導致了人們對“工具理性”和“科學實證主義”的狂歡和崇拜，那么，1960年代末期興起的反越戰運動和對人權、民主和社會結構改革的訴求，1970年代蔓延于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環境危機和社會經濟不平等擴大的嚴峻現實，就必然會導致對追求一般空間組織規律的“空間科學”的反思和批判，那些志在追求建立一個更人文化的地理學和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會的經濟地理學家，自然會從富有批判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中尋求批判的思想來源。誠如Peet所說，采取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由于目前西方社會結構所受的挫折不斷增多，而實證主義傳統的研究方法無力實現社會內部的重大變革[3]。作為馬克思主義在地理學中的始作傭者之一，戴維·哈維(D.Harvey)由1969年出版的實證主義地理學著作《地理學中的解釋》到1973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著作《社會公正與城市》，有力說明了這種“激進地理學轉向”發生的原由：“我們的任務是調動我們思想的力量來形成概念和范疇、理論和觀點，我們可以將它們應用到實現一種人性化社會變革的任務中……這里可以也必須利用……經驗證據。但是除非我們把它綜合成強有力的思維模式，否則所有這些經驗和信息都沒有什么意義”[4]。
    馬克思主義經濟地理學由于其將“作為結構的過程”作為理論的基本出發點而又被稱為“結構馬克思主義”，它關注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象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及其相伴生的區域和城市問題背后隱藏的機制而非現象本身，著重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辨證法的觀點對資本主義空間不平衡發展的決定機制特別是資本主義積累的動力和相應的社會結構進行深入剖析，強調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不能脫離于更普遍的社會—空間結構研究，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既生產了特定的空間結構，同時又受這種空間結構的支配。因此，社會—空間辨證法[5]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歷史地理學[6]構成了結構馬克思主義經濟地理學理論視角的精髓，它使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議題從尋求新古典經濟學和德國區位論傳統下的空間分布和產業區位的統計規律，轉向資本主義運動和危機過程中內在的城市與區域不平衡發展的歷史與物質過程研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它使經濟地理學從個體理性最大化的新古典經濟學轉向以批評和政治為導向的激進政治經濟學。
    但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在新技術革命和新自由主義觀念的共同推動下，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社會經濟全面快速調整和變革的新時期。一方面，在國際上，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遭遇到了來自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前所未有的競爭；另一方面，在這些國家內部，1970年代持續的失業和通貨膨脹并存的經濟陰影使戰后以來長期實施的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政策受到了空前挑戰。在對歐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反思和批判中，一股新自由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思潮迅速在西方社會傳播并取得主流地位。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體制和政策上進行了重大而激烈的市場化轉向，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政策日益萎縮，市場這支看不見的手重新成為經濟運行的支配力量，經濟全球化進程急劇加速，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飛速發展，知識經濟異軍突起，所有這些均預示著資本主義的一個新發展階段的到來。在資本主義發展與變化的“新現實(new realities)”下，作為結構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由于其關注于下層結構的理論霸權和其對人的能動作用的忽視，自然受到了來自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理論的挑戰和批判。同時，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和經濟實踐的最終失敗，進一步使西方社會科學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產生了實質性的懷疑。這樣，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地理學便出現了戰后第三次重大的理論轉向，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現實”和以多元化為特征的后現代主義哲學的共同推動下，西方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領域和視角大大拓展，一個以多元化為特征的充滿活力的“新經濟地理學”迅速形成。與前兩次轉向相比，這次理論轉向的維度是極其多樣化的，概括起來，由以下4方面相互交織的領域：制度轉向、文化轉向、關系轉向、尺度轉向構成了這次轉向的顯著特征。
    　　3　制度轉向(institutional turn)
    制度轉向是當代西方經濟地理學最突出的特征之一。這種經濟地理視角認為，如果不對經濟活動賴以運行并受其改變的多種多樣的社會制度給以應有的關注，就無法對資本主義景觀的形成與演變進行充分的理解。馬丁認為[7]，這種“制度轉向”大體有4方面的來源：①法國管制學派(French regulation theory)對“社會管制模式”的強調；②經濟地理學對社會文化日益增長的認識（即下述的文化轉向）；③經濟學、社會學、政治科學等社會科學對“制度主義”的研究；④資本主義制度在過去20多年中所發生的實際巨變。實際上，對經濟地理學制度轉向影響最為深遠的理論來源，主要有3個方面：經濟社會學、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8]。顯然，制度轉向在西方社會科學中并非經濟地理學所獨有的，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的出現和發展是“制度主義”在西方社會科學中快速復興的產物。
    在經濟地理學制度轉向發生以前，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的區位理論把經濟活動的核心——經濟行動看作是原子式的、理性的和最大化的，社會政治情景要么被完全忽視，要么被看作固定不變；而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結構主義地理學，則將社會政治和文化結構看作完全是由經濟過程所決定的，即我們非常所熟知的，是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系，是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然而，經濟社會學、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等制度主義認為，經濟活動是特定的社會和制度情景的產物，它不能只根據原子式的個人動機來解釋，而必須把它置入更廣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規則、程序和傳統中去理解。因此，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非常關注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并試圖闡明以下問題[7]：地理上不平衡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是由其得以發生的制度結構所塑造和調節的？驅動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發展的各種動力是如何促成復雜的制度體系演變并被這一制度體系所鑄造的？概言之，經濟地理學的制度轉向就是要弄清各種制度在塑造資本主義空間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和“鎖定”機制作用下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演化動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管制(regulation)與治理(governance)機制。可見，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尋求資本主義積累的“內在邏輯”的傳統，但在分析的視角上，卻以更加寬廣的胸懷從多種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和最新發展中尋求思想源泉，它不僅致力于研究特定的制度及其在塑造和管制資本主義空間動態中的作用，而且是一種獨特的思考空間經濟及其演化的方法。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由于其思想來源的多樣化，因而在其內部的理論流派也非常紛繁多樣，各種不同流派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僅就對制度本身的認識來看，堅持新古典主義的新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是約束個人行為的游戲規則；而作為新古典主義異端的“老”制度主義，則將制度看作是人們共同擁有的行為模式或思想習慣，是人們在集體中相互作用的產物。而從制度分析的視角來看，則存在著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和歷史／演化制度主義(Historical/evolutionary institutionalism)，前者以新古典經濟學的視角，關注于理解特定的資本主義組織形式（如彈性專業化的組織和新產業空間）的制度基礎；中者以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將經濟理解為一個社會制度根植的系統（如經濟對社會制度文化的根植性和“非貿易相互依存”）；后者則以歷史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強調制度演化在資本主義經濟歷史動態中的作用（如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管制與治理）[7]。綜觀1980年代中期以來制度轉向的經濟地理學研究，至少可以辨別出以下幾個理論視角相互交織并富有影響的學派：①彈性專業化和產業區學派[9,10]；②新產業空間學派[11,12]；③學習型區域學派[13-15]；④創新環境學派[16,17]；⑤區域創新系統學派[18]；⑥管制與治理理論[19]。這些學派在對制度的認識上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如彈性專業化和產業區學派、創新環境學派、學習型區域學派比較強調作為規則、程序、傳統的“軟”制度，而新產業空間學派、區域創新系統學派則比較強調作為機構和組織的“硬”制度，但這些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強調經濟生活既是一個被制度化的過程，又是一個根植社會的活動，其演化既是環境特定的，又是路徑依賴的。與導向均衡的、享樂主義的、以完全理性的個體為核心的經濟學的傳統假設相比，它更重視本質上非均衡的、不完全競爭的、非工具理性的制度化過程[20]。
    制度轉向對西方經濟地理學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它極大地拓展了經濟地理學研究范圍和觀察的理論視角，使經濟地理學從抽象的一般化走向關注現實的社會經濟生活；它為當代西方經濟地理學的文化轉向、關系轉向和尺度轉向等奠定了理論基礎；它使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從關注于以“物和結構”為核心的“形而下”轉向重視以“制度”為核心的“形而上”，從而使經濟地理學出現了前所未有理論建構運動。
    　　4　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經濟地理學始終將經濟活動的空間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范疇，并以此將其同社會科學中的其他學科特別是人文地理學中的其他學科如文化地理學、社會地理學等加以區分。但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經濟地理學制度轉向研究的深化，一些經濟地理學家和文化地理學家開始思考，經濟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純粹經濟的？社會文化等非經濟因素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什么作用？經濟和非經濟因素之間是如何相互關聯的？二者之間有什么樣的辨證法？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研究，引出了西方經濟地理學遠較制度轉向意義更為寬廣和深遠的有關“文化轉向”的討論。那些倡導“文化轉向”的經濟地理學家認為，經濟生活不僅是經濟的，更是社會和文化的，經濟過程也是一個社會文化過程，“與其削弱經濟，還比如通過將其置于其獲得意義和方向的文化、社會和政治關系中而將其情景化”[21]因此經濟地理學實質上是文化的經濟地理學(economic geographise of culture)。
    促成西方經濟地理學“文化轉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Crang認為[22]，實踐上講，過去十多年對解釋資本主義新時期和新空間中經濟轉型的復雜地理所出現的困難，促使經濟地理學家尋求新的研究領域和知識資源，而這些資源可以從人文地理學中已形成的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和生態文獻中獲得；政治上講，左翼政治經濟地理學家所鼓吹的激進政治文化，無情的經歷了從階級斗爭的解放政治向政治、文化、環境認識的代議政治的劇烈轉變。同時，經濟地理學自身創新的壓力和整個西方人文科學對“文化研究”的重視，進一步促成了經濟地理學向文化的轉向。Sayer則認為[23]，經濟地理研究中文化轉向與對經濟研究興趣的下降是相聯系的。特別地，新一代經濟地理學者轉向文化研究，揭示著他們對先前的政治經濟學主導的學術等級制度的挑戰。更進一步來講，文化轉向反映了政治文化的變化，即從經濟問題和勞工主義及傳統的保守主義為主體的“分配政治”(politics of distribution)，轉向就同一性和關聯性來說更具文化特征的新的“認知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而分配政治的下降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文化轉向，既可能是左派所主張的替代經濟議程失敗(the Left's alternative economic agenda)的結果，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社會變化研究前景的新希望。Thrift認為[24]，由于新古典經濟模型的邏輯連貫性受到質疑，經濟本身正作為話語(discursive)現象而建構，這就是經濟作為一個法律支持下的商業體系，它與規則管制下的對這一體系的一般描寫模式緊密相關，也與相應的專業經濟知識和道德態度的構成緊密聯結。因此，經濟本身正被看為一種修辭形式。現在很多著名的經濟模型強調其社會和文化的性質，特別是有許多研究強調經濟對社會和文化的根植性以及這種根植性的經濟優點。世界商務也已開始關注文化問題，“新經濟”的關鍵就是知識和學習，重視革新、創造、技能培養（特別是意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勞動關系等。這些新的理論思潮的出現和進一步發展，使經濟學研究發生某些變化是不可避免的。最為突出的變化是傳統新古典經濟學受到嚴峻挑戰，而對信息經濟學、準理性和多種理念、成本下降和內生增長的研究則迅速興起。因此，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地理學，其理論中出現文化轉向也是很自然的。
    事實上，上述經濟地理學的“制度轉向”本身就是這種更為廣泛的“文化轉向”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并為這種轉向奠定了理論和經驗研究基礎。與“制度轉向”一樣，經濟地理學文化轉向的理論視角是多元的，并不存在單一的文化轉向，也不存在單一的“新”文化地理學派。僅就對文化的認識來看，有的學者把文化理解為人類的“種屬”特性(a generic facet)，它建構了人類使世界有意義的能力，因而比較關注與文化的意義和價值有關的問題，如身份、意義、象征等文化實踐過程；而有的學者把文化看作是以意義和價值體系對社會群體進行標示和建構的東西，因而比較強調多元文化同經濟行為和管制之間的關系。Crang指出[22]，經濟地理學在對待經濟與文化的關系上，大致有5種觀點：①繼續將經濟和文化看作是相對立的可以明確區分的單元。這種觀點是傳統政治經濟分析的捍衛者和重申者，它關心物質現實而非意境地圖，關心成本而非文化，關心社會行動而非文本，關心世界而非詞匯。因此，這種經濟地理學正是“文化轉向”所批判的對象。②經濟被輸入到文化中，將已有的經濟分析形式運用于文化生活。這種觀點是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運用于文化研究，它又可以進一步區分為3種視角：文化的經濟決定論、文化的經濟運行論（即文化的工具化）和文化的經濟殖民論。③將經濟理解為情景化于或根植于文化中。這種觀點是經濟地理學文化轉向的主流，它同制度轉向一樣，將經濟社會學特別是Granovetter的“根植性”(embeddedness)[25]概念移植到經濟地理學和區域發展研究中，認為經濟活動發生在并根植于特定制度文化建構的情景中，特別是一個地方化的制度文化情景中。一些經濟社會學家則進一步將“根植性”加以拓展，將其細分為文化的、結構的、政治的和認知的等類型[26,27]。④將經濟看作是通過符號、標記和話語等文化媒體來表達的。這種觀點在經濟地理學文化轉向中也非常富有影響，它認為個人、企業、區域、民族國家等經濟空間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建構，通過文化建構的自我反思性，文化就部分創造了它所表達的經濟現實。著名經濟地理學家Bsrnes曾指出[28]，理論可以部分創造它尋求解釋的現實。Peet指出[29]，經濟生活可以塑造經濟的文化表達同時又被這種表達所塑造。⑤文化被看作是物化于經濟中。這種觀點把經濟看作是在性質上是文化的“物質”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現象，它關注于經濟與文化的日益一體化，認為經濟和文化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經濟和文化不再是一方作為系統、另一方作為環境而運行，如信息經濟的話語反思性、文化工業的美學反思性、信息與美學在各種服務經濟中的綜合、作為日常生活美學化的旅游消費的增長等，都是當代資本主義文化活動物質化的生動說明。
    經濟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經濟化”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活動的顯著特征。對經濟地理學而言，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理論有助于文化轉向的學術研究，許多文化實踐是按經濟邏輯運行的，對文化實踐的分析可以應用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經濟也實際地運行在文化的地域上，既存在著經濟對文化殖民和文化的工具化利用，反過來也存在著經濟對文化的根植和依賴[30]。然而，由于對經濟與文化關系理解的多樣性和文化概念本身的歧義性，西方經濟地理學的“文化轉向”呈現出極強的包容性，它涵蓋了后馬克思主義、制度主義、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等豐富多彩的思想流派。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哲學基礎和分析的視角雖然有很大差別，但它們在分析和理解資本主義差別化的空間、地方和生產、流通、消費以及從中榨取剩余并實施管制的實踐中，均高度關注經濟過程中的文化性質和經濟與文化的內在雙向交互關系，并努力建構各種文化因素和文化實踐內在于經濟過程的方式和其地理后果，從而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時空復雜性做出了更為深入細致并接近實際的解剖。
    “文化轉向”對西方經濟地理學的影響是非常巨大而深遠的。Thrift和Olds提出[31]，通過對經濟地理學中“經濟”的重新界定，我們要為“新型”的經濟地理學騰出空間，以補充甚至替代“舊式”的經濟地理學。Thrift甚至認為[24]，文化轉向在某種意義上挽救了經濟地理學，把它從垂死的、令人厭煩的處境中拯救出來。Barnes則從經濟地理學理論化的模式出發，提出“文化轉向”是經濟地理學從計量革命時期的“認識論理論化”向當前“解釋學理論化”的重大轉型[32]。Yeung等則將“文化轉向”看作是“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ies)誕生的源泉和標志[33]。顯然，“文化轉向”是西方經濟地理學自計量革命和激進革命以來的又一次劃時代的革命，它極大地拓展了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圍和理論視野，將傳統經濟地理學所忽視或認為屬于其他分支學科的制度、文化等因素融入到資本主義經濟新時空的研究中，并在方法論、認識論和本體論上廣泛借鑒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有關“后現代主義”和“人本主義”的最新成果，使經濟地理學不在局限于激進政治經濟研究而將文化研究和社會理論納入自己的分析體系，從而有力促進了經濟地理學在西方社會科學中復興和與主流社會科學研究之間的對話，使西方經濟地理學出現了戰后以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5　關系轉向(relational turn)
    在經濟地理學“制度轉向”與“文化轉向”的過程中，交織于多種地理尺度上的經濟變化過程中的行為者的“社會—空間”關系日益成為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的焦點和核心。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有關勞動空間分工、地方性(Locality)研究和彈性專業化的爭論，促使經濟地理學研究不斷從“生產的社會關系”向“空間與社會的關系”轉向[34]。這樣，19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制度轉向”和“文化轉向”研究的深化以及人文地理學對“關系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的倡導[35]，作為內在于這種轉向過程的“關系視角”[36-38]、“關系轉向”或“關系經濟地理學”[34]就自然成為西方經濟地理學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
    Yeung將經濟地理學“關系轉向”研究的分析框架區分為3個方面[34]：①地方與區域發展中“關系資產”(relationalassets)。這種框架涉及到新產業空間、產業區、集群、學習型區域、全球城市中的馬歇爾節點等地方和區域發展研究的熱點領域。有關學者遠離新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概念，而從演化與制度經濟學、新經濟社會學、組織分析、都市研究、民主和社會運動的政治研究等社會科學分支中尋求思想資源，通過提出一些以“關系資產”為核心的制度主義概念與理論，如“institutional thickness”、“traded and 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agglomeration tendencies”、“atmosphere and milieu”、“social capital”等，來解釋經濟全球化時代地方和區域發展競爭優勢的來源。這種轉向本質上是“制度轉向”在地方和區域發展研究中的直接反映。②社會行為者、企業和組織網絡的關系根植性(relational embeddedness)。這種框架涉及到全球—地方關系、組織空間的差別化生產、路徑依賴、社會網絡的關系雜合性與片段化(relational hybridity and fragmentation)、空間行動的多元邏輯與多重軌跡(multiple logicsand trajectories)等研究領域。為進一步理解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工業化、生產和地域發展的內在特征和機制，從1990年代開始，一些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如Dicken、Amin、Thrift等紛紛從新經濟社會學、組織分析和管理研究、后結構主義與女性主義研究、科學與技術研究等領域尋求知識資源，圍繞著“網絡(networks)”及其內部的“權力關系(power relations)這一核心，跨越傳統的市場與層級組織、企業與結構的二分法，提出了“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actor networks”、“(global)production chains”、“hybrid and gender relations”等概念和理論，使經濟地理學從80年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生產的社會關系”（特別是階級關系）研究轉向“生產的社會組織”研究[39]，從而促成了“網絡”研究——網絡范式(networkparadigms)、網絡經濟(network economies)、網絡地理(network geographies)在經濟地理學中的興起，并導致了經濟地理學對企業的再發現[40]和對經濟行為者行為的社會根植性的再認識[41]。③關系的尺度(relational scales)。這種框架涉及到長期困擾地理學研究的尺度地理(scalar geographies)問題，也涉及到作為當前研究熱點的全球化、城市與區域治理、地方勞動市場的社會管制等問題。“尺度”一直是地理學的一個核心問題，但在1980年代以前，人們總是將“尺度”與歐幾里得空間中的距離緊密聯系在一起。直到最近，一些政治經濟地理學家在對經濟地理學制度轉向、文化轉向和關系轉向的爭論中，才明確提出“尺度的地理學”(geographies ofscales)問題。這些學者從社會學、制度分析等學術思想中吸取營養，提出了“地理尺度是一種關系建構”、“社會關系是一種尺度建構”、“尺度重組”(rascaling)和尺度的“關系化”(relativization)等理論視角，并將尺度的社會政治建構看作是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其地域結果、城市與區域的管制和治理的關鍵。正如Marston所說：特定的地理尺度可以被看作是“包括空間、地方和環境的復雜混合體中的一個關系要素，正是它們的交互作用構成了我們生活和研究的地理”[42]。
    西方經濟地理學的“關系轉向”表明，“關系”、“網絡”已經成為經濟地理學“制度轉向”和“文化轉向”理論建構的核心。例如，Yeung認為[34]，“關系經濟地理學”不僅要實現研究主題上的轉向(thematic turn)，而且要實現“本體上的轉向”(ontological turn)，在本體論意義上，行為者與行為者、行為者與空間、行為者與制度、微觀—宏觀結構、行動與結構5方面的關系和這些關系所具有的屬性：互補性(complementarity)、專用性(specificity)、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彼此連接性(interconnectedness)、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y)，以及這些關系中內在的“權力”和控制(contro1)模式：合作的(associational)、建構的(constitutive)、管制的(regulautory)和賦予的(empowerment)，構成了分析關系網絡的構成及其空間結果的基本的認識論：“關系幾何學”(relational Geometries)。顯然，由于行為者關系網絡的多中心性(multiplicity)和雜合性，“關系轉向”為“后現代主義”經濟地理學提供了理解資本主義新時空最為基本、最為通用的分析工具，它克服了1990年代以前經濟地理學理論建構中的經濟霸權和主體與客體、市場與層級、人與自然等二分法，使經濟地理學能夠通過對各種行為者及其之間關系網絡的分析，透視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建構過程、各種行為者（包括人類的和非人類的）在建構過程中的作用、網絡機制的演化以及空間經濟的管制和治理模式。
    　　6　尺度轉向(Scalar turn)
    如上所述，“尺度”一直是地理學的一個核心問題。計量革命時期Haggett的“尺度問題長期困繞地理學家”[43]的著名論斷至今仍然有效。由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過程交織于不同的空間尺度上，因而要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空間組織特別是全球化、全球—地方關系、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的危機、城市—區域結構重組等進行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地理尺度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具有本體性質的關鍵問題。與空間科學用歐氏距離定義“空間尺度”和將“空間”看作是地理過程的平臺(platform)或早期一些結構馬克思主義者將“空間”看作被動接納社會經濟活動的“容器”(container)相比，199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地理學所發生的“尺度轉向”，則強調尺度的過程、演化、動態和社會政治競爭等性質，認為地理尺度是社會建構的，它本身也是參與社會建構的基本力量，地理尺度的重組過程和一定的尺度構造是激烈的社會政治斗爭的產物，“空間”不僅是不變的、有界的、自我封閉的、事先給定的社會經濟活動的“容器”，更是社會空間實踐的競技場(arena)、腳手架(scaffolding)和層級組織(hierarchy)[44]。因此，西方經濟地理學的“尺度轉向”，實質上是一場關于“尺度”的“本體論”革命，它使經擠地理學從關于尺度的“空間科學”而轉向尺度的政治學(politics of scale)。進而，有關尺度的層級、關系、過程和動力的研究，便構成了當代西方經濟地理學和整個人文地理學的核心論題。
    “尺度的政治學”與資本主義“空間的生產”是密不可分的。早在1974，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都市社會學家Lefebvre就出版了法文版《空間的生產》一書。該書力圖糾正傳統社會政治理論對于空間的簡單和錯誤的看法，認為空間不僅僅是社會關系演變的靜止的“容器”或“平臺”，相反，空間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關系的重要一環，空間是在歷史發展中產生的，并隨歷史的演變而重新結構和轉化，資本主義“土地—勞動力—資本”三位一體的空間不是抽象的，三看只有在同樣的三位一體的空間中才能夠結合起來：全球性的空間，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區域性的割裂的、分離的、不連續的空間，等級化的空間[45]。在Lefebvre看來，整個20世紀的世界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以區域國家作為社會生活基本“容器”的歷史，而空間的重組則是戰后資本主義發展以及全球化進程的一個核心問題。1980年代，西方經濟地理學和相關社會科學在向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激進轉向以及在對這種轉向的反思與批評中，形成了諸如“結構—行動”[46]、“勞動空間分工”[47]、“地方性(locality)”與“地域體”[46-48]等理論以及“新區域地理學”[49]的激烈討論，而這些討論共同分享著這樣一種認識：雖然資本主義是一種全球現象，但資本主義乃運行在彼此相互聯系的大小不同的空間范圍里[50]。到1980年代后期，與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關注于新保守主義經濟政策實踐下的貧困、失業、逆工業化、老工業區衰退、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與勞工地理、城市與區域的不均衡發展、都市空間等問題相對照，在西方經濟地理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一個以研究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區域經濟的復興和繁榮為中心的學術思潮迅速興起，并由此形成了前述的西方經濟地理學劇烈的制度轉向，并引發了一場有關彈性專業化、后福特主義與區域發展的激烈爭論。與此同時，全球化以無法阻擋的威力迅速進入社會科學研究的視野，那些關注勞動國際分工和跨國公司活動的工業地理學家則迅速將視角轉向全球化研究，并引發了一場有關“全球化”與國家、區域、地方的作用的激烈爭論。在這場爭論中，經濟地理學的“尺度轉向”是非常明顯的。一方面，在“制度轉向”中，地方和區域空間成為研究的焦點，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經濟秩序中區域競爭優勢的來源成為研究的核心；另一方面，在“關系轉向”中，全球—地方關系成為分析的焦點，全球化過程中的全球城市—區域的形成及其組成的馬賽克結構的變化動力成為分析的核心。
    自1990年Smith提出“尺度的政治學”[51]這一概念以來，一些“激進的”地理學家追隨Smith和Swyngedouw[52]迅速掀起了將政治經濟理論運用于“尺度的生產”的研究工作，并將“尺度的政治學”廣泛運用于當代資本主義紛繁復雜的社會空間實踐中。Brenner認為[44]，當代人文地理學對“尺度的政治學”的理解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將“politics ofscale”中的“of”作為“單數”，這種“尺度的政治學”概念表示的是，在一個相對有界的地理區域內社會空間組織某些方面的生產、重構或競爭，這種地理區域是一種有差別的、自我封閉的、特定的地理單元，如家庭、地方、地方性、區域、國家等，往往用地方的、城市的、區域的、國家的、超國家的、全球的等范圍尺度來標記。因此，這種尺度政治學是“空間性的尺度政治學”(scalar politics of spatiality)。另一類是將“politics ofscale”中的“of”作為“復數”，這種“尺度的政治學”概念表示的是，在各種地理尺度之間特定的分異、排序和層級的生產、重構或競爭，它不僅包括了有差異的空間單元的生產，而且更加強調了在一個多層的、等級化的地理構架中眾多或大或小空間單元的根植性和定位(positionality)。這種“尺度的政治學”是尺度重組的政治學(politics of scaling)或尺度結構化的政治學(politics of scalar structuration)，它關注于尺度的重組過程，將地理尺度理解為物質上和話語上建構社會空間差別的層級化(hierarchization)和再層級化(rehierarchization)的一種形態。在當代經濟地理學轉向中，許多制度主義區域發展理論家及其“新區域主義”區域發展理論[20]持頭一種觀點，而倡導全球化研究和“關系轉向”的“關系經濟地理學家”則持后一種觀點。雖然這兩種視角均關注于相互交織的地理尺度之間在組織上、戰略上、話語上和符號上變動的關系，以及尺度間轉變對每一地理尺度的表達、意義、功能和組織結構的影響，但由于前一類觀點對“地理尺度”的處理有些簡單化和表面化，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關系轉向”的推動下走向后一類觀點。
    “尺度轉向”在一定意義上是當代西方經濟地理學的一次“本體論”革命，它對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提供了基于“尺度”和“空間”的獨特視角。正如Lefebvre所言：“哪里有空間，哪里就有存在”[45]。通過“尺度轉向”，西方經濟地理學在關注地方的綜合、地方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的同時，進一步強調尺度生產和尺度重組過程對資本主義空間經濟動態的重要性，它使經濟地理學家既關注于全球化對地方和空間的影響，也關注于地方和空間對全球化的影響。通過不同層級的地理尺度和對尺度間相互依賴性的政治學觀察，使經濟地理學對全球化、城市與區域發展的過程和機制以及管制與治理模式有了更為深入、全面的認識，一個富有活力和創新性的“全球經濟地理學”(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已經浮現[53]。
    　　7　結語：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ies)的問題與前景
    西方經濟地理學是一門折衷并追求時尚的學科。在西方社會科學中，經濟地理學可能是最富有開放性的一門學科，它不斷從其他學科吸取營養來豐富自己的理論視角，以使自己能夠跟上社會科學發展步伐，并使自己與社會科學的主流旨趣相一致。1980年代后期以來西方經濟地理學所發生的上述制度轉向、文化轉向、關系轉向和尺度轉向，共同促成了經濟地理學在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地理學中的復興，并初步形成了一個富有寬廣研究領域和多元化視角的“新經濟地理學”。Yeung認為[33]，這種“新經濟地理學”的“新”有3個基本特征：①對經濟行動社會根植性的理解。通過將“經濟”嵌入到“文化”、“制度”和“政治”中，大大拓展了經濟地理學對“經濟”的理解，并對新古典經濟學缺乏社會化的經濟行動理論提出了嚴峻挑戰。由于任何經濟、文化、制度、政治，均是地方性和空間性的，因此，經濟行為存在著帶有根本性的“社會空間根植性”(sociospatial embeddedness)。②對經濟行動者變動的屬性是如何依性別、種族、階級、文化而在空間上和話語上產生分異的理解。通過將“社會行動者”概念化為具有多元性和多中心性、根植于社會實踐和話語中的經濟單元，大大拓展了經濟地理學對“經濟行動者”的理解：經濟行動者決不是受利潤最大化單一邏輯支配的，它同時受權力關系管制下的和由行動者的性別、種族、階級、文化等屬性影響下的多元實踐的約束。③對情景(context)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塑造和認識經濟行為的作用的理解。通過將“經濟行為”嵌入到其所發生的特定情景中，大大拓展了經濟地理學對經濟行為者和其所處的情景之間關系的理解。由于經濟行動和行為的多中心性，在歷史上和空間上，事先決定經濟后果是不可能的，對經濟行為者來講，情景并非外部的，而是經濟行動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情景設定了經濟行動得以實現和分析的權變條件。正是情景的權變性質，使新經濟地理學反對實證主義的邏輯決定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結構決定論。
    顯然，西方新經濟地理學是以反新古典經濟學的面目而出現的，它日益與社會科學中的經濟社會學、女性主義經濟學、文化研究和經濟學中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異端的制度主義和演化經濟學親和，而日益與新古典經濟學決裂。正如Amin和Thrift所說[54]，經濟地理學正處于歷史的轉折點上，“如果我們認為我們躺在這支獅子（指正統經濟學和新地理經濟學）而不被吃掉，那是我們在愚弄自己”。因此，Amin和Thrift極力主張經濟地理學應從異端的、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知識”中獲取營養，認為這些經濟知識較正統經濟學能為經濟地理學提供更加深刻的洞察力和解釋，并且認為一個更加社會文化的視角正在對政策領域施加日益上升的影響。但是，許多經濟地理學家注意到，西方經濟地理學的制度轉向、文化轉向、關系轉向和尺度轉向還是很膚淺的，除了研究論題和認識論、本體論方面的轉向外，其方法論和理論建構上還存在許多問題[33,53]，許多概念和理論建構缺乏批判性、嚴謹性，經驗研究也十分薄弱[55,56]，其與正統經濟學疏離而與非正統經濟研究親和的走向以及在政策實踐上的軟弱性也日益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批評[57-59]，有的學者甚至提出“過分的文化轉向會殺死經濟地理學”[60]。
    西方“新”經濟地理學還正處于形成過程中，其走向是繼續與正統經濟學疏離而將“制度轉向”、“文化轉向”、“關系轉向”和“尺度轉向”進一步向前推進，還是轉向與正統經濟學特別是與“新地理經濟學”的結合，擬或是以更加開放的心態走向一個能夠包容正統與非正統、保守與激進經濟理論的更加綜合的“新經濟地理學”，尚需要進一步觀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西方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會使經濟地理學更加繁榮并日益走向社貴州師范大學學報貴陽47～52K5世界史沈漢20042004近代國家有其特定的歷史規定性。在一些國家，資產階級革命并不等同于近代資本主 義國家的建立。英國近代國家的形成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即都鐸王朝的“政府革命” 、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19世紀政府革命，一直到工業革命完成后才最后建成。英 國近代國家在各階段的發展都有其具體原因，它的最終成熟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階級 關系的成熟在歷史時間表上是一致的。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40071029)和河南省杰出青年基金項目(0112001700)成果邁夫曹永琴/閻宇波/WESTERN ECONOMIC GEOGRAPHY IN TRANSFORMATION:INSITTTUTIONAL, CULTURAL, RELATIONAL AND SCALAR TURNS
   MIAO Chang-houg
   (Research Center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stitut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 China)南京大學　歷史系，江蘇　南京　210093 作者：貴州師范大學學報貴陽47～52K5世界史沈漢20042004近代國家有其特定的歷史規定性。在一些國家，資產階級革命并不等同于近代資本主 義國家的建立。英國近代國家的形成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即都鐸王朝的“政府革命” 、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19世紀政府革命，一直到工業革命完成后才最后建成。英 國近代國家在各階段的發展都有其具體原因，它的最終成熟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階級 關系的成熟在歷史時間表上是一致的。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40071029)和河南省杰出青年基金項目(0112001700)成果邁夫

網載 2013-09-10 21: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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