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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今天，跨國公司的國際一體化生產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經濟的格局和一國經濟的發展，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愈來愈表現為少數大型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面對急劇變化的世界經濟形勢，我國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已經明顯地滯后了，不僅投資規模和發展速度未能反映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且海外投資的競爭能力也與我國已經具有的整體經濟實力不相適應。當務之急，是要喚起人們對振興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緊迫性的清醒認識，冷靜地思考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比較優勢，探索重建我國海外投資比較優勢的可能性，為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尋求道路。
　　　　　　一、振興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緊迫性
　　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對發展海外直接投資的緊迫性的認識。許多同志認為，面對國內市場異乎尋常的國際競爭，我國企業的處境已經非常艱難；國有企業還處在機制轉換的過程之中，矛盾和困難層出不窮；加之我國企業的整體技術水平還不具備與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相競爭的實力，因此，當前我國企業應該立足于國內，首先搞好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待在國內市場站穩腳跟且具有較強的競爭能力之后，再考慮跨國經營問題。
　　這是一種普通的看法。然而這種看法本身的正確性是值得懷疑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原因主要有三點：其一，這種認識僅僅重視國內市場上的國際競爭，忽視了當前企業競爭所具有的全球性質。90年代國際競爭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各國市場不可避免地成為國際市場的組成部分，國內外市場已經融合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市場。市場的全球性迫使企業必須在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上與對手展開競爭，同時也必須在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獲取資源，以構筑自己的競爭優勢。當今競爭，已經集中地表現為各國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帶有明顯的戰略性質，如果我國企業僅把目光局限于國內市場，必然錯失獲取國外資源和擴大海外市場的競爭機會，在外國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情況下，國內市場最終也會喪師失地，以至威脅到我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其二，這種看法顯然沒有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重大變化。隨著我國粗放型經濟發展逐步進入極限狀態，過去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廉價資源優勢正在逐步喪失，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因素開始越來越依賴于外部資源和外部市場，產業升級已迫在眉睫，并成為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重大問題。為了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首要的問題是要獲得發展高新產業的技術資源。這實際包括兩條途徑：一是吸引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以引進和學習他們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二是發展海外直接投資，直接打入發達國家技術發明的中心，以跟蹤國際新技術發展的方向，控制和掌握一部分急需技術。由于發達國家控制高新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跨國公司又千方百計地保持其對關鍵技術的控制和壟斷，因此，相對于第一條途徑而言，第二條途徑往往是一種更為根本的辦法，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要實現產業升級，傳統的、逐漸喪失競爭能力的產業怎么辦？這就涉及到產業的對外轉移問題。我們不必象紡織業砸錠那樣，把傳統產業的機器設備統統砸掉，而應該考慮采取對外投資的方式，使這些產業煥發活力并產業效益。其三，這種看法對我國經濟已形成的與世界經濟的聯系程度明顯認識不足。我國經濟20年改革開放，國民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平，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面臨著國際市場變化的嚴峻挑戰。在當今國際市場復雜多變，區域經濟集團化趨勢不斷增強的形勢下，高度依賴出口貿易的經濟增長必然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風險。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區域經濟集團化所形成的貿易保護主義，使我國出口市場面臨巨大壓力，因此，我國政府和企業必須高度重視國際市場的變化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沖擊與威脅，及早采取措施，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以繞過關稅壁壘，開拓海外市場，促進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
　　　　　　二、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比較優勢
　　發展海外直接投資的緊迫性，不等于我國企業具有對外投資的可能性。這實際是我國企業是否具有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的問題。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企業既不具備先進的大規模生產技術，又缺乏巨額的研究與開發投資，企業的現有技術，大多是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成熟技術（有些甚至是過時技術），然后經過我國企業的消化、改造和吸收而逐漸形成的。這種技術當然不具有壟斷優勢，而且生命周期較短，很容易被復制和替代，因而，從根本上講，這種技術是不可能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競爭的。這確實是客觀事實，不容含糊，也不容否定。再加上我國企業經營機制上的先天不足，投資規模較小，融資能力較差，而且缺乏對外投資的基本經驗，在這種狀態下發展海外投資，誰能保證不會歸于失敗呢？
　　這確實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它理應成為分析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現實起點。然而，另一方面的事實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那就是同樣屬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亞洲“四小龍”和南美的阿根廷等國家，在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許多第三世界的跨國公司已經走過了對外投資的初始階段，開始將自己的競爭目標瞄準發達國家市場，比如韓國的三星集團分別在英國、德國、匈牙利擁有11家子公司。新加坡的創造技術公司（Creagive Technology ）在標準型個人計算機音響產品市場上霸占了世界市場60％的份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迅速崛起，不僅改變了世界國際直接投資的格局，而且也對傳統的跨國公司理論提出了挑戰。
　　　傳統的跨國公司理論經過海默（Stephen　Hymer ）、 巴克利（PeterJ Bucklley）、卡森（Mark Casson）、鄧寧（John Dunning）等人的貢獻與發展，逐漸形成了著名的三優勢分析模型，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分析模型。其理論的核心即在于壟斷優勢。顯然，這一理論主要是用于解釋美、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的，對于缺乏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的海外直接投資，則缺乏解釋力。在三優勢模型中，發展中國家一般是作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投資東道國，其本身是不考慮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
　　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發展海外投資的可能性作出理論解釋的，首推美國經濟學家威爾士（Louis T Wells）， 威爾士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國際經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經濟濃家拉奧（Sanjaya Lall）提出的技術地方化理論，更進一步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來源。不論是威爾士的小規模技術理論，還是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強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的競爭優勢不是絕對優勢，而是相對優勢。理解相對優勢，是理解發展中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這種相對優勢主要是“相對”兩方面而言的：一方面，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擁有更加適合當地市場條件的生產技術，因而，在同類型發展中國家市場具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相對于欠發達國家的當地企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又具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因而具有競爭優勢。我國企業發展海外直接投資正是具備了這種相對優勢。如何把這些相對優勢用好用足，是發展我國海外直接投資中的重要課題。
　　我國經過近50年的建設和發展，已經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掌握了以電子技術和人造衛星技術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術，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大量的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已經在紡織、玩具、制傘、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了很強的競爭優勢，并逐步取代亞洲“四小龍”，成為這些產業在世界市場上最具競爭力的產品供應者。我國80年代的一批“幼稚產業”，比如洗衣機、電冰箱、電風扇、空調器等產業，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迅速成長、壯大，現已成為具有很大生產能力的技術成熟產業，我國彩色電視機產業的技術含量和產品質量也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可見，我國企業并非完全缺乏競爭優勢，問題是我們還不習慣從相對優勢的角度來分析中國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重要的是，目前還缺乏一種有效的方式把我國企業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一種現實的競爭能力。
　　　　　　三、國家在振興海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
　　傳統的西方經濟理論對國家干預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為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們認為，國家干預會使市場信號發生扭曲，并最終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因此，企業的對外投資活動，應該由企業自主抉擇，國家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現代西方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般從企業角度分析跨國公司行為，而很少從國家或產業層次考慮對外投資問題。這既可以看作是現代西方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特色，也可以看作是其理論上的不足。從本質上看，西方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建立在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背景之上的，其分析的對象，也是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它們一般具有很強的壟斷優勢，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進入東道國市場，實現其全球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因此，國家干預對它們而言是不太重要也不太需要的，相反，它們更多地強調各個國家應該實行開放的投資、貿易政策，減少國家干預和保護，為國際投資活動掃平障礙。
　　如果從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出發，結論可能完全不同。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經濟水平比較落后，企業缺乏技術的壟斷優勢，并且其規模較小，競爭力較弱，僅僅依靠企業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與世界大型跨國公司競爭的；即使利用其相對優勢，避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鋒芒，投資于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但這種跨國投資仍然屬于“拾遺補缺”型的對外投資，不能改變發展中國家處于國際生產的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階段的落后局面。所以，發展中國家要想改變其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不利地位，就不得不采取國家干預的方式，扶持一批重點跨國企業，使其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這正是振興我國海外直接投資需要特別強調的地方。在我國，國家干預的重要性還不止于此。從根本上說，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動機不同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其利潤的最大化，而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不僅包括企業的利潤目標，而且還包括國家的宏觀目標。就其重要性而言，國家的宏觀目標比企業的利潤目標更加重要。因此，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其實質是發展戰略型投資。
　　中國經濟正處于經濟起飛和產業結構轉換的重要階段，為了確保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需要擴大海外投資以獲取重要的自然資源和關鍵的生產技術。中國經濟面臨著巨大的“趕超”壓力，使我國海外投資具有濃厚的宏觀戰略色彩，這非常類似于日本和韓國發展海外投資時的情形。日本和韓國實施的政府主導型對外投資戰略，對于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其中的做和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和總結。
　　中國對外投資的戰略性，決定了國家參與的必要性，但這并不等于說需要國家包辦企業的具體事務。我國傳統企業政企不分的種種弊端，已經給了我們太多的教訓，因此，決不能把海外投資企業辦成傳統企業和管理體制向海外的延伸。提高海外投資企業的競爭實力和經營活力是國家參與活外投資活動的一條重要原則。因此，國家在振興海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應主要集中在產業協調、企業功能優化以及制定相應的激勵政策方面。具體來講，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以產業整合為中心，重建我國海外投資企業的比較優勢。為了克服我國海外投資企業零星分散，規模較小，競爭力差的突出弊端，使中國企業的海外競爭實力能夠體現我國相應產業發展的整體水平，政府急需采取產業整合的措施，把在“放權”、“松綁”過程中形成的眾多細小的獨立核算企業，通過產業和資產這兩大紐帶重新聯系起來，以形成能夠與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相抗衡的跨國企業集團。當今各國經濟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少數大企業之間的競爭，在外國跨國公司紛紛通過兼并和聯合的方式向外擴張的情況下，我國企業只有實行以大對大的戰略方可取得立足之地。從產業角度看，我國鋼鐵、煤炭、化工、建材以及彩電等主要產業，其生產能力已經名列世界前茅，其他如計算機、通訊、生物工程等高科技產業也具有了一定的競爭實力，可以在一些主導產業中，以若干大型企業為中心，組建一批具有較大的資產規模和合理的專業化分工的跨國企業集團，使其成為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中堅力量。通過這些大型跨國企業集團的發展，可以為我國企業的技術更新和研究開發能力的提高創造條件。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轉換，需要政府高度重視大型跨國企業集團的組建，我國統一的國有企業產權，為政府參與組建跨國企業集團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同時，政府也應高度重視海外投資企業的經營機制問題，應在產權明晰的前提下，將跨國企業集團建設成為股權多元化的現代公司制企業，以確保企業具有競爭活力和自我發展的能力。
　　（二）促進銀企聯合和工貿聯合，健全海外投資企業的綜合功能。海外投資企業不僅要實現專業分工基礎上的大型化，而且應該具備很強的綜合功能，這是增強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競爭優勢的一個重要方面。綜合化的核心內容是要實現對外投資中的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的融合，使海外投資企業具有生產功能、金融功能和貿易功能。因此，對于跨國企業集團應該賦予相應的對外金融權，允許企業按照國際慣例在海外市場籌措資金、發行債券和股票；對于具備條件的跨國企業集團，可以成立自己的財務公司，以強化金融服務功能；在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還可以允許企業擁有自己的跨國銀行。與此同時，我國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加快商業銀行跨國經營的步伐，為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務。在貿易功能方面，可以考慮賦予海外投資企業自營進出口權，鼓勵工貿聯合，支持貿易企業發展海外投資，并通過海外投資帶動出口貿易的擴大。
　　（三）建立激勵淘汰機制，引導海外投資企業在追求自身經營目標的同時，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國家對海外投資企業的鼓勵和扶持應充分體現我國對外投資的產業政策和地區政策。對于能夠獲得國外先進技術，并對我國產業升級具有直接促進作用的投資項目；對于能夠提供國內經濟發展急需的短缺資源或原材料的投資項目；對于能夠顯著地擴展海外市場，帶動對外貿易的投資項目；對于利用我國成熟技術，帶動設備和中間產品出口的投資項目，國家應制定特殊優惠政策，尤其是在提供低息貸款、信用担保、用匯、稅收減免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國家可以有重點地選擇一批跨國企業集團，集中在高新技術、短缺資源和擴展海外市場方面對外投資，并規定獲取政府支持的規模條件和業績標準，以促進海外投資企業的兼并聯合和相互競爭。對于達不到規定條件的海外投資企業，則應堅決取消政府的特殊支持，以鼓勵新生力量進入海外投資領域。通過建立激勵和淘汰機制，就可以利用有限的資源，在較短的時間內，培養出一批具有較大規模和較強競爭實力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這些企業將作為中國企業的代表，在國際市場上與國外跨國公司展開競爭。一大批跨國企業集團的成長和壯大，將會有力地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并為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注入活力。
學術界合肥61～64，45F63投資與證券吳先明/曹春華19991999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管理學院　中南民族學院 作者：學術界合肥61～64，45F63投資與證券吳先明/曹春華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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