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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從我這里奪走的，你又還給了我
　　林白
　　我知道，肯定有人認為我的作品不是真正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說吧，房間》、《萬物花開》，還有最近的《婦女閑聊錄》，它們是嚴格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嗎？如果一個人指望看到一部長篇小說，結果看到的卻是這樣一些文字，他會失望嗎？如果它們不是長篇小說，那又是些什么呢？
　　我不關心這些。
　　在我看來，長篇小說是沒有界限的。寫得長的就叫長篇小說，它是一個人對這個世界的情感、看法、記憶、呼喊、咒罵、絕望、微笑的總和，應該有十億種，而不應只有一百種。
　　我承認自己有大局限，缺的東西太多，不是某一方面，而是所有的方面。我想，我幾乎就是一個文學上的殘疾人了。但文學的壯闊之處，就是它能容納我這樣的人，能容下我的長篇小說。
　　我對長篇小說有著深刻的依戀，在很多年里，如果沒有長篇可寫，我會覺得自己無依無靠，孤苦伶仃。我在我的短篇小說集自序里寫道：“長期以來，我內心空虛，精神焦躁，短篇小說根本無法澆滅我心中的彌天大火。這下終于好了，我在長篇小說里安頓下來，不用發愁了。當一部長篇小說開頭，我就會安詳自在地眺望一年的時光。就像一個村婦，面對一屋子的柴火，感到自己可以過一個踏實的冬天。我每天提醒自己，寫慢一點，再寫慢一點。生怕我的柴火過早燒完。”
　　寫作長篇小說使我產生幸福感，內心飽滿寧靜。在我看來，一個精神寒冷的人找到了自己的長篇小說，就如同一滴水在干涸之前及時找到了大河。今年八月，我回到了故鄉廣西北流，我看到，少年時代熟悉的房子、街道、樹木幾乎蕩然無存，母校的禮堂也在兩個月前剛剛拆掉，操場上的鳳凰樹早就沒有了。我小時候住過的沙街，連名字都沒能保存下來。很多年前，我赤腳走過的街道，已被時代所埋葬。我再一次意識到，我的故鄉已經永遠失去。對于我這樣一個人，也許長篇小說就是我最后的故鄉。而寫作長篇小說的過程，就是我返回故鄉的過程。
　　要有多少部長篇小說，才能帶我返回無限遙遠的家園呢？
　　我覺得，長篇小說不是寫出來的，它就在那里，早就在了，在我出生之前，在前世。然后我出生，然后我找到它，與它相遇。或者說，我等待，等它來找我，它跟我前世有緣，所以最后總是能找著。
　　一滴水就這樣找到了大河。它投入他者的懷抱，忘掉了自我。書中所有那些我就不再是我了，而是河中的水。而大河奔流，浩浩蕩蕩。至于前面是大海，還是沙漠，就不該我操心了。那是天命。誰能逃得過自己的命運呢？哪一部作品能逃得過自己的命運呢？我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等那些字詞、句子，像水泡一樣，從世界的深處浮上來。時間的刻痕層層疊疊，它們掙脫了歲月，一路浮上來，向我奔跑。那就是時光從我這里奪走的，小說又還給了我。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如果有人說他要寫一部偉大的作品，我會心存疑惑。要寫一部偉大作品的想法是一種雜念，我認為。
　　所有雜念終將成為鐐銬。
　　我仍會跟長篇小說保持一種明亮的關系，在正午的日光下，我會為所欲為，也讓它為所欲為，因為人生短暫。人生比我想象的還要短暫，閃電般就到了凋謝之年。只要我對這個世界還有強烈的感情，我決不束縛它。
　　以我最深沉的生命的呼吸，以我的血肉，我的熱情。
　　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東四十條
　　長篇小說創作的幾種尷尬
　　閻連科
　　今天在談長篇小說創作時，我談的更多的是自己在長篇小說創作中所遇到的困惑和尷尬，與整個文壇長篇小說繁榮的景象關系不大。或者說，與別人的創作幾乎沒有關系。
　　就長篇小說創作而言，我所遇到的最尷尬無奈的寫作景況之一是，面對現實時對把握現實無能為力的尷尬。今天我們所面臨的這個社會，變化急劇，繁復無序，就像被狗咬著不放的一團亂麻。簡單的說法就是兩個字：混亂。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在這種社會秩序中生活著的人的人心的混亂。我以為，人心的混亂是因為社會發展秩序的混亂所導致的。反過來，人心的混亂，又加劇著社會秩序更加的混亂。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這種混亂的社會秩序中，混亂的各種關系中：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混亂的關系如同蛛網樣纏繞著人們的生存和生活，從而使每一個人的內心都失去了生活的主題，都在欲望和盲從中毫無目的地流血和充血。因此，當我們在創作中去關注這些人的時候，就不可能不直接或間接、深或淺地去觸及人的背后的混亂的社會秩序，和各種各樣混亂的關系。當我們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這個混亂的背景時，我們的寫作，會因為這個背景如狗咬的亂麻樣的混亂而只可觸及卻無法真正地把握。就是說，面對當下現實的生活，我們的寫作失去了“綱舉目張”的能力。尤其是我自己的創作，在面對現實時，有了一種“螞蟻咬象”的感覺——的尷尬。這個社會的本質是什么？我們無法去把握。它為什么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它的未來究竟會是什么樣子？城市、鄉村和那些僻遠的山區，都在這種混亂中陣痛和呻吟，可當我們去描述、描繪那陣痛的故事和呻吟的苦疼時，我們又無法弄明白人的呻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混亂的社會秩序，混亂的人際關系，混亂的經濟狀況和文化與道德環境，這些都使我們試圖去把握這種混亂中的人和人心時，有了瞎子摸象和大海撈針的感覺，都使我們的創作在面對現實時，遇到了力不從心、甚至無能為力的尷尬和無奈。
　　二是長篇小說創作面對歷史的尷尬。寫小說，首先要面對的是人生。但人生的舞臺拉開帷幕時，它的背后必然是歷史與現實，或者歷史與現實中的自然。然而，當我們真的去泛槳在歷史的長河中，在歷史的河道中演繹人和人生的故事時，自己會忽然感到，歷史在自己的頭腦中幾乎一片空白。缺少歷史的常識，對歷史沒有自己的見解，歷史在自己的筆下就是別人強加的書本史，就是他人的思想史。我素來對歷史有一種恐懼感，這種恐懼不僅是對久遠年代無知的恐懼，還是對那個年代無識的恐懼。遠的不說，什么先秦、唐宋、西晉、東晉、南朝、北朝、五代十國、隋唐遼夏，這些聽起來深遠古奧，在我的頭腦里差不多就是一些歷史的字眼，幾乎沒有太多別的意義。就是長征抗日，就是建國年月，就是反右和“文革”，尤其是自己經過的“文革”十年，當今天那一段段歲月成為歷史時，自己去重新面對它的時候，也同樣理不出一條頭緒來，同樣弄不清它的來龍和去脈，同樣對它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就是說，在自己的創作中，自己連對自己經過的歷史都表達不出一個個人的看法來，表達不出一個歷史的文學觀，或文學的歷史觀。歷史，永遠是一部他人史。大家熟悉的李陀，私下里都稱他“陀爺”，為什么稱他陀爺？這里有玩笑，而更多的是對他扮演的當代文學義務質量監督員這個角色的尊敬吧。有幾次他在談到《受活》這部小說時，他都毫不吝惜地嘲弄了《受活》寫到紅軍長征時的簡單化、概念化和人云亦云的想法。可是他哪里知道，作者在涉及到紅軍長征這段歷史時，不是思考的偷懶，而是面對歷史常識的無奈。連對自己經過的十年“文革”在寫作中都提不出文學個性的看法，你如何指望他能對沒有親身經歷的長征有不同尋常的描寫？更不要去說什么民國、抗日、土地革命和什么唐宋元明清了。
　　歷史在自己的筆下，永遠是演繹、發展故事的背景，是為故事服務的條件，這是寫作的尷尬，也是寫作的無奈。正是這種對歷史的無知和無奈，我曾幾次下過決心，這輩子堅決不寫歷史小說。碰不得歷史就盡量躲開它，千萬不要犯那種自己以為對歷史作了半天思考，結果歷史學家一句話就一言而蔽之的錯。
　　尷尬之三是面對寫作時出現新的重復。這種重復是明知重復又無可奈何的重復。早期的寫作，最重要的重復表現為故事與人物的重復。可當這些重復在努力中還沒有完全克服時，新的重復就又漸漸顯現和突出了。即，認識生活方式的重復。或者說，是長篇小說表達的重復。當我們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當下的生活時，去看待當下走過來的歷史時，自己有限的那一點新的認識(也許本來就不新)在一部作品中表達之后，而在另一部長篇中，沒有了更新的認識生活的方式，更新的洞察生活的第二雙眼睛，這就導致了一種新的重復的產生。比如《日光流年》、《受活》和自己新近將要完稿的長篇《丁莊夢》，它們也許在故事、人物和語言、結構上都有差別，都有自己的個性，但在作者認識生活的方式上卻沒有本質的不同。這種“新重復”可能是更內在、更本質的一種重復，是一種小說精神的重復，自己原來對故事、人物等創作中的重復還并沒有完全解決，新重復就已再次顯現出來。當然也可以把《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看作“三部曲”來讀，當我們把它當作“三部曲”來看時，也許可以從那些“共同”的東西中讀出一種更復雜的意味來，讀出一種更說不清的“小說精神”來，但你今后的創作怎么辦？難道還要寫“四部曲”、“五部曲”那樣的倒人胃口的作品嗎？
　　這種“新重復”將是我今后創作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尷尬和無奈，是最不能打倒和戰勝的創作的敵人。實質上，它是前邊說的面對現實難以把握的尷尬和面對歷史沒有個人的、文學的新識的尷尬的根源。當我們認識生活有了第二雙眼睛、第三雙眼睛時，有新的認識方式時，我想這種尷尬和無奈，也都會有緩解的方式和方法。
　　面對新的愚民之陣
　　王曉明
　　自從中國有了現代的文學，它在社會生活中一直很重要。可最近十多年，社會巨變，其中的一個內容，就是有一股新的勢力出來，竭力將文學說成、進而真的要弄成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這新勢力很厲害，它和原有的支配力量結合，正越來越深刻地左右社會和我們大家的生活。有人把它叫做“市場經濟”，也有人叫它“資本主義”、或者“壟斷資本主義”，但我覺得都不夠貼切，太一般了，不能表現它的特色。這也正說明它厲害，它都快要整個支配社會了，我們卻還沒有看清它，看不清楚，自然就叫不出名字了。
　　在中國，從第一代現代作家開始創作的時候起，文學就不是一件只和個人情感有關的事情。幾乎所有優秀的作家，都至少是本能地意識到，那些最激動自己的情感和想象，既是非常個人的，也是遠遠超出個人的。這就是為什么所有好的和比較好的文學作品，都不僅是個人的“審美”的表現，也同時是對人生詩意的探索，對社會黑暗的抗議，對靈魂矛盾的揭露，甚至是對社會和政治斗爭的介入。可是，今天的這個叫不出名字的新勢力，卻以各種聲音——電視、報紙、商業廣告，甚至一些自以為前衛的糊涂學者和批評家——一齊叫喊：文學只是個人情感的表達，寫詩和閑聊沒什么兩樣，小說家不就是碼字嗎？個性和風格是商品，寫作就是生產，閱讀就是消費……一片叫喊聲中，這新勢力與老體制聯手，用各種結結實實的物質和行政手段：圖書市場、對出版社的高額稅收、影視劇稿費、審查制度、各種商業炒作……硬是將大批有才華的作家，一步步引誘和逼迫成可憐的“寫手”：除了看時尚的風向標，他不知道該寫什么，除了算印數和稿費，他不知道自己——和別人——是不是寫得好。
　　作家自己沒了譜，那個新勢力就來訂標準了：“好看”。據說這是讀者的要求，可是，讀者除了要好看，也還要別的，為什么別的就不給了呢？說為讀者，其實是為它自己罷了。它最好天下一切人都是小頭小腦的經濟動物，除了個人眼前那點可憐的利益，什么都不關心，除了跟著時尚瞎跑，哪兒都一抹黑。為了這個目的，它要把所有的社會文化都做成它的奴仆，都乖乖聽它的號令去蒙人。怎么做成呢？第一步就是把你變成商品，要你自覺地把自己當商品。電影、音樂、文學……越是成了這樣的商品，越能順手地用來愚民：別的統統都不要你們干，你們把自己弄得“好看”就行了：兇殺、色情、驚險、刺激、離奇、搞怪，怎么抓人的眼球怎么來。讀小說就好像吃快餐，逛商店就好像看電影，文化就是經濟，消費就是投票。一旦真到了這一步，人民就徹底是掉進了愚民之陣的鐵桶，無處可逃了。人都成了經濟動物，文學也真的就可有可無了。沒有什么商品是永遠在貨架上的，一定會有更“好看”的新產品把你擠下去。如今商品的更新換代是越來越快，文學成為舊唱機一類破爛的那一天，就在前面不遠了。
　　但我要說，這只是那個新勢力的夢想，它還來不及把這全部變成現實。畢竟有嚴峻的現實生活的經驗在，也有對魯迅那樣的現代文學的豐富的記憶在。是有不少作家，包括一些名氣很大的作家，盲人瞎馬、找不著方向，甚至陷在名利場中退不出來，但更多的作家已經識破迷陣，開始掙脫和抗爭。也確有大量的讀者，被時尚熏得腦子越來越簡單，被生計累得越來越沒耐心，但可以相信，多數人還是保持著基本的美丑和是非感覺的，你真寫出了好作品，他們一眼就能看出來。以我有限的閱讀來說，韓少功、陳應松、曹征路最近一兩年的小說，這些小說從讀者獲得的熱烈的反響，就是明顯的例子。今日中國，文學絕不應該是可有可無之物，新的支配勢力越是布下愚民之陣，文學還越有不可替代的反抗的價值。它能呈現人生的全部經驗、想象和意義，讓人因此明白，做一個小頭小腦的經濟動物是何等可憐；它更能以這呈現深切地打動讀者，讓人體會到，除了“好看”帶來的一陣快感，人還能有更深廣的感動。有文學這樣堅持著呈現人生的豐富，激勵人去追求自由、美和尊嚴，那新舊支配勢力聯手造就的“好世界”(借用魯迅的話)，就免不了暴露一個大窟窿。
　　我想，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社會的支配勢力和流行思想會那么異口同聲：現在是電子時代、圖像時代，什么什么時代，文學應該消亡了。大概是真知道了文學的討厭，才特意這么說的吧？具體到這么說的個人，我相信是糊涂蛋居多，但社會能形成如此強大的時尚，必然有真實的利益沖突在起作用。所以，你要是不愿意站在那新的勢力一邊，就不該再繼續跟著聒噪這一套了。
　　二○○五年十一月　上海

當代作家評論沈陽29～3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林白/閻連科/王曉明20062006
作者：當代作家評論沈陽29～3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林白/閻連科/王曉明20062006

網載 2013-09-10 21: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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