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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公共圖書館使命(mission)是關于公共圖書館責任的陳述。在國內外專業文獻中，表達同樣含義的術語還包括：目的(purpose)、任務、功能定位等，但“使命”一詞似乎更適合本文的語境。當使命的主體是一般意義的公共圖書館時，“使命陳述”(mission statement)所表達就是整個公共圖書館界對于社會的集體責任；當使命的主體是個體圖書館時，“使命陳述”所表達的就是該圖書館對于其所服務的社區的具體責任。
　　對于個體圖書館而言，使命陳述具有很多指導性和工具性作用。它是圖書館制定戰略規劃或長期計劃的起點，決定著圖書館對規劃期內的目標的界定；它是圖書館工作和管理的依據，決定著資源的分配和服務內容的設計；它是圖書館工作考核的依據，顯示著公共圖書館績效與其責任之間的差距；它同時還是圖書館存在合理性(legitimacy)的依據，昭示著圖書館對其耗費的公共資源的可能回報。
　　在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歷程中，公共圖書館的使命經歷了很多變化。環境的變遷、利益相關者的質疑、公共圖書館對自身影響力的反思都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導致了公共圖書館使命的調整。幾乎每個時期的專業文獻都記錄了世界圖書館職業為調整公共圖書館使命而進行的探索。例如，溫森特(Vincent)[1] 顯示了澳大利亞公共圖書館使命的迷失；瓊斯(Jones)[2] 顯示了英國圖書館職業在確認公共圖書館使命時出現的分歧；哈里斯(Harris)[3] 則揭開了早期美國公共圖書館公開使命的隱藏動機。
　　本文的目的是回顧英國和美國公共圖書館對自身使命的探索歷程。美國和英國是最早闡釋公共圖書館使命的國家，也是最早對公共圖書館使命進行經驗主義考察的國家；此外，英國和美國還是最頻繁地為公共圖書館事業出版綱領性文獻的國家(美國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出版了4份全國性標準、1份專門的公共圖書館使命陳述、4份公共圖書館規劃指南；英國從1849年以來出版了十余份里程碑式的公共圖書館報告、3份有關公共圖書館的法規、2份公共圖書館標準)，其中大部分文獻都直接或間接地闡釋了當時公共圖書館的使命。這些努力使英國和美國公共圖書館使命的探索過程滲透著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理性，也使它們為世界公共圖書館界貢獻了一份寶貴的職業遺產。
　　2　早期公共圖書館的使命：在“圖書館信仰”中產生
　　公共圖書館出現的時候(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改良以穩固剛剛出現的工業化社會形態。全民教育是社會改良的重點之一。資產階級一方面希望通過普及教育提升工人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希望借助教育克服“滋生于產業工人社區的社會疾病”——酗酒、賭博、暴力、粗鄙。隨著社會改良的深入，“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人們相信，通過獲取和利用知識，他們有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19世紀中葉，英國社會讀書風氣盛行[4]，社會教育機構(如對工人進行培訓的機械師協會)迭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眾的求知熱情。
　　對知識的崇尚在很多人中培育了一種對公共圖書館作用的信念(圖書館學文獻中稱之為“圖書館信仰”)。這種信念認為，圖書館通過提供圖書資料，可以向社會成員傳播知識，提供自我教育機會；它通過在下層人民中培育閱讀興趣，可以使他們親近知識，遠離粗鄙；它通過改善個人素質，可以推動整個社會進步。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很多公共圖書館員，如英國曼徹斯特圖書館館長愛德華茲、伯明翰圖書館館長穆林司(J. D. Mullins)，布拉德福(Bradford)市圖書館館長伍德(Butler Wood)，里茲圖書館館長耶茨(James Yates)、美國紐約圖書館館長杜威、丹佛公共圖書館館長達納(John Cotton Dana)等，都是“圖書館信仰”的追隨者。
　　在上述信仰的基礎上產生了早期公共圖書館的基本使命——教育教化使命[5]。在英國，早在公共圖書館法通過之前，愛德華茲就把教育教化使命看成圖書館獲得立法支持的基本理由。他明確提出，“如果圖書館不成為教育者，他們將沒有任何理由得到立法關注，無論它們在其他方面如何有用”[6]。在公共圖書館獲得立法支持之后，很多公共圖書館館長繼續把教育教化闡述為公共圖書館的基本使命。例如，利物浦圖書館館長考維爾(Peter Cowell)就認為，免費(公共)圖書館的基本使命就是延伸學校教育，使貧窮家庭的孩子有機會開發他們在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領域的所有潛能[7]。在美國，杜威將大眾教育分為兩類：一類是免費的公立學校教育，一類是免費的公共圖書館教育[8]。1879年的美國圖書館學年會將美國圖書館的目標確定為：用最少的成本將最好的圖書提供給盡可能多的讀者。維根德(Wiegand)認為，這是美國圖書館關于自身教育教化使命的最精練的表述[9]。
　　教育教化使命的確立深刻影響了早期公共圖書館實踐。雖然當時的公共圖書館也提供了少量其他服務(如地方文獻服務、信息咨詢服務)，但圖書館工作的核心和基本指導思想卻是教育教化。這一指導思想不僅決定著當時圖書館的藏書結構、服務模式，也決定著圖書館員對藏書利用率的態度。在早期美國圖書館協會推薦的館藏比例中，小說僅占15％[10]。當后來的統計數據顯示小說占據了絕大多數借閱量的時候，很多圖書館員將這一現象解釋為教育教化使命的失敗，并試圖扭轉這一局面。例如，在英國的斯多克浦特(Stockport)圖書館，當館員們發現小說借閱達到總借閱量的80％時，他們立刻制定了減少小說借閱的計劃[11]。1908年，英國圖書館協會還專門針對小說借閱通過了以下決議：(1)公共借閱圖書館(public lending libraries)的功能是提供優秀文獻，即具有文學或教育價值的文獻，小說也必須經過這一標準的檢驗；(2)圖書館應該提供屬于經典作品的小說；(3)圖書館不應提供沒有文學價值、道德價值或教育價值的流行小說[12]。
　　3　二戰前后的公共圖書館使命：在經驗主義考察中走向理性
　　從20世紀初開始，教育教化使命作為公共圖書館的核心責任和基本存在理由開始逐漸動搖，因為圖書館服務結果顯示，公共圖書館距離實現這樣的使命相距甚遠。圖書館的支持者們曾希望它面向下層人民提供教育設施，但圖書館的主要使用者卻是中產階級[13]；他們曾希望圖書館通過提供高雅圖書，引導下層人民親近知識，遠離粗鄙，但他們很快發現，公共圖書館用戶更喜歡通俗小說。當時的借閱統計顯示，在絕大多數公共圖書館，一半以上的借閱是通俗小說，在有些地方，小說的借閱量甚至占到總借閱量的80％[14]。這樣的結果讓早期的公共圖書館員十分尷尬，它表明，在公共圖書館的教育教化使命、社會需求以及圖書館實現使命的能力之間存在某種失調。更糟的是，一些目睹這種結果的政治家們已經開始質疑公共圖書館存在的必要。圖書館史學家凱利(Kelly)記載了英國保守黨議員對公共圖書館的質疑：“我不認為公共圖書館產生了任何益處；相反，他們產生了極大的危害，因為據我所知，被借閱的圖書主要是流行小說，這樣的書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好處”[15]。在“圖書館信仰”和用戶實際需求的沖突中，很多公共圖書館員選擇了曖昧態度。正如斯特奇思(Sturges)[16] 所評論的，這種態度表明了早期公共圖書館使命的模糊性，也導致了公共圖書館使命的第一次迷失。在圖書館職業的彷徨與摸索中，公共圖書館的使命開始了悄然轉變。在英國，1927年的肯尼恩報告(Kenyon Report)對公共圖書館使命的界定已經明顯弱化了教育教化使命：“公共圖書館應該成為其所在地區的智性生活中心。該中心應該兼顧智性生活的所有階段，從智性覺醒時的好奇心到訓練有素的專家的科研。圖書館不僅要服務于知識的渴求者，而且要服務于那些僅僅為了滿足好奇心和追求休閑娛樂(而使用圖書館的人)”[17]。
　　繼通俗小說的沖擊之后，建立在“圖書館信仰”上的公共圖書館使命在二戰期間又面臨了新的挑戰。二戰期間，納粹的思想控制及其后果震驚了圖書館職業，他們開始反思自身對維護思想自由的責任。反思的結果使西方公共圖書館開始自覺地將自己的意識形態使命從社會教化轉向了維護思想自由。在新使命面前，很多圖書館員不僅反對來自國家政權的思想控制，也質疑來自于專業權威的“圖書審查”，包括為教化使命而選擇“最好的圖書”。此外，戰爭期間，公共圖書館在政治舞臺和社會生活中也不再擁有它在社會改良時期的風光地位，很多圖書館都經歷了經費的削減和利用率的下降[18]。所有這一切都要求公共圖書館重新考慮自己的使命。
　　在當時的歐美國家，對戰后重建的展望早在戰爭結束之前就激發了各種各樣的規劃活動。從政府部門到專業組織，很多領域都制定了戰后重建計劃，這為公共圖書館重新審視自身的使命提供了契機。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和美國都出現了為規劃公共圖書館戰后發展而進行的大規模調研活動。在英國，全國性調研由英國圖書館協會發起，由著名圖書館活動家麥克考文(McColvin)承担。調研活動從1941年開始，歷時70天。在這段時間，麥克考文走遍了英國全國，對各地圖書館進行了深入考察，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戰后英國公共圖書館發展構想，即著名的《麥克考文報告》。該報告提出的戰后公共圖書館發展建議涵蓋了圖書館使命及服務、組織管理、人員配置等眾多方面。在公共圖書館使命方面，《麥克考文報告》首先強調“服務是圖書館存在的理由，而服務就意味著不加質疑、不帶偏見、不予限制地給予。圖書館是這樣一種工具：促進讀者的所有或任何活動，因此，它必須是寬容和無所不包的。”[19]。這段陳述中的“不加質疑”、“不予限制”、“讀者的所有或任何活動”、“無所不包”等表述，比1927年的肯尼恩報告更明確地弱化了圖書館的教育教化使命。其次，它提出，在履行其教育使命的時候，公共圖書館不是直接教授人們如何閱讀、如何推理、如何使用事實和思想，而是通過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對圖書的需求來延伸學校的工作，這是公共圖書館與學校教育的根本不同[20]。如此表述的教育使命顯然已經沒有了“圖書館信仰”賦予它的神圣性。在對圖書館的教育教化使命進行了上述顛覆之后，麥克考文還論述了公共圖書館的其他使命，如服務于兒童的使命、為弱勢群體提供平等服務的使命。
　　在美國，二戰期間及戰后對公共圖書館使命的探索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美國公共圖書館協會于1943年出版的《公共圖書館戰后標準》；二是美國圖書館協會于1947年委托開展的“公共圖書館調研”。1943年的《公共圖書館戰后標準》是美國圖書館協會繼1933年標準之后發布的又一個全國性標準，其主要目的是為戰后美國公共圖書館發展提供新框架。根據該標準，公共圖書館的使命包括滿足居民的教育需求、信息需求、文化或審美需求、娛樂需求和研究需求[21]。1947年開始的“公共圖書館調研”是美國圖書館協會為了糾正戰前及戰爭期間公共圖書館使命之迷失，明確公共圖書館的社會角色而實施的。為了確保調研結果的客觀性，美國圖書館協會特意將調研任務委托給一批業外人士——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的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此次調研涵蓋美國公共圖書館的使命、功能、結構、組織、服務、人員等。調查結果顯示，美國公共圖書館沒有得到有效利用(使用圖書館的人僅占成年人口的十分之一，兒童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人們使用圖書館的主要動機不是教育而是消遣，這顯示，建立在“圖書館信仰”之上的教育使命事實上是失敗的。調研者認為，戰后美國公共圖書館應該將其使命調整為為少數嚴肅讀者群(非消遣性讀者群)提供“高質量的、可靠的資料”[22]。
　　顯然，這時的公共圖書館對于自己究竟應該對社會承担什么責任，已經失去了源于“圖書館信仰”的自信和堅定。教育雖然依然被視為公共圖書館的重要使命，但其含義已經發生了變化(教化含義已經悄然消失)；教育也不再是公共圖書館的基本使命，而只是眾多使命中的一個。其他使命，特別是滿足社區成員信息需求的使命開始受到圖書館員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更大關注。
　　這段時間出現的大型調研報告還顯示，在信仰動搖之后，公共圖書館界對自身使命的探索開始變得更加理性。《麥克考文報告》和“公共圖書館調研”系列成果都是20世紀最著名的公共圖書館調研成果，它們都希望將公共圖書館的未來發展方向建立在堅實的經驗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之上。因此，盡管《麥克考文報告》和“公共圖書館調研”的建議在當時都沒有得到采納(麥可考文報告的建議被認為是過于理想化、過于激進；“公共圖書館調研”的建議則被認為是過于精英化)，但二者都對公共圖書館的使命探索產生了深遠影響：它們代表了經驗主義對“圖書館信仰”的否定，是圖書館使命探索歷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二戰前后，在新使命的引導下，圖書館工作實踐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圖書館員對于小說類圖書已不再是簡單的排斥，他們承認小說閱讀在多數情況下有益無害；他們還相應調整了與小說相關的職業實踐活動，如館藏建設、文獻提供和閱讀促進等。其次，信息服務工作地位日升，與信息服務相關的崗位被視為優越性崗位，它們甚至可以比其他崗位享受更優厚的待遇[23]。再次，當圖書館員悄然卸下前輩肩起的社會教化使命后，他們開始更多地關注與信息自由、信息平等相關的問題。1938年，美國依阿華州的Des Moines公共圖書館起草了“圖書館權利宣言”，更加鮮明地提出了圖書館維護公民信息自由、信息平等權利的原則。該宣言后來被美國圖書館協會采納。
　　4　黃金時代的公共圖書館使命：在職業樂觀主義背景下擴張
　　二戰之后，英國和美國都經歷了較快的戰后發展時期。經濟的繁榮增強了這兩個國家建設公共服務的能力，也為公共圖書館的發展帶來了比較充足的經費。在英國，戰爭期間設計的福利國家藍圖開始實施，公共圖書館事實上成為福利國家公共服務體系的組成部分。20世紀50年代末，英國政府在《麥克考文報告》基礎上重新對全國的公共圖書館進行了調研，出版了英國公共圖書館發展史上又一部較有影響的報告——《羅伯茨報告》。1962年工黨政府教育部在《羅伯茨報告》的基礎上出版了《布迪倫報告》(Bourdillon Report)，提出了“高效率公共圖書館的基本標準”，如年文獻入藏量、服務空間、人員配置等；1964年，英國議會參考上述兩份文獻，通過了“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館法案”[24]，規定地方政府必須為當地民眾提供全面高效的圖書館服務。在美國，20世紀50到60年代先后出臺了兩部有關公共圖書館經費的法令：20世紀50年代中期通過的圖書館服務法令(Library Services Act)規定，聯邦政府有責任為農村的圖書館服務提供財政補助(即聯邦政府在地方政府提供的經費之外，再提供額外的經費)；20世紀60年代補充通過的圖書館服務與建設法令(Library Services & Construction Act(LSCA))又將這一責任擴大到城市圖書館。隨著這些標準和法案的出現，英國和美國的公共圖書館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進入了各自的黃金時代：經費相對富裕、文獻資源充足，公共圖書館界對自身的能力和發展前景充滿了樂觀情緒[25]。
　　經濟的快速發展還創造了巨大的勞動力需求，為了補充國內勞動力市場，英國在這段時間接受了大批來自印度、巴基斯坦、香港、加勒比等地區的移民。移民的到來增強了英國的多元文化色彩，也向英國社會提出了一個嚴峻的社會和文化課題：如何使這些移民盡快適應新的環境？如何增加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英國公共圖書館很快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職業問題，它要求公共圖書館相應調整自己的使命，將外來文化和移民納入服務范圍(20世紀70年代的社區圖書館運動便將移民社區確定為重點服務對象之一)。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20世紀初又吸收了大批新移民[26]，但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的文化格局基本上是以主流(白人)文化控制少數民族文化為特征。60年代的民權運動為移民文化贏得了生存空間，使美國社會開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多元文化社會。直到這時，美國公共圖書館界對多元文化的使命感才在民權運動的震撼下蘇醒過來[27]。
　　經費的相對充足和多元文化提供的機遇，使英美的公共圖書館對履行多元使命更加自信。繼1943年的《公共圖書館戰后標準》后，美國公共圖書館協會又于1956年和1966年兩次發布全國性標準。1966年的標準不僅重申了公共圖書館的多元使命，還明確提出了為所有文化提供平等服務的使命[28]。英國1962年的《布迪倫報告》和1964年的“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館法案”雖然沒有明確界定公共圖書館的使命，但它們提出的“全面高效服務”的目標卻為公共圖書館的使命擴張留下了廣闊空間。
　　公共圖書館使命的擴展伴隨著服務領域的迅速擴大。在英國，公共圖書館對兒童的服務、對學校的支持、對社區的上門服務、對技術和商務信息的提供等，都得到擴展，圖書館利用率明顯攀升[29]。同時，對多元文化的支持開始滲透于圖書館服務的所有方面。在美國，公共圖書館在文獻資源建設、人員配置、圖書館活動安排等方面都開始給予少數民族文化以特別關注，例如，大多數圖書館都開始強調館藏資源的語種要與當地種族構成相匹配[30]。
　　5　萎縮時期的公共圖書館使命：在功能設計中優化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隨著英國和美國分別進入經濟衰退時期和政治上的保守時期(在1979年的英國大選中，保守黨成為執政黨；在1980年的美國大選中，共和黨成為執政黨)，這兩個國家的公共圖書館也進入了萎縮時期。由于保守政府采取鼓勵私營部門，壓縮公共部門的執政路線，公共圖書館從政府獲得的支持力度明顯減小。這樣的政治環境加上停滯不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導致公共圖書館的經費開始萎縮。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公共圖書館的使命發生了兩大顯著變化：一是對全國性“統一使命”的反思；二是對“膨脹的圖書館使命”的反思。第一種反思大致始于對1966年標準的修改計劃：公共圖書館協會于1970年嘗試修訂1966年標準，但修訂小組很快就發現，全國性標準很難適應各地的圖書館狀況。經過仔細考慮，公共圖書館協會于1971年放棄了修改全國標準的企圖，改為制定能適應地方需要的指導性框架。新思路產生了兩大結果：一是1979年發布的《公共圖書館使命陳述及其對服務的必要性》；二是1980年出版的《公共圖書館計劃過程》。《公共圖書館使命陳述及其對服務的必要性》明確提出，公共圖書館應該放棄它的文化教化和同化使命，而使自己成為服務于多元文化遺產的教育、文化、信息組織[31]；《公共圖書館計劃過程》則為公共圖書館根據自身使命制定可操作性發展戰略提供了程式化指南。公共圖書館協會希望通過這兩套文件的配合使用，引導各地公共圖書館更有效地形成與當地情況相適應的使命陳述和發展規劃。
　　第二種反思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初。早在1972年就有學者指出，公共圖書館不可能為所有人做所有事(Public libraries can no longer be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它們需要確立自己的基本使命，以便集中使用資源[32]。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著名圖書館學家馬丁(Martin)[33] 再次指出，美國公共圖書館在誕生后的一百多年中，使命范圍不斷擴大，但在經費日漸萎縮的情況下，圖書館將很難兼顧所有使命，它們必須學會集中使用資源去完成若干選擇性使命。為此，馬丁提出了功能設計(role setting)概念。“功能設計”指各圖書館根據當地情況，從公共圖書館的功能序列中選擇若干項，作為本館在特定時期的基本功能和輔助功能，然后設計相應活動來實現這些功能。
　　“功能設計”概念與公共圖書館協會正在進行的“從全國性標準到地方性標準”的轉變不謀而合。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公共圖書館協會正式采納了“功能設計”概念并出版了著名的《公共圖書館計劃與功能設計：選項與程序指南》[34]。該指南總結了公共圖書館的八大功能，建議各館從中選擇2～4項進行重點建設，被選中的功能就構成了該圖書館的核心使命。這八大功能包括：社區中心(作為社區活動和社區會議的核心場所)、正規教育支持中心(輔助各年齡段的學生完成正規教育計劃和課程)、自主學習中心(支持所有年齡的讀者自主學習)、通俗讀物中心(為所有年齡段的讀者提供通俗讀物)、學齡前兒童啟蒙中心(通過面向兒童的服務活動，激發兒童的閱讀和求知興趣)、參考咨詢中心(為社區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準確的、及時的和有用的信息)、研究中心(支持學者針對特定問題開展專深研究和知識創新)。為了保證設計過程的科學理性，指南還包括了詳細的社區調研指導(包括如何確定研究深度、調研對象、數據來源，如何收集和分析數據)，以幫助圖書館將功能選擇建立在對環境深入調研的基礎之上。
　　根據斯蒂芬思(Stephens)[35] 的調查，從1987到1994年，根據美國公共圖書館協會指南進行功能設計和使命陳述的圖書館逐年增加，1988年有70所圖書館從8大功能中選擇了自己的功能/使命；到1994年，這一數字已增加到617所[36]。費城圖書館是較早采納設計指南的圖書館之一。在其1991～1995五年計劃中，費城圖書館從PLA指南的八大功能序列中選擇了4項：求知者中心(為所有年齡段的求知者提供教育資源)、問題解答中心(參考資料中心)、通俗讀物中心(提供從暢銷書到商業周刊等各類通俗資料)、小讀者的大世界(面向學齡前兒童的活動中心)[37]。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公共圖書館功能設計”概念也開始被其他國家認同。在英國，負責公共圖書館事務的“藝術與圖書館辦公室”于1991年出版《設置公共圖書館的目的》。這份文獻明確提出，“公共圖書館是社區的主要設施；它的使命在于保證和鼓勵社區內的個人或團體全面獲取圖書、信息、知識和文學藝術成果，從而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的文化、民主和經濟活動，幫助他們參加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教育計劃，輔助他們建設性地利用閑暇時間，促進閱讀和寫作能力，鼓勵他們使用信息和理解信息價值”[38]。1993年出版的《科米迪亞報告》[39] 指出，英國公共圖書館承担著任何其他公共設施都無法比擬的寬泛責任，但使命的膨脹也給公共圖書館帶來了負面影響：圖書館試圖以有限的資源為所有人做所有事，結果卻常常顧此失彼，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核心使命和競爭力。從90年代中期開始，英國政府要求地方圖書館局通過制定計劃來明確圖書館的目的及其實現途徑。根據要求，地方圖書館局必須向分管圖書館工作的國家文化、媒體和體育部提交當地圖書館計劃書。該計劃書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每三年提交一次，內容包括：(1)關于當地政府、社區和圖書館服務的一般信息；(2)對圖書館服務的中期評估；(3)今后三年的目標與工作計劃。第二部分每年提交一次，內容包括：(1)與其他圖書館局服務效果的比較；(2)與預定目標的比較；(3)下一年度的短期目標；(4)實現目標的行動計劃。這個計劃過程持續到本世紀初，后來被文化、媒體和體育部的新公共圖書館發展思路所取代。
　　6　進入新世紀的公共圖書館使命：在社會影響力驅動下鞏固
　　美國公共圖書館協會于1987年出版的《公共圖書館計劃與功能設計：選項與程序指南》雖被很多圖書館采納，但它在應用中也暴露了不少缺陷。首先，一些圖書館發現，指南所建議的公共圖書館功能序列在概念上不夠清晰；其次，雖然指南配備了大量的經驗調研工具，但設計結果還是與公眾的需求存在差距。D' Elia and Rodger[40] 的調研顯示，公眾對公共圖書館功能的排序是：正規教育的輔助中心、自主學習中心、學齡前兒童啟蒙中心，但斯蒂芬思的調研顯示，圖書館最普遍選擇的功能卻是：通俗讀物中心(95％)和參考資料中心(76.4％)[41]。
　　為了克服1987年指南的局限，美國公共圖書館協會于1998和2001年對該指南進行了兩次修訂[42～43]。新指南將“功能設計”(role setting)改為“服務響應”(service responses)。1998年和2001年的指南都包括13個“服務響應”：(1)掃盲(basic literacy)：為維持基本閱讀能力、滿足基本閱讀需求而提供的服務；(2)商務和職業信息(business and career information)：為滿足商業、企業、個人工作、求職過程所需信息而提供的服務；(3)共享空間(commons)：為滿足人們交往需要和社區事務討論需要而提供的共享空間和服務；(4)社區導引(community referral)：為引介社區內其他機構或組織的服務而提供的信息和服務；(5)消費信息(consumer information)：為幫助社區居民獲取消費信息而提供的服務；(6)文化理解(cultural awareness)：為幫助社區居民了解自己的文化遺產和其他文化遺產而提供的服務；(7)流行話題與圖書(current topics and titles)：為社區居民了解文化及社會動向、滿足娛樂需要而提供的服務；(8)正式教育支持(formal learning support)：為輔助各年齡段的學生完成正規教育計劃而提供的服務；(9)一般信息(general information)：向用戶提供與日常工作、學習和生活問題相關的各類信息或解答；(10)政府信息(government information)：向用戶提供有關政府部門或政府官員的信息，以便他們能正常行使民主權利；(11)信息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幫助用戶培養信息查詢、評價及利用技能；(12)終身教育(lifelong learning)：滿足用戶自主學習的需求，幫助他們實現個人發展；(13)地方志與家譜(local history and genealogy)：滿足用戶了解自家或地方遺產的需求。與1987年指南不同的是，最近兩版指南把圖書館的功能細化為更具體的“服務包”，進一步明確了每組服務所針對的社區需求；此外，它們還比1987年指南更注重社區成員對功能設計過程的參與。新版設計指南的術語轉換(從“功能設計”到“服務響應”)以及設計思路的轉變(在更大程度上關注社區需求和社區成員的參與)表明，它比以往的指南更注重通過功能設計強化圖書館的社會影響力。
　　在英國，由于1997年開始的“公共圖書館計劃”并沒有徹底扭轉公共圖書館的“不景氣”狀況——公共圖書館對擇業人員的吸引力繼續降低，利用率持續下滑[44]，文化、媒體和體育部于2002年終止了公共圖書館計劃，并于2003年出版了未來十年英國公共圖書館使命框架——《未來框架：新十年的圖書館、學習和信息》(Framework for the Future: Libraries,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in the Next Decade)[45]。該框架提出，未來十年英國公共圖書館的主要使命是“促進閱讀和學習、幫助獲取數字技能和服務、促進社會和諧和公民權利”。“促進閱讀和學習”的使命要求公共圖書館發揮傳統優勢，培養全民閱讀興趣和求知熱情；“幫助獲取數字技能和服務”的使命要求公共圖書館利用2002年完成的“人民網”為社區居民提供廣泛的數字化服務和設施，例如建設和維持當地的社區網站(社區在線)、為社區居民提供數字化文化資源(文化在線)、為當地居民獲取全國網絡資源等；“促進社會和諧和公民權利”的使命則要求圖書館繼續充當社區中心，并為所有人提供其民主參與所需的信息。
　　美國的“服務響應”和英國的“未來框架”作為兩國公共圖書館在新世紀初的使命框架，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前者是行業協會的產物，后者是主管政府部門在廣泛咨詢行業組織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產物；前者為圖書館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使命提供著選擇指南，后者則為圖書館確認未來十年的共享使命(shared sense of purpose)提供著界定框架；前者融入了更鮮明的經驗主義研究思路，后者體現著政府主管部門和專業組織的共識。但力圖讓公共圖書館產生更顯著的社會影響卻是二者共同的出發點：前者為此將公共圖書館的使命更緊密地維系于社區需求，后者則讓圖書館使命緊扣未來十年英國社會的兩大主題——數字社會與包容型社會。
　　7　結語
　　對整個公共圖書館界來說，使命陳述宣布了一個行業的目標，是公共圖書館作為社會機構存在的重要依據。對個體圖書館來說，使命陳述既是圖書館管理的工具，也是圖書館之所以成為社區存在的理由注解。然而，要恰當界定公共圖書館在特定時期的使命并非易事。對自身能力判斷失誤、對社會需求有失敏感、對環境變化無知、對公共圖書館的歷史與價值觀缺乏了解等，都可能導致公共圖書館使命的迷失。一個半世紀的公共圖書館發展史貫穿了公共圖書館審視自身使命、適時調整方向，以保持自身活力的努力。因此，公共圖書館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公共圖書館使命的探索史。
　　這個不懈的探索過程使公共圖書館的使命經歷了若干顯著的變化：從信仰的產物轉變成了經驗主義的產物；從一元化的教育教化使命轉變為包括教育、信息、文化在內的多元使命；從注重職業理念到注重社會需求；從強調全國標準到強調地方特色。與此相適應，使命的陳述方式也越來越正規化：由圖書館制定、由主管部門審核批準、由社區監督的圖書館長期計劃已成為公共圖書館闡述自身使命的普遍工具。
　　這個過程也見證了圖書館職業在回答“公共圖書館的使命究竟是什么”的問題時的幾度彷徨，幾度迷失。19世紀末，圖書館的教育教化使命曾點燃很多公共圖書館員的激情，但它很快就因偏離讀者需求而遭遇挫折；后來提出的信息保障使命曾為公共圖書館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存在理由，但它早在美國麥卡錫政府封鎖共產主義信息時就出現過蹣跚，而今又面臨著互聯網的沖擊；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多元文化使命比多元文化的社會現實遲緩了數個節拍，直到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才把它喚醒。這些彷徨和迷失表明，在任何時候，公共圖書館對自身使命的認識都可能存在局限，重要的是，公共圖書館不被自己的局限捆住手腳，失去探索的能力。在21世紀，公共圖書館將對自身的使命進行哪些揚棄還不得而知，但從英國和美國在本世紀的頭三年里就相繼提出新的使命框架來看，探索還將繼續。
圖書館長沙1～7，31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于良芝20072007
公共圖書館使命/英國公共圖書館/美國公共圖書館
An Exploration of Mission of the Public Library: Us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ublic Libraries of British and U. S
　　Yu Liangzhi
　　(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nt Commercial Colleg, Nankai University)
本文回顧了英美公共圖書館在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歷程中對自身使命的探索；它將整個過程劃分為以下階段：在“圖書館信仰”中產生，在經驗主義考察中走向理性，在職業樂觀主義背景下擴張，在功能設計中優化，在社會影響力驅動下鞏固；總結了圖書館職業在回答“公共圖書館的使命究竟是什么”的問題時的幾度彷徨和迷失；指出在任何時候，公共圖書館對自身使命的認識都可能存在局限，重要的是，公共圖書館不被自己的局限捆住手腳，失去探索的能力。
作者：圖書館長沙1～7，31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于良芝20072007
公共圖書館使命/英國公共圖書館/美國公共圖書館

網載 2013-09-10 21: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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