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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導和確立新文學的是一批適應時代需要的富有開拓精神和能力的人才。從眾多的新文學活動者和寫作等當中，篩選出一百位對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學創作做出重要的或比較重要的貢獻的新文學開拓人才，他們是創建中國現代文學的最基本、最主要的人物。他們的情況，反映了新文學創建者的共同特征。本文擬以這些新文學開創者中的核心的、骨干的人物為基本對象，從三個側面透視新文學開拓人才群體的諸多特征中的三個方面。
　　　　　　成才地域——長于江浙，成于京滬
　　人才的成長與地域有一定關系。新文學開拓人才的成長和成才與地域的關系是：它的主體人才，生長于江浙，成才于京滬。
　　人才成長的環境一般分為大環境、亞環境和小環境。地域環境屬于大環境。地域的經濟狀況、文化傳統、政治現狀、科技教育發展，對在這個地域里的人才的成長有直接關系。人才的發展階段，可以分做基礎期、成才期和成名期。新文學開拓者從家庭教育到中等教育，大多是在他們出生地進行的。因此在以學習知識、能力為主的基礎期，地域文化、教育、科學、政治，對其影響很強烈，很深刻。這種影響是通過家長、教師及周圍的環境人物、環境氛圍起作用的。經濟、政治、文化、科學、教育發達的地域，往往是人才成長的沃土。正如王國維所說：“文明弱之國人物少，文明盛之國人物多。”（《康有為傳》）據我的統計，百位新文學家開拓人才中，生于浙江的最多共32人，其次是江蘇16人，生于此二地的高達48人，占據文學開拓人才總人數的近二分之一。因此說新文學開拓人才生長于江浙一帶。這個結論是符合實際的，除了我們篩選出的開拓人才，根據資料比較充足，入選者比較精粹，大體可以概括、代表整個新文學創建隊伍的基本面貌和特點外，同類型的研究，也提供了與之相吻合的信息。一位研究者依據《中國現代文學手冊》（劉獻彪主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統計了164 位大陸的現代文學家的地域分布情況，其中，分布最多的省份是浙江計有35名，其次是江蘇有20名（謝泳《試析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地域分布》）。另一位根據《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中的《作家小傳》（阿英編選，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印行）列出的142位作家統計， 浙江籍人排列首位共34人，占全部入選人數的四分之一（陳堅《浙江籍現代作家研究》）。這絕非偶而巧合，而是一種規律。陳氏是根據很早出版的、具有較高權威的“大系”的作家小傳統計出來的。謝氏依據近期出版的辭書的收集的數量較多、復蓋面較廣的現代作家統計而來的。我的統計是從較大量的現代文學活動家、文學創作家中精選出來的新文學開拓人才中得出來的。三個統計所依據的資料有別，所調查的對象不盡全同，但殊途同歸，得出的結論均是新文學創建人才分布地域以浙江為首，江蘇其次。這個結論也是有社會基礎的。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江浙一帶受到現代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沖擊最早、最盛，是開發最早的地域之一，有久遠的雄厚的優秀文化傳統。因此，生長在這些地區的人們，受到的傳統文化教育深刻，同時又接受了近代傳播于沿海地帶的資本主義新思想、新文化的滋養，為他們之后奮起構建中國新文學，奠定了扎實的優良的基礎。
　　新文學開拓人才中的主要人物的成才和成名地域，基本在北京和上海。新文學的策源地《新青年》，第一個扯起文學革命旗幟，第一個刊發新詩歌、新散文、新小說，新文學運動的佼佼者，很多人成才在這塊新文學的發祥地上。《新青年》初創于上海，領導新文學運動的黃金時期又編辦在北京。1920年復遷上海，對新文學運動，仍作出若干貢獻。最早以集體形式響應《新青年》進行文學革命運動的是新潮社，它以青年學生為主要成份，不僅創立于北京，而且從骨干到后臺人物，幾乎都在北京大學。新青年社、新潮社的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蔡元培、周作人、魯迅、沈尹默和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康白情、俞平伯、汪敬熙等都是新文學開拓人才中的重要人物。此外，對中國現代文學確立起主要作用的是文研會、創造社、語絲社、新月社及其主辦的刊物，它們不在北京，就在上海，都是聚集文學人才的重鎮，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郭紹虞、許地山、王統照、耿濟之、冰心、廬隱、朱自清、劉延陵、許玉諾、陳大悲、熊佛西、歐陽予倩、侯曜、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徐志摩、梁實秋、陳源、聞一多、孫伏園、林語堂、馮文炳、馮沅君都是其中的重要開拓人才。以上提到的并不是這些社團里的全部的新文學開拓人才，但已有46位之多，占總人數的近半數。
　　北京是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地處東南沿海的大埠，受西方經濟、思想、文化沖擊最早，最強烈，可以說上海是轉入新思潮、新文化的主要口岸。一大批有志于拯救中華、繁榮祖國的知識分子，自然把北京、上海做為施展宏圖的最佳地域。因此，京滬成了中國文學向現代型轉的最佳活動地域，成為實現這種轉換所需要的人才聚合得最多、最密集的地方。
　　　　　　主體力量——集結群體，互助互補
　　新文學倡導和確立時期，新文學人才靠著集結社團聚合社會力量，完成創建新型文學的歷史使命。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歷史階段像新文學開創時期那樣，文學社團成為推動文學演進的主要力量。倡導時期的社團是新文化團體，1921年以后純文學社團興起，到1925年全國已有一百多個。百位新文學開拓者當中，就有90人參加了各種社團，幾乎所有的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學創作的骨干人物，均是某個或某幾個社團的成員，非社團成員，沒有一個是新文學開拓者的先鋒人物。這些文學社團，是文學相關人物的組合體，每個社團和各個社團之間的人才，互相補充，互相完善，造成創建新文學的優勢。
　　首先，每個文學社團（含早期的新文化社團）都是或大或小的新文學相關人才互助互補的集合體，其中最大的、最有影響的首推文學研究會。通過入會手續加入這個群體的成員多達170余人。 雖然組織比較松散，但這個人才團的人才核，結合得比較緊密，因此各類文學人才互相補充，使這個群體具有建設新型文學的多功能性。他們中間有在組織群體方面花費了很多力氣的鄭振鐸、沈雁冰等人，有表達這個群體文學主張的理論權威沈雁冰以及周作人等，他們的“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有關人生的文學”等文學為人生的理論，成為聚集文研會人才的旗幟，是粘合這個人才團的主要軟文化。新文學是中國新型知識分子學習西方文學的產物，是東西方文化撞擊的寧馨兒，因此，創建新文學的群體中，必需有一批大量介紹西方文學思潮、作品、動態的翻譯家。文學研究會中此類人才層出不窮，除了幾乎所有的主干人物均又是文學翻譯外，還有一些像耿濟之、李青崖、潘家詢、謝六逸等主要工作便在譯介外國文學方面。這個社團同時擁有很有社會影響的各類新文學體裁的著名作家，小說創作的代表人物有葉紹鈞、冰心、王統照、許地山、廬隱、孫ｌｉáｎｇ＠①工等巨擘，詩歌創作有劉半農、劉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劉延陵、許玉諾等高手，散文作家有周作人、冰心、朱自清、豐子凱等大手筆，劇本創作的大家，許多都在這個人才團里，如歐陽予倩、熊佛西、陳大悲、汪仲賢、侯曜等。它還有一批學術研究專家，如郭紹虞、顧頡剛、陳望道、王伯祥、周予同等，學術著述豐盛，偶而也有文學作品面世。文研會有以《小說月報》為主，包括《文學旬刊》，《詩》月刊等在內的刊物和“文學研究會叢書”，一批著名的編輯人才，兢兢業業地在這塊集聚著各色人才的創作園地里辛勤耕耘。這個人才團是一個龐大的、具有多種文學功能的群體。
　　文研會是這樣，創造社、語絲社、新月社以及其他文學社團莫不如此，每個文學社團本身都聚合著各種各樣的文學人才，只是數量多寡、類型有別而已。這樣一來，從單個文學社團看，是文學相關人才互助互補的小群體，從整個新文學隊伍看，一百多個文學社團各種文學人才，就成為在創建新文學這個總目標下集結起來的大的人才群落，他們互相補充，互相完善，使新文學倡導和建設的隊伍，人才濟濟，豐富多采。
　　其次，各個文學社團（含早期的新文化社團）之間，還有一種互助互補，相得益彰的關系。新文學社團中，有一批是綜合性文學社團，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的各類相關人才都有，如文研會、創造社和淺草社、廣州文研會、彌灑社以及較晚些出現的獅吼社、莽原社、沉鐘社等，他們為新文學的倡導和確立，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文學人才。同時還有一批比較專門化的文學社團，它們為創建新文學提供了某一方面的專門人才。如中國新詩社、湖畔詩社、新月社以及綠波社等，側重于提倡和創作新詩歌，語絲社側重于提倡和創作新散文，民眾戲劇社、戲劇協社、南國社等，側重于提倡和創作話劇，未名社專以譯介外國文學為己任等等，它們分別聚集了詩歌、散文、話劇、翻譯文學等各種類型的專門人才。綜合性文學社團從全方位，專門性文學社團從某一方位，促成新文學開拓的確立，二者互相補充，提高了新文學開拓者整體的創造力。
　　新文學社團之間的互助互補，還表現在它們之間的文學主張、文學流派、文學氣質和文學創作諸方面的互相補充、互相完善上。僅以最大的兩個文學社團為例，文研會與創造社一個主張文學為人生、文學應該反映現實，一個主張文學尊重自我、表現自我的內心要求；一個提倡文學創造采取寫實主義創作方法；一個推崇浪漫主義創作方法，一個重客觀描寫，一個重主觀抒情；一個以冷靜、穩健為特點，一個以奔放、熱烈為特征，相輔相成，相反相成。這樣性質的互補，幾乎存在于所有文學社團之間。
　　恩格斯說過：“許多人協作，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造成‘新的力量’，這力量和它的一個個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反杜林論》）以各個文學社團為主體的新文學開拓者群體就是許多力量融合成的“新的力量”，它是一個適應面更廣，能量更大的人才組合體，對倡導和建設新文學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參照目標——操持“竊火”武器，學習西方文學
　　1840年，英國的大炮轟開了中國封建帝國的大門，驚醒一批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奮起尋找富強祖國的良策，經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探索的失敗，他們以為拯救中華的工程，須從改變國人的精神狀態入手。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認為文學是變革精神最有效的武器，于是開展新文學運動。他們把目光投向西方，學習西方文學，創造改魂換魄的中國新文學，成為其孜孜以求的目的。因此，新文學創建人才的最佳產出層面，首先是掌握兩種語言工具的人們：第一諳熟本民族語言文學，能夠依憑它準確地吸收、精到地釋放信息；第二知曉一種以上外語，能夠以其為工具，適時地攝取、熟練地傳播外國文學信息。實際情況正是如此，新文學開拓人才，有雄厚、嫻熟的漢語言文學功底，同時又熟悉一種外國文字。百位新文學開創者中，留學生就有62位，占全體開拓人才的62％。他們當中不少人懂得的外語不止一種。比如魯迅不只精通日語，熟知德語，還會英語。（雪融，《魯迅英語水平考》）郁達夫至少會三種外語，他曾對劉海粟說：“我在日本看過將近千冊英文、德文、日文小說。”（劉海粟《〈郁達夫傳〉》）除留學生外，還有像馮文炳、陳翔鶴、馮至那樣一些國內主修外國語的大學生，像葉紹鈞、沈雁冰那樣一些既未放洋，也未入高等學府，但可以操持外語工具的人才。同樣這些人才中，也有懂兩種以上外文的，沈雁冰就是一例，早在北京大學預科時，就掌握英文和德文，不僅翻譯文學作品，而且僅 1921年1月到1924年6月就為《小說報》撰寫了外國作家、作品、 文學思潮評介200多則，發表重要譯介文章幾十篇。留學生和其他懂外語的新文學開拓者共計89位左右，占總人數的82％。一個歷史階段中的文學人才掌握外語的人數這么多，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罕見的。
　　這些新文學開拓人才，充分利用他們手中操持的外語武器，積極譯介外國文學，從世界文學中竊得火種，點燃中國現代型文學的圣火。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譯介外國文學的目的十分明確：“第一步是譯，第二步是新作。”（1917年1月25 日錢玄同復胡適的信）他們認為建設新文學之初，“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把西洋文學的“特質”，與中國傳統文學的“特質”結合起來，“別創一種自有的新文學”（沈雁冰《小說新潮欄宣言》），“采用外國的良規”，“融合新機”，開辟中國文學發展的“別開生面”的新路（魯迅《〈木刻紀程〉小引》。運用外國文學改革本民族文學的戰略思想，第一次提高到文學人才群體性自覺實踐的新階段。到1921年《新青年》已刊出俄、美、法、印度、挪威、日本、丹麥、波蘭、愛爾蘭、西班牙等10多個國家的文學作品，包括20多位作家的著作。早在1918年它便別具慧眼地出刊“易卜生號”，開全面介紹一位外國作家作品之風氣。與《新青年》緊相呼應，《新潮》、《少年中國》也發表了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文字，成為《新青年》推動現代翻譯文學的左膀右臂。1921年文學社團蜂起，文研會、創造社等社團及其編辦的刊物，大量翻譯和發表外國文學，現代翻譯文學的潮頭更加壯闊，翻譯的作品，譯介的作家、流派之多，捉筆譯介的作者之重，空前未有。中國現代戲劇產生較晚，發展較慢，就是這樣一個新文學不發達的領域，翻譯文學同樣琳瑯滿目，1917年到1924年全國26種報刊、4家出版社共發表出版翻譯劇本竟達170部，新文學開拓百位人才中，有譯著的高達50人，占總人數的一半。
　　翻譯文學影響著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學創作的走向和特征。“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一半也為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沈雁冰《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和努力》）許多譯者，特別是其間的名流，對此十分明確，就是要將外國文學運用于改變中國國民沉默靈魂的事業。因此抨擊社會黑暗的文學，揭示人性被吞噬的文學，啟導人們認識自己力量的文學，激勵受壓迫、被損害者呼喊和反抗的文學，成為翻譯文學思想內容的主潮。沙皇俄國的情況與我國的現實有某些相似。俄國1917年的變革，使中國人民從中看到了振興祖國的曙光。俄國存在的社會問題和解決道路，對中國人民認識現實和改變處境，頗多借鑒價值。因此翻譯文學中，俄國文學是熱點。《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的《翻譯編目》，盡管收集的是1917年——1927年出版的單行本譯作，時間比我們界定的新文學開創期多兩年，而且大量地刊載于各種期刊的譯作單篇未收入，但依然明顯地反映出開創期翻譯文學的整體特色。它收錄的譯著篇目共187種，其中俄國文學作品就有65部， 占總篇目數的近三分之一。被譯介作品最多的作家，全是俄國著名文豪：列·托爾斯泰12部，契訶夫10部，屠格涅夫9部。翻譯文學的這個特征， 與中國新文學從產生之日起思想內容就表現出重現實、重人生、重功利的傾向，有一定程度的因果聯系。
　　從文學流派看，翻譯文學譯介較多的是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和創作。以小說為例，《新青年》1917年1月到1920 年12 月， 《晨報·副刊》1919年2月7日到1920年10月10日刊載了48篇俄國小說，出自19位作家之手，其中屠格涅夫、列·托爾斯泰、科羅連柯、庫普林等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就達33篇。法國作家的31篇，莫泊桑一人獨占26篇，莫泊桑是法國最優秀的自然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之一（參見趙遐秋等《中國現代小說史》）。同時歌德、雪萊、拜倫、濟慈等浪漫主義作家的作品也有不少譯介。此外，現代主義、未來主義、唯美主義、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等其他18世紀、19世紀歐洲流行過的文學流派的創作，都有譯介。翻譯文學的此種狀況，與中國新文學開創期以現實主義為主流、浪漫主義異峰突起、多種文學流派時有出現的有主有輔、多樣紛呈的流派格局，有顯然的瓜葛。
　　從體裁看，翻譯文學中小說居多。《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的《翻譯編目》刊出的187部單行本中，大約80部左右是小說。 小說中在歐美“交了桃花運”（魯迅《〈總退卻〉序》）的短篇小說高居榜首。不僅《翻譯編目》中有數量不少的短篇小說集結，而且未做它收錄對象的單篇短篇小說，差不多各個刊物均有登載，短篇小說數量之多，可想而知。翻譯文學的這種實際，與中國文學以詩歌為正宗體載，轉而小說也為正宗體裁的特點有直接關系。
　　翻譯文學對中國新文學在表現手法、技巧和體式等方面的影響，就更廣泛、更深刻了。例如冰心寫作小詩，就是“受了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冰心《我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由此導出20年代中國新文學詩壇的小詩創作熱潮。郭沫若1919年著手翻譯《浮士德》。《浮士德》的新劇形式，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浪漫主義和神話故事色彩，設置序劇的體式等等，都能在郭沫若的《女神》詩集里找到投影。至于世界文學的表情達意、塑造人物的手法、技藝，對中國新文學的影響，簡直不勝枚舉，遍及開創期重要作家和著名作品。特別是服務于表現人物思想、情感、心理、愿望、情操等內在東西的手法、技巧，對新文學創作的影響更普遍，更強烈。
　　本世紀初，中國文學選擇了向西方文學學習、創造新型文學的歷史方向。這個歷史性的重大抉擇，要求建設新文學的人才必須具備西洋文學的知識和素養，把西方文學做為確立新文學的參照物。因此，掌握本民族語言之外的語言文字的人們得天獨厚，從世界文學中吸收思想、引進流派、效法形式、借鑒手法等更直接、更便當，他們的智能結構除積淀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文學的優秀因子，同時積淀著異質文化、文學的優秀因子，自然就成為倡導和確立中國新型的現代文學的開拓性人才。
　　　　　　　　　　　　　　　 ［作者單位　內蒙古大學中文系］
　　　　　　　　　　　　　　　　　　　 （責任編輯　馮軍勝）＊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亻”加右“良”
　　
　　
　　
內蒙古社會科學呼和浩特80-84C8新興學科張國棟19961996 作者：內蒙古社會科學呼和浩特80-84C8新興學科張國棟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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