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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期文學”是一個所指與能指極為混亂的概念，迄今為止，學界起碼有8種能指：1976四五運動開始、1976年10月開始、1978開始、1985截止、1989截止、1992截止、2000截止。由于新世紀文學概念的興起，有人又把1993年以后的文學歸入“新世紀文學”。混亂的使用讓我們不得不回顧“新時期”概念的知識原典。“新時期”最初始用于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十一屆一中全會的報告， 報告宣布“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勝利結束，我國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然后，文學界始用并沿用這一概念至今。“新時期”本是一個政治歷史時期概念，由于文學價值觀的相異，而變異為上述多種能指，這些價值差異可以通過不同的文學階段加以區別，因此，本文仍然在原典意義上采用這一概念。
　　1949年到1976年這27年的“當代文學”，在政治文化、知識分子功能、傳播機制上有其共性。新時期文學開始變異。這個變是漸進的。新時期文學的整體形態，在上世紀80年代文學中已經基本定型。80年代文學有三種歷時形態。一是1985年以前的政治、社會、倫理反思文學；二是1985年及其后的多元新潮文學，即現代派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市民文學；三是1989年后的傳媒時代文學，即新寫實文學、電視劇文學、媒體作家文學。80年代這三種文學奠定了新時期文學的基本價值形態。由此看來，80年代的文學，在以下四個方面對整個新時期文學作了奠基。
　　第一，價值觀上經歷了人道主義到存在主義的探索，體現為從“政治文學”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新政治訴求，到社會文學、倫理文學、女性文學的人本主義深入探尋對政治文學的消融。繼之體現為“85新潮”的現代派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以存在主義思潮為基本價值觀，用文學的方式根本顛覆了“當代文學”的“政治文學”體系，并建立了存在主義的有效傳播，改變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這也成為90年代以來到今天的新時期文學價值論上的基本特征。這是由80年代奠基的。
　　新時期文學首先是從政治文學角度反對“27年文學”的。1980年以前的政治反思文學就是對“文革”政治的批判及其新政治文學的提倡。這些文學有一個共性：用一種新的政治概念來代替舊的政治概念，在這個前提下對人進行思索，宣傳人道主義的思潮，但這個宣傳是不自覺的，也是不深入的。
　　人的尊嚴和人的地位的提出，在1980年后的社會反思的文學中逐漸成為主流聲音。
　　倫理反思成為這個人道主義潮流的最高潮。張潔《愛，是不能被忘記的》尖銳地描寫了女作家鐘雨同一位文藝工作的老干部發生的一場精神戀愛，小說最先遭到了圍攻。這個圍攻，正是批評家中的“政治文學”觀與前衛作家的“人的文學”觀的沖突。這個沖突因為恩格斯“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的語錄而作結，從而引發了1980年代以后文學創作的深層人道主義轉向。涉及離異、貞操、人體模特、愛情觀念，私生子、改嫁等倫理道德問題。在這方面，女性文學體現了較為深入的人性思考及其痛苦。
　　1985年的“85新潮”，是新時期文學的華彩樂章。“85新潮”的意義，怎么評價也不為過。最具劃時代的意義，就是徹底宣告了“27年文學”“政治文學”模式的終結，宣告了新時期文學的人性深度時代的到來。
　　“85新潮”，在形式上講，是現代派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女性文學的合謀，在這個合謀中，最重要的思想意義是，存在主義思潮在全中國的啟蒙與推廣，它取得了不亞于“85前”的人道主義傳播的效果，它直接影響了今天中國人的行為模式，通過85新潮及其后來的傳承，存在主義事實上已成為迄今為止中國人主要的生活方式。“85新潮”文學，宣傳了存在主義思想，把人道主義的老調一下“擠成三代以上的古人”。這個存在主義，一是薩特的人生哲學，二是海德格爾的自然主義，三是現象學。前者在現代派文學中延伸，中者在尋根派文學中復活，后者在先鋒小說中得到方法論的體現。
　　上述人道主義的命題、存在主義的命題，成為了90年代文學直至新世紀文學不絕的命題，成為了80年代文學對新時期文學最重要的邏輯起點。
　　第二，方法論上經歷了從“本質論”到“現象論”上的革命。80年代文學經歷了方法論的洗禮，這個方法論的內涵各異，但主要在于從本質的人到現象的人的變化。文學研究的本質論模式式微，新方法層出不窮。藝術思維與藝術敘事經歷了從本質的人到現象的人的變異，實現了從古典思維到現代思維的飛躍，建設了新的敘事體系，體現為對傳統現實主義、深度消平、宏大敘事之解構。這場源于西方現象學、解構主義的革命，是對中國文學自古以來全知型寫法的顛覆，奠基了整個新時期直到今天的思維與敘事革命，建立了新的敘事體系。這也是新時期文學的邏輯起點。
　　《文藝報》組織的人物性格討論，《文學評論》組織的“文學研究新方法討論”，是方法論革命的始作俑者。學界討論的林林總總的方法甚至加上了系統論控制論諸方法的這些方法，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對傳統方法的解構。
　　“85新潮”對中國文學的寫法作了一個根本的革命。80年代中期，以馬原1984年的《拉薩河的女神》為界，稍后又有莫言、殘雪、洪峰、格非、北村等人在語言、生存等方面的探索為后繼，至80年代末中國大陸所出現的“先鋒小說”的“后現代性”，這種寫法源于80年代對西方現象學、解構主義思潮的引入，出乎引入者理論家預料的是，創作中的體現生動有趣得多。這直接形成了新時期文學創作中本質論的破滅與現象論的發燒。這當然與理論界的后現代性是有異的，創作中的體現另具一格。但由于馬原等人在敘事上的搗亂，形成了小說敘事上的革命。他們摒棄傳統小說遵奉的“真實觀念”，將小說敘述行為的虛構過程和實質暴露無遺，徹底摧毀了小說的“似真幻覺”和深度模式，是對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真實觀和敘事的權威性及深度模式的雙重解構。當他們的形式實驗越來越背離讀者關注現實人生的審美期待而受到新寫實小說的反撥后，一部分先鋒作家便改變了敘事策略：把敘述視點轉向歷史，由文本的游戲轉向歷史的游戲，于是又有了后來的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出現。這場革命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只是一種寫法上的變革，事實上它是整個文學觀念變革，特別是后現代觀念引入后的文體體現。特別有意義的是，這是對中國文學自古以來全知型寫法的顛覆。這構成了直到今天的敘事革命。這個革命的奠基，也是起于85新潮的。
　　第三，體制論上實現了從體制的人到非體制的革命，從體制解體到市民重構，實現文學人格重建。1985年前后，與此前文學區別的是，體制的解構與重構。知識分子功能與人物形象體系，經歷了體制的人到市民的人的嬗變，實現了從體制解體到市民重構的文學人格重建。一指作家隊伍變異，王朔、梁左等的出現，二指出現了自由職業者、小工商業者、游民、消費者等市民形象，加以后來的新寫實主義零度情感摹寫，構成新市民之痞氣、世俗氣、市井氣、瑣屑性等。這個變化直接影響到90年代文學，本點是對“當代文學”的體制性摧毀文化。在作家層面上的傳統知識分子功能閹割的問題逐漸解構了。這是新時期文學第三個邏輯起點。
　　80年代文學最重要的變化，還在于出現了體制外建構。這一方面指的是作家隊伍的變異，王朔、梁左等“寫字師傅”“文學策劃師”等的出現，各級作協的專業作家的終止；另一方面，在于與“當代文學”絕對相異的人物群像里，出現了自由職業者、小工商業者等體制外市民形象，這些形象，由于部分新寫實主義作家的零度情感摹寫，構成了新時期文學的新市民人格建構。這些形象，帶有王朔式的痞氣和野氣，帶有新寫實小說中的世俗氣與市井氣，與主流文壇格格不入，以致在很長時間得不到主流話語的承認。這也是80年代文學對新時期文學的貢獻，這個貢獻，就是對上述此前文學體制性的摧毀。這也成為了80年代以后至今的重要的文學形象體系，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社會學現象。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生產、經營、交換、消費，中國式市民社會重新興起。中國市民社會與主流社會之間既有合作又有沖突。存在沖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市民社會的本性，它是由具有獨立自主性的個人、群體社團和利益集團組成的，是作為私人進行活動的，因而具有天然的、本能的生存需要。其意識形態表現為利己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觀念，在文化上表現為滿足休閑、消費、享樂以至縱欲等需要。作為公共秩序維護者的國家權力出于社會整體發展的考慮，自然允許市民社會的存在，但也不可能在價值觀念上完全認同于市民社會。二者之間就必然存在沖突。同時，市民社會的世俗性、功利性、文化需求也為崇尚精神追求的精英文化所不齒，因此，二者之間也存在沖突。王朔等的小說就隱含了這種沖突。
　　在市民建構中，80年代末期的另一撥新寫實作家更是推波助瀾，讓市民文化越來越市井化。新寫實小說在80年代中后期的出現并非一個偶然現象。后來的新寫實小說的“零度”敘事對90年代小說敘事的民間化和世俗化傾向的出現以及現實主義沖擊波小說和新生代小說的敘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體制后的市民形象由此成為新的人物形象的主流。
　　第四，傳播方式的革命。文學不再只是一種紙質傳播，進入傳媒時代后，勃起了新的文學——傳媒體系。80年代末期初期市場化漸進，領先聲的作家通過傳媒，始構傳媒與文學共謀的媒體文學現象。一批作家變異為媒體作家、一批學者變異為媒體學者。這是80年代末期文學對包括90年代后的新時期文學體系最大的變異，這種變異至今咄咄逼人，讓文學不斷邊緣化、消費化，實現了中國文學的傳播方式革命。
　　上述深刻變異，構成了新時期迄今為止的文學新貌。可見，80年代文學是新時期、新世紀文學的邏輯起點。新時期文學的整體建構，邏輯起點在80年代已經基本奠定。

文藝報京③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曹萬生20072007
作者：文藝報京③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曹萬生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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