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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5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468(2003)03-0026-06
　　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討論這幾年在國內非常多。相比而言，在發達國家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卻不多。我在斯坦福大學學習的時候，經常去伯克利、哈佛、MIT、哥倫比亞等著名大學，有機會與他們的校領導及老師們接觸，很少聽到他們提到這個話題。在國際組織工作期間，我也很少聽到有人談論這個話題。我想，可能是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已經超過了這個發展階段。
　　對于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我談四點思考。
　　　　一、進一步提高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重要性的認識
　　在當今世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競爭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競爭等。在這一競爭中，影響到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大學。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將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在國際競爭中，具有戰略意義的要素，科學、知識、技術、人才等等都在跨國界地組織著，都在跨國界地流動著。在這樣的情形下，要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意義非常深遠。
　　可以說，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優勢是以它在學術上的優勢為基礎的。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曾經說過，美國真正的實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汽車、多少飛機、多少超級電腦，而在于美國是一個大學林立的國家，具有三千多所高等院校和上百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學。（注：轉引自美國國際教育協會主席Allan E.Goodman2002年11月18日給作者的信。）前不久，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一次談話中，也強調了美國大學在國際競爭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美國大學在全世界高等教育系統中具有領導地位，吸引了世界各國大量優秀人才。資料統計顯示，1972年美國工程技術領域中35歲以下的年輕教授只有10%是外國人，而到1985年這個比例就上升到了55%。這是美國工程科學院給美國政府的報告。（注：參見1986年美國Academy of Engineering給政府提交的一份報告。）在這些來自國外的工程技術專家中，有75%的年輕教授都在申請美國的公民權。該報告指出，這對于美國的發展和國際競爭力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美國在制定移民法規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一點。美國用其一流大學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國際競爭力中的核心要素，例如科學、技術、知識、人才等都是跨國界流動的，傾向于流動到最有利于發揮他們效用的地方。一流大學為他們的發展提供了相應的學術環境和制度環境。所以，我們要進一步提高對創建一流大學的認識。
　　創建一流大學應該是一種國家戰略、一種國家行為，必須由國家重點支持。德國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很明白這個道理。他說，當德國的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的時候，德國的國勢也是世界上最強的。[1]同樣，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國家行為的特征。冷戰時期，美國通過的最有深遠影響的法案之一是1958年《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美國是第一個把國家安全同大學建設聯系起來的國家。《國防教育法》的背景是在冷戰時期。1957年蘇聯衛星上天，美國朝野震動，它做出的反應之一就是把國家安全與加強高等教育聯系起來。《國防教育法》中有這樣的話：“國會在這里宣告，國家安全要求充分發展全國青年男女的智力資源和技術技能；目前的緊急狀況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機會；美國國防取決于掌握由復雜科學原理發展起來的現代技術，也取決于發展新原理、新技術和新知識。”[2]這一段話，體現了他們作為一種國家行為支持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取向。所以，在當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要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我們一定要建設能夠代表中華民族發展特色和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學，這應該成為國家戰略。世界歷史上，無論是美國、德國或者其他國家，大學的發展都是與一定的國家政策取向聯系在一起的。美國大學真正在總體上成為世界一流還是在二戰以后。1900～1930年間，世界上92位諾貝爾獎得主中美國只有3個。1941年12月，日本轟炸美國珍珠港的時候，12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中，只有10%左右在美國。美國真正在高等教育中占據領導地位還是在二戰以后，這與美國的國家政策相關，把一流大學的建設同國家的安全與發展緊密地結合起來。美國的政治、經濟霸權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以其學術優勢和科技優勢為基礎的。它囊括了世界上大量的優秀人才，2001年在北京大學召開中英大學聯席會議，就連英國的大學校長也抱怨人才外流(brain drain)，流到了美國，他們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因此，我想強調，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并不是具體哪個大學的事情，而是涉及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問題。在目前的形勢下，把這個問題提到更高的高度來認識，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二、關于一流大學的標準
　　一流大學，當然要有一流的學科，一流的教師隊伍，一流的生源和一流的人才培養，一流的科學研究成果，一流的管理運行機制，強大的財政實力和物質技術基礎。當然，一流大學還應該有對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突出貢獻。對于這些指標，應該不存在大的認識分歧。
　　世界上各個一流大學的學科特點是不一樣的。關于建設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中國科技大學朱清時校長曾做過一個很好的發言，他說任何一流大學都有若干學科是一流的，任何一流大學不一定所有學科都是一流的。我贊同他的觀點。有的大學是學科非常齊全的大學，例如康奈爾大學，可能是美國學科最為齊全的大學之一，幾乎所有的主要學科它都有。還有的大學是另一種辦學思路：要辦的學科就必須是一流的，要不就不辦。例如，普林斯頓大學，沒有商學院、法學院和醫學院，它就把自己已有的各個學科都辦好。芝加哥大學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其歷任校長的理念就是，要辦的學科就一定是一流的。斯坦福大學的辦學理念也是如此，它關于建筑學院的決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建筑學院是斯坦福大學內的一個較小的學院，在美國數千所大學中它的建筑學院在分專業排名時總是在第十名左右。學校做了一個研究，比較為使建筑學院進入前五名而進行的投資與將同樣多的投資應用于其他學科，例如電子工程、計算機科學技術等建設的效益。結果，他們的決策就是把建筑學院取消，集中精力和資源辦好其他學科。這是一種辦學理念。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News & World Report)在對大學進行排名時有兩種分類：一種是綜合性質的排名；一種是分學科排名。可見，一流學科的建設是十分關鍵的。
　　一流大學要有優秀的教師隊伍也是不言而喻的，如院士、諾貝爾獎得主；還要有雄厚的財力和大量的捐贈，以及一流的基礎設施等等。與學科一樣，這些都是看得見的，是硬性的指標。
　　但是，僅僅這些還是不夠的，一流大學還需要一流的辦學理念和大學精神、一流的校園文化和軟環境。目前，我們對一流大學應有的學術環境、學術精神、大學文化的關注還不夠。大學應該有一種精神，應該有一種寬松活躍的學術氛圍，使得人們能夠在這里探求真理，使大學能夠通過不斷的知識創新和理論創新去引領民族精神。總體來說，我們的大學在這方面還要加強。
　　前幾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關于楊振寧和黃昆在西南聯大學習的材料。楊振寧講，即使在辦學條件很艱苦的年代里，在西南聯大的六年學習生涯對他的一生的影響都非常大。當然，他后來在芝加哥大學中受到許多著名教授的學術影響，取得了科學上的輝煌成就，但他還是非常強調西南聯大的那段經歷。[3]眾所周知，包括當時組成西南聯大的北大、清華、南開的校長們都有非常廣闊的學術視野。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都對大學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努力在學校中創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吸引和留住人才，發揮人才的潛力，培養年輕一代追求科學、追求真理。
　　這方面的問題，我們應該做更認真的思考。在過去的50多年里，我們培養了多少大師級的人物（不管是人文大師，還是科學大師）？存在哪些成功經驗和教訓？在辦學思想上，應該努力形成更好的學術氛圍和學術土壤，我們不但要能夠吸引人才，而且要讓他能夠成長并開花結果，不斷產生知識創新和科技創新的成果。這方面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使得我們的大學能夠對人類的思想進程，對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產生深遠影響。我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的時候，讀了一本哈佛大學學者鮑爾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寫的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即《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注：該書另有中文譯本。參見〔美〕S·鮑爾斯，H·金蒂斯.美國：經濟生活與教育改革[M].王佩雄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可以說是非常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非常“左”的一本書，比我們這些人還“左”。哈佛大學能夠容忍他們，斯坦福大學也有類似的例子。在美國，這種政治上比較保守的大學能夠允許這種非常“左”的觀點在他們學校大行其道，這是和他們的大學精神有關的。這樣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我想終身教職(tenure)這種制度的形成，其最初的主要用意不是說學校先與受聘者簽個三、五年的合同，然后看受聘者的表現是一流的學者，才給他終身教職，而是為了保護學術自由。國際學術界和科學界的普遍觀點是，在學術上光有民主還不行。民主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在學術上一邊是九個人一個觀點，另一邊是一個人一個觀點，可也許最后證明那一個人的觀點是對的，他拿諾貝爾獎，別人卻拿不上。這樣的例子在科學史上是很多的。所以，要保護學術自由，給學者以追求真理的空間，給他創造一個寬松的學術環境。大學的精神，剛才王大中校長、潘懋元教授、顧明遠教授都講到了，是我們需要認真考慮的。當然，我們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架下來考慮做這件事情，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來做這件事情，在這個大前提下來創造一個寬松的學術環境。我自己在工作中也感覺到，在大學精神和辦學理念的創新方面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努力。
　　另外，每個大學的教師隊伍建設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在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這類的學校，它們教師隊伍建設非常嚴格，它們只給不到10%的年輕教師終身教職(tenure)，不到10%的取得博士學位后到這些學校任教的年輕教師能夠獲得終身教職。然而，在伯克利(UC Berkeley)，還有王大中校長講到的加州大學系統的幾所大學，也是非常好的學校，它們會給70%的年輕教師終身教職，是完全不同的做法。在學科建設、教師隊伍建設的過程中，由于各個大學的歷史傳統和方方面面的條件不同，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的標準。
　　同樣地，一流大學的管理方面也是這樣，哈佛和耶魯、斯坦福、普林斯頓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只是在這些學校當兩年訪問學者或者做個學生，可能感受不到這種差別。要認真地去研究它，就會認識到這種差別。它們的管理模式是非常不一樣的。在哈佛，學校的各個學院都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實體，而“哈佛”就像一個商標(trademark)貼在各個學院之上。例如，說哈佛一年籌款了多少億美金，其實錢是在各個學院之中的。商學院和醫學院籌款的錢，哈佛大學的校長是無權調用的。但是，在斯坦福、耶魯和普林斯頓，校級行政管理機構(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會發揮很大的整體協調作用。哈佛大學的兩任校長，一個是前任的尼爾·陸登庭(Neil L.Rudenstine)，另一個是現任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們去年都來北大作演講，使我們對此有所了解。可見，一流大學的管理也有不同的模式。
　　在學科建設、教師隊伍建設及管理方面，一流大學存在不同的方式，所以不要力求尋找一種統一的最好的一流大學管理方式。管理理論上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There is no best way to organize”（沒有最佳的組織方式）。具體到我們的大學，沒有一種最好的對所有大學都普遍適用的管理和組織方式，要根據學校各自的歷史傳統、學科結構、校園文化等特定情況進行管理。在我們國家，如何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前提下做好這件事情，對于大學的領導者來說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三、關于一流大學的發展戰略
　　剛才，王大中校長講到UC San Diego（加州大學圣迭哥分校）、UC Irvine（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C Davis（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等學校，可以作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參照系，或者選擇更好的學校，比如哈佛、斯坦福、耶魯、MIT等作為參照系。問題是我們現在建設，他們也在建設；我們在前進，他們也在前進。我們20年達到一個什么標準，但是他們20年后可能會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他們現在前進的步伐并不比我們慢。所以，一流大學的標準是動態的(dynamic)，而不是靜態的(static)。這里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真的要想趕上去，就必須比別人發展得更快，真正有一個“跨越式”發展，使得我們的一流大學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不斷縮小，而不是越來越大。我覺得，這個“跨越式”的發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并不簡單。尤其是在辦學理念、辦學思想上的跨越，整個大學發展體制上的跨越。
　　19世紀以前德國的大學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但是在19世紀相當長的時期內德國的大學應該說是非常好的大學，那時許多美國學者和大學領導人大都是留學德國的。為什么呢？因為它與當時的牛津、劍橋大學的辦學思想相比，有一種跨越，即“洪堡思想”帶來的辦學理念上的創新。“洪堡思想”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強調學術自由，強調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在辦學思想上向前跨了一大步。相應地，德國的大學也就向前跨了一大步，成為非常好的大學。美國也是一樣的，現在幾乎沒有人不承認美國的著名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劍橋大學校長艾里克·布魯斯(Alec Broers)去年到北大演講，他說他自己在美國待了18年，他認為現在劍橋在某些方面比不上美國的前十名(top ten)大學。他今年10月份就要卸任了，耶魯大學的副校長兼教務長要到劍橋大學任校長。牛津大學校長科林·盧卡斯(Colin Lucas)原來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工作過。可見，美國的大學相對于德國，德國的大學相對于英國，都有過一個跨越式發展的歷史進程。當然，英國和德國的大學也都在不斷前進。
　　既然我們要辦世界一流大學，就要放開眼界，看全世界的經驗，不能光看我們自己國內的東西。美國的大學起源于1636年創立的哈佛學院，哈佛建校初期規模非常小。一直到1860年以前，美國的高等教育發展較為緩慢，有二百多所院校大都是按照英國大學模式建立的，按照英國洛克的教育思想以“培養紳士和傳教士”為主要任務。19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的高等教育真的是實現了一種“跨越式”發展。當然，這種發展是與國家發展分不開的，正如德國的大學是世界上最強的時候也是德國國勢在世界上最強的時候。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國家發展是分不開的。到19世紀60年代，美國的高等教育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南北戰爭結束，政治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被掃除，社會經濟發展迅速。與此相適應，一批新大學應運而生。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都是在這個被稱為美國高等教育歷史上第一個大40年(the first big forty years for American education)中建立起來的。而這些新建立的院校，可以說是美國新一代的大學，是按照德國的洪堡思想建立起來的。它們的創校校長都是清一色的留學德國的博士。可以說，約翰·霍普金斯等大學的建立在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這個時期，其他老牌大學，如哈佛和哥倫比亞，也開始啟用從德國歸來的博士當校長。在這一點上，美國人是很開放的，哪個國家的東西好，就把它拿來，學習借鑒，并根據美國的實際情況加以運用。按照“洪堡思想”建立的大學是新型的學校，體現一種新的辦學理念。斯坦福大學校長來北大演講的時候，說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在辦學理念上與北大具有同源性。理由是，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締造北大的重要人物，他前后兩次留學德國，在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對德國的洪堡辦學思想吃得比較透。美國的大學不僅是學習了德國的洪堡辦學思想，而且把這種辦學思想制度化了。美國的大學把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思想理念，體現于大學研究生院的制度建設之中，實現了從思想到制度的跨越。而德國人在這方面卻慢了一大步，德國大學最早的大學研究生院建立于1984年，比美國晚了一百多年。
　　可以說，美國學習德國的洪堡辦學思想，并進一步把這種思想制度化，這就是一種跨越。這種跨越給美國高等教育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從1860年到1900年這40年對美國來說是很重要的。即使美國這么有經濟實力的國家，也不是短期內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美國是通過對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實現今日美國大學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爾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國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到1900年實現第一個40年跨越式發展告一段落之后，從1900到1930年的30多年中，全世界90多個諾貝爾獎得主中美國也就只有4人。1900～1941年中全世界120多個諾貝爾獎得主中也就10%左右是美國人。那個時候還不能說美國大學取得了世界一流的地位。美國的大學真正取得世界一流地位還是在第二個跨越時期，即二戰以及二戰以后的時期。我看過一本書，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即《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描述分析了美國大學崛起的歷史進程，可以看出，美國大學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經歷了一個不斷跨越的漫長過程。第二步跨越是很要緊的，是與國家戰略有密切關系的。
　　總之，我想說的是，在我們前進的時候，別人也在前進；要想追上去，一定要跨越，步子要邁得更快一些。這種跨越不僅是投入和硬件建設，也包括辦學思想、理念、體制上的跨越。研究國際高等教育經驗可以得知，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都經歷了這么一個過程。
　　我想簡要介紹一下北大歷史上的幾次跨越。如果說北大在20世紀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做出了有重要意義的貢獻，它也是經歷了幾個跨越發展的階段。從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時間內，北大的發展狀況并不樂觀，學術氣氛沉悶，學術水平很低，而且封建腐朽思想蔓延。1917年蔡元培來到北大后，推動北大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變革，領導這所大學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跨越發展。他借鑒德國的洪堡思想和世界各國大學的辦學經驗，主張“學術自由”和“兼容并包”，這在當時舊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況下，具有進步意義。特別是在用人體制上，蔡元培上任之初就辭掉很多沒有學術才能的人，并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李大釗請來任圖書館館長，陳獨秀任文科學長，理科學長夏元＠①是中國第一個懂得相對論物理學的人，還有著名科學家李四光等人。陳獨秀等人在當時是喊“民主”、“科學”最響的人。這一步跨越非常重要，從辦學理念到管理體制到用人機制上的跨越，使得北大有了一個很明顯的變化，不僅推動了學校的改造，也推動了整個社會的改造與進步，使北大成為當時我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和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地。北大在50年代院系調整以后也實現了一次歷史性的跨越式發展。對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大學，“跨越式”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類似的例子，在兄弟院校也很多。
　　我們一定要記住，在自己前進的同時別人也在前進，要趕上他們就一定要前進得更快，實現“跨越式”的發展。首先，在辦學理念上要更新，要跨越。在管理體制上也要不斷創新。一般來說，激烈的國際競爭取決于人才的競爭，所以，要加強教育、培養人才。其次，還有更深層次的競爭，就是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競爭。大學的構成要素——科學、技術、知識、人才，是在不斷流動的，要流動到最有利于它們發揮最大效益的環境中去。我們現在努力從世界各地吸引人才，一定要創造出相應的體制和環境，使他們能夠真正地發揮出潛力。前些時候，我們調查了從國外留學回來的老師的情況，他們還是覺得辦事比較難，體制性約束太多。所以，在“跨越式”發展中，應該包括辦學理念、辦學戰略、用人制度和管理體制的跨越。跨越就是突破原有的范式(paradigm)，達到一個新的更高的層次。
　　這是我想講的第三點，就是“跨越式”發展的問題。國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一流大學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
　　　　四、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世界眼光
　　沒有世界的眼光，就不會真正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更談不上如何建設了。我再就這個問題做些補充說明。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能夠實現“跨越式”發展，它必定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一個深刻認識到學習的力量的民族。古希臘作為西方文明的源頭，能夠突然崛起是非常令人驚異的。其實，在它崛起之前，文明的很多要素已經具備了，希臘文化的崛起主要是一個善于學習的結果。美國和德國的跨越發展也是善于學習的結果。
　　因此，我們要善于冷靜思考，吸收一切世界先進文化成果，以及國際上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切優秀經驗。當德國的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時，美國人都去德國留學，他們學到了很多東西。蔡元培先生能夠在北大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原因之一是他有廣闊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國際理解。杜威(John Dewey)在北大當了兩年多教授，回到美國后，他著文把北大的蔡元培和牛津、劍橋、哈佛、哥倫比亞的校長作比較。杜威說，從專業知識的角度看，蔡元培比不上牛津或劍橋大學的校長；從教育上講，牛津劍橋的校長比不上蔡元培，因為后者改造了一個大學，使得北大成為中國第一所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而且推動了整個社會的改造與進步。[4]
　　在國際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辦大學的國際視野是非常重要的。而在這方面，我們還需要解放思想，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發展，在世界的大舞臺上豎起我們中國大學的旗幟，就需要有世界的眼光、視野和魄力。在這方面，中國的大學還需要進一步努力。
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6～31G4高等教育閔維方20032003在當今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大學是影響到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應該是國家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一流大學除了必須有世界一流的教學科研成果和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等硬指標，還必須特別強調寬松活躍的學術環境和探求真理的科學精神。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必須在教育理念、辦學戰略、用人制度和管理體制等方面實現“跨越式”發展，并要善于借鑒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形成廣闊的世界眼光，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競爭，才有可能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世界一流大學/中國高等教育/大學教育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Chinese higher education/university education本文根據作者2003年3月29日在清華大學“一流大學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的發言整理，并經作者審閱。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MIN Wei-fang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a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Thus to develop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should be one of the strategic priorities for a country.In addition to high qual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un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to cultivate spirit to pursue truth and academic freedom,and continue to renew its conception and operation,and borrow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develop more quickly and achieve world class status.閔維方(1950-)，男，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校務委員會主任，教育學院院長，教授，博士。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作者：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6～31G4高等教育閔維方20032003在當今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大學是影響到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應該是國家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一流大學除了必須有世界一流的教學科研成果和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等硬指標，還必須特別強調寬松活躍的學術環境和探求真理的科學精神。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必須在教育理念、辦學戰略、用人制度和管理體制等方面實現“跨越式”發展，并要善于借鑒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形成廣闊的世界眼光，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競爭，才有可能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世界一流大學/中國高等教育/大學教育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Chinese higher education/university education本文根據作者2003年3月29日在清華大學“一流大學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的發言整理，并經作者審閱。

網載 2013-09-10 21: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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