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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新詩的“發生”歷史，從新詩的發明人胡適開始，就有不厭其詳的講述，在這個“故事”中，有主角(胡適自己)，有配角(美國的梅光迪、任叔永以及北大的陳獨秀、錢玄同等)，有與反對派的激烈論戰，有個人的“實地實驗”，更有一批新詩人的響應。(注：有關新詩的發生史的經典描述，可參見胡適的《嘗試集》自序，《逼上梁山》等文。)后來的文學史描述也多沿用這種套路，主要從詩人、批評家的言論和實踐中，尋找“新詩”發生的歷史軌跡。然而，在這個完整的“故事”中，似乎漏掉了一個關鍵的因素，即：新詩的讀者。對于某一類文學體式而言，其興起或發展，都與一個讀者群的確立密切相關。(注：伊恩·瓦特就18世紀讀者大眾與小說興起的關系作過研究，見《小說的興起》，三聯書店1992年。)在新詩的發生期，新的讀者群的尋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新詩成立的決定性的環節，在談論“文學改革”的程序時，胡適就說：首要的任務是要“養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注：答盛兆熊書，《新青年》4卷5號。)只有得到了一定范圍內讀者的認同和閱讀，新文學(包括新詩在內)的成立才不是一句空話。對新詩發生初期，讀者問題的考察，也就是本文討論的起點。
　　 一、作為一種閱讀時尚的新詩
　　具體說來，新詩“讀者群”的形成，是與新詩傳播的擴張相伴隨的。最初，胡適在美的白話詩嘗試，只局限于私人的討論和書信中，是《新青年》上的發表，確立了新詩的起點。(注：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說：“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4卷1號上。”)發表無疑使個人的詩歌實驗得以進入公共的閱讀，也使一批北大教授參與到新詩的“實驗室”中來。但最初的發表、閱讀空間并不很大，主要作者無非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等三四人，同人之間多次寫作“同題詩”現象，更是說明“新詩”交流的“同人性質”。(注：在《新青年》4卷1號上，就有胡適和沈尹默的兩首同題詩《鴿子》和《人力車夫》；4卷3號上，則有沈尹默、胡適、陳獨秀、劉半農四人的同題詩《除夕》。)新詩傳播空間的大幅度擴張，應是伴隨五四前后新出版物的激增而實現的。(注：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稱，有人估計在1919年中，至少出了400種白話報。)當時在各類新式雜志上，登載“新詩”成了一種風氣，“報紙上所載的，自北京到廣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詩出現。”(注：《談新詩》，1919年10月10日《星期評論》“雙十”紀念專號。)在某種意義上，“新詩”成為了新文化的標記，一位批評者就諷刺說，當時“無論什么報章雜志，至少也得印上兩首新詩，表示這是新文化。”(注：張友鸞《新詩壇上一顆炸彈》，《京報·文學周刊》2號，1923年6月16日。)《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國》、《每周評論》、《星期評論》等成為主要發表機關，培養出一批新的讀者和作者。(注：1919年的郭沫若就是因為在《學燈》上讀到了康白情的新詩，而投身于“新詩”寫作的，見郭沫若《創造十年》，《學生時代》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3月。)《嘗試集》、《女神》、《草兒》、《冬夜》等新詩集的出版，更是擴充了讀者群，蘇金傘就回憶：“當時新出的詩集，如胡適的《嘗試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兒集》，汪靜之的《蕙的風》，謝冰心的《春水》等等都買來讀。”(注：《創作生活回顧》，《新文學史料》1985年3期。)讀者的歡迎，也可由新詩集的發行量見出，《嘗試集》出版3年已出4版，印數15000冊，據汪原放統計到1935年亞東結業時，共出47000冊，數量驚人。(注：見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53頁、82頁，學林出版社1983年11月。)《女神》出版兩年內也出四版，至1935年也達12版之多，與《嘗試集》不相上下。《蕙的風》也“風行一時，到前三年止銷了二萬余部”。(注：此說法出自汪靜之《中學畢業前后》，1935年開明書店。)在當時，一本文學書籍的銷量超過一萬，就屬于最暢銷之列，(注：化魯曾言：“文學書籍的銷路，在中國至多不過一萬，而報紙行銷至四五萬，卻是很平常的。”(《中國的報紙文學》(一)，1922年7月21日《文學旬刊》44期))其他幾本早期新詩集，雖不似這三本風光，但銷數都很可觀。
　　誠如很多學者指出，新文化運動與新式教育的展開，有著密切的關聯，新知的普及是一個方面，同等重要的是，新學校也培養出了一個相應的讀者群。“以著名學者為領袖，以全國學生為中心，其傳播之主要媒介則為出版物”，就是新文化運動的構成方式。(注：李澤彰《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出版業》，《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卷)387頁。)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新詩”的讀者群，自然也以“青年學生”為主，他們不僅閱讀新詩，而且主動模仿，既是最初的讀者，也是主要的追隨者，如茅盾所言：“初有寫作欲的中學生十之九是喜歡寫詩的”，(注：茅盾《論初期白話詩》，《文學》8卷1號，1937年1月1日。)當時在中學讀書的曹聚仁也回憶：“關于無韻自由詩，幾乎成為我們嘗試寫作青年最愛好的體裁。”在《覺悟》的編輯室里，他還看見成千份的詩稿，一位詩人，十天之內寫了三百多首白話詩，可見寫作與投稿之興盛。(注：《嘗試集》，《文壇五十年》146頁，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學衡派在攻擊新文學時，抨擊胡適等人投合一般少年的心理，(注：梅光迪就稱：“今之學者，非但以迎合群眾為能，其欲所取悅者，尤在群眾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學生之類。”(《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學衡》2期，1922年2月))這反倒暗示出一般讀者群的構成。
　　然而，在新式教育培養出的“知識青年”中，真正趨近新文學的人數，不可過高估計，(注：后來王任叔就說，在大革命前新文學“還只能盤旋在幾個文學者和文學青年之間。仿佛一本新書出來，讀者的數目，大致早可決定的。”《新雙的蹤跡與其出路》，《文學》8卷1號，1937年1月。)具體數目曾虛白曾有一個估計：“也不過三四萬人吧!”(注：《一家言》，《給全國新文藝工作者的一封公開信》，轉引自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317頁，上海古籍書社2000年。)“新文學”的閱讀或許只屬于一小批“激進青年”，許多學生的閱讀空間仍是被通俗小說和流行雜志所占據，(注：譬如，陳廣沅《交通大學上海學校學生生活》一文記錄，讀小說是當時學生的首要娛樂，“差不多一種《禮拜六》在校內就有二百余本”。1922年7月5日《學生雜志》9卷7號“學生生活研究號”。)至于新詩以及新文學，在很多地方并不受歡迎，(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更是出版一冊反對新詩的《詩學研究專號》，在《文學旬刊》上引發一場與鄭振鐸、葉圣陶等人的大爭論。)接受狀態的差異，與整個新文化傳播的不均衡有關，地域的差異，學校的基本氛圍，閱讀出版品的種類，多種因素往往會影響到青年讀者的取向，一般說來，在舊派文人把持的校園，學生的文學取向就趨于陳舊，而在新知傳播便利、思想活躍的地方，新式青年往往會得風氣之先。(注：杭州浙江一師學生對新文學的參與，就是一個可資討論的個案。五四前后，浙江一師成為東南新文化的一個重鎮，學生中涌現出湖畔詩人等一大批新文學作家。這首先與杭州的地理位置相關，杭州地當滬杭鐵路的終點，上海、北京出版的書刊容易先看到，接觸新人物的機會也較多。另外，劉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劉延陵等新文化人物先后到這里任教，也帶動了學生的新文學熱情。同是在杭州的宗文中學，也很有名氣，但被舊派人物把持，學校中除了教科書中的古詩詞，能看到的只不過是林紓譯的小說和鴛鴦蝴蝶派的作品。在該校讀書的戴望舒、杜衡、張天翼、施蜇存等人組成“蘭社”，一同在鴛蝴刊物上發表小說，文學起點與汪靜之等迥然不同。)
　　“新詩”的吸引力，當然與白話自然、清新的活力相關，(注：謝冰瑩就說“像胡適的《嘗試集》和俞平伯的《冬夜》等都是我喜歡看的書。其中以胡適的《除夕詩》和《我們的雙生日》，完全用通俗的國語寫成，不但易懂，而且非常有趣。”《胡適》，《追憶胡適》366頁，歐陽哲生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也投合著年輕人追新逐異的心理，但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以“新”為價值尺度的閱讀時尚中，閱讀“新詩集”已經成為某種獲得共同的“代際經驗”的方式。依照文學社會學的觀點，參與某種“文學活動”的背后，其實存在著一種社會身份追尋的沖動，布爾迪厄就認為，獲得某種文學能力，是被允許進入某一精英文化圈的資本。這一點在“新詩”的接受中就表現出來，不僅是新式學生，就連舊派人物也嘗試新詩，“時髦”之中就包含著對成為“新人物”的渴望。譬如上海的鴛蝴派文人胡懷琛，就努力求新，不僅主動為胡適改詩，還出版一冊《大江集》，自封“模范的新派詩”，他的一位同情者也暗里諷刺說：許多人對新詩沒有十分研究，“胡湊幾句，就冒昧的刊在報上，以為可以借此得個新學家的頭銜，功名富貴，不難坐得。”(注：余裴山《給胡懷琛信》，《詩學討論集》71頁，新文化書社1934年再版。)顧頡剛也說當時，“凡能寫此白話文章的，人家都覺得很了不起，我參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寫文章。”(注：《回憶新潮社》，張允侯編《五四時期的社團》124頁，三聯書店1979年。)而退位的宣統皇帝在與胡適會面時，還在炕幾上擺上康白情的《草兒》和亞東的《西游記》，并問起康白情，俞平伯，還問及《詩》雜志的情況，有意迎合這位新文學的領袖。(注：《宣統與胡適》，1922年7月23日《努力周報》12期。)宣統是否真的喜歡新詩，他人不得而知，但對自己閱讀取向的故意暴露，無非是要表明自己“趨新”的身份。胡適也曾說，文學家的養成“決不能說是看了幾本《蕙的風》、《草兒》、《胡適文存》之類的書籍就算可以了”。(注：《新文學運動之意義》，1925年10月10日《晨報副鐫》。)從這段話中不難揣測出“新詩集”，在當時作為新文學的范本，已成為獲得新“文學能力”的入門手冊。
　　然而，將參與文學活動，看成是為了獲得某種“文學能力”，提高參與者的聲譽，但這種說法有可能簡化文學生活的多樣性。從一個更周詳的角度看，閱讀文學，就是一種“文化參與”的方式，它與多種動機聯系在一起，在閱讀中形成一種與“他人協作”集體性共同經驗就是重要的功能。(注：對此問題的討論，可見《機構和閱讀能力的社會分層》，佛克馬、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173～18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西方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18世紀興起的小說和報刊，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聯系起來，認為在小說和報刊的閱讀中，不同地域的人們會形成一種“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思路也開始被引入現代文學的討論中。在近現代中國，每一次社會性運動往往伴隨著閱讀活動的興盛，這本身就說明了書刊閱讀對某一類“經驗共同體”建立的貢獻。五四前后，對于新一代知識青年來說，打破傳統的地域、血緣的聯系，在一種新的基礎上建立經驗聯系，是一種主動的構想。(注：傅斯年就說：“我們是由于覺悟而吉合的……我以為最純粹、最精密、最能長久的感情，是在知識上建設的感情，比著宗族或戚屬的感情純粹得多。”《新潮社之回顧了前瞻》，《新潮》2卷1期，1919年10月30日。)這種構想的實現，與書報的流通、閱讀有著直接的關系，有人就說：“報刊，書籍，已經翻閱得破破碎碎了，還是郵寄去，郵寄去。有了新出的好書，如果不寄給朋友看，好像是對不起朋友似的。友誼往往建筑在書籍的借閱、贈送和學術的討論上。”(注：欽文《五四時期的學生生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984～98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一些新的社團組織，也是圍繞“閱讀”形成的。(注：夏衍回憶五四后，諸種新雜志不僅在青年學生中起到了巨大的啟蒙作用，“而且還逐漸地把分散的進步力量組織起來，形成了一支目標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隊伍。”8月下旬，杭州一些青年“通過閱讀《新青年》和給這個雜志寫通訊的關系，開始聯合起來，打算出一份刊物(《浙江新潮》)”。(《懶尋舊夢錄》)增補本30頁，三聯書店2000年9月)。)共同的“閱讀”帶來了共同的代際感受和經驗構成，汪靜之就說過：“當時青年人是否閱讀《新青年》、《新潮》，看一個青年進步還是落后。”(注：汪靜之《愛情詩集＜蕙的風＞由來》，王訓昭編選《湖畔詩社評論資料選》292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新詩”的閱讀，也發生在這一背景中。艾蕪的一段回憶生動地記錄這樣的感受：在小學時代，他的國文教員十分嚴厲，在學生眼里并不親切，有一次卻看見他也在看《新青年》，“不知怎的，這一發展，使我們學生對他的感情，格外親近了好些，仿佛有什么東西，把師生間的距離縮短了。”而另一位教師打扮時髦，在休息時，“居然摸出新詩專號的《直覺》來看。我是第一次看見他，但在人叢中，他卻變為我最親近的人”。(注：《五四的浪花》，《五四運動回憶錄》(下)964～965。)閱讀“新詩”，在標志一種“新”身份的同時，也建構起一代人在經驗上的情感聯系。
　　 二、讀者分類與新詩的“閱讀程式”
　　在早期新詩討論中，最早關注讀者問題的，應該是“新潮”社詩人俞平伯，他曾以分類的方式細致地勾勒出新詩讀者諸多面貌(反對的分三派，贊成的分兩派)。(注：《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2卷1號，1919年10月。)俞平伯主要是從對待“新詩”的態度上著眼的，但從讀者的身份看，對新詩的讀者還可進行一種分類。
　　如上文所述，新詩的發生，是從朋友、同人間的討論、實驗開始的，而發生的空間與閱讀的空間，往往是重合的，比如，在美國與胡適爭論的梅光迪、任叔永等友人，以及支持胡適的錢玄同、陳獨秀，替他改詩的周氏兄弟，作為后輩的俞平伯、康白情等，都可算得上胡適最重要的讀者。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他們一般都擁有相對自主的觀念和趣味，身份也多以能夠公開發表意見文人、批評家為主，或本人也是新詩人，寬泛地說，可以算得上是一類“經驗的讀者”，胡適自己就說，最初提倡新詩時：“讀者圈不大，但是讀者們思想明白而頗富智慧”(注：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第八章《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這一“讀者圈”不只存在在胡適身邊，對于其他新詩人，情況也很類似。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當時雖然身處異域，但通過投稿《學燈》結識宗白華、田漢，三人的通信結集成《三葉集》出版，其中很大一部分篇幅，就是圍繞著對郭沫若詩歌的解讀、評價而展開的，宗白華、田漢可以看做是標準的“經驗讀者”。除此之外，他的作品還在張資平、鄭伯奇等人中傳看，創造社的元老們形成另一個“讀者圈”，那時他們還嘗試過一種回覽式的同人雜志，即：將某人的作品訂成小冊子，在友人中傳閱，每人都在后面的空白上寫一些讀后的評語和感想。(注：可參見鄭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與前期創造社》、《憶創造社》兩文中的相關回憶，饒鴻競編《創造社資料》752頁、844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相對于精英范圍內的“經驗讀者”，對于“文學”并無太多觀念和經驗，受風尚驅使、處于閱讀的“無名”狀態的“一般讀者”，卻構成著新詩接受的真正主體。當然，“經驗讀者”與“一般讀者”之間無法做清晰地劃分，許多“文學青年”也可投稿報章，發表自己的見解，成為“經驗讀者”中的一員；而批評家的言論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般讀者的觀感。但是作出這一寬泛的、“策略性”的劃分，目的在于分析新詩閱讀的某種基本狀態。
　　如許多人所描述過的那樣，新詩的發生是處在“四面八方反對之聲”中的，攻擊之聲此起彼伏，即便是在持接受態度的讀者那里，打破既有詩歌規范的新詩，同樣也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存在。譬如郭沫若的《女神》出版后風行一時，激昂揚厲的詩風頗為符合五四青年的“閱讀心理”，但在這種公共化的說法之外，另外一些讀者的反應，也值得重視，聶紺弩的回憶就生動地記錄了他讀到《女神》時的困惑：
　　一位老書記官拿著一本“怪書”給他看，嘴里說著：“不通不通，這算詩么?”“我呢，看著聽著，漸漸走進一種高度的迷惑的情境……這是詩么?這詩好么?我一點也不曉得，如果一定要我發表意見，也很簡單：豈有此理。”(注：《＜女神＞的邂逅》，《文藝生活》1卷3期，1941年10月。)
　　“這是詩么”的疑問，與《女神》特殊的想象空間和泛神論背景當然有關，但也可能是從既有的詩歌觀念出發的，對新詩整體上“陌生化”效果的反應。俞平伯就說過，讀者反對新詩，是因不明“文學是什么?文學的作用是什么?詩是怎樣一種文學?”而這三個問題“本是有文學常識的人都該能解答的。”三個問題，已大致勾勒出閱讀新詩的一個常識性的框架。(注：《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2卷1號，1919年10月。)這意味著，懂與不懂，接受與不接受，要取決于新的“詩”觀念的有無。然而，觀念的普及畢竟還有些抽象，對于“一般讀者”來說，觀念的接受，首先應落實為一種與新詩相應的“閱讀程式”的建立。
　　“閱讀程式”一語，出自西方學者喬納森·卡勒，在卡勒看來，具有某種意義和結構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被讀者當做文學來閱讀，原因在于讀者具有一種無意識中的、基于“約定俗成”的“閱讀程式”。這意味著，所謂“文學性”不僅是具體的文本屬性，它的存在還有賴于讀者間達成的一種協議。(注：見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第6章《文學能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這個角度說，“新詩”成立與否，也不只是寫作和理論上的問題，它還是一個閱讀上的問題，即能否在一般讀者那里，形成一種有效的“閱讀程式”。
　　具體說來，雖然，無論“新詩”，還是“舊詩”，都含有普遍的文學共同性，(注：當時反對獨尊“新詩”一家的學衡派，就是站在某種普遍的文學立場，反對新舊的說法。吳宓就稱：“詩者，以切摯高妙之筆或筆法，具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勝任之思想情感者也”，是世界古今的通例。(《詩學總論》，《學衡》9期，1922年9月)；吳芳吉也說：“文學惟有是與不是，而無所謂新與不新”(《再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原載《湘君》2號，收入《吳芳吉集》451頁，巴蜀書社1994年10月。)但是相對于舊詩，新詩仍然是對另一種審美可能的追求，在形式特征上迥然不同，但很多讀者仍是以舊詩的“閱讀程式”來接受新詩的，詞句的精美，詩意的含蓄，音律的和諧，都是這一“程式”包含的因素，譬如，在諸多因素中，“音節”的有無，就是一個關鍵問題，如胡適所言：“現在攻擊新詩的人，多說新詩沒有音節。”(注：《談新詩》，1919年10月10日《星期評論》“雙十”紀念專號。)魯迅小說《端午節》，就描寫了一個教師捧著《嘗試集》搖頭晃腦、咿呀誦讀的滑稽場面，就是閱讀慣習的生動寫照，(注：見《吶喊》，《魯迅全集》第1卷。)而報章之上一些讀者的反應，更是說明了問題，譬如一位名為鄭重民的讀者曾致信西諦，說稍有舊式文學根底的青年，都不十分反對新詩，“但他們有個共通的不滿意于新詩的地方，就是舊詩可以上口吟誦而新詩不能。”(注：1921年1月1日《文學旬刊》24期。)閱讀的“失效”與“不滿”，就與“閱讀程式”的錯位相關。一位20年代讀者，在寫給胡適的信中，更為準確地談出了這種感受：“到底是我沒有讀新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不是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兩樣都是呢?這些疑問，還是梗在我心頭。”(注：友人致胡適，1923年10月7日胡適日記，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4冊，臺北遠流版1990年。)是不是“詩”的觀念，與讀詩的習慣，在這里是互為表里的。
　　因此，在既有的詩歌閱讀程式之外，建立一種相應的閱讀習慣，就成為新詩成立的關鍵，有人曾言：“中國新文學創造者的第一職務，是在改變讀者的taste。”(注：傅東華對“冰”的《我對于介紹西洋文學的意見》的補充意見，見1920年1月23日《學燈》。)從這一角度看，“經驗讀者”與“一般讀者”的影響關系，也就顯露出來了，即：少數新詩人和經驗讀者間的先鋒性探討，必須從“同人圈子”向外擴散，影響、甚至塑造一般讀者的閱讀程式，新詩的廣泛接受，也就顯現為一個“教化”和普及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許多環節：利用現代知識資源進行理論的建構，正確的“文學常識”的大規模介紹，新詩作品的廣泛閱讀，書報上的批評闡釋，詩集的序言，以及國文課堂上的教學實踐，都有所貢獻。譬如，作為一個“超級經驗讀者”，胡適的作用就不容小覷，喜愛“戲臺里叫好”的他，不僅忙于為自己的《嘗試集》定位，(注：譬如，在《嘗試集》再版自序中，針對守舊的批評家“一面夸獎《嘗試集》第一編的詩，一面嘲笑第二編的詩”，親自指出真正的“白話新詩”，以免讀者“誤讀”了自己的努力。)還熱衷于為他人作序(《蕙的風》序)或評介(《草兒》、《冬夜》書評)，為讀者指點閱讀新詩的門徑，而新文學史上的兩部經典《三葉集》和《女神》，則為討論“經驗讀者”對“一般讀者”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契機。
　　 三、從《三葉集》到《女神》
　　上文已提及，暢銷不衰的《女神》，最初在某些讀者那里，接受起來并不如后來想見的順暢，下面幾條材料，也可說明這一點。鄭伯奇就談道：“郭沫若君的詩，據上海的朋友們講，一般人不大十分了解。”(注：《批評郭沫若的處女詩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學燈》。)謝康也說：“沫若的詩，頗有些人不大了解。”他自己1919年初讀郭詩時，就感到“如此雄放，熱烈，使我驚異，欽服，但是不大懂得。”并認為要讀懂郭沫若，至少要受過中等教育，因而“了解者是不及其他詩人的普遍的。”這一說法表明，要讀懂《女神》，某種通過教育得來的“文學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更有意味的是，謝康還說道：讀者對于郭詩“不大了解”，“這大概是未曾讀過《三葉集》的……《三葉集》是《女神》Introduction啊!”(注：《讀了＜女神＞以后》，《創造季刊》1卷2期，1924年2月28日。)直接點明了《三葉集》在閱讀層面與《女神》的關聯(這一點也被《女神》的第一個批評者鄭伯奇指出)。
　　在新文學的發軔期，《三葉集》與《女神》一樣，都是最初的創作實績，在當時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注：《三葉集》1920年6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當時“引起了青年們的興趣和社會的關注，書銷售得很快，幾次重印”，還被田漢稱為中國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宗白華《秋日談往》，《宗白華全集》1卷316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另外，據汪原放統計，至“亞東”結業時，《三葉集》前后共銷出22950本，《回憶亞東圖書館》53頁。)它與《女神》在出版時間上，相隔一年有余，表面上看是彼此分離、各自獨立的兩本書，但如上文所述，《三葉集》可以看做是宗白華、田漢這兩位“經驗讀者”對《女神》的先期閱讀。重要的是，對于《女神》來說，“閱讀”是先于“寫作”結集問世，可以想象的是，當一位20年代讀者拿起《女神》時，他(她)的閱讀視野里可能首先會浮現出另一本書——《三葉集》。與同一時期動輒冠以“長序”的其他新詩集相比，《女神》“無序”似乎是個例外，但從某個角度看，作為“Introduction”(介紹)的《三葉集》，似乎可以看做是它的一份長序。20年代初的文學青年馮至，已開始接觸新詩，但不滿足于當時的樣本，處于迷惑之中：
　　正在這時期，我讀到了郭沫若、田漢、宗白華三人的通信集《三葉集》……當時對我卻起了詩的啟蒙作用。我從這三個朋友熱情充沛的長信里首先知道了什么是詩……
　　閱讀《三葉集》時，馮至住在故鄉的小城內，沒有一個朋友，“這個小冊子便成為我的伴侶”，“直到第二年《女神》出版了，我的面前展開了一個遼闊而豐富的新的世界。”(注：《我讀＜女神＞的時候》，《詩刊》1959年第4期。)從《三葉集》到《女神》，對于馮至來說，是一個“閱讀程式”塑造的過程，更是一個“詩”的啟蒙過程，是一個“什么是詩”的問題獲得解答的過程。當對新文學所知不多的聶紺弩，面對《女神》大呼“這是詩么?”“豈有此理”時，閱讀了《三葉集》的馮至則知道了“什么是詩”，這種比照本身就意味深長。
　　在討論《三葉集》對《女神》的導引作用之前，有必要對《三葉集》作簡要的分析，表面上看，三人的通信你來我往，十分默契，但田漢、宗白華二人對郭沫若詩歌的閱讀反應是有所不同的，形成了微妙的“雙聲”現象：對于傾心于哲學研究的宗白華來說，他最感興趣的是，郭沫若詩中“清妙幽遠的感覺”，自然玄思是他主要的“閱讀焦點”，對“泛神論”因素的著名解說，就由此發生。(注：見《三葉集》3～4頁，亞東圖書館1923年3版，以下引文頁碼均出自此書，不再另注。)郭沫若對此雖然十分認同，但他真正關心的是“人格公開”的表白，這其實偏離了宗白華的閱讀焦點，形成某種對話的錯位。(注：對于宗提出的“詩人人格”的說法，郭的反應十分強烈：“可是，白華兄!我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你恐怕還未十分知道呢。”接著，便講述起自己“比Goldsmith還墮落，比Heine還懊惱，比Baudelair還頹廢”的真實人格。(8～9)這種“引申”其實已偏離了宗的重點，形成了對話的“錯位”。因為后者關注的并非是真實生活中的詩人，而首先是一種觀念領域中的人格造型，果然，宗白華對郭的坦率，似乎也不很積極：“你的舊詩，你的身世，都令我凄然，更不忍再談他了。”(24)后來，當郭四川的同窗魏時珍將郭過去的劣跡向宗和盤托出后，他也只是在信中敷衍了一下而已。(28))相比之下，在《三葉集》中，郭沫若與田漢更是一拍即合，首先吸引田漢的，正是郭沫若有關自己“人格”的講述：“我最愛的是真摯的人。我深信‘一誠可以救萬惡’這句話。”(30頁)進而大力標舉“人格公開”。郭似乎找到了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我現在深悔我同白華寫信的時候，我不曾明明快快地把我自身的污穢處，表白了個干凈。”(35頁)由此，郭、田的通信便以“人格公開”、“懺悔的人格”為契機展開了，田漢的介入改變了《三葉集》的重心，使它從詩歌觀念的討論移至詩人的自我。當“懺悔的人格”成為討論的重點，它也同時成為詩歌閱讀的前提。(注：田漢將自己的詩作《梅雨》與自己的家事聯系起來(59頁)，郭沫若也順著如此的思路，把《獨游太宰府》一詩解讀為靈魂困境的寫照。(72頁)在讀到郭的《抱兒浴博多灣》與《鷺》后，田漢說尤喜愛前首，“因為既知道了你的career就知道你的詩，都是你的生之斷片啊!”(79頁))如果說宗白華欣賞的是郭的“抒情天才”，那么田漢卻說：“與其說你有詩才，無寧說你有詩魂，因為你的詩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淚，你的自敘傳，你的懺悔錄啊。”(79頁)
　　從“泛神論”的哲理著眼，與以“人格公開”為閱讀前提，這就形成了《三葉集》中微妙的“雙聲”現象，隱隱包含著“情感”與“理智”的對立，并對后來的閱讀都發生了或隱或顯的影響。將《三葉集》說成是《女神》的“Introduction”的謝康，就說到自己讀過了《三葉集》，才知道“泛神論”是重點，沫若的詩“全是以哲理打骨子的”，由此解開了初讀時的困惑。(注：《讀了女神以后》，《創造季刊》1卷2期，1924年2月28日。)顯然，這里回響的是宗白華的聲音。“泛神論”的哲理解說，也成為《女神》閱讀的一個重要切入點，被后來的論述反復征引，宗白華的聲音回響在后來的文學史中。
　　然而，宗、田二人的“聲音”在《三葉集》中并不是對等的：在186頁中，郭沫若的書信占84頁，田漢的書信占68頁，而宗白華只占了14頁。顯然，宗白華的文字所占比重很少，其聲音是相對微弱的，《三葉集》中主要的篇幅都留給了郭田之間的“人格公開”。相對于哲理的解釋，“人格公開”似乎更具影響力。聞一多就說：“我平生服膺《女神》于五體投地，這種觀念，實受郭君人格之影響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葉集》中可考見。”(注：《致顧一樵》，《聞一多全集·書信》41頁。)郭沫若自己也向友人推薦《三葉集》，在致陳建雷的信中說：“不知道曾經蒙你鑒識過么?我的信稿大概是赤赤裸裸的我，讀了可以看出的大概。”(注：《新的小說》2卷1期，1920年9月。)不難看出，基于一種內在感性的“人格公開”，由是成為《女神》的閱讀參照，譬如鄭伯奇就認為，郭詩不大受人了解，“這原因大概就由于不曉得沫若君的境遇和個性所致。”他自己開始對郭沫若狂暴的詩歌形式，是不很接受的，在閱讀田、郭間的書信，“知道我所愛讀的那位詩人的身世”后，才改變了態度，因為“不久我很懷疑我對于詩形的那種成見”。(注：《批評郭沫若的處女詩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學燈》。)從“不接受”到“懷疑自己的成見”，《三葉集》的作用，其實是在為《女神》構造一種有效的“讀法”(“閱讀程式”)。謝康更是向讀者建議：“作者是一個possional，我希望讀者須用passion去讀才可以。要是求知識的根據，理性(狹小的)的滿足，讀這書的只有墮于不可解之淵而大叫失望罷了。”
　　將“境遇個性”或“身世”作為有效閱讀的前提，方式本身無太多特別之處，甚至還是傳統詩學批評模式的延伸，但重要的是，從《三葉集》到《女神》某種“閱讀導引”被建立了起來，在《女神》天馬行空的體式面前茫然不解的讀者，找到了一種途徑和這本詩集間建立聯系，即：詩歌閱讀首先要從內在的主體性話語開始。這種“閱讀”上的導引，與新詩觀念的建立和普及，有密切的關聯。
　　如果說胡適等新詩倡導者們，主要是從一種特殊的歷史意識出發(新/舊、文言/白話)，去論述“新詩”的合法性的，那么，在后起一代對現代學術的專業分工有了更清晰的自覺的新詩人那里，(注：羅家倫就呼吁：最要緊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夠造詣的人，拋棄一切事都不問，專門研究基本的文學、哲學、科學。”《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2卷4期。)利用現代西方文藝理論，為“新詩”建立知識基礎的訴求(而非新與舊的歷史沖突)上升為中心。(注：康白情的《新詩的我見》、宗白華的《新詩略談》、俞平伯的《詩的自由與普遍》，發表在《學燈》上的郭沫若與宗白華的論詩通信、葉圣陶《詩的源泉》、王統照的《對于詩壇批評者的我見》、鄭振鐸的《論散文詩》《何謂詩》等是其中代表。)梁實秋曾將“型類的混雜”，當做五四新文學浪漫主義特征的一個表現，比如“用散文的方式寫詩”“用詩的方式寫小說”等。(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梁實秋批評文集》41頁，徐靜波編，珠海出版社。)但其實，“型類的混雜”，不過是“型類重建”的一個環節而已。對“詩”而言，當外在的格律形式，不再成為合理的規定，其本質以及邊界，必須重新獲得詮釋。在相關的詩論中，詩的文類規定不是僅僅停留在字句、音律、章節之美的強調上，從發生學角度進行的，有關詩歌的“主體性”論述大幅度擴張，“情感”與“想象”代替形式上的規約，成為詩的根據。頗有意味的是，當新的“詩”觀念建構集中于發生學層面，作為詩歌的發生源泉的“詩人人格”，往往會被當做最終歸結點。俞平伯聲稱：“至于怎樣才能解放做詩底動機?這關于人格底修養，是另外一個問題。”(注：《作詩的一點經驗》，《新青年》8卷4號。)康白情的《新詩底我見》：“要預備新詩的工具，根本上就要創造新詩人；——就是要作新詩人底修養。”可以說對一種具有豐富內在感性的“現代人格”的向往，構成了新詩討論的一個前提，以至有人抱怨：近來國人的討論，“都偏重于詩的作用價值，及詩人的修養……卻于詩的形式，大概存而不論”。(注：李思純《詩體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見》，《少年中國》2卷6號。)
　　“主情”的轉向與“詩人人格”的討論，共同交織在新的“詩”觀念建構中，構成了不拘平仄，不拘短長的“新詩”最初的合法性基礎。但應當注意的是，這種觀念必須與讀者的具體閱讀結合起來，“新詩”的成立才有社會性基礎。由《三葉集》及相關評論為《女神》閱讀所作的導引，所起到的正是常識化、普及化的功能，即：新詩的成立，不只是理論和形式的問題，而必須在“經驗讀者”對“一般讀者”的影響中，轉化成某種普遍的“閱讀程式”。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82～19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姜濤20022002姜濤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 郵編 100871 作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82～19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姜濤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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