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澤存堂本《廣韻》謂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西元一七○四年）吳郡張士俊重刊之宋本《廣韻》。此書之底本，據其首載潘耒序，乃常熟毛ｙǐ＠①（毛晉之子）汲古閣藏大宋本及潘耒鈔昆山徐元文含經堂藏宋本。因毛本原缺一帙，故潘氏畀其鈔本以供張刻補足云。
　　按今存汲古閣舊藏宋本，除上舉巾箱本，尚有為明代文徵明所藏，歷經毛晉父子，季振宜父子，陸費墀，張岱等（注：見北京圖書館藏此本之卷首所蓋各印。）后流散於書肆者一種。西元一九一四年甲寅夏傅增湘得其一於同好堂，復得二冊於丁姓書肆。西元一九四七年傅氏將所得之上平，下平，去聲三卷捐贈北京圖書館。此本遇太祖（匡胤）、始祖（玄朗）、太祖之祖（敬，竟），太祖之父（弘、殷）、太宗（炅）、仁宗（禎）、南宋高宗（構）等名諱，皆缺末筆；又所錄刻工互見紹興間所刻古籍（注：見《阿部隆一遺稿》第一卷所附：宋元版刻工名表。汲古書院一九九三年版。日本東京。），故可定為南宋高祖紹興間（西元一一三一年至一一六二年）之浙刊本，而非向來學者所謂之北宋本。周祖謨《廣韻校勘記》指稱之北宋本亦即此本。周氏校例并誤記為平、上、去三卷。高宗本之全帙者，僅見日本靜嘉堂文庫，原為明代五岳山人黃省曾舊藏，后經朝鮮人丁彥俊而流入日本，乃今存最古之全帙南宋監本《廣韻》也。
　　高宗本至寧宗時（西元一一九五年至一二二四年）翻刻，故二書行款及內涵皆符而所錄刻工姓名悉不相同，亦俱異於巾箱本。現列出高宗本，寧宗本及孝宗時之巾箱本《廣韻》版心下欄所志刻工姓名，以資比勘：
　　高宗本刻工姓名：徐吳、余永、余ｈóｎｇ＠②、徐杲、徐顏、王珍、丁圭、陳錫、包正、孫勉、朱琰、阮于、徐茂、徐具、徐高、毛諒、吳亮、顧忠、許明、梁濟、陳詢、徐政、陳明仲、姚臻等。
　　寧宗本刻工姓名：何升、何澄、方至、方堅、宋琚、趙中、曹榮、吳椿、吳志、吳益、王玩、王恭、王寶、陸選、余敏、張榮、高異、劉昭、李倍、李倚、顏彥、金滋、秦顯、秦暉、陳晃、陳壽、朱玩、沈思忠、沈思恭、＠③、實甫、勝之等。
　　孝宗時之巾箱本刻工姓名、沈亨、李憲、余ｈóｎｇ＠②、虞正、虞道堅、卓受、五二、徐顏、李ｓｈí＠④、文等。
　　今存之寧宗本《廣韻》有初刻本及遞修本兩種。遞修本據高宗本修正初刻本之雕版，故刻工姓名相若而誤字則較少。初刻本現存於日人巖崎彌之助靜嘉堂文庫，此本原藏陸心源＠⑤宋樓，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零七年）由島田翰仲介陸氏書歸靜嘉堂。又日本宮內廳及其國會圖書館均藏有是書。國內之上海圖書館亦藏有此初刻本。
　　遞修本于宋末元初間重修（西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現存於日本內閣文庫及龍谷大學圖書館，至元、明閣迭有重印；故上海圖書館及美國哈佛大學燕京研究所之典藏，俱題為元刻明印本而實為宋刻明印本。
　　上海圖書館藏之寧宗初刻本，即古逸叢書本《廣韻》之祖本，由清末楊守敬於日本訪得，清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黎庶昌遂收入所刻《古逸叢書》之十二。當時黎氏以是本不無瑕誤，欲盡依澤存堂本《廣韻》改之，而楊氏則欲竭從祖本，終議改初刻之訛替甚明者，并附黎氏校札一卷於古逸本書末。結果仍“從原本者十之二，從張本者十之八”。可見初刻本之謬誤實多。古逸本后由上海涵芬樓覆影。西元一九三九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再將之影印出版。
　　北京圖書館尚藏有相近於寧宗初刻本之清鈔兩種，即原屬章壽康式訓堂，后歸傅氏雙鑒樓之清影寫宋刊本及原為涵芬樓舊藏之清鈔宋刊《廣韻》。
　　式訓堂清鈔《廣韻》殘存上平、下平、入聲三卷，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云：“清影寫宋刊本，十行二十字。宋諱桓字不避，與古逸叢書本同，刊工人名亦合。”按北宋欽宗趙桓（西元一一二六年）之名不避諱而南宋高宗趙構（西元一一二七年至一一六二年）之名避諱，正系寧宗初刻本特色。澤存堂本則桓字缺筆而構字不缺，二本必各有所受。古逸本則二字俱不避諱，甚者如太宗趙炅（西元九六七年至九九七年）之炅字亦不若祖本之缺筆，當為失摹或逕改之過。傅氏此鈔不見著錄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疑傅氏將所藏捐與北京圖書館前，此本經已流散于外。
　　北京圖書館之涵芬樓舊藏清鈔宋刊《廣韻》。此本原歸顧湄之陶盧，經法式善之詩龕為蔣汝藻傳書堂所得。后蔣氏典書浙江興業銀行，遂為張元濟之涵芬樓購贖。此鈔全帙五卷五冊，張元濟《涵芬樓燼余書錄》謂此鈔：“去聲五十候下闕數葉，他處亦略有闕文。”涵芬樓藏善本五十余萬冊俱毀於淞ｙì＠⑥事變之炮火，此鈔乃先移於他處之五百部書之一。周祖謨《廣韻校本》序言謂是書與黎氏校札所言宋本相同，與張氏澤存堂本亦極相近。可見此鈔應如雙鑒樓鈔本之屬寧宗初刻本也。
　　由澤存堂本之行款及所錄刻工姓名，可知此毛氏舊藏必非上舉之高宗本及巾箱本，而實為寧宗本。毛氏之高宗本今存於北京圖書館，巾箱本今存於臺北中央圖書館；其寧宗本今已散佚，故潘序指稱之缺帙已不得而知。又由澤存堂本誤字遠較古逸本為少，足見所據乃寧宗遞修本。寧宗時覆高宗紹興間浙刊本有初刻本與遞修本兩種分別，自來為勘《廣韻》者忽略，故每遇諸本與澤存本相違之處，輒指謂張改。如周祖謨《廣韻校勘記》序言評“張氏刻書頗好點竄”，并引楊守敬《日本記書志》云：“原本（指寧宗初刻本）謬誤不少，張氏校改樸塵之功不可沒。然亦有本不誤而以為誤者，有顯然訛誤而未校出者，有宜存而徑改者”以證成其說；且謂“宋本面目，惟有憑藉黎刻所附校札，始得窺其大略”云。
　　再者，如周氏等尤其忽略澤存堂本乃主要由兩種宋本《廣韻》互勘而成，此點不特用遞修本為之校對，可見二者仍有出入；且以澤存堂本與今存各種宋本《廣韻》相勘，亦見互有短長。可知張氏確另有所受，而此另一所受，正系用以補足其毛本缺帙之潘鈔。雖則書首之潘耒序并未講述兩本之異同，毛本所缺乃何卷抑為某卷之某幾韻更不得知。惟取澤存堂本刻工與內閣文庫之寧宗遞修本及古逸本二者附志之刻工姓名相比，澤存堂本於入聲一帙，由陌韻至乏韻幾乎所有刻工姓名俱付缺如，偶一著錄亦與寧宗遞修本者相異（注：樸現圭、樸貞玉《廣韻版本》之頁138 載有內閣文庫藏寧宗遞修本與澤存堂本及古逸本三者所錄刻工之異同表。本文之寧宗遞修本刻工姓名擇錄自此書。學海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臺北。），見下表：表內之×號表示錯誤之刻工姓名或缺載。？號表示因祖本缺載而無法判斷之刻工姓名。
　　附圖
　　表內用×號指錯誤之刻工姓名。（缺）指缺載，？號乃因祖本缺載而無法判斷之刻工姓名。
　　由澤存堂本所記入聲之刻工姓名，幾乎全帙無法與寧宗遞修本者相符，可見澤存堂本之入聲一帙，是必毛藏原缺而由潘鈔補足之部分。至於其中個別所記之刻工姓名，可能是毛藏缺帙或尚余若干書口磨損之殘頁，由於已難辨其字，是以錯記刻工姓名。同時又可知此賴以補足之潘鈔，必非高宗本或寧宗本。蓋潘鈔如亦為寧宗本，此卷之刻工不會缺錄；如為高宗本，則所記之刻工有所不同。當然，潘鈔非刻本，也有可能漏寫刻工姓名。惟就常理言，倘此鈔適與毛本相同以成完帙，潘氏當不會不致一辭，謹謂畀鈔本供張氏“精加校讎，梓之行世”而已。欲知潘鈔為孰一宋本《廣韻》，取俄藏黑水城北宋本殘卷、靜嘉堂藏之高宗本及寧宗版之初刻本、內閣文庫藏之寧宗版遞修本、古逸叢書本之黎庶昌校札與巾箱本、鉅宋本、楝亭本等詳本及元至正本與明內府本兩種略本，比較澤存堂本之若干注文，則可知其端倪（注：高宗本，寧宗兩種本及元白口十一行本等四種版本之注文資料，據上引樸氏書P24－25及P39－49所載。）。
　　表內左欄列出者為《廣韻》正確注文，右欄列出者為各版本之誤注；如遇左欄與右欄相同者用√號，原書已殘缺者用*號：
　　附圖
　　由上表足見澤存堂本之誤字最少，鉅宋本及楝亭本次之，而寧宗初刻本之誤字最多。古逸本之祖本雖為寧宗初刻本，但據澤存堂本予以更正，故其誤字皆著錄於黎氏校札。寧宗遞修本與高宗本之誤注情況大致相符，可見遞修本乃據高宗本勘正，是以源自高宗本之誤者，寧宗遞修本仍不免於誤，如上表之＠⑦、＠⑧、ｔóｎｇ＠⑨、＠⑩、＠(11)、弦、舷及＠(12)各字注文。至於遞修本＠(13)字注文仍不能依高宗本之改系為“＠(14)”，應為偶有失校。后刻本單依某一祖本而不參照他本，難免誤者同誤，不誤者則掛萬漏一也。
　　澤存堂本之誤字所以較高宗本及寧宗兩種本為少，以右列巾箱本至元、明諸本注文觀之，可知澤存堂本實另有所受，如先韻＠(11)字，左列之南宋監修各本注文“＠(11)＠(15)”之＠(15)字俱誤作“＠(16)”。又東、＠⑦二字注文除巾箱本外，右列諸本皆不誤；而弦、＠(13)二字注文則獨巾箱本與澤存堂本不誤。至於高宗本及寧宗兩種本不誤，澤存堂本與諸本反誤之例，如東韻＠(17)字元至正本及明內府本與澤存堂本之注文ｂèｉ＠(18)字同誤作“＠(19)”。又公字注文“太中”之太，澤存堂本及楝亭本同誤作“大”。先韻＠(20)字注文“ｊｉāｏ＠(21)ｊīｎｇ＠(22)”之ｊīｎｇ＠(22)字，澤存堂本與巾箱本、元白口十一行本及楝亭本同誤作“＠(20)”等。總之，從注文誤字之情況言，元本及明本能糾正澤存堂本者最多，故＠(17)字注文“ｂèｉ＠(18)具”反因之誤作“＠(19)具”。蓋澤存堂本書首之朱彝尊序及潘耒序，書末之張氏自跋皆提及顧炎武刊行於清康熙六年（西元一一六七年）之翻刻明內府本《廣韻》，故張刻除用潘鈔勘對，遇疑點并參考明本，自亦意料中事。此外，從注文之正與誤均不約而同言，巾箱本與澤存堂本相似者最不乏見。如先韻弦字兩本注文正引《說文》作“＠(23)”。 又＠(13)字兩本同北宋本及高宗本注文正作“＠(14)很”， 而＠(20)字兩本同元白口十一行及楝亭本俱誤作“ｊｉāｏ＠(21)＠(20)”之例。不過，從注文之相似程度言，澤存堂本與楝亭本實最相近。如公字注文“太中”之“太”，兩本并訛作“大”；而＠(12)字注文“椎＠(12)”之“椎”，兩本則不若諸本并訛作“推”。又＠⑧、ｔóｎｇ＠⑨二字注文諸宋本并訛，惟兩本亦不誤等例。前文推斷澤存堂本所據汲古閣毛藏本原缺入聲卷帙，由潘耒借與宋鈔始得補足；從表中諸本各字注文之正誤情況，不難假定潘鈔必為巾箱本或楝亭本。無獨有偶，楝亭本亦適缺入聲一帙，故其前四卷為詳本而入聲一卷用略本補足，此點已可排除潘鈔為楝亭本之假設。況且，楝亭本入聲既用略本補足，也可見曹寅（楝亭乃其號）楊州詩局刊行於清康熙四十五年（西元一七零六年）之《廣韻》（注：揚州詩局乃曹寅於康熙四十四年奉旨校刊《全唐詩》所開，故實際系官局。清乾隆四十三年（西元一七七八年）四庫全書薈要之《廣韻》及四十五年四庫全書之《重修廣韻》所抄即曹刻之前詳后略本。又乾隆同年四庫全書之《原本廣韻》所抄即顧氏本。惟此本則前四卷為略本，入聲一卷為詳本，與曹刻前四卷為詳本，入聲一卷為略本，適可互補。從未有學者提及，是亦可怪。至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以指略本為“原本”，出版在先；詳本為“重修”，出版在后，乃紀曉嵐之誤說，不可從。），并未取早刊兩年之澤存堂本校勘其書，以致兩本如斯相似；否則何以不采澤存堂本之入聲以補成詳本全帙？足見兩本之相近，乃二者有同類之祖本而已。試再舉齊韻＠(24)字之例以為佐證。
　　按各本齊韻戶圭切有“＠(25)：似馬一角。”“＠(26)：上同，又子＠(26)鳥出蜀中”兩字，獨澤存堂本及楝亭本并作：“＠(25)：似馬一角。”“＠(24)：子＠(24)鳥，出蜀中。”“＠(26)：上同”三字。兩本如非有同類之祖本，則楝亭本必鈔錄自張刻。因但凡諸本不誤而獨某本訛誤者，此誤始會由於手民或刻工之疏忽；如訛誤并見於兩本或以上者，茍非另有同類之祖本，則相互當有從屬之關系，其中之一本必為它本之祖本也。
　　至於澤存堂本與楝亭本所以大同小異，同樣得由兩本入聲之情況足可推斷。考曹寅《楝亭書目》自志家藏《廣韻》四種。即《宋本廣韻》兩種，《顧寧人廣韻》一種，及自刻之棟亭新梓《廣韻》一種。所謂《宋本廣韻》兩種， 一著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 唐陳州司馬孫＠(27)序撰五卷；一著唐陳州司馬孫＠(27)序撰五卷。前者當系曹刻所據，后者乃元、明間略本。故僅錄孫＠(27)序，并誤官銜之司法為司馬。前一種《廣韻》所錄之“司馬”同誤。可見曹本用以補綴入聲之略本亦出自家藏，毋怪所刻較澤存堂本近於元、明本，如＠(13)字注文，楝亭本及內府本同誤作“系狠”，元至正本誤作“后狠”；而張刻所以較楝亭本近於巾箱本，則由潘鈔之故，如弦字注文并作“＠(23)”，又＠(13)字注文并“＠(14)很”之例也。
　　澤存堂刻《廣韻》於清代之批校獨多，存錄者如孫爾準朱校本，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陳灃評點侯康朱校本，現存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黃丕烈跋并臨段玉裁校跋本，又李福臨顧廣圻所錄惠棟、段玉裁校本（注：樸現圭、樸貞玉《廣韻版本》之頁138 載有內閣文庫藏寧宗遞修本與澤存堂本及古逸本三者所錄刻工之異同表。本文之寧宗遞修本刻工姓名擇錄自此書。學海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臺北。樸正圭、樸貞玉《廣韻版本考》之頁31，尚錄有日本上野圖書館藏本。然因未查考而不審為初刻本抑修補本。），兩本均存北京圖書館。沈廷芳批校本，現歸上海圖書館等。曹刻《廣韻》於清代之批校，有北京圖書館藏何焯校跋本。
語言研究武漢154～159H1語言文字學余乃永20002000音韻學/中古音/廣韻/版本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作者：語言研究武漢154～159H1語言文字學余乃永20002000音韻學/中古音/廣韻/版本

網載 2013-09-10 21:46:1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