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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學與晚清“同治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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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關于晚清理學及“同治中興”這兩個問題的研究，都取得一定的進展，陸續發表了一些學術性的成果。關于晚清理學的研究，既有個案探討，也有宏觀論述。如章繼光《曾國藩思想簡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宮明《倭仁與曾國藩》（《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程作新《倭仁及其哲學思想》（《蒙古族哲學思想史論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張凌霄《倭仁及〈倭文端公遺書〉的倫理思想》（《內蒙古師大學報》1991年第3期）、筆者拙著《晚清理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臺灣學者陸寶千《倭仁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等著述，便是海內外學界在晚清理學研究方面取得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關于“同治中興”的研究成果，大多體現在關于晚清政局、朝局以及湘淮勢力等問題的探討中，如賈熟村先生《太平天國時期的地主階級》（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寶成關先生《奕訴慈禧政爭記》（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美國學者費正清等撰著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但是，以晚清程朱理學與“同治中興”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研究對象，探討二者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乃至因此種互動關系的擴張而導致社會文化發生的變化，則是頗具新意且研究薄弱的課題。專門論述這一課題的成果尚不多見。筆者試圖通過對此二者間相互關系的歷史考察，闡述晚清時期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發展變化中一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同仁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為深化學術研究進獻綿薄之力。
一、嘉道年間理學思潮的涌動
對于清朝統治者來說，同治朝無論如何都是一段至關重要的歲月。在此期間，清政府采取“借師助剿”的方針，與西方列強攜手合作，共同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并發動了一場以“求強”、“求富”為目標的內政改革——洋務運動。到1875年光緒帝即位之初，清王朝所面臨的那場滅頂之災已經基本消散，國家出現了些許振興氣象。也是在這一年，浙江學者陳ｔāｏ＠①編輯的《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聲稱：由于朝野上下同心協力，“擒渠斬馘，區宇蕩平，神州再造，較之《大雅》所稱‘筑齊城而征徐國’，區區平淮ｆéｎ＠②一隅之亂者，其規模之廣狹又不可以同日論。側席求賢，豪俊輩出，中興事業，甄殷陶周，盛矣哉！（注：陳ｓū＠④：《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序》，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版。）他把“同治中興”歸功于這個時期“輩出”的“豪俊”所為是不無道理的。在這些“豪俊”中，就包括一大批講求理學的官僚士人。
所謂理學，又稱性理之學、心性之學、道學；因其基本上形成于兩宋時期，亦有宋學之稱。理學在由來至清的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個基本派別，即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前者受到元、明、清各朝統治者的扶植，被奉為官方哲學；后者大體處于儒學在野學派的地位，尤其在清代受到正統學派的長期壓抑。
程朱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官方哲學，它的發展與命運勢必與封建王朝的興衰緊密相連。王朝初創，統治者往往要用程朱理學來立朝綱、序尊卑，把它作為新王朝確立的重要精神支柱。王朝衰敗，程朱理學則成為統治階級挽救危機和敗亡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在晚清遇到的情況則屬于后者。
在清代，程朱理學經歷了一個類似馬鞍形曲折發展的過程，即在兩個發展高峰的中間經歷過一段較長的寂落時期。清朝初期，以康熙為代表的封建統治者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尊崇程朱理學為儒學正宗，重用一批理學名臣，以維護其統治地位，于是出現了清代程朱理學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正如曾國藩所說：“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辟ｂì＠③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巨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注：曾國藩：《書學案小識后》，《曾國藩全集·詩文》，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66頁。）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漢學（考據學）的興起并成為一代顯學，理學遭了厄運，跌入低谷，被冷落了百年之久。直到嘉道年間，程朱理學才重新受到士大夫的重視，朝野鼓吹，推波助瀾，導致它在咸同年間的“復興”。這是清代程朱理學發展的第二個高峰。程朱理學經歷的這種衰而復興的曲折變化，并不是偶然的歷史現象，而是由各種政治、文化及社會等諸多因素錯綜交合作用的結果。
嘉道時期，清王朝曾經有過的“盛世”局面已風光不再，各種社會危機開始暴露出來，政治腐敗，軍備廢弛，經濟凋敝，人民困苦，下層民眾的反抗斗爭接連興起。有人形容當時的中國社會：“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無實。譬之于人，五官猶是，手足猶是，而關竅不靈，運動皆滯。”（注：張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論》，《鴉片戰爭時期思想史資料選輯》，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9頁。）鑒于國勢衰落，嘉道年間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尋找社會危機產生的原因及解決的辦法。當時許多人是從儒家正統的“德治教化”的觀點出發進行反思，認為社會發生危機的直接原因是“道德廢，人心壞，風俗漓”，而根本原因則是程朱理學因受漢學壓抑而多年不振，造成道德淪落、人才匱乏的嚴重后果。乾嘉漢學因此而受到激烈的批評。潘德輿說：“程朱二子之學，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則目為迂疏空滯而薄之，人心風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不足道，無怪其制行之日，趨于功利邪辟，而不自知也。”（注：潘德輿：《任東澗先生集序》，《養一齋集》卷18，清同治十一年刊本，第6-7頁。）他發出了“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則必恃學術”（注：潘德輿：《與魯通甫書》，《養一齋集》卷22，第18頁。）的呼吁；他所說的“學術”是指“正學”，即程朱理學。這種認識在當時的士大夫中間帶有普遍性。陜西學者李元春說得更為明白：“考據之學，襲漢儒之學而流于鑿者也。獨宋程朱諸子，倡明正學而得其精。通世故橫詆之亦大可惑矣。”（注：李元春：《學術是非論》，《時齋文集初刻》卷2，道光四年刻本，第1頁。）他認為程朱理學獨得圣人之道的精蘊，堪稱“正學”，最具備充當拯救道德風俗的資格，而考據學不過“襲漢儒之學”唾余，供雅士賞玩有余，于經國匡民無補。湖南學者劉蓉指責“為漢學者，阿世諧俗，漠然不知志節名義之可貴，學則吾學也，行則吾不知也。世亦遂無以行誼責之者，以謂彼特為名物度數之學，以資考證而已，不當以道義相苛。泯泯棼棼，與世同濁，學術壞而人心風俗隨之。其為害有甚于良知頓悟之說猖狂而自恣者矣。”（注“劉蓉：《復郭意城舍人書》，《養晦堂集》卷8，光緒三年思賢講舍刊本，第6頁。）這些議論和呼吁反映了嘉道年間部分士大夫的思考和學術追求。它表明嘉道時期不僅是清朝政治統治由盛而衰的轉折期，也是其學術文化從過去的漢學一枝獨秀，到各種學術思想競起局面出現的轉捩點。這自然給程朱理學的“復興”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講求理學的風氣在一些地區再度興起。方宗誠曾對嘉道年間的理學萌動做過這樣的描述：
嘉道間，海內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黯然為為己之學兢兢焉。謹守程朱之正軌，體之于心，修之于身，用則著之為事功，變則見之于節義，窮則發之于著述，踐之于內行純一不雜，有守先待后之功者，聞見所及約有數人：長白倭文端公、霍山吳竹如先生，官京師時，與師宗何文貞公、湘鄉曾文正公，羅平竇蘭泉侍御，日從善化唐確慎公講道問業，不逐時趨。其時在下位者，則有湘鄉羅羅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劉虞卿先生，俱無所師承，而砥節礪行，為窮理精義之學。（注：方宗誠：《校刊何文貞公遺書·序》，光緒十年六安涂氏求我齋校刊本。）
這是就理學士人的個體活動而言，如果就學術群體的動態來講，全國理學學者群體較為活躍的地區主要有陜西、安徽、河南、湖南等地。
陜西即關中地區，原是宋代理學四大流派之一關學的發源地。關學創始人張載即為陜西眉縣人。明代時，關中地區涌現出呂楠、馮從吾等理學家。清初，標榜理學的關中學者活躍一時，涌現出李禺頁、王心敬、孫景烈、王承烈等講理學的學者。嘉道以后，關中理學依然名人輩出，代表人物有李元春（注：李元春（1769-1854年），字時齋，號桐閣主人，陜西朝邑人，舉人出身，任知縣、大理寺評事等職。辭官后設學授徒，迭主潼川、華原等書院。著有《諸經緒說》、《關中道脈書》、《學薈性理論》等。）、路德（注：路德（1784-1851年），陜西＠⑥ｂｉǎｎ＠⑦人，進士出身，曾任軍機處章京。歸里后主持關中、宏道、象峰等書院。學宗程朱，主漢宋調和。著述有《檉華館詩文集》等。）等人。李元春從讀明代薛ｄù＠⑤的《讀書錄》入手，皈依程朱，治學恪守程朱家法，以誠敬為本，兼顧本末、體用，鄙薄華而不實的辭章八股俗學。他培養出許多潛心理學的弟子，如賀瑞麟、楊樹椿、薛于瑛等人，均為晚清關中理學的后起之秀。賀瑞麟評價李元春說：“桐閣先生之于關中，猶朱子之于宋，陸稼書之于國朝。宋以前諸賢之文章事跡，至朱子是一結局；國朝以前之文章道脈，至稼書是一結局。在關中前明時，馮少墟是一結局，本朝至桐閣先生又是一結局。其聞見之博，著述之富，真是不易得。”（注：賀瑞麟：《清麓遺語》卷3，《清麓叢書》，民國7年刊本，第45頁。）作為弟子，賀瑞麟的評價不無溢美之處，但也看出李元春在關中理學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程朱理學在安徽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桐城派的聲勢。桐城派盡管是一個散文派別，但卻以孔孟程朱的“道統”為其文論的指導思想。其代表人物大都以服膺二程、朱熹，標榜理學為能，可稱為振興理學的一支友軍。嘉道年間，桐城派仍然保持著較強的學術陣容。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談到這一流派在全國一些主要地區的分布情況：安徽有方東樹、姚瑩、劉開、戴均衡；江蘇有管同、梅曾亮、吳德旋；江西有吳嘉賓；廣西有朱琦、龍啟瑞、王錫振；湖南有曾國藩、孫鼎臣、吳敏樹、郭嵩燾、舒燾、楊彝珍、歐陽勛等。（注：《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46頁。）當然，這僅僅反映了桐城派整體分布的一個側面。這些人大都信奉程朱，寫下許多論文兼論道的著作，為理學復興搖旗吶喊。他們當中，以方東樹對程朱理學的鼓吹最為突出。方東樹為揚宋抑漢而作《漢學商兌》，對漢學進行全面抨擊，指責漢學“視周、程、張、朱為異端，而斷其非圣學，此其為害豈在洪水猛獸下也”；強調程朱理學的正統性：“程朱之道與孔子無二，欲學孔子而舍程朱，猶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階由戶也。”（注：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上，光緒八年四明花雨樓刻本，第6頁。）除《漢學商兌》外，他還寫了《辯道論》激烈抨擊漢學、陸王心學，竭力抬高程朱理學的地位，在當時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為理學爭取了許多支持者。李兆洛曾說：“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于朱子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指方東樹，引者》書，敬當力改其失。”（注：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第17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416頁。）自方東樹以后，桐城派的理學色彩更加濃厚，一部分文學之士，如方宗誠、蘇ｄūｎ＠⑧元等人，都潛心于義理之學，成為晚清理學復興的骨干力量。
河南是北宋二程所創洛學的發祥地，理學影響根深蒂固。清初，有“海內三大儒”之譽的孫奇逢曾在河南輝縣講授理學，主張調和程朱陸王，進一步延續了理學傳統。其弟子湯斌為標榜理學的一代名宦，死后被清廷賜謚“文正”。道光時，河南地區標榜理學者不乏其人，李棠階、倭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徐世昌說：“中州理學之傳，遂又閱二百數十年而弗墜。其居最后以儒修得大名者，則倭文端、李文清二公。二公當道咸之際，同以翰林＠⑨登臺輔。”（注：徐世昌：《李文清公日記·序》，民國4年石印本。）其余講求理學之徒尚有劉廷詔、蘇源生，王檢心等。
湖湘地區是晚清理學發展異常活躍的一個地區。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湖南的理學傳統源遠流長，影響深固。即使在漢學風靡天下的乾嘉時期，程朱理學在湖湘學界的主流地位也沒有被動搖。有人在談到湖南當時的學風時說：“漢學風靡一時，而湖湘學子大者專己守殘，與湖外風氣若不相涉。”（注：湖南省文獻委員會編印：《湖南文獻匯編》第2輯，1949年，第111頁。）。嘉道年間，程朱理學再度崛起，湖湘地區首當其沖，成為晚清理學復興的一個重要基地。從學術隊伍來看，湖南講理學的名人眾多，隊伍強壯，著名者有：賀長齡、唐鑒、羅澤南、歐陽厚鈞、胡達源、賀熙齡、劉傳瑩等。他們中的許多人長期執掌教職，帶出大批門生。歐陽厚鈞任岳麓書院山長長達27年，執弟子禮者在千人以上。羅澤南多年假館四方，授徒施教，生徒眾廣。咸同時期的不少“中興”名將，如王、李續賓、李續宜、蔣溢澧等，都是羅門高足。曾國藩稱贊說：“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勛名，大率公（指羅澤南，引者）弟子也。”（注：曾國藩：《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曾國藩全集·詩文》，第305-306頁。）湖湘理學的影響還輻射到全國。賀長齡主編的《皇朝經世文編》風行全國，影響了一代學風。湘籍理學家唐鑒（注：唐鑒（1778-1861年），字鏡海，湖南善化人。嘉慶進士，由翰林歷官太常寺卿。治學宗程朱，崇義理，以省身、持敬、力行為主，辯學甚嚴。著有《朱子學案》、《易牖》、《讀易反身錄》、《國朝學案小識》等。）于道光中年內召太常寺卿，京師一些向慕理學的官僚士大夫從其就讀，研習理學。其中著名者有：倭仁、吳廷棟、曾國藩、呂賢基、何桂珍、竇＠⑩、邵懿辰等人，在北京士大夫中形成一個頗具影響的理學群體。后來，這些人幾乎都是咸同時期理學中興的骨干人物。有人在談到湘學時把賀長齡和唐鑒并稱為“理學真儒”，謂“善化自李恒齋而后，理學真儒世稱賀、唐二公”。（注：錢基博等：《近百年湖南學風·湘學略》，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171頁。）
總之，嘉道以后，由于清朝統治的衰落和乾嘉漢學的退潮，為程朱理學提供了一定的活動空間，各地理學士大夫開始活躍起來。他們呼朋引類，推波助瀾，或者著文鼓吹提倡，或者授徒闡揚流布，在全國許多地區營造了崇尚理學的學術氣氛，為程朱理學日后的復興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與社會基礎。
二、程朱理學復興的重要契機
咸豐年間出現的全國性社會動蕩為程朱理學的復興提供了重要的契機。
咸豐初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廣西爆發，很快席卷了大半個中國，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在意識形態方面，起義者利用自己創立的拜上帝教反對傳統的儒、釋、道三教，尤其把孔孟儒學稱為“妖書邪說”，嚴加禁止。太平天國當局頒發命令：“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注：《詔書蓋璽頒行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一），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第313頁。）作為清王朝賴以支持的精神支柱——包括程朱理學在內的傳統儒學，受到起義者的猛烈撻伐、褻瀆，無疑是對封建統治階級及其統治秩序的沉重打擊，引起整個地主階級的恐慌。為了鎮壓人民起義，挽救清王朝的命運，以曾國藩為代表的理學士人紛紛投筆從戎，積極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活動。他們一方面網羅士人，組織湘軍等地主武裝，進行武力鎮壓；另一方面打出“衛道”的旗幟，呼吁振興孔孟程朱之學，以對抗太平天國的“異端邪說”，挽救人心，恢復被人民起義打亂的封建秩序。1854年初，曾國藩練成湘軍率師出征，作《討粵匪檄》為出師宣言，大肆攻擊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并重申孔孟程朱所宣揚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注：《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32頁。），號召讀書人起來“衛道”。這表明，面臨滅頂之災的滿漢地主階級迫切需要一大批讀詩書、明義理、效忠王朝的人才來挽救封建治統和道統的危機。然而，當時八股之士、考據之徒，顯然是不堪任用的。理學之士是否靠得住，清朝最高統治者鑒于理學以往負有“迂拘”、“空疏”的壞名聲，尚存猶疑。1853年5月，咸豐帝召見向好程朱理學的大臣吳廷棟，君臣之間有一段對話，很能說明問題，茲錄如下：
上曰：‘汝嘗讀何書？”對曰：“臣嘗讀程朱之書。”上曰：“何嘗學程朱者多迂拘？”對曰：“此正不善學程朱之故。程朱以明德為體，新民為用，乃由體達用之學，天下斷無有體而無用者。其用不足，必其體尚多缺陷。凡臨事迂拘不通，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之格物窮理而徒資記誦，非學程朱之過也。”……上曰：“汝識曾國藩否？”對曰：“曾國藩曾署刑部左侍郎，臣實早與相識。其人勵志不茍，亦是楊大洪一流人材，雖近言近激，而心實無他。”上曰：“汝識倭仁乎？”對曰：“臣亦早與相識，是篤守程朱之學者。平日專在身心檢察，日自記載以為考驗，尤佩其篤實，其守道似近迂而能識大體。”……對曰：“……皇上讀書窮理以裕知人之識，又清心寡欲以養坐照之明，深宮寤寐旁求，則輔相得人。輔相進賢待用，則內而部院，外而督撫得人。部院督撫各擇其屬，則內外司官州縣無不得人，斯賢才出矣。”（注：吳廷棟：《召見恭記》，《拙修集》卷1，同治十年六安求我齋刻本，第4-6頁。）
這段對話，一方面反映出咸豐既要選拔人才救急，又信不過理學士人的矛盾心態，另一方面從吳廷棟推崇程朱理學，稱贊曾國藩、倭仁的應對中也可以看出理學士人躍躍欲試、急于一逞的迫切心態。咸豐時，清政府不但在用人問題上表現出猶豫徘徊，舉棋不定，而且還不時對理學士人進行排斥。以理學相標榜的李棠階、倭仁、吳廷棟、曾國藩等人，大多仕途坎坷，不是歸籍閑置，便是差派邊遠，不授實權。篤信程朱的倭仁于仕途一再蹭蹬，被“發配”到千里之外的葉爾羌“歷練”。一向處事謹慎、屢立戰功的曾國藩長期不受朝廷重視，未授權柄，吃盡了官場傾軋排抑的苦頭。然而，這種情況到1860年便發生了變化。
1860年5月，太平軍擊潰清朝江南大營，清政府所倚重的正規軍——八旗、綠營潰不成軍，無力與起義軍對抗，迫使統治者不得不起用漢族地主階級地方勢力武裝——一湘軍，這就給曾國藩等理學士人以崛起的機會。是年6月，清政府以曾國藩為署理兩江總督，8月改為實授，并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節制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次年11月，清政府破例授予他統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大權，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其節制。曾國藩的登進不僅是清王朝在對太平天國用兵選將上的重大政策調整，而且也是其重用理學大臣的標志。
北京政變后，清王朝為了樹立“正人立朝”的形象，不遺余力地提拔所謂“理學名臣”。倭仁在1862年一年三遷，從擢工部尚書、授協辦大學士，升至文淵閣大學士，并當上年幼的同治帝的師傅，掌管翰林院，一躍而成為清王朝的內閣揆首和最高理論權威。曾與倭仁一起切磋過理學的李棠階也于當年內召，授左都御史而入軍機處，參與樞府機要。與此同時，吳廷棟也被授以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職。此三人素有理學名士的清望，各有自己的人事圈，一向為朝內外士大夫所尊仰，故在當時有所謂“海內三大賢”之譽。李鴻章為吳廷棟寫的《神道碑》中稱：吳氏“再官京師，倭文端公以首輔為師傅，河內李文清公以尚書掌軍機，海內翕然望治，稱為三大賢”（注：《續碑傳集》卷12，《清代碑傳全集》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56頁。）。
理學士大夫參與政治不是被動的，而是熱情高昂，積極主動。同治即位后，因其年幼進學需要物色師傅。理學士大夫急于把這一要職搶到手。吳廷棟對此尤其看重，曾說：“用人行政，當以君心為本；欲格君心，培養元德，要以師傅為第一義；既系第一義，即非第一流人不足當此任。”（注：方宗誠：《柏堂師友記》卷2，京華印書局1926年版，第7頁。）他和其他理學士人心目中的帝師人選即為倭仁。為促成此事，吳廷棟等人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給同僚通消息，造輿論。他曾為此事專門致書曾國藩，要他以封疆重臣的身份予以干預，書中說：“現在根本之計，孰有師傅所關之重，新政首務亦孰有急于此者？今幸見及，自宜以此專責之艮峰（倭仁字，引者）矣。再三遲回，正不得不慮及日久變生，致生他議。某位卑分微，無能為役。竊念能同此心者，惟閣下一人而已。即今想已得盡讀邸報，時勢亦己了然于胸中，乞特上一疏，專保艮峰以固根本，萬不可放過此關。”（注：吳廷棟：《與曾滌生先生書》，《拙修集》卷9，第18頁。）盡管曾國藩出于明哲保身的考慮，以“虛名太重”、“不復妄議朝政”（注：曾國藩：《復吳廷棟》，《曾國藩全集·書信》(4)，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2487頁。）為由婉言拒絕，但舉倭仁為帝師的要求依然得到不少官員的支持。經清廷反復權衡，還是任命倭仁與祁ｗēｎ(11)藻、翁心存、李鴻藻等人同為同治帝的師傅。其中的李鴻藻也是講理學的官員。倭仁當上帝師后，輯古帝王事跡及古今名臣奏議，編成《啟心金鑒》，用這部滲透著程朱理學“君明臣良”思想的讀本，來教導同治皇帝。
經過此番人事變動，理學派的地位已非昔比，達到炙手可熱的程度。到同治初年，倭仁為大學士兼帝師，李棠階入軍機，李鴻藻為帝師兼尚書，吳廷棟官刑部。理學官員在朝中已經榮登顯要，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地方，湘系及與之關系密切的將領隨著曾國藩地位的上升與鞏固，一個個飛黃騰達，如李鴻章先為江蘇巡撫后升兩江總督，劉長佑任直隸總督，楊岳斌任陜甘總督，左宗棠任閩浙總督。其余還有安徽巡撫李續宜、山東巡撫閻敬銘、江西巡撫沈葆楨、陜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浙江巡撫曾國荃等，他們大都以書生典兵，而成為方面大員。這些具有理學背景的人物，乘鎮壓太平天國之機迅速崛起，成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批新起的實力派，支撐起清王朝岌岌可危的半壁江山。如果就全國來說，活躍在咸同時期及光緒初期二三十年間各地主要理學士人的分布情況大致如下：
直隸：李鴻藻、王用誥；
河南：劉廷詔、蘇源生、李棠階、王檢心、王滌心、李又哲、于齋、徐淮陽；
陜西：賀瑞麟、楊樹椿、柏景偉；
山西：薛于瑛；
安徽：吳廷棟、夏ｘīｎ＠(12)、夏炯、蘇ｄūｎ＠⑧元、方宗誠、方潛、涂宗瀛、楊德亨、何慎珍；
江蘇：劉熙載、廖壽豐、成孺、陳壽熊；
浙江：宗稷辰、邵懿辰、高鈞儒、伊堯樂、應寶時、黃方慶、陳居寬、朱一新；
江西：吳嘉賓、劉繹、龍文彬；
山東：游百川；
福建：陳慶鏞、林啟；
四川：范泰衡、余煥文；
湖北：洪汝奎、萬斛全、宋鼎、鄒金栗、馮禮藩、黃嗣東；
湖南：曾國藩、羅澤南、劉蓉、李元度、郭嵩燾、丁善慶、王
、李續賓、李續宜、賀興范、鐘近衡、胡林翼；兩廣：朱琦、龍啟瑞、朱次琦；
云南：何桂珍、竇＠⑩；
吉林：于蔭霖；
旗籍學者：倭仁、崇綺、徐桐。（注：根據《清史稿》、《清史列傳》、徐世昌編《清儒學案》以及《碑傳集》、《碑傳集補》等書有關內容統計。）
由上可見，這個時期的理學營壘人數眾多，分布廣泛。僅以上所述涉及的理學代表人物就有70人，分布于全國17個省份。無論是大江南北，還是沿海及邊遠省份，都有標榜理學的士人在活動。這種情況為乾嘉時期以來所罕見。然而，上述列舉僅是此期理學營壘中的部分名家，遠遠不是他們的全部。值得重視的是，此期理學群體具有明顯的政治化傾向。從以上統計看，涉及的理學人物絕大多數擁有官宦身份，具有明顯的政治地位或官場背景。他們或者由科舉步入仕途，或者因軍功躋身官場，或者以學術受褒獎而得官，像徐淮陽終身未仕的布衣學者則如鳳毛麟角。在具有官宦身份的人中，不乏担任高級職務者。在上述所舉的70人中，身為大學士、尚書、侍郎、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者，竟達15人，占統計總數的21%強。而担任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要職的就有倭仁、曾國藩、李棠階、李鴻藻、徐桐等五人。另外，李鴻章、左宗棠身居督撫要職，屬于曾國藩系統的官僚，也有一定的理學背景。在清朝統治集團高層中有如此眾多的理學大臣，這也是清朝自康熙以來未曾有過的情況。
三、程朱理學派與同治中興
所謂“同治中興”曾經為一些士大夫所津津樂道，清朝統治者于此更是大加頌揚。《清實錄（同治朝）序》宣稱：清朝在同治年間“用能方夏載德，景運日新，揚無 之庥，成中興之瑞”（注：《清實錄·穆宗教皇帝實錄（一）》第45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頁。）。這里所說的“中興”是指清朝統治者在同治年間的所謂“武功”、“文治”。該序在談到這一時期的“武功”時說：“皇考（指咸豐帝）簡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浙軍務，穆宗繼位，首簡綸扉，委任益專，戎行愈奮，復用李鴻章、曾國荃、左宗棠等，敷揚廟算，指授機宜。數載之間，東南底定。”（注：《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第45冊，第4頁。）在談到“文治”時肯定了倭仁、祁ｗēｎ＠(11)藻一班文臣的輔政作用：“皇考（指咸豐）命李鴻藻為上書房師傅，暨正大位，兩宮皇太后先后命翁心存、祁ｗēｎ＠(11)藻、倭仁、徐桐、翁同＠(13)，在弘德殿行走，緝熙懋學，勤若儒生……以樂育人才，振興學術。”（注：《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第45冊，第3頁。）上文提到的這兩批人多是講理學者或是有理學背景的人。《清實錄（同治朝）序》是以光緒帝的名義編纂的官方文獻。可見，對于理學之士在“同治中興”所起的重要作用，清朝最高統治者是認可的。也可以說，清王朝在咸同之際看重程朱理學，起用了一大批講求程朱理學的士大夫，并通過他們嫻熟地交替使用軟硬兩手鎮壓太平天國，重建社會秩序，為士大夫們所稱道的“同治中興”的出現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條件。
以曾國藩為首的封建士大夫組織地主武裝，殘酷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為維持清朝統治建立了“勛功偉業”，是理學派士大夫的“武功”業績的集中體現。關于這方面的情況已有許多學術研究成果做過論述，本文不再贅述。現僅就“同治中興”期間理學士人在所謂“文治”方面的活動及作用談一些看法。這里所說的“文治”，包括政治、文教兩個層面。擇要而言，大致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正朝綱，端君心，培植“致治之本”
在理學派士大夫發跡之前，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一度把持朝政，弄得朝內外關系緊張，怨盧載道。在理學派士大夫看來，這種“權奸擅政”，蒙蔽欺飾，正是朝綱敗壞的根本原因。因此，他們上臺伊始，便擺出一付“正人立朝”的架勢，大講“正朝綱”、“端君心”，強調“治本”問題的重要性，包括要求君主按正學的要求修身養性，提倡正學，心存敬懼，近賢臣遠小人，對天下實行仁政等等。當然，這些都是理學派士人的一貫主張，倭仁早在咸豐初年所上的《應詔陳言疏》、《敬陳治本疏》就已經提到過，曾規勸咸豐：“愿皇上立必為堯舜之志……此志既定，然后擇同心同德之臣，講求治道，切＠(14)身心，由窮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此其機操之圣心而有余，即推之四海而無不足。”（注：倭仁：《敬陳治本疏》，《倭文端公遺書》卷2，光緒年間刻本，第4-5頁。）但這些進言在當時卻被咸豐視為“僅泛語治道”（注：《清史稿》卷391，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726頁。），不切時用，被擱置一邊。而在同治初元倭仁出任帝師后，一本昔日所持之為政宗旨，立即向朝廷進呈其所輯古帝王事跡及古今臣工奏議，作為“啟沃圣心”，端正“治本”的教材。這次進呈則被清廷采納，即發上諭，表彰倭仁進呈“洵足資啟沃而紹心源，著賜名《啟心金鑒》，并將此書陳設弘德殿，以資講肄”（注：《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第45冊，第515頁。）。
李棠階被起用后遂上《條陳時政之要疏》，談到四個問題，即“端出治之本”、“振紀綱之實”、“安民之要”、“平賊之要”等事，認為：“夫出治在君，而所以出治者在人君之一心。今海內沸騰，生民涂炭，誠刻苦奮勵之時也。臣竊謂刻苦奮勵之時，不徒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于言語動作，而尤在于克己。”皇帝尤其要領會程朱闡明的“格物誠正之說”，“宋儒真德秀《衍義》闡釋發明，足資治理”。關于“振紀綱之實”的建議是：“國之所以立，在紀綱；紀綱之所以振，在賞罚。賞罚者，人君鼓舞天下之大權，必賞一人而天下勸，罚一人而天下懲。而后紀綱森然，中外之大小臣工皆有所遵守敬畏，而罔敢逾越。”（注：李棠階：《條陳時政之要疏》，《李文清公遺書》卷1，光緒八年河北道署刊本，第1-2頁。）這些意見與倭仁所述基本精神一致。
吳廷棟同樣重視“致治之本”的問題，一方面為倭仁出任帝師積極奔走，另一方面及時上書人君，陳述“致治之本”的要義。1864年7月曾國藩統率的湘軍攻陷天京。其時“天下方謂中興大業成矣，公（即吳廷棟，引者）獨憂之，以為治亂決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懼……因上疏請加敬懼，持之以恒，永固長治久安之基”。（注：李鴻章撰（方宗誠代）：《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吳公神道碑銘》，《續碑傳集》卷12，《清代碑傳全集》下冊，第856頁。）這里所說的奏疏是指吳廷棟呈遞的《金陵告捷請加敬懼疏》。他在疏中說：“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貢其獻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而喜而肆”，其結果“一人肆之于上，群小煽之于下，流毒蒼生，遺禍社稷”。他告戒統治者：“上行必下效，內治必外安，而其道莫大于敬，其幾必始于懼。懼天命無常，則不敢恃天；懼民情可畏，則不敢玩民；懼柄暗竊，則獻媚必斥；懼邪易升，則夤緣必絕。凡皆本于一心之敬而已……要之，存亡決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懼。”（注：吳廷棟：《拙修集》卷1，第13-14頁。）
由上可見，大談“致治之本”論者主要是朝中位居公卿的理學派士大夫。他們所說的基本思想是貫徹程朱理學歷來倡導的儒學治統和道統，以儒家綱常規范朝廷政令，強化君權，鞏固封建統治和封建秩序。這些都是涉及封建政治的根本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同治初年的清朝最高統治者一反咸豐對理學士人的排斥態度，不再視他們為“迂拘之士”，而對他們的意見予以接納。吳廷棟的以上奏疏就得到清廷上諭的褒獎：“茲覽吳廷棟奏于萬方之治亂百官之敬肆，皆推本于君心之喜懼，剴切敷陳，深得杜漸防微之意”，申飭百官：“惟當戒慎恐懼，朝文乾乾，期于上下交儆，慎始圖終”。（注：引自吳廷棟《拙修集》卷1，第16頁。）這對理學派士大夫來說，無疑是一曲福音。
2.崇程朱理學，辟異端邪說，加強意識形態控制
在理學士人看來，程朱理學是孔孟儒學的嫡傳，是維護清王朝統治的惟一正學。晚清理學家何桂珍說：“我朝二百年來紀綱法度所以維士習民風于不弊者，皆程朱之力，而表彰程朱之效也。”（注：何桂珍：《續理學正宗·后序》，清末刊本。）程朱理學所起的作用是否如此之大，自當別論，但是，清王朝始終把程朱理學作為維護其統治的精神支柱，則是不爭的事實。正由于此，理學士人極力推崇程朱之學，借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李棠階在《軍機說帖》中認為：天下敗壞由于士習不端，士習不端由于學術不正，“故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學術”。所謂“正學術”就是指提倡程朱理學，“即《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正軌也。以此為本，治經、治吏、治事及濂、洛、關、閩諸儒等書，次第參求，皆歸于反己。”（注：李棠階：《軍機說帖》，《李文清公遺書》卷2，第26-27頁。）這是他提倡“正學”的基本主張。吳廷棟在咸豐召見時直言不諱地肯定程朱理學：“程朱以明德為體，新民為用，乃由體達用之學。”（注：吳廷棟：《召見恭記》，《拙修集》卷1，第4頁。）后來他同樣不遺余力地提倡理學。李鴻章為吳廷棟寫的《墓志銘》稱：“公學務實踐，不為空言，篤守孔子下學上達之序，程朱居敬窮理之訓，生平進退取與必嚴義利之界。嘗鐫朱子‘論是非，不計利害’二語為印章，以自檢于身心事物之間。”（注：李鴻章撰：《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吳公神道碑銘》，《續碑傳集》卷12，《清代碑傳全集》下冊，第855頁。）吳大廷也說：吳廷棟“自壯至老，服膺朱子，一念一動守其言不逾尺寸，而其用功則自下學始，尤兢兢辨明心性理氣，使程朱陸王儒釋之界，判若冰炭，而不少雜糅”。（注：吳大廷：《拙修集·跋》。）倭仁亦以提倡程朱理學為能，聲稱：“程朱論格致之義，至精且備，學者不患無蹊徑可尋，何必另立新說滋后人之惑耶！”（注：倭仁：《答竇蘭泉》，《倭文端公遺書》卷8，光緒元年六安求我齋刊本，第18頁。）當了大學士、掌管了翰林院后，倭仁立即著手制定新的《翰林院學規》，把《四書》、《朱子大全》、《朱子語類》等理學讀本，定為翰林院學士的必修讀物，以培養士人講求性理之學的風氣。
在理學士人的鼓動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抬高程朱理學的地位，以充分發揮理學的政治作用。1860年，清廷頒發上諭，規定：嗣后從祀文廟，“應以闡明圣學，傳授道統為斷”，對入祀文廟的入選標準做了有利于程朱理學的修改。此后，清廷根據這道上諭表彰了一大批故去的和健在的理學士人。當年，以明儒曹端從祀文廟，位列東廡胡居仁之上。1863年，以明儒方孝孺從祀，“圣廟位列西廡陳ｚāｎｇ＠(15)之次”（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98，“學校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576頁。）。1868年予宋臣袁燮從祀。1870年“恩準”將清初理學名士張履祥從祀文廟，并重刊張氏的《楊園先生全集》1875年予清初理學家陸世儀從祀文廟。1876年清初理學名臣張伯行、理學士人王建常被奏準從祀文廟：又允準把已故理學名儒李元春事實交付史館，列入《儒林傳》。對健在的理學家也不遺余力地進行表彰。1868年清廷褒獎安徽理學名士夏ｘīｎ＠(12)“年屆耄耋，篤學不倦”，并把他編著的《恭譯圣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交由武英殿刊印，頒行全國。夏氏的另外兩部理學著作《檀弓辯誣》和《述朱質疑》，“亦均能有所發明”，“均著留覽”（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01，“學校八”，第8598頁。）。1874年，陜西、山西兩省學政分別以理學名儒賀瑞麟、楊樹椿、薛于瑛請授京銜。清政府以他們傳授“正學”有績，皆賜予國子監正銜。
在提倡“正學”的同時，理學士人還竭力反對“俗學”，抨擊“異端邪說”。理學士人把漢學考據、八股制藝視為“俗學”，而把王陽明“良知”之學、釋老二教及一切不符合程朱理學的學說視為“異端”，全在反對之列。
自道光以來，一些理學士人很重視對王陽明的“良知”說進行批駁。方宗誠在談到程朱陸王之辨時說：“朱子、胡敬齋、羅整庵，各致爭于生前。其后，陳清瀾《學＠(16)通辨》、張武承《王學質疑》、顧亭林《日知錄》、陳定齋《王學辨》、羅忠節公《陽明學辨》（即《姚江學辨》，引者），以及張楊園、陸清獻、張清恪、倭文端、吳竹如先生諸儒集中，皆已辨之極其明矣”。（注：方宗誠；《志學錄》卷8，光緒三年刻本，第31頁。）他開列的名單中，有三人是清咸同年間的理學家，即羅澤南、倭仁、吳廷棟。羅澤南的《姚江學辨》是一部用程朱理學觀點全面抨擊陽明“良知”說的理學著作，備受理學士人的稱贊。陜西理學家賀瑞麟說：“予向見其（指羅澤南，引者）著述恪守程朱，《姚江學辨》一編，真足為吾道干城。”（注：賀瑞麟：《重刻小學韻語序》，《清麓文集》卷2，第4頁。）為了辨明道統、辟王學，倭仁和吳廷棟整理校刊了河南儒生劉廷詔的《理學宗傳辨正》。劉氏之書是為糾正清初理學家孫奇逢的《理學宗傳》而作。《理學宗傳》把陸九淵、王陽明等人也作為“圣學”的傳人列入儒家道統之中，與孔孟程朱并列。這在正統理學家看來則是混淆圣學道統的謬說，非同小可，“恐其以異學亂正學，而宗失其宗，傳失其傳，裂道術而二之也，是安可以弗辨乎？”（注：劉廷詔：《理學宗傳辨正·原敘》，同治十一年六安求我齋刊本，第1冊，第4頁。）劉廷詔的《理學宗傳辨正》則把孔孟及宋五子列為“圣學”的代表和傳人，而把陸王之學視為“異端”，從“圣學”系統中予以排除。作者說：“此其（指陸王之學，引者）所學得儒耶釋耶，近于儒耶歸于釋耶，在儒釋之間耶，在不儒不釋之間耶。”（注：劉廷詔：《理學宗傳辨正·附錄后論》，第1冊，第10頁。）在作者眼里，陸王之學并非儒學，而是非儒非釋的“異學”。部分理學士人還把漢學也看成是淆亂“正學”的“異端”。方東樹的《漢學商兌》激烈抨擊漢學，曾經引起學界的震動，自不待言。方宗誠指責漢學家“每逞偏見一得，別立宗旨，或尊古本，或改朱注，或專重致知，或專主誠意……皆務新奇而詆程朱，延及漢學之徒出，益肆猖獗”。他認為，對付的辦法只有以“正學”反對“邪說”。針對當時的社會動亂，他指出：“夫正學明而后邪說不得而興，正道尊而后邪教不得而入。吾儒中異說喧爭，此異端中之邪說所以日熾也；吾儒中亂道蜂起，此奸民中之肆亂者所以日橫也。邪教亂民相與哄于天地之間，而我不急明正學，尊正道，徒與日與之角，以收蕩平廓清之效，吾見其難也。”他所說的“異端邪說”既包括儒學中異于程朱理學的派別，又包括民間的各種反清思想。在他看來，“辟邪說”與“明正學”雖為一事，但“明正學”卻是“辟邪說”的根本，他說：“果自上至下，能確守《大學》之道，程朱之教，身體力行，期于明體而達用焉，仕則施諸士，舍則垂諸書。正學一明，邪說未有不漸（弭）者也；正道既尊，邪教未有不漸息者也。蓋在我者先有撥亂反治之具，而后可成除暴救民之功，不然終膚末耳。”（注：方宗誠：《大學臆說·序》，蘇源生：《大學臆說》，咸豐十一年明德堂藏版，第1-2頁。）
3.訪學士，舉名流，延攬人才
理學派頭面人物，包括朝中的倭仁、李棠階等和在地方的曾國藩、胡林翼等，都十分重視延攬人才。曾國藩對人才問題素有研究。早在典兵之前，他就向朝廷陳奏包括講究“轉移之道”、“培養之方”、“考察之法”在內的用人策略。典兵之后，他把起用人才作為直接關系到“剿逆”成敗的頭等大事。他說：“竊以人存而后政舉。方今四方多難，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仍須引用正人，隨事納之準繩，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注：曾國藩：《復毛寄云中丞》，《曾文正公書札》卷5，第27頁。）他籠絡的主要對象是中下層士大夫，即當時社會中的士紳集團。公開號召：“倘有抱道君子……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注：曾國藩：《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33頁。）因此，他創辦湘軍“純用書生為營官，率皆生員、文童”（注：王ｋǎｉ＠(18)運：《湘軍志》，岳麓書社1983年版，第20頁。），竭力網羅鄉間士人。江南各省士紳才子，“一時思自效者，無不投趨轅門”，出現了“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注：《薛福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頁。）的局面。羅爾綱的《湘軍兵志》列出湘軍重要人物共182人，內有179人的出身可考，出身于生員以上者的達104人，占可考人數中的58%，其中僅進士、舉人出身者就達19人。（注：羅爾綱：《湘軍兵志》，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6-65頁。）這與太平天國排斥士人的狀況形成鮮明的對照。李棠階也強調“為治必先得人”，主張高級官員注重對人才的考察，翰林院掌院大臣要對屬員“講論正學，各抒所見，皆不得無故不到，可藉以知其人之所長，薦舉備用”。（注：李棠階：《軍機說帖》，《李文清公遺書》卷2，第26-27頁。）總之，延攬人才不是曾國藩、李棠階等少數人的觀點，而是咸同時期許多封疆大吏的共識。對此，方宗誠有過專門的說明：
自胡文忠撫鄂，奏舉興國萬清軒學行于朝。其后閻丹初撫山東，奏單為
等。左宗棠撫浙，奏安徽夏ｘīｎ＠(12)。景劍泉督學河南，奏蘇菊村、于＠(17)齋、李又哲等。楊禮南督學四川，奏龍某等。沈幼丹撫江西，奏王其淦等。由是布衣諸生有學行者，皆得上聞，亦激揚之一道也。方宗誠在書中對曾國藩延攬人才的舉措尤其稱贊：“曾公則不然，如其人不愿仕，則致敬禮以隆之；如愿仕者，則由軍事薦而用之。蓋使朝廷收得人之實，固不必寵以虛文也”；“曾公既克復金陵，立書院以養寒士，立難民局以招流亡，立忠義局以居德行文學之士，立書局校刊四書十三經五史，以聘雅博之士。故江浙被難者，無不得所依歸。”（注：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3，第3頁。）方氏所說的被大吏們薦舉的萬清軒、夏忻、蘇菊生、于＠(17)齋、李又哲等，皆為理學士人。由此可以窺見理學士人在政治上被重視的程度，也是理學復興與“同治中興”相輔相成的一個例證。
4.恢復科舉書院，創辦書局，重建封建文化事業
由于連年戰爭，江南各省的文化教育遭到很大破壞，科舉廢止，學宮盡毀，藏書散佚。為了重建封建統治秩序，曾國藩等封疆大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振興文教。1864年7月湘軍攻克南京后，曾國藩立即著手修復江南貢院，并于當年年底舉行了停擱多年的江南鄉試，取士273名。一時間，“兩江人士，聞風鼓舞，流亡旋歸，商賈云集”（注：黎庶昌：《曾國藩年譜》，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93-194頁。）。此外，他還整頓教育，重建官學。江寧府學、湘鄉縣學等學宮的修復、擴建，都得到他的支持。1874年出身于淮系的江蘇巡撫張樹聲復修“因毀于兵燹”的南京紫陽、正誼兩書院，受到清廷表彰，同治帝“親書匾額各一方，交該撫祗領懸掛”（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00，“學校七”，第8591頁。）。在這些封疆大吏的刻意經營下，數年間，江南各省在戰亂中被毀壞的書院大都恢復，同時還創辦了一些新的書院，延聘飽學之士主持其間。創辦于1865年的上海龍門書院，在上海道應寶時的支持下，先后聘請名儒顧廣譽、萬斛泉、劉熙載、方宗誠等主講席，“專講實學”。所訂學規“與胡安定湖州學規相似，故江浙之十，多所造就”（注：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4，第4頁。），體現了宋儒“義理經濟合一”的教育傳統。
鑒于古籍圖書在戰亂中大量損失散佚，以及《四庫全書》江南三閣的毀壞，胡林翼、曾國藩等大吏在各地創辦官書局，刊印各種古籍文獻，并謀重建《四庫全書》江南三閣。1859年湖北巡撫胡林翼建武昌書局。繼之，曾國藩亦設局安慶，以后移局南京，是為金陵書局。此后，各地大吏紛紛效仿，先后在浙江、福建、江西、山西、山東、廣東、湖南、四川等地成立了同樣性質的書局，整理出版經史古籍。其中，各代理學家的著作為編刊首選。一時間，《朱子全書》、《朱子語類》、《大學衍義》、《四書章句集注》等理學著作大量出版，廣為流傳。方宗誠于此有詳細的說明：
東南文字，盡毀于賊。胡文忠在湖北首開書局，刻《讀史兵略》、《弟子箴言》。曾公在安慶開局刻《王船山先生遺書》在金陵刻《四書》《十三經》、《史記》、《漢書》。吳仲宣漕督在淮上刻《小學近思錄》諸書；丁雨生中丞在蘇州刻《通鑒》、《牧令》諸書；馬谷山中丞在浙江刻欽定《七經》等書；左季高宮保在福建刻張儀封所編諸大儒名臣書；何小宋中丞在湖北刻《十三經》經典釋文、《胡文忠公遺集》等書；吳竹莊方伯在安慶刻《乾坤正氣集》及各忠節書；李少荃節相在金陵刻《名臣言行錄》并朱批諭旨等書；丁稚黃中丞在山東亦開局刻《十三經》，皆有益世教也。（注：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3，第3頁。）
除官方組織刻印外，一些地方宿儒名士也出資刊印理學書籍。陜西理學家賀瑞麟從1854年起，在講學之余編印各朝理學書籍，成績顯著。到他去世的1893年為止，已經出版者達百種以上。他的門生后人把這些出版物匯編成一套大型叢書，定名為《清麓叢書》。內收各種理學著作153種，集中了宋、元、明、清各代理學家的著述精華，成為咸同時期理學“復興”的一個重要表現。
庋藏《四庫全書》的江浙三閣，即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均毀于太平天國戰爭。1865年，即清軍攻陷天京后一年，曾國藩派幕僚莫友芝前往鎮江、揚州一帶，探訪文匯、文宗二閣散失的書籍，圖謀恢復。但經莫氏勘察，兩閣已成一片廢墟，存書散失殆盡，無法恢復。莫友芝無奈，只好悻悻而歸。而杭州文瀾閣盡管在戰火中坍塌，損毀嚴重，但在當地士紳丁丙兄弟的努力下，歷盡艱辛，百般搜羅，使大批佚書失而復得，為文瀾閣在日后的恢復打下了基礎，
同治年間，以曾國藩、倭仁、李棠階等為代表的理學士人大都被清朝所起用，担任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要職。他們本著孔孟程朱“內圣外王”的基本宗旨，積極從軍參政，為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維護清朝的統治，在政治、軍事、文教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方針策略，如端正朝綱、呂明正學、籠絡士人、恢復文教等。理學士人的這些活動，不僅擴大了程朱理學的影響，而且調整了統治集團內部的關系，增強了清政府在政治、軍事上的力量，成為清政府最后戰勝太平天國的一個重要因素。程朱理學與“同治中興”息息相關；程朱理學的“復興”為“同治中興”的出現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同治中興”也為程朱理學重整旗鼓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支持。二者互為因果，相得益彰。
四、歷史的透視
從歷史發展來看，程朱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受到統治階級支持的官方哲學，具有多方面的社會影響。它的興衰長消決不是單純的學術現象，不是僅由思想學術一方面的因素所決定，而是一個由思想學術、政治、軍事、社會諸方面因素交織在一起的復雜的社會現象。對于清朝咸同年間出現的程朱理學的“復興”也應做如是觀。程朱理學“復興”對當時和以后的學術發展、政治變化、政治力量的消長，都有著不小的影響。
程朱理學的復興對同光時期的思想學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清政府的扶持和理學士人的鼓蕩，講求理學的風氣一度得到強化。倭仁制訂的《翰林院學規》，加強了翰林院研習程朱理學的內容，官方控制的文教機構競相效仿，甚至波及洋務學堂。上海廣方言館的《課程十條》明確規定：“于課文之前一日講解《養正遺規》、《朱子小學》諸書。若有進境，則授以《近思錄》及《朱子全書》、《性理精義》各篇。諸生聽講時，一態凝神，退而精心體認，篤實踐履，庶于言行之際，敬肆之分，皆有所持循焉。”（注：《廣方言館全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第22頁。）程朱理學在文教領域的正宗地位依然不可動搖。曾國藩打出“衛道”的旗幟，把大批“抱道君子”和“有血性”的書生吸引到自己門下，幾使其幕府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人才庫。尤其是曾國藩提出的“孔門四學”、“義理經濟合一”的主張，突出了經世之學的重要性，對于經世致用精神的發揚和洋務思想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倭仁、吳廷棟等理學頭面人物在士人中也有一定的影響力。河南林縣布衣學者徐淮陽，傾慕倭仁的學養，“年幾六十，徒步不遠千里，謁艮峰訪學”（注：徐世昌：《清儒學案》卷165，“艮峰學案”，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4冊，第87頁。）。這在士林中一時傳為美談。吳廷棟在山東為官時，曾與安徽書生方潛論學。方潛時好陸王心學，嘗著《心述》沾沾自喜，而吳廷棟則認為他誤入歧途。為使方潛“迷途知返”，吳廷棟與他“反復辯論二十余書，大約先辯其心即理也之謬，反辯其心無生死之說”（注：方宗誠：《吳竹如先生年譜》，光緒四年畿輔志局刻本，第49頁。），終使方潛翻然悔悟，皈依程朱。為此，吳廷棟寫信喜告倭仁：“學子中挽回此一人，亦大幸也。”（注：徐世昌：《清儒學案》卷159，“拙修學案”，第3冊，第916頁。）在這些理學顯宦周圍大都形成一個個或大或小的士大夫群體。他們以程朱相標榜，呼應提攜，呼朋引類，使所謂“正學”的聲勢一時大振，對正在興起的今文經學、處于衰落中的漢學造成一定的沖擊。
興起于乾嘉年間的今文經學本來在鴉片戰爭前后已經呈現向上發展的勢頭，但程朱理學的興起幾乎淹沒了它的聲音。在理學頗為盛行的咸同年間，講求今文經學者固然不乏其人，但他們或者依附于理學顯宦，或者做一些考據性的研究，大都保持低調姿態，失去了龔自珍、魏源當年憤世疾俗的虎虎生氣。學宗公羊學的王ｋǎｉ＠(18)運做了曾國藩的幕僚。邵懿辰講公羊學而不悖程朱，嘗著《儀宋堂后記》為理學張目：“茍無孔子之六經與夫有末程朱所考定四子之書在天壤之間，與飲食衣服長留而不弊，則夫乾坤幾何而不毀壞，人類幾何而不滅絕耶！”（注：邵懿辰：《儀宋堂后記》，《半巖廬遺文》，光緒三十四年刊本，第21-22頁。）他與曾國藩交誼深厚，1861年太平軍攻占杭州，“罵賊被害”（注：《清史列傳》卷65，第17冊，第5220頁。）。戴望是以公羊家法撰《論語注》的今文經學家，也被曾國藩羅致于金陵書局，校勘古籍。大致從咸同至光緒中葉，喧囂一時的今文經學基本無大的作為，直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經廖平、康有為等人的鼓吹才又重新活躍起來。乾嘉漢學本來在嘉道年間已呈衰象，后經方東樹等理學士人的抨擊更呈凋零之勢。陳澧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哀嘆漢學的衰落：
今海內大師，凋謝殆盡。澧前在江南，問陳石甫江南學人，答云無有。在浙江問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語或太過，然大略可知，蓋淺嘗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吾粵講漢學者，老輩惟勉翁在，而近年為俗事所擾。同輩中最篤學者李子迪太史，每日讀注疏、《通鑒》為正功課，《皇清經解》、《五禮通考》為余功課，惜乎咯血死矣。后生輩好學者，則不過二三人耳。夫以百年來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注：陳澧：《東塾續集·與徐子遠書》，《東塾讀書記（外一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41頁。）
只是在調和漢宋思潮的影響下，一些學者不再熱衷于漢宋學論辯，轉而主張漢宋學合流，才緩和了末學對漢學的攻擊。光緒年間，漢宋合流成為晚清儒學發展的主流，漢宋關系出現了新的整合。
作為封建統治階級支持的官方哲學，程朱理學始終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在“同治中興”的過程中表現得十分突出。程朱理學“復興”帶來的不止是學術方面的變化，而且還有統治階級內部政治格局的變動。因為隨著理學的抬頭，一批講究理學的士人得到統治者的重用，占據朝內外要津，理學的影響和作用也自然從意識形態方面轉到政治上來，勢必引起統治階級內部各派勢力的盈縮長消。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湘淮系漢族地主階級地方勢力的崛起，是咸同年間在提倡理學的背景下地主階級政治結構發生的最為明顯的變化。許多出身于湘淮系的新貴，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劉蓉、曾國荃、劉長佑、劉坤一等到后來大都轉化為洋務派，成為洋務運動的中堅力量。他們或是學宗程朱的理學家，或有理學的學術背景和淵源，既信奉程朱理學的思想信條，而又遵循曾國藩倡導的“義理經濟合一”原則，具有務實精神和才干，不屬于只會夸夸其談的道學家流，可稱為理學經世派。當然，不能說洋務派都是理學經世派，但是，說理學經世派在洋務派中乃至整個洋務運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卻不為過。
其二，在朝中位居要津的倭仁、李棠階等理學重臣感染了一批翰詹御史，逐漸形成名噪一時的清流派，對同光朝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倭仁、李棠階、吳廷棟被時人譽為提倡“正學”的“海內三大賢”，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聲望。尤其是倭仁，儼然一代儒宗，又掌翰林院，為一般御史翰詹所傾慕，多以弟子事之為榮，同光時期的名御史游百川、翰林院編修于蔭霖等均為其門生。李鴻藻、翁同＠(13)都深受倭仁的影響，與他有類似師生般的交誼。而李、翁都是清流派的掌門人物，前者為北清流領袖，后者是南清流魁首。翁同＠(13)在日記中時時流露出對倭仁的欽佩之情：“聽艮峰先生講，巧言令色足恭章，自知有此病痛，此后當切戒，誠字一刻不可離舍”（注：陳義杰點校：《翁同＠(13)日記》第2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68頁。）；“艮老欲建言大婚禮儀宜從節儉，又彈中官之無狀者，風節可欽，余等不及”（注：《翁同＠(13)日記》第2冊，第684-685頁。）。倭仁死后，他如喪考妣，哀嘆：“哲人云亡，此國家之不幸，豈獨后學之士失所仰哉！”（注：《翁同＠(13)日記》第2冊，第853頁。）
無論是程朱理學復興也好，還是“同治中興”出現也罷，都不是單純的統治階級少數人竭力運作、施加影響造成的結局，而有著更深層的社會原因。簡言之，是這個時期因社會動蕩而導致的政治力量變動的必然結果。這是因為清王朝賴以支持的除了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正規軍——八旗綠營之外，還有一個人數眾多、社會聯系廣泛的基礎階層，即士紳階層。程朱理學復興及“同治中興”的出現就受到這個階層的有力支持。
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分層構成，士紳集團的形成由來以久，尤其在明清時期，它所起的社會作用日益突出，正如曾國藩所說：“紳士能潔己而奉公，則庶民皆尊君而親上矣”，一語道出士紳集團在下層民眾中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士紳既擁有“官”的某些特權，又生活在“民”之中，對于“民”有一定的號召力，具有亦官亦民的特殊屬性，自然受到封建統治階級上層所倚重。清政府在維持地方風化、主持地方公共事業以及鎮壓民變等方面的職能，主要通過士紳來實現。曾國藩把士紳的社會作用概括為“保愚懦以庇鄉”（注：曾國藩：《勸戒淺語十六條·勸戒紳士四條》，《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0頁。）。同時，士紳階層又是一個在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學熏陶的社會群體，他們獲取功名必須要熟讀理學的范本——朱熹的《四書集注》和《朱子語類》。程朱理學的精神已經深深滲透于這個階層的主觀精神之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僅自己信奉綱常名教，而且還以此教化鄉民，把程朱理學的信條和精神傳感到更多的人群之中，包括下層民眾。方宗誠在其著述中曾提到一位普通農家子弟“一意以求道為事”的事跡。河南西華縣茂才于錦堂向好圣人之學，最初攻讀陽明之學，“猶以為未足也”。后來聽說倭仁“為程朱之正脈”，便不顧路途遙遠，“只身遠行，衣衾單薄，而毫無困苦之色”，決意要求學于倭仁，方宗誠曾與于錦堂傾談，得知乃父以力田為生，他鐘情于圣學是受到老父的鼓勵。于自謂：“此（指離家遠行求學事，引者）吾父志也。吾父力農，而三子皆讀書，為學官弟子，吾嘗以求正學之意告父，父大喜曰：‘汝能，雖奔走萬里，困苦勞瘁，皆毋以家為念。科第有無，不足計。家世力田，固亦奚慕邪！’今父康健，一弟侍側，故遂得出門遠行，且將往見艮峰先生也。”（注：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2，第15頁。）在一位普通農家之主的心目中，對“正學”的追求甚至超過博取科舉功名，竟然鼓勵自己的兒子不惜離家遠行，去學圣人之道。可見，理學不僅對當時的士大夫有吸引力，而且在下層民眾中也有相當深入的影響。然而，像于錦堂那樣的一般讀書人進身的途徑只有參加科舉考試，而這條路對絕大多數士人來說卻非常狹窄，無異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能夠榮登榜首的只是極少數人，多數應考者都要名落孫山。19世紀50年代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不僅受到士紳集團的激烈抵抗，而且也給廣大讀書人開辟了新的進身途徑，即投筆從戎，通過軍功保舉而飛黃騰達。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士紳集團對太平軍進行了相當頑強的抵抗，起到清朝正規軍所不能起的作用。曾國藩在署理兩江總督后曾在行營設立忠義局，對那些在抵抗太平軍戰斗中死亡的官紳士女的“節烈”事跡，“委員采訪，詳核事實，兼考世系”，予以上報表彰。這些材料很能說明士紳集團在當年那場階級大搏斗中對于封建統治者的重要意義。曾國藩在《行營設立忠義局采訪忠義第一案片》提到的“節烈”之事，即避居于安徽寧國的原貴州都江通判程枚“厲聲罵賊”，“矢志不屈”，與其家人“同時焚歿”。他建議朝廷“從優議恤，并分別旌表，以褒忠節”（注：《曾國藩全集·奏稿二》，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197-1198頁。）。僅從1860年8月至1862年12月，曾國藩上報的《行營采訪忠義請恤折》就達17案，表彰了大批“殉節”的官紳，如第12案提到官紳殉難者47人、第13案14人，第14案死難官紳士民192人，第15案官紳死難者25人、第16案8人、第17案63人。從他給清廷所上的“請恤折”中可以看出地方士紳對太平天國抵抗的激烈程度。更為重要的是一些士紳投筆從戎，積極組織團練，直接參與鎮壓起義的活動。湖南諸生羅澤南長期在鄉村教讀，授徒無數。1852年，羅澤南在籍倡辦團練，后編入曾國藩的湘軍，與太平軍作戰負傷而死。他的學生王
、李續賓、李續宜、＠(19)近衡、蔣益澧、楊昌ｊùｎ＠(20)、易良干、羅信東、羅信南等均為理學之徒，追隨他加入湘軍。曾國藩稱羅澤南“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喑口焦思，大暢厥志。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勛名，大率公弟子也”。（注：曾國藩：《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曾國藩全集·詩文》，第305頁。）這批人善于用理學思想教化、影響士兵，給軍隊注入一種新的精神力量。王“常教士卒作字讀書，書聲瑯瑯，如家塾然。又時以義理反復訓諭，若慈父之訓其愛子，聽者至潸然淚下。”（注：羅正鈞：《王年譜》，《湘軍人物年譜》（一），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59頁。）曾國藩亦十分看重士紳的作用，在創辦湘軍的過程中大量提拔這批人，委以重任，致使他收取最后平定太平天國之功。總之，咸同年間的程朱理學復興，不僅是涉及一個學派的興衰問題，而且與社會政治力量的消長緊密結合在一起。理學的復興強化了士紳階層封建性的意識形態，增強了他們對王權的向心力；太平軍屢挫八旗綠營，又迫使清王朝不得不尋求新的依靠力量，遂向十紳集團伸出求援之手，最終造成以曾國藩為首的地主階級地方勢力的崛起和以倭仁、李棠階等理學官僚執掌朝綱的局面。所有這些都使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和力量得到新的調整和振興，從而加強了清王朝在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為平定太平天國起義，實現“同治中興”創造了條件。無怪有人把清朝“同治中興”歸功于“正學”即程朱理學的昌明：“其在道光時，唐鑒倡學京師，而倭仁、曾國藩、何桂珍之徒相從講學，歷有年數。羅澤南與其弟子王
、李續宜亦講學窮廬，孜孜不倦。其后內之贊機務，外之握兵柄，遂以轉移天下，至今稱之。則不可謂非正學之效也。”（注：曾廉：《應詔上封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493頁。）附帶說明，光緒朝以后，盡管清統治者竭力維持喧囂一時的王朝“中興”局面，并采取了種種強化“尊孔讀經”的措施，然而，由于民族危機和社會變革浪潮迭起，使傳統社會秩序和意識形態受到嚴重沖擊而被削弱，理學出現了不可逆轉的衰敗趨勢。正如皮錫瑞所說：“今人一見人講道學，即以假道學詆之。（注：《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三次講義》，《湘報》第17號，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00頁。）歷史證明，程朱理學既不能永久性地維持封建王朝所謂“中興”局面，也不能克服自身的痼疾而避免衰落的命運，靠其自身的力量是不能脫舊更新的。隨著清朝的垮臺，程朱理學最終失去官方哲學的地位，迅速分化、淪落，為方興未艾的近代新學術、新思潮所壓倒。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弓加（屮下加又）
＠②原字氵加賁
＠③原字讠加皮
＠④原字更加生
＠⑤原字殼去幾加石下加蟲蟲
＠⑥原字金加丟
＠⑦原字禾加扁
＠⑧原字忄加亨
＠⑨原字氵加存
＠⑩原字纟的繁體加受
＠(11)原字車加溫去氵
＠(12)原字火加斤
＠(13)原字馬的繁體加錄
＠(14)原字風的繁體加炎
＠(15)原字貝的繁體加藏
＠(16)原字足加侖的繁體
＠(17)原字纟的繁體加炯去火
＠(18)原字門里加豈
＠(19)原字钅加重
＠(2近代史研究京72～104K3中國近代史史革20042004嘉道年間，清朝統治衰象顯露，傳統學術文化進入歷史轉換期。被漢學壓抑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學復經提倡，遂在大江南北再度流行起來。咸同時期，曾國藩重用士紳編練湘軍，集結了一批理學士人，清政府開始提拔理學大臣，導致理學出現復興之勢。同治年間，朝野理學士人活躍一時，僅就政教而言，他們正朝綱、端治本、倡正學、辟異端、籠絡人才、恢復和強化封建文化事業，為“同治中興”竭盡努力。理學勢力的崛起，成為清政府最后剿滅太平天國革命的一個重要因素。晚清理學復興不僅是一個學術現象，也是一個政治現象，對同治朝，乃至晚清后來的政壇朝局、社會演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晚清時期/程朱理學/同治中興/理學士人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近代版權史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98EFX001。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山東大學考古學The Social Intercourse of th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Commun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Wen-hai,ZHAO Xiao-hua
(1.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2.School of Humanities,China University of Law and Politics,Beijing 100088)This paper generally discusses the main contents,features and change tendency of the social intercourse of th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community in the late Qing.The frequent social intercourse wa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means of academic exchanges and making friends to th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but also reflected the decadent life of the upper-class society at the end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Furthermore,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hole social life,many advanced thinkers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 criticized and challenged the decadent social intercourse of th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With the system revolu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it became an irresistible trend that the means and concep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moved towards modernization.史革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 10087 作者：近代史研究京72～104K3中國近代史史革20042004嘉道年間，清朝統治衰象顯露，傳統學術文化進入歷史轉換期。被漢學壓抑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學復經提倡，遂在大江南北再度流行起來。咸同時期，曾國藩重用士紳編練湘軍，集結了一批理學士人，清政府開始提拔理學大臣，導致理學出現復興之勢。同治年間，朝野理學士人活躍一時，僅就政教而言，他們正朝綱、端治本、倡正學、辟異端、籠絡人才、恢復和強化封建文化事業，為“同治中興”竭盡努力。理學勢力的崛起，成為清政府最后剿滅太平天國革命的一個重要因素。晚清理學復興不僅是一個學術現象，也是一個政治現象，對同治朝，乃至晚清后來的政壇朝局、社會演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晚清時期/程朱理學/同治中興/理學士人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近代版權史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98EFX001。方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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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載 2013-09-10 21: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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