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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6873(2004)02-0068-05
    《抓藥》，發表于《現代》5卷1期(1934年5月)。這篇作品沒有收入老舍其后自編的短　篇小說集《趕集》(1934年9月)或《櫻海集》(1935年8月)中。根據老舍選文的習慣，未　收集的小說大抵因其內容涉及到個人經歷與心境，時過境遷，便有意將其遺忘，類似未　收集的作品還有《小鈴兒》《生滅》等。《抓藥》是篇結構和命意都相當奇特的短篇小　說，這篇作品長期以來沒有得到老舍研究者們的重視。
    　　　　 一
    小說采用了與《黑白李》相似的雙線結構，但沒有一個“我”穿梭其間進行組織，場　景的轉換以空行的形式作為標記。可見，作家當時尚處在短篇小說創作的試驗期，表現　出文體創新的意愿。
    第一條情節線寫的是青年農民二頭的故事。二頭趕了一個大早，進城為重病的父親抓　藥，返程快到城門口時內急，上廁所時撿到一本紅皮的書，出城時被巡警當成革命黨逮　捕，稀里糊涂地被關在牢中。他在牢中結識了一個難友，就是這本書的作者，他恨這本　使他倒霉的書，也因此恨這位寫書的人。他們聊了起來，但二頭并不懂他話里的意思。　過了幾天，二頭被稀里糊涂地釋放了，回到家中，父親已在兩天前下葬。
    第二條情節線寫的是小說家汝殷的故事。汝殷靠寫小說養家糊口，青燕靠寫批評養家　，汝殷不管寫什么作品，總是受到青燕的嚴厲批評。汝殷無奈之下便開始模仿青燕認可　的作品，不料所有的刊物都因害怕而拒絕發表。汝殷一氣之下自費出版，青燕如廁時無　意間將這本紅色封面的書丟失。不久，汝殷被捕。
    作品的時代印痕比較明顯，起首便提到“日本兵又上齊化門外去打靶”，又寫到國民　黨政府的“恐紅”癥，當正是30年代初的事情，可以證實小說取材于近距離的觀照，所　表現的是當時社會和文壇上的風風雨雨。
    二頭的故事和汝殷的故事本無甚相干，交叉點在那本“浪書”(二頭語)上。二頭的悲　劇出自“偶然”和“誤會”，他不該撿到那本“浪書”；而汝殷的悲劇也是偶然的，他　不該為和批評家賭氣而寫那本“紅皮”的書；撥弄他們命運的是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文學　氛圍。
    由于二者之間并無直接的聯系，因此，研究者們往往各有取重。關紀新在《老舍評傳　》中忽略了二頭這條線，而專注于汝殷的悲劇。他寫道：
    《抓藥》里的所謂“文學批評家”青燕，在社會上享有一定名聲，實際上并不把職業　道德放在心上，他找準一位勤奮寫作的作家，一貫與其作對，連作品都不讀，就屢屢給　人扣上一頂“意識不正確”的帽子，以便抬高自己的身價，簡直就是文學界的“混混兒　”。[1]
    老舍這篇小說的重點確實是在表現汝殷的悲劇，二頭僅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　受害者，但僅從“道德”的層面進行分析是不夠的，汝殷的創作和青燕的批評充其量是　帶有“寓言”性質的惡作劇。實際上，在這兩個故事下面，還有著人未言及的內蘊。
    　　　　二
    “抓藥”具有文本上的雙關意義!
    第一層意思，青年農民二頭為父親抓藥——“大夫囑咐上懷德堂來抓，藥材道地些”　。來回三十幾里地，卻因撿到一本紅書，被關進了牢房，還害得父親喪了命。
    第二層意思，小說家汝殷“病急亂投醫”——“意識不正確”。他的作品屢屢受到批　評，著了急，盲目地追逐“革命文學”潮流，先是模仿，后是胡編，結果把自己弄進了　班房。
    兩種不同形式的“抓藥”，同一種悲劇的結局。如果老舍沒有更深刻的意蘊企圖表達　，實際上用不著擺這個迷魂陣，繞這么大的圈子。
    我們發現，老舍的這篇小說是對當年批評界的回應，尤其是對左翼批評家的反批評。
    30年代初，老舍從英國歸來后，陸續創作了《貓城記》《離婚》《大悲寺外》《柳屯　的》等長、短篇小說。幾乎每有新作，都引起批評界的反響，褒揚或貶抑，意見相當分　歧。
    《貓城記》發表后，較有影響的批評是無派別批評家李長之和左翼批評家王淑明的書　評。李長之對作品所表現的社會生活的真實程度予以有限的肯定，但對其藝術形式持基　本否定態度，貶抑為“通俗日報的社論，或化裝講演”，并對作家本人的思辯和行為能　力表示懷疑。他這樣寫道：“小蝎是‘心理清楚而缺乏勇氣的悲觀者’，這是作者的一　個影子，表現在作者的一切小說中。”[2]王淑明則除了贊揚作者的譏刺藝術外，對其　人物的典型性和情節的真實性均表示否定，他指出作品中的“我”和小蝎都具有“人格　的二重性”，作者對貓城的描寫“不合于事實”，“歪曲著事實”，“只是作者由于無　視客觀的現實所得的主觀見解”。[3]《大悲寺外》發表后，左翼批評家鳳吾(錢杏ｃūｎ@①)和自由人韓侍桁在《申報·自由談》上打了場小小的筆仗。鳳吾在《教育小　說》中指責作者“沒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宣傳了“良心譴責主義”，并指出“教育小　說的作者，如果想在創作的進行上，去完成教育的意義，而采用良心譴責主義，以至把　教育問題從政治問題拉開，作孤另單獨的解決，這是將終不會有出路的。”[4]韓侍桁　不同意鳳吾將其歸于“教育小說”，他認為這篇作品是性格小說，“作者主要的目的，　是在描寫兩種典型的人”，因此不論是否在“學校生活中”，“那人物和故事仍是同樣　可以發展下去”，他還認為作者并沒有“解決教育問題”的企圖，指責鳳吾的批評是“　現今所正流行的觀念論的文藝論”的表現[5]。
    同期，老舍的其它小說作品也受到批評。老舍憂喜交集，他不能不考慮如何在對壘的　文學陣營間求得生存，小說是不是必這樣寫，是不是也可那樣寫，等等。作品所表現的　小說家汝殷的煩惱，其實正是老舍當年的心態：
    創造家“汝殷”和批評家“青燕”是仇人，雖然二人沒見過面。汝殷以寫小說什么的　掙飯吃，青燕拿批評作職業。在雜志上報紙上老是汝殷前面走，青燕后面緊跟。無論汝　殷寫什么，青燕老給他當頭一炮——意識不正確。汝殷的作品雖并不因此少賣，可是他　覺得精神的勝利到底是青燕的。
    老舍當年創作勢頭正猛，處在風生水起的階段，他的幽默風格和語言才能得到讀者的　好評，被譽為“笑王”和“幽默大師”；然而，對于一個關注民生的作家來說，他無法　抵御來自革命文學的誘惑，畢竟那是“前進的人們”所從事著的“未來的”文學事業。　因而，他也不能對來自左翼文壇的批評無動于衷。作品這樣表現小說家汝殷受到來自左　翼文壇批評后的思想波動：
    汝殷不得不另想主意了。他細心的讀了些從前被稱為意識正確的作品——有的已經禁　止售賣了。這使他很失望，因為那些作品只是些貧血的羅曼司。他知道他自己能作比這　強得很的東西。他開始寫這樣的小說。
    小說家汝殷并沒有喪失自信和判斷力，他有選擇地接受了革命文學理論，卻并不欣賞　那些革命文學作品。他開始了新的創作，但其目的并不是為了“轉向”，而是向批評家　“叫陣”，也許還有糾正左翼文壇“內容和技巧”方面不足的意圖。老舍在這里幾乎完　全據實地把《黑白李》等篇的創作動機亮了出來，這與他后來在《<老舍選集>自序》(1　951年)中的表述別無二致：
    回到國內，文藝論戰已放棄文學的革命，進而為革命的文學。配備著理論，在創造上　有普羅文學的興起。我是不敢輕易談理論的，所以還繼續創作，沒有參加論戰。可是，　對當時的普羅文藝作品的長短，我心中卻有個數兒。我以為它們的方針是對的，而內容　與技巧都未盡滿人意。一來二去，我開始試寫《黑白李》那樣的東西。
    然而，出乎汝殷(也是老舍)意料的是，“發表了一兩篇之后，他天天等著青燕的批評　，批評來了：意識不正確!”《黑白李》等篇并沒有得到左翼文壇的積極評價，他不能　不感到困惑難解：他在作品中寫了洋車工人，寫了工潮，甚至寫了向往革命的青年學生　，寫了壯烈的犧牲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竟還會遭到指責。于是——
    他細細把自己的與那些所謂正宗的作品比較了一下，他看出來：他的言語和他們的不　同，他的是國語，他們的是外國話。他的故事也與他們不一樣，他表現了觀察到的光與　影，熱誠與卑污，理想與感情；他們的只是以“血”，“死”，為主要修辭的喜劇。
    汝殷的心理活動正是老舍當年心境的寫照：他知道自己的優勢在于大眾口語和情節的　傳奇性，更深知自己的作品與現實生活的血肉關系。于是，革命文學固然心向往之，《　黑白李》等篇卻只淺嘗輒止。革命文學運動對他的“影響”僅限于此，也僅限于此時。
    綜觀30年代老舍的小說創作，可以看出一道微微起伏著的曲線，他幾度舍棄幽默的特　長去追趕文壇的潮頭，便是他企圖有所改變的有力證明；但就總的創作傾向而言，他的　確“心中有數”。即使是在最受革命文學影響的《黑白李》中，他只能做到不用譏諷的　語調刻劃白李的匪夷所思的行為舉止，卻無法掩飾自己的厭惡情緒，仍把傳奇的筆觸用　到了具有基督精神的黑李的描繪上。
    既有著這樣的認識，老舍在《抓藥》中也就沒有讓汝殷隨波逐流，他畢竟還沒能忘掉　幽默家的天性，于是，他讓汝殷搞了一場惡作劇，看青燕敢不敢說出“意識正確”四字　，賭注不小：自由甚至生命。小說以下的情節是老舍的神來之筆：
    他要開玩笑了，專為堵青燕的嘴。他照貓畫虎的，也用外國化的文字，也編些有聲而　不近于真實的故事，寄給一些刊物。
    奇怪的是，這些篇東西不久就都退回來了；有一篇附著編輯人的很客氣的信：“在言　論不自由的時期，紅黃藍白黑這些字中總有著會使我們見不著明天的，你這次所用的字　差不多都是這類的……”
    汝殷笑得連嘴都閉不上了。原來如此!文字真是會騙人的東西。寫家，讀者，批評者，　檢查者，都是一個廟里排出來的!
    他也附帶的明白了，為什么青燕只放意識不正確的炮，而不說別的，原來他是“怕”　。這未免太公道了。他要戲弄青燕了。他自己花錢印了一小本集子，把曾經被拒絕的東　西都收在里面。他送給青燕一本，準知道由某刊物的編輯部轉投，是一定可以被接到的　。
    這樣，雖然花了幾個錢，心中卻很高興：“我敢印這些東西，看他敢帶著擁護的意思　批評不敢!”
    汝殷沒有想到，批評家青燕自有應付之策，他絕不肯說出“意識正確”四字，只抓住　封面的顏色，從反面做文章，不但沒有掉入小說家所設的陷井，反而讓小說家掉了進去　。
    假如紅色的書皮可以代表故事的內容，汝殷君這次的戲法又是使人失望的。他只會用　了這張紅紙，厚而光滑的紅紙，而內容，內容，還是沒有什么正確的意識!
    汝殷因此被捕，無端地受了牢獄之災。
    從小說家汝殷的身上，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老舍自己的影子，只是他比汝殷更有主　見，而且更加謹慎。從藝術上講，他不愿表現不熟悉的題材，體現了他的堅定性；從政　治上講，他不愿過激，也表現出他“心理清楚而缺乏勇氣”(李長之語，參看上文)的特　點。
    老舍在《抓藥》這篇作品中流露的情緒可以概括為：革命文學浪潮中邊緣化作家的煩　惱。
    　　　　三
    30年代初的文壇被白色恐怖籠罩著。1929年，國民黨開始“訓政”，以整肅法紀為借　口，剝奪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力。胡適等自由主義者發起人權運動進行揭露和抗議，結果　《新月》被封，羅隆基被逮捕，胡適作為“反革命”被聲討。1930年2月，魯迅先生因　參與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作為“墮落文人”通緝。1931　年2月，左翼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秘密殺　害。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寓所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如此險惡的政治環境使得自由派(　或稱無派別)作家們心存恐懼，自覺或不自覺地遠離政治和社會運動。
    同時，30年代也是革命文學大盛的時期，一批接受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左　翼作家急切地要求文藝反映現實的階級關系和革命斗爭，要求作家具有無產階級意識。　他們以“政治-文藝”一元論者自居，機械地以“經濟-政治”的框架來規范文藝的主題　、題材和人物。他們不但以此規范本陣營的作家，也將這個規范運用于自由派文壇。然　而，由于左翼文壇理論批評的觀念化和創作實績的貧弱，反而引起了自由派文壇強烈的　反彈情緒，持續幾年的“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并未促使自由派向左的　方向明顯轉變，反而使革命文學運動喪失了大批的同路人。
    1932年12月，谷非(胡風)在《文學月報》1卷5、6期上發表《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　實》，以上述理論橫掃《現代》雜志，將《現代》撰稿人一竿子全打進“第三種人”泥　沼之中。第一卷中的“全體二十三篇”作品，除了張天翼和魏金枝各兩篇因為“需要更　嚴格的標準”，及老舍的《貓城記》因為“未完”，而未加置評之外，其余18篇都被胡　風指責為“粉飾”和“歪曲”現實。他的這篇文章堪稱當年左翼觀念化文藝批評的代表　作。
    巴金的寓言體小說《海的夢》是胡風批判的重點對象，他指責小說“把夢境當作了真　實”，“沒有從現實生活出發的統一了感情與理智的實踐情緒，只有抽象的‘對于自由　、正義以及一切的合理的東西的渴望’”，“這篇作品，用政治上的術語講，是錯誤，　用藝術上的術語講，是失敗”。老舍的《貓城記》是緊接著《海的夢》在《現代》上連　載的，也是寓言體，也是借夢境寫現實。從某種意義上說，胡風對《海的夢》的批評也　可視為對《貓城記》的批評。
    翌年3月，蘇汶發表《批評之理論與實踐》[6]與胡風論爭，對其動輒以政治意識“正　確”與否頗為不滿。1933年9月，胡風又發表《關于“主題積極性”及與之相關的諸問　題》作為回應，繼續痛斥第三種人“世界觀的不正確”。胡風的理論基本上抹煞了自由　派作家創作“暴露黑暗”類作品的現實性和進步性，暴露出他當年深受左傾盲動路線的　影響。
    創刊于1929年的《現代》月刊旗下聚集著很多自由派作家，他們既懾于政府的重壓，　又難以忍受左翼文壇“觀念化”理論批評的霸氣，處境十分尷尬。老舍當年是《現代》　的重要作者之一，他雖然沒有撰寫文章直接參與論爭，但在一些作品中仍鮮明地流露出　他的理論傾向性。譬如他在《貓城記·自序》(1933年8月現代書局版)中寫道：
    外甥問我是哪一派的寫家?屬于哪一階級?代表哪種人講話?是否脊椎動物?得了多少稿　費?我給他買了十斤蘋果，堵上他的嘴。他不再問，我樂得去睡大覺。夢中倘有所見，　也許還能寫本“狗城記”。
    他對左翼提倡“文學的階級性”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又譬如，他在《黑白李》(1934　年1月)《抓藥》(1934年5月)等作品中，多次塑造“死之說教者”[7]的形象，他對那些　“不怕犧牲也不怕別人犧牲”的左翼中人一半是敬畏，一半是厭惡：
    他這個人，叫你一看，你就覺得他應當到處作領袖。每一句話，他不是領導著你走上　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綁在斷頭臺上。
    如果說老舍在《黑白李》中還盡力地掩飾對于白李這類人的厭惡，那么，在《抓藥》　中他對批評家青燕的譏諷則是公開的。在老舍看來，左翼批評家是魯迅曾經譏諷過的“　腳踏兩只船”、“忽翻筋斗”或“唯我是無產階級”的投機分子：
    就“青燕”這個筆名看，大概不過是個蝴蝶鴛鴦派的小卒。如今改了門路，專說“意　識不正確”。
    老舍毫不躊躇地接過蘇汶等對左翼批評界的指責，抓住左翼“意識不正確”的習語不　放，在小說中進行毫不留情的嘲弄。老舍對于左翼文壇理論家批評詞語的匱乏和觀念化　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此時的理論認識與“無派別”的理論家蘇汶、韓侍桁、李長之　基本一致。李長之極其鄙視那些“冒牌的貪便宜的懶惰的淺薄的愚妄的批評家”，他在　《論當前中國批評界之淺妄》中寫道：
    人人都有供奉的木主了，反正是《貓城記》里所謂的呀呀夫斯基之流，順口瞎溜的對　作品便硬扣——什么盧那卡爾斯基，什么佛理采，什么波格達諾夫，什么布哈林——便　都是目前最時髦的共同的木主了。
    還有一種人，專門會檢定人的意識，他自己總有一套萬年陳的八股，逢書便用，那更　簡單得可憐了，大概寫工人的勝利的，總是意識正確，稍微寫點革命的波折，一定是歪　曲，倘若不幸而故事是提到大多數中產階級的學生，便無疑是反革命了。[8]
    “呀呀夫斯基”出自老舍的《貓城記》，“革命的波折”在《黑白李》中有所表現，　“中產階級的學生”是《大悲寺外》中的主要人物。李長之的這篇文章顯然是在為老舍　遭受的批評抱不平。但老舍畢竟是寬容的，雖然他在作品中把批評家斥之為“劊子手”　，但還沒有把他們寫得毫無人性，反而寫出他們的矛盾和不得已，充分顯示出老舍的寬　厚的人道主義胸懷。他沒有極端地丑化這些“觀念化”的批評家，甚至好意地描寫出他　們尚存的“良心”，并為他們的未來作積極的設想，這從作品中對青燕的態度可以看出　來。
    　　　　四
    我們似乎可以認定，《黑白李》的主題藏匿在第二條情節線中，即作者無意間流露的　情緒：革命文學浪潮中邊緣化作家的煩惱。第一條情節線也是不可忽略的，它除了表現　出“城門失火，殃其池魚”這層意義外，還深刻地表現出勞動人民對革命文學運動的隔　膜。
    這兩條情節線分別描寫著兩個隔膜的世界，使這兩個世界發生關聯的是那本紅皮的“　浪書”，兩個世界的碰撞產生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藝術效果。
    青年農民二頭蒙冤坐監后，小說家汝殷也被關進了這間牢房，于是——
    后來的先說了話：“什么案子，老鄉親?”
    “撿了一本書，我操書的祖宗!”二頭吐了一口惡氣。
    “什么書?”青年的眼珠黑了些。
    “紅皮的!”二頭只記得這個，“我不認識字!”“嘔!”青年點了點頭。
    都不言語了。待了好久，二頭為是透著和氣，問：“你，你什么——案子?”
    “我寫了一本書，”少年笑了笑。
    “啊，你寫的那本浪書，你?”
    ……
    “那是為你們寫的呢，”青年淘氣的一笑。
    二頭真壓不住火了：“揍你個狗東西!”他可是還沒肯動手。
    老舍用極為洗練的文字活畫出當年革命文學致命的缺陷：自以為代表工農，自以為具　有無產階級意識，自以為是為未來而創作，卻不為真正的工農所了解。
    老舍在作品中盡情地借小說家汝殷的酒杯，澆自己的心中塊壘。《抓藥》里所隱藏著　的是這樣一個神秘的內核：老舍對革命文學運動的真實態度，對近期發生的左翼文壇與　“自由人”、“第三種人”論爭的看法，對自己近期作品創作動機的表白，以及對于批　評者的答復。
    老舍在左翼與“自由人”及“第三種人”的論爭中站在后者一邊，這是毫無疑問的。　他在創作于1930年至1934年間的《文學概論》中毫不含糊地寫道：
    最近有些人主張把“文學革命”變成“革命文學”，以藝術為宣傳主義的工具，以文　學為革命的武器。
    ……
    普羅文藝中所宣傳的主義也許是很精確的，但是假如它們不能成為文藝，豈非勞而無　功?……現在我們只聽見一片吶喊，還沒見到真正血紅的普羅文藝作品，那就是說，他　們有了題目而沒有能交上卷子；因為他們太重視了“普羅”而忘了“文藝”。
    至于如何全面深入地評價老舍在革命文學運動中的心路歷程，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　務。
    收稿日期：200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長春68～7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永平20042004老舍的短篇小說《抓藥》是一篇形式和寓意都很奇特的作品，在雙線雙關的結構形式　下隱藏著一個神秘的內核：他對革命文學運動的真實態度，對當時發生的左翼文壇與“　自由人”、“第三種人”論爭的看法，對自己近期作品創作動機的表白及對于批評者的　答復。老舍/《抓藥》/自由派作家/左翼批評家/Lao She/Filling the Prescription/Liber　alists/Left-wing critics基金項目：國家教育部博士點人文社科研究項目(98JBY75047-99001)。滴石林國華
    林國華：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博士候選人、芝加哥大學“約翰·奧林民主　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心”研究員A New Understanding of Lao She’s Filling the Prescription
  ——Textual Reading and Social-cultural Analysis
  WU Yong-p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Wuhan,Hubei 430000,ChinaLao She’s short story Filling the Prescription is unique both in form and moral.Clothed in the double-plot structure is a mystic nucleus:the writer ’ s real attitude towards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ry movement of the time,towards the debate between the ”Left-wingers”，the”Liberalist”and ”The Thirdist”，together with his expression of his writing purposes and his answer to criticism.湖北省社科院，湖北　武漢　430000
    吳永平(1951—　)，男，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作者：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長春68～7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永平20042004老舍的短篇小說《抓藥》是一篇形式和寓意都很奇特的作品，在雙線雙關的結構形式　下隱藏著一個神秘的內核：他對革命文學運動的真實態度，對當時發生的左翼文壇與“　自由人”、“第三種人”論爭的看法，對自己近期作品創作動機的表白及對于批評者的　答復。老舍/《抓藥》/自由派作家/左翼批評家/Lao She/Filling the Prescription/Liber　alists/Left-wing critics基金項目：國家教育部博士點人文社科研究項目(98JBY75047-99001)。滴石

網載 2013-09-10 21: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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