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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當代散文詩發展概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大轉折。生活和社會體制的轉變，是根本性的，但對文學來說，因受其自身規律的制約，必然是過程性的。50年代初報刊上散文詩作品極為罕見的現象表明：一、翻天覆地、迅猛異常的生活變化必須化作散文詩作者的情感經驗后才能表現出來；因為散文詩訴諸于讀者的，是美感和想象，其短小的形式和心靈內省的特點，要求它只有把外部現象變成內在的個人經驗時，才能進行散文詩的藝術建構。二、在社會體制轉換之初，散文詩的作者隊伍基本上是40年代戰斗在國統區的作者們，他們不像生活在解放區的作家，能很快適應新體制下創作觀念、題材、主題的全面轉移，他們對新的生活、觀念和表達策略，需要更長時間的體驗與學習。
　　散文詩沉寂了六、七年。較早打破這種沉寂局面并在讀者中產生較大影響的，是柯藍的創作。他的早期散文詩大部分寫于1956年，發表后結集為《早霞短笛》，于1958年1月出版。 他的詩情與靈感完全受著新生活的鼓動。他說：“至于我寫這兩百多篇散文詩本身，我也沒有想到在這方面發揚什么，繼承什么，我只覺得有一些話，有一些聲音要喊出來，于是我就抓起筆寫下來了。”（注：柯藍：《早霞短笛·后記》，作家出版社1958年1 月版。）這種僅憑一時熱情的無“根”寫作潛伏著某種危險，但對當時急于要“放進我們今天的歡樂”的作者來說，是很難覺察的。作為新中國誕生后出版的第一本散文詩集，《早霞短笛》給人們帶來了50年代亢奮、昂揚的勞動熱情和革命的理想主義色彩，具有嶄新的時代精神。同時，這新中國“第一本散文詩集”的第一輯，是以“我的贊美”命名的，——它提醒我們注意：散文詩已由40年代“啊，中國，我們真值得為你戰斗”的主題（注：參見王光明《散文詩的世界》，長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09—118頁。），轉向了“ 我的贊美”的主題。這種主題的變化，帶來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在題材上，注意選擇光明、美好的事物與場景；在情緒色調上，顯得明朗、樂觀、昂奮；在表現上，更注意群眾化和民族化。
　　單純的時代必然產生單純的頌歌，這種傾向不僅體現在柯藍的贊歌中，也體現在藝術成就更高一些的郭風的散文詩中。郭風在當時與柯藍有相同的心情，他說：“恐怕我是不會寫詩的，但對于我們這個時代，我真想歌唱。”（注：郭風：《葉笛集·后記》，作家出版社1959 年2月版。）郭風的《葉笛集》，所歌唱的主題與柯藍相比，并無根本的區別，不同的是，郭風在40年代就是一個散文詩作家，他并沒有徹底否定自己的藝術所長，而只是在新的時代揚棄了自己過去的憂郁感。他的散文詩寫作，從鄉土文化、中國傳統詩詞與散文中吸取過不少營養，也從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凡爾哈侖等現代派詩人的作品中獲得過裨益，特別是西班牙文體家阿左林的作品，十分投合郭風熱愛鄉土、崇尚自然的個人氣質。因此，他給當代散文詩帶來的，不是那種單純、熱情的頌歌，而是有著濃郁的泥土氣息和鮮明地方色彩的、輕婉柔麗的鄉村牧歌。它們像一泓清泉般映照著我們時代的山川風物，映照著人民的勞動和斗爭，給轟轟烈烈的當代生活帶來了清涼的詩意。
　　無論是柯藍的贊歌，還是郭風的牧歌，都屬于新時代的頌歌。頌歌是這個單純而夸張的年代共同的主題。新出現的散文詩作者聞捷、許淇、李耕、蕭甘牛等唱的是頌歌，40年代就開始寫作的老作者劉北汜、汪曾祺、麗砂等也徹底改變了自己過去憂郁、悲憤的調子，唱起了歡樂之歌、贊頌之歌。《太陽正在上升》（劉北汜）、《春天頌》（麗砂）、《橘園頌歌》（聞捷）、《大青山贊》（許淇）、《早晨的笑聲》（巴·布林赫）、《苗山詩境》（蕭甘牛）……只要看看這些較有影響的散文詩作的標題，人們就不難發現當時的創作主流。
　　當然，這不是全部現象，當代散文詩的發展也有它相當的豐富性和復雜性。1957年前后，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生活的進程，作家們單純的熱情逐漸演變為冷靜的反思；另一方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的提出，鼓舞了人們個性與風格的呈現。散文詩開始出現題材與表現的多樣化。有表現工礦、農村、部隊、少數民族生活和風情的作品，也有友誼、愛情、人生、理想的詠嘆；形式與技巧也趨于豐富，寓言式、象征性與言志式的作品開始出現。老詩人艾青在1956年下半年寫了《畫鳥的獵人》、《偶像的話》、《養花人的夢》、《蟬的歌》等散文詩；流沙河有感于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的詩句，用他的《草木篇》暗示人的不同品格；徐成淼則用自然界的運行規律，“勸告”朋友不要因暫時挫折、不幸而傷感。這些散文詩在當時比較單一的情況下開辟了新的疆域，藝術表現也較為曲折、含蓄，富于寓意和藝術暗示力。
　　然而，題材與藝術多樣化的現象，無法越過1957年那場知識分子都須被迫承受的劫難。在那場反右運動中，一是不少作者不情愿地停止了寫作，如艾青、流沙河、李耕、徐成淼等；二是非頌歌的題材不再有人敢寫，象征、寓言式的表達也只好放棄。散文詩基本上只剩下單一的贊美與夸張的抒情。在這種單調的情況下，服務于現實生活的口號又被簡單解釋為配合中心工作；此外，散文詩還受到1958年大躍進和新民歌運動的沖擊。這樣，單調的贊歌只能朝兩方面轉變：一是從抒情想象向表象陳述與觀念演繹轉變；二是從個性感覺向集體意識轉變。華嘉的《奔流集》就是這兩種轉變的典型：這本散文詩集的124章作品， 寫的都是1958年的集體生活表象，它不缺少當時的許多“事實”、場景和人物，不缺少口號和豪言壯語，唯獨缺少作者的個人感受和藝術想象。這當然是華嘉的不幸，但時代的扭曲連郭風、柯藍也未能幸免。1959年，柯藍《早霞短笛》再版時，所寫的“再版后記”就明顯否定了一些不該否定的東西，卻肯定了自己一些不值得肯定的東西。郭風在《葉笛集》之后，“時事篇”闖入了他寧靜、恬淡的詩境，他也開始談論重大政治斗爭，記錄勞動場景和英雄事跡了。
　　散文詩終于由單調復歸沉寂。直到60年代初，才有劉湛秋、張長、許淇、硝石等人寫出了一些鄉村素描式作品，點綴了這個寂寞的園地。但他們的創作，也是曇花一現，因為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建國后至“文革”的當代散文詩，注入了時代理想、奮斗激情和明朗、樂觀的色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中國的生活情調，這是一方面；另一面是，命途多舛，道路極其艱難曲折，留下了許多值得深入思考的教訓，總體上表現為魯迅開創的《野草》散文詩傳統的中斷。（注：參見王光明《散文詩：“野草”傳統的中斷》，《靈魂的探險》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35—257頁。）
　　　　　　二　郭風與柯藍的散文詩
　　在當代中國散文詩領域，創作最多、影響最大的作家，是郭風和柯藍。
　　郭風（1919—　），原名郭嘉桂。生于福建莆田縣。他于30年代末開始發表散文和詩歌，是一個受過幾年傳統私塾教育，在新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作家。但郭風始終不是一個主流作家，他不同于二、三十年代從鄉村進入都市的浪漫文人，不滿三歲喪父的經歷使他的心靈過于早熟并帶上女性的特點；他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從都市走向鄉村投身于革命的作家，接受過戰爭和意識形態的洗禮。他從未進入過現代都市生活與意識形態的中心地帶，甚至連他所喜歡的作家（諸如陶淵明、蘇東坡；西班牙的阿左林；法國的果爾蒙、凡爾哈侖、蒙田；美國的棱羅；俄國的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巴烏斯托夫斯基等），也帶有極大的邊緣性。這種地理上、意識上和文化來源上的邊緣特征，決定了郭風看重個人選擇和民間社會的寫作意向，并使他始終堅持“不圖私利，不慕浮名，老老實實地為人，切切實實地工作和寫作”的人生姿態。郭風是固執按自己個人經驗和心靈律令寫作的作家，既不容易成為時代注目的中心，也較少受時尚的左右，隨著風尚的改變而改變自己的主題和表達方式。因此，他以散文詩為主的創作，具有從心靈和美學出發，追求文學本體價值的特點，具有明顯的文體家的風貌。（注：參見王光明《作為散文文體家的郭風》， 《文學評論》1995年第2期。）
　　郭風的散文詩創作，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40年代的作品以《麥笛》、《探春花》、《碉堡》、《百合花》、《炊煙》為代表，它們詩意地表現了作家扎根于生命深處的對土地、對自然，對以獨特生存方式體現出來的民族精神和生活感受。那凝著露水和朝陽的香味，充滿渴盼和夢想的麥笛；那探首于被窒息的土地，呼喚著溫和日光的探春花；那代表著土地和人民的莊嚴，連系著許多英雄傳說的碉堡；那圣潔得讓人靜穆的百合花；等等，充分體現出作家感覺、想象和語言的魅力，體現出他對自然題材的情有獨鐘。
　　第二個時期，即五、六十年代的中年時期，是郭風散文詩由自發的探索走向自覺創造，形成個人風格和贏得普遍讀者的時期。以《葉笛集》為代表，郭風確認了自己的邊緣身份，體現了“用自己的方式”歌唱自然與鄉情的“葉笛詩人”形象。在著名的《葉笛》中，“像民歌那么樸素，像抒情詩那么單純，比酒還強烈”的感情，與故鄉綠色平原上的草香、果香和陽光的斑斕色彩結伴而來。這里有50年代中期時代氣流的彌漫，那種明朗感和不假思索的熱情，它沒有當時意識形態的夸張性，沒有粘滯新生活表象的時代錯覺，而是“像我們的祖先一樣”，面向自然意象抒寫“童年時代便被培養起來的、對于鄉土的眷戀之情”，抒寫“民間的、鄉情的情緒”（注：郭風：《我與散文詩》，《人民文學》1981年第1期。）。
　　70年代末之后的郭風散文詩，可視為他創作的第三個時期，具有歸真反璞的特點：以平靜的敘述調和感情的沖動，以指向感悟的自言自語替代情感的直抒。1981年收入《你是普通的花》第五輯的散文詩是為許多人所推崇的：那些由雪、霜、晴綠的山影、光禿的枝ｙā＠①、端莊的百合、清冷的月色、倔強的小花小草等自然意象構成的散文詩藝術世界，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在世界的混亂和內心的孤獨焦慮中，尋求心靈寧靜和人格完整的獨語者，把自然景象的描繪出神入化般引向內心氣象的喻寫，是這些散文詩的特色。郭風晚年的散文詩從過去生活的牧歌發展為對人生的沉思和領悟，它們不僅作為人生經歷、人生智慧的提取和利用，出現了許多啟人心智的哲理和議論，而且隨著情感的凝定，風格趨于自然、沖淡。激揚的熱情和燦爛的想象逐漸凝定為本真詩意的自然流露，讓人們感到具有澄明面對和自由、放松的魅力：那是真正的信于拈來，遷想妙得，隨心所欲，自成法度。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郭風憬悟到“散文詩的形式具有一種善于流動的性質，好像云，好像水或其它液體一樣，在本質上，沒有定式沒有穩定的、規范的形式”（注：郭風：《散文詩瑣論》，《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6期。）； 主張把握其變異和流動的規律。因此，在晚年寫的《十二屬相》、《木乃伊》、《梨的形式及其它》等代表作中，郭風自覺放棄了過去被譽為“郭風體”的散文詩抒情結構，不再使用明顯的象征和比喻，而主要靠情境本身的矛盾動態關系和戲劇性形成藝術張力，用內在動靜與文氣的韻律推動章法結構，抵達一種心理的真實和事物本質的瞬間敞明。這種具體題材的個性化處理，所體現的文體真義就不再是已成的風格模式，而是每個創作機遇中具體文學話語秩序的建構。郭風散文詩創作的三個階段，總體上體現為一個不斷趨近散文詩藝術哲學精神和本體性的過程。這就是，越來越深入地意識到散文詩是個人心靈極深的內省形式，更適合表現內心的激情、夢幻的波動和戲劇性的情緒感受，須在有那種高峰體驗和內心需要時才能寫好。
　　柯藍（1920—　），原名唐一正，生于湖南長沙縣。他于4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中篇小說《洋鐵桶的故事》（1944）《紅旗呼啦啦飄》（1945）曾在當時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不過，進入當代以來，柯藍的影響，主要在散文詩方面。
　　柯藍1958年出版的《早霞短笛》，是當代中國的第一部散文詩集，其中那些飽含激情與哲理的篇章，曾在50年代的青年讀者中引起熱烈的反響。據作者自述，這些作品原是清晨或者深夜，在某個片刻把“一閃的思想”記載下來的東西，“原先寫寫，只是把它記在日記本上，或是寫在朋友的來往信件中，而大半也只是記載一時一物的情景，寫作來給自己或朋友們看看的。”（注：柯藍：《早霞短笛》“題記”和“后記”， 作家出版社1958年1月版。）的確，這是一些尚未經過形式與技巧的艱苦經營延展、深化的、“不成形”的東西，一些情感的游絲，一些閃光的哲理，具有行吟詩人的即興寫作特點。然而，通過散文詩瞬間敞明這一特征，柯藍在一個熱情單純的時代，成功地對散文詩的內省性作了外向的改造，使之演變為一種贊頌的、勸勉的、抒發豪情和理想的簡便文類。
　　柯藍是一個影響廣泛的時代作家，他的散文詩體現了50年代的時代精神與作家個人才華的適應，單純、明朗的審美經驗與較為簡單的藝術表達的和諧。他就像一個熱情而又見多識廣的青年旅行隊的向導，能用詩化的語言刷新人們司空見慣的事物，燃起你生活的信念和探索追求的激情。他告訴人們，“早霞就在我們頭上，這是我們用畫筆在天空涂上的色彩”；他讓人形象地認識什么是《困難》和《友誼》，《勸慰》你不要《猶豫》和《等待》，幫助你《選擇》高尚的《目標》，鼓勵青年經受住這樣那樣的《考驗》，使自己變成一顆“美化生活的種子”。柯藍的散文詩，重視時代精神和革命理想對描寫題材的滲透，追求義理與事物特征的打通，較少存真式的描繪和自然美感的抒寫，不少作品為觀念所囿且不夠含蓄，但當他面對自然題材并注意節制流行觀念的表達時，也寫出了一些清新別致的作品，如《梅花》、《海上燈光》、《千年松》、《雪》、《螢火蟲》等。
　　《早霞短笛》之后，柯藍在60年代還以“早霞短笛第六組”為副標題，發表《江南水鄉》、《奇妙的水鄉》等散文詩組篇；“文革”結束后，也還出版了《果園集》等散文詩集，加強了歷史與現實的沉思品格。但這些作品的影響力，已遠遠不如五、六十年代了。
　　　　　　三　新時期涌現的散文詩群
　　當代中國前十七年的散文詩，道路是非常曲折坎坷的，而10年“文革”中一些以散文詩名義刊發的作品，則完全是政治化的句子，毫無藝術趣味可言。回顧2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散文詩的發展，其主流創作大致體現為這樣一種值得注意的演變過程：題材從早期表現現代生活無數關系的交織，逐漸轉向鄉村場景和自然山水的描寫；視點從主體意緒、感覺的審美，移向社會經驗和生活現象的寫生；趣味從對現代生活沖擊下內心強烈的緊張、困惑、苦悶的審美欣賞，回到帶有傳統色彩的政治熱情的揮發和對單純、和諧、靜態事物的欣賞。這一切也反映在散文詩的本文結構中：由魯迅《野草》式的藝術象征世界—→某種思想感情的抒發—→某種生活（或自然）現象的描繪或某種觀念的演繹；由意象創造—→比喻的排疊—→場景摹寫或議論。散文詩作為一個特殊文類的各種潛在功能和藝術要求并未得到全面展開。它是到了1979年，幾代散文詩作者在文壇上重新匯合，為一種瀕臨枯萎的藝術文類的復興“開展了‘自強’運動”后，才恢復了自己在文學中的正常地位和藝術個性的。
　　有必要錄下如下事項，它們昭示了新時期散文詩恢復正常生態和走向文類獨立的過程：198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黎明散文詩叢書”第一輯（7冊，郭風、柯藍主編）；1982年， 《榕樹文學叢刊·散文詩專輯》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百名作者近40萬字的作品；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黎明散文詩叢書”第二輯（12冊，柯藍、郭風主編）；1984年，中國散文詩學會在北京成立；花城出版社出版“曙前散文詩叢書”（8冊，郭風、劉北汜主編）；1985年， “我國目前最為完備的散文詩選集”《六十年散文詩選》（孫玉石、王光明編選）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當代詩歌》“1986年民意測驗”揭曉：“同‘80民測’、‘85民測’對比，可以看出一種趨勢：喜愛自由體和散文詩的讀者逐年增多，而對各種格律詩和民歌體詩的喜愛程度則明顯減弱”（注：《民意測驗》，《當代詩歌》1986年3月號。）；1987年， 中國第一本散文詩理論專著《散文詩的世界》（王光明著）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這是一個復蘇的過程，也是一個探索、展開和走向文類獨立的過程，其基本特點是由以往單純的贊美走向了歷史、時代、現實的藝術思考，并努力突破特定歷史環境中形成的寫作模式，在形式、技巧和語言等方面，積極探索展開這一文類的新的可能性。而其中脫穎而出的李耕、耿林莽、許淇、曉樺、靈焚等散文詩作家，尤為值得注意。
　　李耕（1928—　），江西南昌人。主要散文詩集有《不眠的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夢的旅行》、《沒有帆的船》等。李耕在1957年就寫過一些為人注意的散文詩，但真正引起讀者和評論界矚目的作品，是他1979年“歸來”后發表的《春笛九章》、《生命的回音》（16章）、《初春》（5章）、《耕耘者之歌》（10章）等。 在這些作品中，表現了一代追求光明的跋涉者對祖國、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成了一代人獨特命運、希望和信念的“回聲”。李耕的作品，具有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滄桑感，但愛情與信念使他能夠節制個人命運的哀戚，并注意從自然隱微的生命中提取美麗的靈魂，因而具有婉麗而又深沉的品格。
　　耿林莽（1926—　），江蘇如皋縣人。主要散文詩集有《星星河》（與人合集，花城出版社，1981年）、《醒來的魚》、《耿林莽散文詩新作選》、《耿林莽散文詩選》等。如果說，散文詩兼具了詩的表現性和散文描寫性的某些特點，是一種探索的、尋找兩者融合的文類。那么，可以說，耿林莽的散文詩傾向于詩的一面，具有純詩的感覺美和簡潔性。他的作品具有唯美的傾向，取材上承繼了中國詩人的傳統嗜好，喜歡自然意象的情境，但在表現上又對西方的象征主義情有獨鐘。這使他的作品非常精致，無論構思的精巧、布局的緊湊，或是語言的感覺轉換，都呈現出盆景般的雅致之美。耿林莽是新時期散文詩創作中最講究技巧和語言經營的作家之一。
　　許淇（1937—　），原名許明杰，上海市人。1956年赴包頭市工作開始寫作。主要散文詩集有《呵，大地》（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北方森林曲》等。許淇也是一個50年代開始寫作的散文詩作家，他的早期作品具有內蒙古草原清新、熱烈而又流動的氣息，藝術境界也較為曠遠、雄渾，是北方的渾厚與南方溫柔的統一。其新時期的散文詩作品更注意歷史與文化內涵的開掘，意蘊也比早期創作含蓄、深沉，常能在排疊的抒寫中拓開新境。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他以藝術家的經典藝術品為題材的散文詩，具有獨特的感覺和崇高的魅力，如《天鵝》、《列賓》、《西洋畫冊》等，均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且旋律極美的作品，可說是詩、畫、樂的交響。
　　曉樺（1955—　），原名李曉樺，生于上海，在北京長大。主要散文詩集有《綠雪》（與人合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藍色高地》（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曉樺散文詩寫作的基本特點是努力抓住軍人的本質，抓住男人的基本氣質，將它們放在大西北邊疆的獨特情境中，展示其陽剛與力量的美。他是散文詩領域軍旅生活題材的開拓者，散文詩組《牧人與馬》、《馬鬃輕拂的墳塋》、《斷碑》等，讓人聯想到高適、岑參邊塞詩的氣象。而最具有獨創性的代表作，則是他西藏題材的交響樂式的散文詩集《藍色高地》。這是一部具有但丁式恢宏氣度的作品，將散文的描繪、分行詩歌的表現和故事的敘述，巧妙交織在一起，構筑了一個復合多義而又崇高、神秘的“藍色高地”，而那個虔誠朝圣者的艱難跋涉，則象征著人類“在路上”的精神追求與自我超越。所有的人都死在路上，一切都將陷入黑暗，但一切都等待著被誕生，就是這部交響樂式的散文詩集的主題。可喜的是，作者能憑經驗與直覺把握這一形而上的主題，有一種近乎自然的控制力，一種靈魂與語言相互應和的旋律。
　　靈焚（1962—　），原名林美茂，福建福清人。主要有散文詩集《情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年）等。靈焚是新時期散文詩園地最有探索精神的新生代作家之一，《情人》集中《飄移》、《房子》、《異鄉人》三組作品最值得注意。它們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似乎沒有具體的對象，也不源于現實時空中的個別經驗。其中說話者飄泊無著、主體消失和無家可歸的描寫，超越了現實時空和具體經驗的省思與展望，因而很接近魯迅《野草》那種在焦慮與絕望中省思個體生命的形式和意義的創作精神，也與波德萊爾《巴黎的憂郁》那種對現代經驗的恐怖與渴望的描寫，有相通之處。盡管作品的藝術境界遠不如魯迅、波德萊爾的散文詩那樣厚重、豐富和深邃，但是靈焚的創作關心當代人的生存境遇，同時體現出一種整體的想像力，構成了一個主要不是依賴“抒情主人公”的意志與情緒牽引，而依靠情境、結構和語言力量支撐的獨立文本世界。
　　在新時期散文詩作家群中，還有王中才、劉湛秋、劉再復、劉虔、徐成淼、雪迪、樓肇明、陳志澤等人的作品也值得注意；此外，陳敬容、劉北汜、莫洛等40年代就已成名的老作家，“歸來”后也寫了不少好作品。老、中、青三代作家不同風格的創造，使新時期成了本世紀散文詩創作最為繁榮的時期，也是文類獨立的呼聲最高的時期，盡管沒有出現《野草》那樣內容深廣、文體成熟的界碑式作品，但相對于當代十七年的散文詩，無論是題材，還是形式和藝術表現力，都有相當的拓展。
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6～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光明1998199850年代以來的當代中國散文詩走過了一條非常曲折的路程，雖然也涌現了郭風、柯藍這樣有影響的作家，并在80年代開始重新體認了散文詩的本體特征和魯迅開創的傳統，但總體水平尚未達到魯迅《野草》的思想藝術高度。當代散文詩/歷史/作家作者簡介　王光明，男，1955年生，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福州　350007） 作者：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6～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光明1998199850年代以來的當代中國散文詩走過了一條非常曲折的路程，雖然也涌現了郭風、柯藍這樣有影響的作家，并在80年代開始重新體認了散文詩的本體特征和魯迅開創的傳統，但總體水平尚未達到魯迅《野草》的思想藝術高度。當代散文詩/歷史/作家

網載 2013-09-10 20: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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