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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491(2001)02-0052-07
　　清近以來，詞學師承淵源脈絡分明，近代詞學名家多各有所本，也都專門治詞。如龍 榆生出于朱孝臧門下，唐圭璋受業于吳梅，夏承燾則曾長時間潛心研詞。這些名家學問 可謂精深，研究可謂透徹，但他們的所師所本，卻與傳統詞學有千絲萬縷關聯，故而無 論在治詞方法，還是在詞學見解上，都顯示出傳統積淀的深厚，前進的步履每每遵循著 傳統的軌跡。而反觀一些非專門詞家的學苑人物，如王國維、胡適等人①，之所以能夠 擺脫羈絆，另求樹立，在詞學發展道路上開辟新徑，成為詞學史上具有突破與開創性的 人物，主要原因也許與兩個方面密不可分：
　　一、他們所治之學皆極廣博，故能融匯諸學，不受本門限制。
　　二、他們都曾留學國外，眼界開闊，不受傳統限制。
　　王國維是由精研哲學而轉向詞學探索的。因為他精通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哲學 理論，又熟諳近代西方的研究方法，并用之以架構近代詞學理論。其“境界”一說，顯 然受西方美學思想影響。可以說，王國維是第一個引進西方觀念來觀照詞學發展的學者 。其后胡適在詞學研究上大膽采用新的觀念和方法，顯然是受到王國維的啟發和影響而 更進一步，尤其是在對于傳統詞學的繼承與改造上，胡適將其與白話文學主張相結合， 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對現代詞學的發展具有奠基之功。
　　胡適與王國維不同的是，王國維畢竟有一段時間專研詞學，不僅有風標卓特的《人間 詞》傳世，而且有《人間詞話》專書闡明其“境界”理論。雖然用的是“詞話”的“舊 瓶”，裝的卻是自成一味、醇酣醉人的“新酒”。時至今日，依然飄香。而胡適卻沒有 專門研究過詞學，照他自己的話說，甚至“不專治文學”②。所以他雖然在詞學研究上 頗有創建，成就卻遠不如王國維。亦因其無心為詞，故而在論述上也不免零散、雜亂甚 而前后矛盾。這些都影響到胡適在詞學上的成就。但是，我們今天研究現代詞學仍然不 能避開胡適、繞過胡適，更主要的或者不在于胡適有過那么一些詞學見解和創作，而在 于他開創了新文化運動的先聲，樹立了文學革命的大旗。它的涵蓋是如此之廣，以至于 在各種文體領域，都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帶來了嶄新的觀念，促使其迅速改變面貌 。也許只有從文學革命這一角度來看胡適在詞學上的探索和創新，才是真正公允和客觀 的。
　　一 詞乃通向白話新詩的橋梁
　　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刊出《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所謂新文學“八事”的標準 與要求，也即文學革命對于新文學內容與形式的具體主張。(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 ，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 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此后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 》，振臂一呼，應者如云，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就此揭開大幕。這場文學革命的 中心使命，是以白話取代文言。其實，早在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前，便和友人 討論過白話文的主張，并嘗試創作白話詩。他在留美期間寫就的《沁園春·誓詩》③， 實際上就是一首新文學運動的誓詞：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 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
　　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騫旗作健兒。要空前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 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年青的胡適雄心勃勃，要“為大中華，造新文學”。當然，若按胡氏本人的“八事” 標準，這首詞還不是純粹的白話詞，甚至還犯了“用典”、“套語”等病，但其中昂揚 的革命斗志和氣概，還是讓人感覺耳目一新。胡適幼有“少年詩人”之名④，后留學美 國，并未忘懷詩詞。1915年的留學日記中，有多篇讀詞札記，但此時所作之詞，仍不免 文縐縐的，和傳統詞作毫無分別，如1915年所作《滿庭芳》之詞⑤：
　　楓翼敲簾，榆錢入戶，柳綿飛上春衣。落花時節，隨地亂鶯啼。枝上紅襟軟語，商量 定，掠地雙飛。何須待，銷魂杜宇，勸我不如歸?歸期今倦數。十年作客，已慣天涯。 況壑深多瀑，湖麗如斯。多謝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頻相見，微風晚日，指點過 湖堤。
　　這首詞非但絕無新意，還因借用前人成句過多，連“原創性”都大打折扣。
　　胡適詩詞創作的轉折時期在1916年夏秋之際，而其文學革命思想的勃興，亦在此一階 段。可以說，胡適是自覺地把詩詞創作，當作了白話文學革命的實驗和當頭炮。這里面 的奧妙，我們自然不難一眼窺破：正統文學中，最難于以白話表達的，便是詩詞。胡適 自己也曾說過：“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⑥當時胡適因為 提倡白話詩的緣故，與好友梅光迪、任叔永、朱經農等筆墨往來，論戰正酣。梅、任諸 人的論點，便是“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卻不能用之于詩。”⑦可見 ，以白話作小說、曲藝并不難，難的是如何用白話沖破傳統詩歌的文言壁壘。胡適對此 亦無足夠自信，笑言諸友“假我數年之期”，欲“實地練習之”⑧。這種大膽實驗的精 神，最終使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大獲成功。
　　這里，我們特別要留意胡適辯駁梅光迪的回信中所說的一段話：
　　老梅函云：“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請問：“詞曲” 與“詩”有何分別?此其“邏輯”更不如足下之并不認白話詞曲者矣。⑨
　　自從王國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來，詞、曲地位頗見高漲，但終究未曾等同 于“詩”。在時人心目中，詞曲和詩仍是性質迥別的不同文體。而胡適為了倡導他的白 話革命，大膽道出詞曲與詩并無分別，這種“詩詞一體”的觀念，胡適此后始終遵循， 并有更深入的探討和見解。在他的創作實踐中，更是身體力行的驗證著這一觀念。我們 不妨這樣設想：胡適關注于詞，實際上頗有點避難就易，迂回前進的味道。因為以白話 為詩實在困難，而胡適又孜孜于以白話詩這一最難為之體向世人挑戰，所以他姑且先由 詞曲入手——既然“詩詞曲一體”⑩，長短抑揚的白話詞曲自然也便算是白話詩——而 現成的“活文學”的材料中，確實也是詞曲比詩中更多近于白話口語之作。胡適自己就 說：“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至于詞曲，則尤舉不勝舉。……至于曲，則適 在綺時曾寫《琵琶記》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勝數。適此次作白話長詩，其得力處都在 ‘雜劇’。”(11)后一句則是直接承認其所作白話長詩，實際上是借用了詞曲的形式。 故而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胡適強調他在“白話詩試驗室”里，所經歷的三個發展 階段是：“刷洗過的舊詩”——“變相的詞曲”——“純粹的白話新詩”(12)。我們得 承認：當胡適在文學革命的征程中彷徨無依時，詞是幫過他大忙的。看胡適集中第一首 白話詞《虞美人·戲朱經農》(13)：
　　先生幾日魂顛倒，他的書來了!雖然紙短卻情長，帶上兩三白字又何妨?
　　可憐一對癡兒女，不慣分離苦；別來還沒幾多時，早已書來細問幾時歸。
　　這首詞亦作于1916年新文化運動前夕，雖稱不上佳作，畢竟勝過同時期無數的白話打 油詩——白話詩皆由打油出之，也可見當時胡適在白話詩苑里耕作的困難了。
　　然而胡適畢竟是成功了，文學革命聲勢浩大的開展起來，回國后的胡適一時儼然成為 風云人物，他的關于新文學、白話文學的文章相繼發表，若干的主張和議論，也紛紛出 臺，成為指引新文學前進的軌范。但不客氣地說，胡適實在并沒有詩人的天分，他的解 放舊詩詞的實驗，仍在進行之中，進展卻不大。胡適在他的長文《談新詩》中說到：
　　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里脫胎出 來的。……我自己的新詩，詞調很多，這是不用諱飾的。例如前年做的《鴿子》(1917 年作)……就是今年做詩，也還有帶著詞調的。例如《送任叔永回四川》(1919年作)… …》此外新潮社的幾個新詩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從詞曲里變 化出來的，故他們初做的新詩都帶著詞或曲的意味音節。此外各報所載的新詩，也很多 帶著詞調的。例太多了，我不能遍舉……
　　這是很可咀嚼回味的話，白話詩的實驗于胡適來說已經三年了，但我們通篇看到的， 竟還是“詞調”居多。雖然胡適以詩詞為一體，但畢竟不是純粹的白話詩。胡氏本人對 此也頗為心急，他在《嘗試集》自序里闡述自己“為什么趕緊印行這本白話詩集”的理 由，頭一個就是“因為這一年以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得很快很遠，但是大多數的人對于 白話詩仍舊很懷疑；還有許多人不但懷疑，簡直持反對的態度。”
　　當然這種情形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白話的新詩最終要雄踞詩壇。但我們不妨由此再反 思一下胡適之于文學革命與詞學的關系。在胡適而言，“文學革命須有先后的程序：先 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14)因此白話詩 成功與否，對于他來說，實在就是新文學成功與否的先決條件。然而嘗試白話詩并非易 事。在胡適最終完成由舊詩向新詩的轉變過程中，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研究實驗的實際上 是詞調；也因為這樣，胡適對詞學頗有了一些見解和觀點，而這又成為一種動力，促使 他以后繼續研究和探討。因著為文學革命服務的關系，他對詞學的闡釋帶來的往往也是 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方法。而究其根本，其核心仍在于白話文學的提倡和實踐上，這也 是胡適帶給詞壇的最可注意的東西。
　　二 胡適的以詞為詩及白話詞論
　　弄清楚了胡適倡導文學革命和詞學研究之間的微妙關系，我們再回頭來看胡適的詞學 見解與創作，便不難有更明確的看法和判斷。那便是：胡適對于詞史的貢獻，主要是在 詞的價值肯定和詞學觀念的更新上，其精神實質和文學革命完全一致。
　　早在1915年，胡適便已提出“詞乃詩之進化”的觀點。(15)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 中，他更進一步闡述了這種以歷史進化的觀念來看時代文學發展的主張：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 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后，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 永)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 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于今人也。
　　在此，胡適不但肯定了各個時代的文學皆有所長，更明確指出，今之文學未必不如古 。是以詞的價值絕不在詩之下。觀之他當年所云“詞曲與詩有何分別”之語，顯然胡適 并無傳統詞家自認詞為小技的思想。前人的尊詞無非是把詞向詩靠拢，戴上“詩教”、 “微言大義”之類的帽子，沒有誰想到詞之存在，其本身就說明了它的價值。它非但不 是小技，在某些方面的價值甚至勝過詩體。按照胡適進化論的觀點，詩的種種不便，正 是在詞那里得到挽救的：
　　吾國詩句之長短韻之變化不出數途，又每句必頓住，故甚不能達曲折之意，傳宛轉頓 挫之神。至詞則不然。如稼軒詞：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 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以文法言之，乃是一句，何等自由，何等頓挫抑揚!(16)
　　是以胡適試驗白話詩，便先從長短句中尋找出路。在以詞為詩上，他曾有過種種嘗試 ，甚至有不少他自謂的新詩，實際上都是用詞調作的。這其中胡適尤其偏愛《好事近》 一調，不憚其煩地以此調反復作詩，后來在《談談“胡適之體”的詩》一文里，更不無 得意地對此調褒揚一番。因為詞體句式的參差錯落，胡適認為由詩到詞是詩體的一大解 放，而詩體解放后，詩的內容自然跟著進化，可以適于表現更豐富、自由、曲折的情感 和語氣。而這種進步和解放，胡適又是把它和新詩的革命緊密聯系在一起，把詞體的這 種特性的發揮看作是詩體解放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新文化運動的宗旨是要打破舊的傳統 、舊的文學形式。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詞作為詩之一體，不但未被貶低，反而獲得了更 高的地位和贊賞，這首先要得益于胡適所持的歷史的進化的科學觀念，使他能夠高層建 瓴，從時代文學發展的大視野來統觀文學、文體的進化，更重視一種文體產生的本身的 必然性，照胡適的話來說，便叫做“自然進化”(17)。其次這也和胡適本人的實驗主義 精神大有干系。胡適不但肯說，也肯于大膽的實驗，并本著實驗的科學目的，不斷地把 實驗結果公諸于眾。可以說，這種現代的科學方法使他的宏觀理念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有利于推動詞學真正成為一門有價值的、獨立的現代社會學科，而不必附麗于傳統，更 不被視為小技；也有利于他以后的不斷探索，在現代詞學這個嶄新領域有所耕耘和收獲 。
　　我們說，胡適對詞的價值的體認，在他以后的著述和文章里，仍然在完善著和充實著 。如果說，文學革命之初，胡適只是意識到了詞體是舊體詩走向新詩的一座橋梁，是一 個很好的過渡的話，那么在他后來系統地發表的一些詞學論著里，他更有意識地把詞和 白話文學聯系得更加緊密，使之更能配合其文學革命的主張和要旨。
　　1922年，胡適發表長文《南宋的白話詞》，這是一篇標志性的文章。在此之前，胡適 也時常論及詞，然而都是將詩詞混同一體來說的，更常見的是在論及新詩的問題時談到 詞，以詞的資料作佐證。《南宋的白話詞》則專就詞而論，說明胡適已對詞有了更多的 體認，而其中的切入點，正是“白話詞”的“白話”二字。胡適把南宋的詞人分為兩派 ，“一派承接北宋白話詞的遺風，能免去柳永、黃庭堅一班人的淫褻習氣，能加入一種 高超的意境與情感，卻仍能不失去白話詞的好處。這一派，我們可用辛棄疾、陸游、劉 過、劉克莊作代表，一派專在聲調字句典故上做工夫，字面越文了，典故用的越巧妙了 ，但沒有什么內容，算不得有價值的文學，這一派古典主義的詞，我們可用吳文英作代 表。”顯然，對于詞，胡適也是從“白話”和“文言”的視角來區分的，這無疑是相當 新穎的劃分法。雖然他大談白話詞一派的好處，不顧其他，難免偏頗之失，可我們也得 承認：胡適所言，確實說中了詞學發展史上，長期為人們所忽視的一些問題。例如文人 詞和平民作品之間是大有區別的，而傳統詞家一貫只注重文人作品，平民作品(包括娼 妓文學)多半散佚，更無人重視其價值(敦煌曲詞另當別論)，而這樣又豈能看出一種文 學發展的全貌?胡適則不僅重視平民作品，更引例說明這兩者之間的分合關系，指出“ 與民間的白話作品分手”，是文人的作品“又回到復古的路上去”的原因。這些見解都 有卓越的眼光，在當時尤為特出難得，我們不必為其中今天看來的疏漏之處而苛責前行 者。
　　胡適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一個主要觀念，便是“把漢朝以后，一直到現在的中國文學的 發展，分成并行不悖的兩條線”，這兩條線，就是“由民間興起的生動的活文學”和“ 僵化了的死文學”(18)。白話口語的東西都是源自民間的，是以白話文學的源頭——民 間的文藝尤其得胡適的推崇。在他自己所架構的中國文學史的基本框架理論里，詞學的 發展自然也不外如是。1926年發表的《詞選》自序，可以說，是胡適詞學觀的一個集中 闡述，這里面他談到“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即“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 間的”，然后文人參加、模仿。“模仿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 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于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 結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發展了。”按照他這個公式，他將詞的發展 史也套入其中，先是唐至北宋中期的歌者的詞，這時的詞自然都是“接近于平民的文學 ”；再是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的詩人的詞，以蘇辛為代表，“他們不管能歌不能歌，也 不管協律不協律，他們只是詞體作新詩”；最后一個時期是南宋中期到元初的詞匠的詞 ，“音律與古典壓死了天才與情感，詞的末運已不可挽救了”。
　　在這個敘述里，胡適同樣以他敏銳深刻的識見抓住了文體發展的某些規律性的東西。 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他推崇蘇辛，認定他們的價值在于“只是用詞體作新詩”，這與我們 前面所說胡適自己“以詞為詩”的嘗試是何其相近，這也許正是胡適對他們深有默契的 原因所在吧。歷來稱好蘇辛者不在少數，好在哪里，可就見仁見智，從如此角度來推賞 蘇辛，在當時也只是胡適有這樣的眼光和氣魄。何況胡適自己更堅決的說：“我自信我 對于詞的四百年歷史的見地是根本不錯的。”既然不錯，那么文學的生命重回民間尋求 發展，也就順理成章，勢在必行。可見，胡適的新的詞學觀念，實際上不過也就是其白 話文學主張的翻版，它的目的性如此之強，以致于我們似乎不能僅僅從純粹的詞學研究 的眼光來看待它或批判它。
　　相較而言，胡適1925年發表的《詞的起源》，是一篇認認真真研究學問，較少功利目 的的文章，是以其中的觀點，或者可以視作胡適個人真正的詞學見解。他認為“長短句 的詞調起于中唐”而“長短句之興，自然是同音樂有密切關系的”。至于詞與音樂的關 系到底如何，胡適似乎也說不清楚，而只能歸之于臆測，是以文中頗多“疑心”、“推 想”、“大概”之類詞句。這實際上已可看出胡適對詞學實質的問題其實并不清楚，對 詞體的體認更不及那些踏踏實實做過研究而又有此方面天分的詞家。這篇論文寫成后他 曾專門請教于王國維，而王國維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19)。但這似乎激起了胡適不肯認 輸的倔脾氣，筆墨往來一番之后，他仍堅持己見，而沒有就這些關鍵性的問題繼續研究 下去，成為胡適治學史上先出大言而后騎虎難下的又一例證。所以我們說胡適對于詞學 的貢獻，其宏觀的價值觀念上的意義，應遠遠大于細節性的具體研究。
　　三 形式解放與詞體本質的矛盾
　　由前所述，胡適的詞學研究本身即有其不可彌補的缺陷，所以我們如果想從胡適具體 的詞學論述中找到多少真正符合實際、客觀而科學的論斷，也許會大失所望。甚至仔細 一看，有些論斷的錯誤竟是不可容忍的；就胡適自己而言，而論述前后矛盾的地方便不 少。
　　比如在對南宋格律詞派(20)如何看待的問題上，胡適是極力貶低和苛責這些詞人的。 指摘的中心是說他們重音律而不重內容，犧牲意境而遷就音樂，使詞喪失了生氣，走向 死路。按胡適的見解，“詞本出于樂歌，正與詩本出樂歌一樣。詩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 ，詞也應該脫離音樂而獨立。”(21)這種判斷也許今天看來很是可笑，但研究一下胡適 何以這樣說，同樣離不開他的文學革命、新詩實驗!
　　我們發現，胡適說先有形式的解放而后有內容的跟進，但實際上他重形式往往勝過內 容，白話文學革命的實質，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就是文學形式的解放。此外，胡適對形 式的研究實驗更是十分著迷。在實驗新詩時，詞的那種長短不齊的格式對他吸引力格外 之大，以至于胡適把這種長短句的格式，也就是形式上的某種特征，當作了詞的本質特 征，由此更得出“詩詞曲一體”，由詩到詞再到曲是詩的一次又一次大解放云云的觀點 。由此看來，胡適之所以輕視詞體的音樂特性，也不過是為了呼應白話革命形式解放的 口號罷了，而他并沒有真正深入研究過詞的本質。此外，我們可以附帶一提的是：王國 維同樣是否定南宋詞的，胡適對詞學既無深刻認識，延續王國維的判斷似乎是必然的— —雖然兩人立論的標準并不一致。
　　基于以上所說，我們似乎也可原諒胡適詞學言論不盡一致的地方。仍以音律為例。胡 適一方面極力否認音樂韻律之于詩詞的價值，一方面又不斷地研究詩詞的音樂韻律，為 的是要將它們應用到新詩的創作上去!胡適其實并非不懂音韻，相反，他對音韻有著精 深的研究和見解。如他的入室弟子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中，曾深情地回憶道：“ 后來我在紐約和胡先生聊天，談到宋詞的聲韻。胡老師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他一發難 收，竟向我談了一整晚有關宋代詞人用韻的問題。一夕之談，真是勝讀十年書。”然后 他談到胡適對詞的聲韻的見解，“有些地方不但要四聲分明，四聲之中還要在唇齒喉舌 鼻諸‘音’中作不同的選擇。”“因為四聲不洽的曲子，乃至詩詞，聽起來實在令人受 不了的緣故。”在實踐中，胡適曾用雙聲疊韻的法子來幫助音節的和諧，更曾仔細論述 著字的陰陽、開齊，韻的位置、形式。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胡適曾仔細討論過他的一首 小詩：“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幾度細思量，情愿相思苦。”他談到：“第二句第 一個字‘免’字與第四句第二個‘愿’字為韻，本來也可以的，但我后來又怕讀的人不 懂得這種用韻法，故勉強把‘免’字移為第二個字。”(22)為了大家看得懂，不得不勉 強改變用韻的位置，這實在是遷就形式而不得不為之。而在某種場合，他又苛責南宋“ 古典主義”的張炎，為了音節的諧婉，竟把“瑣窗幽”的“幽”字改為“明”字!(23) 可見，白話文學的提倡，形式解放的實踐，曾使胡適在詞學研究上有過許多不得不妥協 的地方，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觀念其實并非胡適的真正見識所在。
　　總結胡適治詞的歷史，我們認為不能就詞論詞，否則，看到的就只能是胡適在詞學研 究上的種種不是，而未能意識到：胡適以一個局外之人研究詞，帶給詞學的，反而是局 內人難以突破的價值觀念的轉變和創新。雖然它的目的是為文學革命服務的，我們仍應 充分肯定胡適對現代詞學建立的開創之功。是他以新的眼光發現了詞體的價值所在，是 他總結了詞史發展道路，提出了文學發展方向性的問題，力圖使詞向平民化、口語化的 新文學之路靠拢；是他身體力行，實驗和創作了種種白話詞的范文，使之成為白話文學 的重要一種，并為傳統詞提供了新的批評鑒賞標準，指出新時代的發展途徑。這些貢獻 ，都是不容我們因胡適治詞的非專業性而加以抹煞的。文學革命的意義歷久而長新，胡 適亦將因此而在詞史上留下重重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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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適自己在《讀沈尹默的舊詩詞》中亦說到：我讀了你的舊式詩詞，覺得我完全是 一個門外漢，我以為有許多事，“內行”見慣了的，反不去尋思里面的意味，倒是“門 外漢”伸頭向里一望，有時還能找出一點意義。(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 文學運動》366頁)
　　②胡適《嘗試集》自序云：“在綺色佳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 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所以我那幾年的詩，膽子已大得多。”(同 上371頁)
　　③198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胡適詩存》110頁。
　　④胡適《四十自述》：“丁未(1907)以后，我在學校里頗有少年詩人之名，常常和同 學們唱和。”(1998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品集》13卷379頁)
　　⑤198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胡適詩存》86頁。
　　⑥胡適《嘗試集》自序。(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379頁)
　　⑦同上，377頁。
　　⑧同上，379頁。
　　⑨(11)胡適《一首白話詩引起的風波》，同上，339頁。
　　⑩胡適《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序》：“在文學演變史上，詞即是前一個時代的曲， 曲即是后一個時代的詞，根本上并無分別。”(1998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品 集》8卷305頁)
　　(12)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403 —408頁)
　　(13)198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胡適詩存》131頁。
　　(14)胡適《嘗試集》自序。(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382頁)
　　(15)(16)胡適《詞乃詩之進化》。(同上328頁)
　　(17)胡適《談新詩》。(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389頁)
　　(18)1992年北京華文出版社《胡適口述自傳》289—290頁。
　　(19)胡適《致王國維函五札》。(1998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品集》9卷249頁 )
　　(20)“格律詞派”名稱源于胡適的觀點，而由劉大杰正式提出。參見劉慶云先生的《 “格律詞派”說平議》。(2000年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詞學》12輯)
　　(21)胡適《五代兩宋詞人二十家小傳·辛棄疾》(1998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 品集》10卷100頁)
　　(22)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1993年中華書局《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405 頁)
　　(23)胡適《五代兩宋詞人二十家小傳·張炎》(1998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品 集》10卷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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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韻文學刊湘潭52～5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段曉華/龔嵐20022002胡適沒有專研過詞學，但他倡導文學革命，實驗白話新詩，都和詞有千絲萬縷的關聯 。詞更被他視作由舊體詩走向新詩的橋梁。為服務于文學革命這一目的，胡適的詞學觀 念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固有缺陷。然而，他提出的“詞乃詩之進化”，白話詞是詞的發 展方向，“用詞體作新詩”等等論斷，大膽突破了傳統詞學的窠臼，肯定與提高了詞的 價值，為二十世紀現代詞學基礎的奠定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胡適/文學革命/詞學觀念/白話詞方向/價值貢獻廣州大學人文學院 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400/江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西 南昌330027 作者：中國韻文學刊湘潭52～5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段曉華/龔嵐20022002胡適沒有專研過詞學，但他倡導文學革命，實驗白話新詩，都和詞有千絲萬縷的關聯 。詞更被他視作由舊體詩走向新詩的橋梁。為服務于文學革命這一目的，胡適的詞學觀 念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固有缺陷。然而，他提出的“詞乃詩之進化”，白話詞是詞的發 展方向，“用詞體作新詩”等等論斷，大膽突破了傳統詞學的窠臼，肯定與提高了詞的 價值，為二十世紀現代詞學基礎的奠定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胡適/文學革命/詞學觀念/白話詞方向/價值貢獻

網載 2013-09-10 21: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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