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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不僅是一種新的文化現象的崛起，而且也是一種新的文化理論的確立。一個給中國文化開一代新風的新文化，是以深刻的文化理論底蘊作為內在支撐的。這一理論一部分以直接的形態存在著，另一部分則以文化邏輯的形式存在于文化思想家的論證表述之中。通過進一步的研究使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凸現出來，是我們今天的任務。〔1〕近幾年對五四新文化的討論表明， 發掘和闡釋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依然有著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大體可以分為文化的價值理論和認識理論。這種劃分當然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因為關于文化的價值理論同樣會有認識的屬性，而關于文化的認識理論也會有價值的功能，在某些情形下二者是合二而一的。
　　五四新文化的價值理論有兩個層面，一是文化選擇，二是文化目的，兩者構成了該理論的基本框架，也可以簡單地把它們稱為文化的價值觀。所謂文化選擇，是人們對某種文化成分或模式的傾向性態度和追求，因而是一種直接的價值選擇。五四新文化的這種價值選擇，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的直接價值目標是建立以民主、科學和白話文為基本構成的近代文明。而在后一時期，五四新文化的文化選擇發生了某種分化。胡適等人仍然是自由主義的文化模式，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則逐漸演變為社會主義的文化模式。盡管在文化選擇上發生了某種變化，但在文化目的方面卻基本未變。所謂文化目的就是文化主體根本需要的價值說明，它是文化價值觀中最高目標的層面，也是文化主體性的基本體現。不論是五四新文化的前期還是后期，雖然文化選擇的方案有了變化，但在文化目的方面一直是為了一個“生活進步”的新社會，為了民族救亡。〔2〕民族救亡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情結， 也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作出新的文化選擇的深層動因。不論是陳獨秀、李大釗，還是胡適、魯迅，都不能自外于這一點。陳獨秀要“救濟中國的危急及不獨立”〔3〕，胡適則呼吁“我們的問題是救國，救這衰病的民族”。〔4〕縱觀五四新文化的語句，這是基本的指向。
　　所以，文化目的與文化選擇在文化價值觀中所處的層次是不同的。文化選擇歸根結蒂是以文化主體的根本需要為轉移的。人們之所以作出這種文化選擇而不是那種文化選擇，除了現實的約束條件外，不能不追溯到文化主體的需要。用胡適的話說，“文明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5〕這一價值邏輯在五四新文化中是客觀存在的。 這一價值邏輯當然也存在于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之中。就這點看，五四新文化與中國近代文化在價值觀上有一致性和連續性。但是，五四新文化在文化價值理論上又確實有自己特殊的一面、與以往文化價值理論相區別的一面。在五四新文化價值理論的具體形式中，文化目的是民族本位的，體現了文化主體在根本需要上的某種絕對性；文化選擇又并非是民族本位的，而是多方位的，體現了文化主體在文化選擇層面上的某種相對性和從屬性。雖然文化目的與文化選擇之間的這種分化是中國近代以來文化價值觀發展所特有的情形，并且五四新文化的價值結構也可以視作這一情形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在五四新文化的價值邏輯結構中，文化目的和文化選擇之間的本位落差如此之大，從而它所囊括的文化選擇空間如此之大，它所包含的文化歷史矛盾如此之多，是前所未有的。這一點，是五四新文化的文化價值理論〔6〕所特有的新情況。
　　　　　　二
　　文化選擇同時也是一種文化認識，價值意識總是與非價值意識結合在一起的。對文化的認識可以停留在文化現象的描述上，也能夠上升到理論的層面。五四新文化是近代以來對中西文化認識和選擇的結果，它在對中西文化的認識方面已經達到結構理論的高度，從而成為五四新文化整個文化理論的一個有機部分。五四新文化的文化選擇是伴隨著這一結構理論的形成而進行的。
　　這一結構理論主要是文化基位的理論。該理論的要點是：中國文化主要是家族本位的文化，西方文化主要是個體本位的文化。這一理論在整個文化認識的理論中占有基礎性的地位，它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過程。在五四新文化以前，中西文化的認識和比較主要還是在文化現象的層面進行的。到五四新文化時期，中西文化的研究和比較逐漸深入到文化結構的一般層次，在文化認識方面實現了某種飛躍。這方面以陳獨秀為突出的代表。陳獨秀認為中西文化在結構上的根本不同是：“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庭為本位”。〔7 〕西方文化因為以個體為本位，于是有人權、自由、平等、民主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皆源于個體本位或出于個體本位之需要。中國文化因為以家庭為本位，于是有“尊家長、重階級”，“國家組織，一如家庭，尊元首，重階級”，于是有“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的被剝奪，“個人之生產力”的被“戕賊”。〔8 〕個體本位的內涵是把個體視為一切文化活動追求的最高價值，“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向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名與個人主義相沖突，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因也。”〔9 〕個體本位不僅表現在倫理和精神方面：“現代生活，以經濟為之命脈，而個人獨立主義乃為經濟學生產之大則”，〔10〕而且表現在倫理和精神方面：“現代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證明”，〔11〕每個人都應當有“個人意思之自由”。〔12〕
　　個體本位的文化認識理論是五四新文化建構的認識基礎。五四新文化對民主、科學和白話文的選擇，都能從這一理論層面得到某種說明。〔13〕以民主為例，五四的德先生是廣義的民主先生，它是人權、自由、平等、民主（狹義的）一系列原則的綜合體。其中，人權是個體確認的本體原則，是個體本位的法權表現；自由是個體的活動原則；平等是個體之間的關系原則；民主（狹義的，指多數決定、分權制衡和程序化原則）是個體的社會原則。這些都是個體本位的實現方式，從不同方面反映了個體本位的要求。
　　與個體本位的理論相對應，五四新文化對中國文化家族本位的認識也達到了理論的高度。陳獨秀說；“吾國大家族合居制度，根據于儒家孔教之倫理見解”。〔14〕在這種家族本位的結構下，“一人而附屬一個，即喪失其自由自尊之人格”，實際上“立論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隸捕虜家畜之地位”。〔15〕家族本位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家庭高于個人。個人首先是家庭的一個角色，其言行須以家庭或家族的根本利益為轉移，不存在“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16〕第二，家長在家庭中具有絕對權威。“由男子家長掌握一家的全權，其余的人都附屬于家長之下，受它的支配、撫養、教育”，“一家的人，皆統于一尊。〔17〕第三，家庭和家族制度在社會中延伸為國家制度。“吾國歷史上之政府，不過擴充家族制度而已。國家者，一大家族也；君主者，一家長也”〔18〕“國家家庭之組織，其關系之密切，猶影之隨形”〔19〕。
　　　　　　三
　　五四新文化的文化認識理論的第二層面是文化的理論解釋。這是從文化規律的角度對文化的認識和選擇作出解釋。如果說文化認識理論的第一層面是對中西文化的特征進行直接的理論概括，那么，第二層面就是進一步揭示文化的發展規律，給出文化評價和選擇的理論依據。因之，文化解釋既是文化規律的學說，又是文化評價的學說，顯示了認識性與價值性的某種統一。在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中，文化解釋是以比較明顯的理論形態出現的部分。
　　五四新文化的文化解釋在前期主要是進化論的。進化論是五四新文化采用的第一個文化選擇理論。陳獨秀在《新青年》開卷第1 號開宗明義：“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這里，進化論既是文化選擇的內容，又是文化選擇的依據。它作為文化選擇理論其基本特點是企圖以時間為參照系把中西兩種文化納入歷史演化先后順序的框架之中，通過歷史定位對不同文化作出文化的評價和選擇。五四時期的文化思想家們認為西方文化中科學與民主是文明時代的產物，而中國文化中遺存的迷信與專制是蒙昧時代的產物，因此這兩種文化具有一種時代差。西方文化的優越不是因為它本身的文化特殊性，而是因為它比中國文化率先拋棄了迷信和專制。正是這種文化解釋與文化認識相結合構成了一種具體的文化選擇：從文化認識上所獲得的結論是，中西文化的本質分別是家族本位和個體本位；同時在文化解釋方面通過進化論所得到的結論是，中西文化具有一種時代差；因此，他們毫無猶豫地作出了“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的文化選擇。〔20〕
　　從理論上看，進化論的文化解釋是有某些缺陷的。這些缺陷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后期，進化論的文化解釋逐漸演變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解釋。歷史唯物主義，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采用的第二個文化選擇理論。
　　進化論文化解釋的一個缺陷是，它以時代差一般地說明了西方個體本位文化對中國家族本位文化的超前性，但是它不能說明西方的個體本位文化比中國家族本位的文化更為先進的具體歷史理由。李大釗在這方面作了進一步的研究，指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經濟上的構造”。這種“工商為本位”的文化是“個人主義”的文化，它的形成雖有地理環境的影響，但其大發展主要是近代以來，“科學日見昌明，機械發明”，“促進了工業革命”的結果。中國文化不然，它是建立在農業經濟上的構造。“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就是中國兩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21〕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近代的工業經濟必然要代替傳統的農業經濟。由此造成了經濟所決定的相應文化向另一種文化的躍遷。這里，李大釗用唯物史觀揭示了兩種文化的可比性基礎和時代落差。
　　導致歷史唯物主義文化解釋出現的另一個理論緣由是，進化論的文化解釋帶有某種絕對性，因而不能說明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與內在動因。按照進化論，新時代的文化總是勝于舊時代的文化。這當然有其正確性的一面。但是，在肯定時代差的基本價值判斷前提下，它疏忽了其實不論新、舊時代的文化也都有其二重性，都有其具體的內在矛盾，也都應該給予具體的分析。所以，應當在一般的價值判斷下作進一步的具體分析，由此說明舊文化向新文化轉化的內在動因，說明舊文化與新文化的某種連續和間斷性。陳獨秀從這一角度指出了唯物史觀的作用：“它能說明人類文化之變動，大意是說：社會生產關系之總和為構成社會經濟的基礎，法律、政治都建筑在這基礎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時代精神的構造都是跟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的，經濟的構造是跟著生產資料之生產方法變化而變化的”。〔22〕這樣，整個文化的變遷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每一階段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歷史理由，同時也都有它走向反面的內在原因；對每一階段的文化都應該進行歷史的辯證的分析。
　　進化論的文化解釋之所以能夠在五四的歷史條件下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解釋演變，還因為兩者都是一種關于發展的理論，在價值觀上都是厚今薄古，在真理觀上都企圖為事物的發展提供某種規律性的說明。這種一致性構成了從前者轉向后者的橋梁。
　　　　　　四
　　在分別論述了五四新文化的價值理論和認識理論后，有必要對它的總體框架作一初步的描述，并對它的內部關系作一簡單的說明。
　　本文所述的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的大體框架如下：
　　附圖
　　圖示中，從縱向看有左右兩列。左列的文化選擇與文化目的屬于文化的價值理論，主要體現了文化的主體性方面；右列的文化認識與文化規律屬于文化的認識理論，主要體現了文化的客體性方面。這種排列本身體現了文化的價值理論與認識理論在內容和根源上的不同，說明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主要是由這兩部分構成的。從橫向看，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也有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上升為理論形態的文化意識，它包括文化選擇的意識和文化認識兩部分。前者是文化的價值意識，后者是文化的非價值意識。第二層面是文化解釋，它是對文化意識的深層說明。如果說文化意識是進行直接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回答某種文化現象是什么以及好與不好的問題，那么文化解釋就是回答為什么出現了這種文化現象，這種文化現象如何發生、發展的，為什么要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相對于某種文化主體給予某種文化以肯定或否定的評價。
　　這一框架中，各個部分之間都有某種特定的聯系。
　　五四新文化的文化價值理論自身是統一的。文化目的和文化選擇都屬于價值性的范疇。文化選擇雖然與文化目的處于不同層面，在文化的歷史運作中也會與文化目的存在某種距離甚至矛盾，但歸根結蒂它是以文化目的為轉移的。它們是主體性在不同價值層面的表現。
　　五四新文化的文化認識理論是自身統一的。文化認識回答某種文化現象或本體是什么的問題，可以說是文化的知性研究，是文化選擇的認識基礎，也是認識文化規律的必要前提。文化規律主要回答包括中西文化在內的各種文化如何發展的問題，回答為什么在文化認識的基礎上對某一文化的選擇是合理的，從而給予文化選擇以深層的說明。
　　五四新文化的文化價值理論與認識理論也是統一的。一方面，文化選擇意識與文化認識作為文化的價值意識和非價值意識，統一于文化意識。文化選擇意識的形成是以一定的文化認識為條件的；同時，一定的文化認識的形成，也以一定的文化選擇意識為條件，文化認識總帶有文化的選擇性。另一方面，文化目的與文化規律理論也統一于文化解釋。為什么形成了這樣而不是那樣的文化意識？原因存在于文化的對象性活動之中。這之中既有文化主體的需要，又有文化客體的制約。只有既給出主體性的解釋又給出客體性的解釋，文化意識的形成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釋。文化的目的主要反映了文化解釋中的客體性方面。所以，文化目的與文化規律理論都統一于文化的解釋。從圖示的框架圖看，文化目的與文化認識，文化規律與文化選擇也處于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之中。一定的文化認識的形成當然與文化目的相關；而文化目的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滿足，也與文化認識的情形相關；一定的文化選擇也受文化規律的客觀制約，而文化規律的實現方式與影響度又和文化選擇有關。
　　　　　　五
　　綜上所述，五四新文化在文化理論方面確有重大進展，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在文化價值理論上第一次確立了近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價值觀，形成了它特有的文化目的與文化選擇之間的價值結構；二是在文化認識理論上一方面對中西文化達到了結構理論的認識高度，另一方面又普及了文化進化論，形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理論；三是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達到了文化價值理論與認識理論的某種統一。它的文化價值理論是以文化認識理論為論證基礎的，而它的文化認識理論又是以文化價值理論為旨歸的。它在價值性與真理性的結合方面所達到的高度是近代中國出現的各種文化理論所望塵莫及的。所以，歷史和整體地看，它在文化理論的發展方面是一個里程碑。
　　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所提供的價值取向和理論范型是現代性的。它自五四以來對中國文化發展影響之大，以至任何想擺脫五四文化方向及其理論范型、企圖回到五四之前中國文化狀態的努力都顯得徒勞無功。五四文化理論的現代性還有另外一面的效應。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它總是提醒人們：它的價值觀與理論范型的基本方面在這個時代仍是尚未超越的。只要這一進程尚在繼續，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就將發揮著某種難以消解的影響。〔23〕與五四之前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理論相比較，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更應該成為我們文化設計的基本參照系。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文化選擇的重心，抹煞五四新文化歷史地位的文化運思，不是一種正確而明智的方案。
　　就文化理論看，五四新文化當然也存在著問題。五四現代性的文化價值取向和理論范型與非現代性的文化態度之間是有矛盾的。五四的文化思想家們在文化態度上顯示了某種激烈性、甚至絕對性。這種文化態度的出現應當說是有歷史原因的，不論從文化背景還是從文化運作的策略思想看，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這樣說并非是在今天的條件下對這種文化態度予以褒揚，而是給予一種實事求是的評價。文化態度也屬于文化價值觀的范疇。文化態度不僅體現了一定的文化傾向，而且也體現了這種文化傾向的程度。五四新文化中出現的絕對的文化態度，其問題不在對文化基本傾向的選擇和堅持上，而在于傾向度的飽和上。陳獨秀曾宣稱：“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24〕就多少反映了這種態度。這種獨斷性的態度與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中歷史辯證法的理論范型是相悖的，與五四新文化的科學、民主的價值取向也是不合的。
　　指出五四新文化在文化理論方面的問題是為了進一步發展這一理論。我們今天應該也可以比五四時期具有更為深刻也更加適應中國發展需要的文化理論。然而這樣說本身就意味著五四新文化的文化理論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歷史基礎。五四新文化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將進一步顯示出它非同尋常的歷史意義，而它的文化理論也將繼續為我們所咀嚼和回味，成為新的文化理論建構的重要資源。以五四新文化為起點的近百年的文化選擇和努力是我們構建中國現代文化的巨大財富和現實起點。如果人們要談重視傳統的話，這倒是最應當被重視的一種現代傳統。
　　注釋：
　　〔1〕此項研究系“青藍工程基金資助”課題。
　　〔2〕胡明編選《陳獨秀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79—80頁、第56頁。
　　〔3〕同注釋〔2〕，第140頁。
　　〔4〕胡明編選《胡適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頁。
　　〔5〕胡明編選：《胡適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頁。
　　〔6 〕關于五四新文化的價值理論詳見拙文《關于五四新文化的價值觀》，學術月刊1996年第7期。
　　〔7〕〔8〕〔9〕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胡明編選《陳獨秀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0頁。
　　〔10〕 石峻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091頁。
　　〔11 〕石峻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 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091頁。
　　〔12〕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胡明編選《陳獨秀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0頁。
　　〔13〕關于民主、科學和白話文在同一橫斷面上的聯系見拙文《從文化系統論看五四運動的成果》，《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 年第1期。
　　〔14〕陳獨秀給常乃真的信，見《新青年》雜志三卷一號。
　　〔15〕陳獨秀：《一九一六年》， 《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 第103頁。
　　〔16〕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頁。
　　〔17〕瑟廬：《家庭革新論》，《婦女雜志》第9卷9號，1923 年9月，轉引于鄧偉志《近代中國家庭的變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頁。
　　〔18〕〔19〕邵光典、寶貞：《新家庭》，《婦女雜志》1921 年1月，轉引出處同注釋〔17〕，第29頁。
　　〔20〕胡明編選：《陳獨秀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頁。
　　〔21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 第1236—1238頁。
　　〔22〕陳獨秀：《馬克思學說》，胡明編選《陳獨秀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頁。
　　〔23〕關于五四新文化的當代意義參見拙文《論五四新文化結構的意義》，《社會科學輯刊》1995年第5期。
　　〔24〕陳獨秀：《答胡適之〈文學革命〉》，胡明編選《陳獨秀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頁。
人文雜志西安111～116K4中國現代史段培君19981998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　郵政編碼：100871 作者：人文雜志西安111～116K4中國現代史段培君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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