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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的奠基性貢獻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授予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芒德爾(Robert A.Mundell)，芒德爾教授也因此成為了20世紀最后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芒德爾教授的研究成果甚豐，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內外平衡中的運用，固定和浮動匯率體制下的資本流動性及穩定政策，以及對不同匯率體制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及最優貨幣區域等方面的分析，一直被公認為是相關領域的經典，至今仍為許多學者在研究現實經濟問題時所廣泛引用。
　　早在1957年，芒德爾就提出了他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從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兩國家、兩要素和兩產品的分析框架出發，假定：(1)X國是資本要素豐富的國家，Y國是勞動力要素豐富的國家；(2)在國際貿易中，兩國以各自的比較優勢生產相應的產品，X國將集中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a，Y國將集中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b；(3)X、Y兩國具有相同的生產函數。
　　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在兩國間自由流動。X國將出口a產品，從Y國進口b產品；Y國則出口b產品，并從X國進口a產品。在實現了貿易平衡的狀態下，X、Y兩國的資本和勞動力的要素報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資本跨國流動的必要。
　　然而，當兩國之間存在著關稅壁壘、產業壁壘等可阻止自由貿易的障礙時，情況就不一樣了。假定Y國現在對來自于X國的進口商品a征收高關稅，這勢必提高X國的a商品在Y國的價格，并刺激Y國a商品生產部門生產規模的擴大；伴隨而來的必然是生產a商品所需的、原來在Y國就相對稀缺的資本要素的國內需求量的上升，進而推動了Y國的資本要素價格的上漲，從而提高了Y國的資本要素報酬率。在Y國資本要素高利潤回報的吸引下，X國的資本勢必通過直接投資或間接投資等各種方式流入Y國，從而進一步擴大了Y國a商品的生產規模。從整體上看，資本要素的流動并沒有增加a商品的總產量，只不過是以Y國進口商品a的國內產量的增加，替代了X國出口商品a產量的減少。在Y國對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變的情況下，Y國從X國進口的a商品的數量自然就下降了。也就是說，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果最終取代了國際貿易。
　　由此，芒德爾得出的結論是：在存在國際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如果直接投資廠商始終沿著特定的軌跡（即所謂的Rybczynski線）實施跨國直接投資，那么這種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
　　二、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的補充、改進和實證檢驗
　　芒德爾教授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的理論框架非常完美，論證推理嚴密，但是它卻是必須在滿足一系列的嚴格假設的理論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在現實經濟中，盡管這種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替代現象確實存在，然而其替代的程度卻跟芒德爾模型相距甚遠；事實上，由于投資壁壘的存在、資本流動所導致的市場結構效應以及要素配置格局的變化等相關因素的影響，這種替代不會是完全的替代。
　　首先對芒德爾教授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的是日本一橋大學的小島清(K.Koyimo)教授。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島清發表了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方面的大量論著，小島清強調了國際分工原則的重要作用，認為國際分工既能解釋國際貿易，也能解釋國際直接投資，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可以統一在國際分工原則的基礎上。與芒德爾不同，小島清把傳統模型中的勞動和資本要素用勞動和經營資源來替代，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已不再是簡單的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
　　在此基礎上，結合日本的實踐經驗，小島清認為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相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進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同時投資國可以集中精力創造和開發出新的技術和比較優勢，從而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
　　無論是芒德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研究結果表明，戰后的資本流動，尤其是國際直接投資的迅速增加，并沒有影響到國際貿易的發展；相反，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互相促進、互相補充的。
　　李普西和韋斯(Lipsey and Weiss,1981)依據美國70年代的統計數據，研究了美國跨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所設立的子公司的生產和出口行為。他們選取了一系列樣本商品作為研究對象，發現這些子公司的相應產品的年產量，與美國同年向這些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同一商品的出口總量呈顯著正相關。
　　李普西等人(Lipsey et al,1984)的進一步研究還發現，這種正相關或至少不相關廣泛存在于美國近80%的產業部門中。也就是說，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
　　胡弗鮑爾等人(Hufbauer et al,1994)重點研究了美國80年代以來的情況，他們將美國1980、1985和1990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與出口總量作比較，結果發現，在整個時間跨度中，出口總量與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一直保持著正相關關系。格拉漢姆(Gramham,1996)更近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
　　與此同時，許多學者關于日本、德國以及瑞典等國的實證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三、貿易與投資新型關系的理論新進展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差異、行業差別、東道國政策、出口商品結構和工業結構、技術創新以及其他動態因素的相互作用，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相互關系也出現了新的變化，替代已不再是兩者關系的必然；事實上，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正日趨明顯。近年來，這種貿易與投資的新型關系也逐漸得到了理論界的關注，許多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使貿易與投資新型關系的理論研究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一）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差異
　　美國經濟學家帕特瑞(P.Patrie,1994)的研究表明，由于激發直接投資的動機不同，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也不同。帕特瑞根據投資的不同動機，將國際直接投資劃分為三大類：
　　(1)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Market-Oriented FDI)，是指跨國企業為了逃避東道國嚴厲的貿易保護壁壘，或者出于占領當地市場的需要，通過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在當地生產，當地銷售。
　　(2)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Production-Oriented FDI)，是指跨國企業受到低成本生產區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產成本的需要而進行的直接投資。
　　(3)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Trade-Faciliting FDI)，是指跨國企業出于更好地配合本身的出口貿易活動，為企業的出口提供各種服務而進行的直接投資。
　　大量的數據表明，在這些源于不同投資動機的直接投資形式中，只有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容易成為貿易的替代，而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則一般可以增加投資國和受資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由此，帕特瑞得出的結論是，由于激發直接投資的動機不同，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也不同；替代貿易的投資僅是直接投資中的部分現象。
　　（二）東道國的政策差異
　　東道國的政策可以從很多方面影響直接投資。世界貿易組織(WTO,1997)近期對不同開放程度國家投資狀況的研究中指出，相對于奉行保守政策的、對外開放程度較低的拉丁美洲國家來說，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的亞洲國家，可以吸引更多的能夠擴大投資國和受資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總量的直接投資。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那些拉丁美洲國家中，替代國際貿易的直接投資的比重之高卻達到了令人担憂的程度。
　　世界銀行(World Bank,1995)對日本制造業位于海外不同地區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的出口傾向差別作比較研究，結果發現，位于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的亞洲地區的日本子公司，出口比例高達45%；而在對外開放程度較低的拉丁美洲地區，相應的比例只有23%，相距近一倍之遙。
　　實踐經驗表明，低水平的進口保護，對以貿易出口為導向的直接投資來說，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相反，高水平的保護壁壘，則極有可能導致以逃避關稅或占領本地市場為目標的直接投資的大量涌入。
　　因此，東道國嚴厲的貿易保護主義威脅、高關稅壁壘以及金融稅收等方面的保護政策，最終只會助長直接投資替代貿易的經濟活動。許多國家的經濟實踐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相比較而言，東道國更應該實行自由的投資和貿易政策，以促進直接投資，同時努力加強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積極關系。
　　（三）國際直接投資的行業差異
　　近年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經驗表明，不同行業一般會沿著不同的發展軌跡使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發生聯系。世界貿易組織(WTO,1996)指出，一些行業的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具有某種線性的、按部就班的國際化特征，要么是國際貿易導致直接投資，要么是直接投資導致國際貿易。
　　在制造業，企業在從事直接投資以前，一般從國內的生產和銷售開始，然后通過出口、簽發許可證和其他合同安排以及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等方式，實現業務的國際化。由于這種從貿易到直接投資的線性先后順序，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往往被認為是對國際貿易的替代。
　　在自然資源部門，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的相互關系主要也是線性的。它或者從進口貿易開始，然后是進口國在縱向的國際整合過程中對原料出口國進行直接投資，促使東道國更多地出口；或者是先從直接投資開始，進而促進東道國出口。因此，在自然資源部門，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一般是相互促進的。
　　另外的一些行業的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則并不具備這種線性關系。如在服務業，企業向海外所提供的許多服務都無法用國際貿易來替代；如果企業要滿足海外市場的這種需求，它就必須到當地去直接“生產”這種服務。一般來說，服務行業在海外建立附屬公司，在母國有關服務的出口所產生的沖擊不會太大；然而近些年來，由于通訊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服務的可傳輸性，以及服務可貿易性的技術進步，使服務行業的直接投資和服務貿易的形式開始發生變化。
　　（四）經濟結構變遷、技術創新及其他
　　東道國和母國的出口商品構成、工業經濟結構和技術創新等動態因素的變動，也會對貿易與投資的相互關系產生重要的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對此給予了充分的重視。
　　1.出口商品構成的變化
　　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母國對東道國的出口構成將逐步從最終產品轉向服務、無形貿易、機器設備和中間產品。由于兩國出口構成的變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就會表現得多樣化了。
　　2.技術創新和工業經濟結構的變化
　　貿易與投資相互關系的研究還必須考慮到東道國和母國的技術創新和工業結構的動態變化。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一國的比較優勢將主要取決于生產技術的差異；然而在母國的新技術不斷出現，同時舊技術逐漸向東道國轉移的條件下，兩國之間的比較優勢將發生動態變化，并進而使兩國的工業經濟結構發生相應的改變。經驗表明，這種源于技術創新的變化，不僅優化了國際貿易格局，更進一步促進了貿易與投資的相互補充和發展。
　　3.貿易擴大效應和投資擴大效應
　　在跨國企業向海外子公司銷售新的服務、無形資產以及機器和中間產品的同時，母國同一行業或是不同行業的其他企業對該子公司的相關商品的出口也可能增加，這就是貿易擴大效應；同樣地，企業直接投資的增加也會導致相關投資的增加，從而產生投資擴大效應。
　　由于存在著較為廣泛的貿易擴大效應和投資擴大效應，因此，盡管跟隨國際貿易而來的這種直接投資可能在單一產品方面取代貿易，但在產業層次和全局層次來看，則不大可能。它對東道國和母國的進出口貿易構成和貿易量的總影響，也要依據其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綜合效應來確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貿易與投資的相互影響往往是跨部門的。因此無論就單獨一個企業的經營活動而言，還是就貿易與投資的直接或間接效應而言，各經濟部門的界限是交叉的。這種跨部門的交叉運作使貿易與投資的相互關系更為復雜。
　　四、總結
　　芒德爾教授的替代模型為貿易與投資相互關系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奠基性的理論基礎。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差別、行業差別、東道國政策、出口商品結構和工業結構、技術創新以及其他動態因素的相互作用，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相互關系也出現了新的變化，替代已不再是兩者關系的必然。事實上，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正日趨明顯。理論研究的最新發展表明，如果在原有的理論框架上考慮進這些新的影響因素，貿易與投資的新型關系就能夠在一個動態的一體化框架內重新得到有效的解釋。
《經濟評論》武漢113～115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梁志成20012001本文從芒德爾教授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出發，在原有的理論框架內，通過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差異、行業差別、東道國政策、出口商品結構和工業結構、技術創新等動態因素的引入和分析，探討了經濟全球化中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新型關系。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替代規模作者感謝目前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行經濟學研究工作的許羅丹教授的悉心指導，感謝作者的好朋友Willy Wang的大力支持。當然，本文的所有錯漏將由作者全部負責。梁志成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廣州 510275 作者：《經濟評論》武漢113～115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梁志成20012001本文從芒德爾教授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出發，在原有的理論框架內，通過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差異、行業差別、東道國政策、出口商品結構和工業結構、技術創新等動態因素的引入和分析，探討了經濟全球化中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新型關系。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替代規模作者感謝目前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行經濟學研究工作的許羅丹教授的悉心指導，感謝作者的好朋友Willy Wang的大力支持。當然，本文的所有錯漏將由作者全部負責。

網載 2013-09-10 21: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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