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
來源:《記憶》 2009年1月11日第2期
在讀此書之前,聽朋友說,它算是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中較好的一本,其中包含了一些新材料。在閱讀過程中,的確感到本書的特色和長處,是披露了一些新材料,以及對于某些史實的辨析和糾正。不過,我一直主張,寫書評最好能提出批評意見,贊揚的話一般而言意義不大,所以我愿意表達的,還是批評性意見。
我的總體感覺是,本書作者未能把自己放在撰寫大部頭歷史著作的地位,沒有充分體現出自己是在撰寫國史的心態。本書表現出來的,是黨史工作者對于黨史中若干事實辨析、討論和澄清的態度。我深知,要表達我的這種感覺很困難,因為,在中國這種一黨執政的條件下,基本情況可以說是:黨就是國,國就是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情況更甚。但是,不論怎么說,歷史學家和黨史工作者的問題意識、觀察視角和話語方式,以及不經意間的情感流露,還是有差別的。
一些評論者頗為看好以及作者本人頗為自得的,是本書導言中提到的,讀者“可以在本卷中看到若干帶有專題性的考證,單獨提出就是一篇新觀點或者新史料的論文”,在較長的例子清單中包括這樣的問題:
江青、張春橋歷史上是叛徒嗎?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少將為什么被逼死?
公安部長李震少將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
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員參與和預知了抓“四人幫”的行動?
我覺得,這些問題在黨史辨析的范圍內是重要的,需要特別著力研究,而在國史范圍內其重要性會降低,不應將其視為一部歷史著作的亮點。比如第一個問題,“江青、張春橋歷史上是叛徒嗎?”我們這些黨外讀者主要感興趣的是兩派政治力量無所不用其極地角力,抓住一切機會攻擊對方,其理由或借口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不是真實的,弄清歷史真相是必要的,但著力程度、篇幅并不需要那么大張旗鼓。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意識形態宣傳說,黨內斗爭,兩條路線的斗爭關系中國未來命運,因此其中的任何細節都至關重要、含糊不得,后來我們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特別是其中的某些說辭或煙幕,不弄個水落石出天也不會垮下來。老實說,我在讀這些情節時是很感興趣的,但同時也感到作者缺乏一種歷史學家論述時的距離感。歷史學家闡述事實時應該有一點居高臨下的姿態、旁觀者的口氣,不應顯得是問題中人、是非中人。
這樣的問題在全書的敘述口氣中比比皆是,以下是一些例子。
第35頁:“還有些智商低下的造反派人物,胡攪蠻纏地質問……”,這里,不宜對歷史過程中的一派政治力量用“智商低下”、“胡攪蠻纏”等色彩過于鮮明的貶義詞,作客觀的敘述就夠了。
第47至48頁,在說明造反派時使用的語言是“造反起家”、“把持權力”、“造反組織的頭頭”、“名噪一時、權勢傾人”,而在第169頁描述周恩來時使用的語言則是“殫精竭力,嘔心瀝血”、“大智大勇、無私奉獻”,我以為,歷史學著作應該使用中性語言來敘述事實,這畢竟不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揭發批判“三種人”和贊揚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文章。
第220頁,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了一個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實現個人野心的政治幫派”,說江青“頤指氣使,不可一世”,說張春橋“老奸巨滑,工于心計”,說姚文元“是文化大革命的筆桿子和金棍子,執掌輿論工具,專司理論發難和搖旗吶喊”,這些用法沿襲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和革命化大批判傳統,是不該出現在一部嚴肅、有分量的歷史著作中的。至于第一句“結成了一個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實現個人野心的政治幫派”,則是黨的決議的提法,我懷疑作者會附和這個說法,至少,作者應該知道相信這個說法的人不多,不應該作為一個公認事實表述。
最后指出兩個技術性的小問題。第7頁說梁興初是成都軍區政委,他實為司令員,政委是張國華。第699—700頁說抓捕四人幫的行動分為4個小組,“第三小組組長高云江,負責解決江青。第四小組組長滕和松,負責解決江青。”這里顯然有筆誤或排印錯誤。
不合時宜的革命——《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讀后雜感
趙誠
來源:《記憶》 2009年1月11日第2期
史云、李丹慧所著的《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八卷,所述的時段是1972—1976年。總的印象,作者力求恢復歷史本來面目,是一本全面論述這段歷史的有價值的史書。學者獨立修史是一可喜的事物,目前高層檔案不開放,能夠寫成已是難得。
但這本書也有一些重要細節未能直書,以至讓人在一些問題上仍有不得要領之感。如1972年5—6月間為什么毛讓周主持批林時,要周談自己歷史上的“錯誤”,后來1973年11月在周絕癥纏身的情況下,又有了借中美交往中的事,找碴開了“幫周會議”。使周在精神和肉體上都受到極大摧殘。書中講了毛、周對文革態度有區別,周在林彪事件后拿回了原來由軍方掌握的部分權力(如對一些企業的管理權),解放一批老干部,客觀上勢力坐大,中美交往中在國際露臉,這些都讓毛不快。但關鍵處還是讓人有些讀不明白。如江青為何在“幫周會議”說“周恩來‘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高文謙談到,毛澤東在參加陳毅追悼會后,1972年2月大病時曾當江青面向周恩來表示,“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由你辦”(《晚年周恩來》369頁),這個曾有傳位給周的表示這樣的關鍵情節。不知作者是故意回避還是無意疏漏。
在1972年5月12日醫生發現周恩來患癌癥后,毛不讓手術,也不讓告訴本人和妻子,1973年2月周恩來出現血尿后,瞞不住了,才對周告以實情,但仍不讓手術,3月醫生在為周做膀胱鏡檢查時,“抗旨”冒險自作主張悄悄做了膀胱癌原發灶燒灼術(《晚年周恩來》513頁),但為時已晚。本書對此事,有客觀描述,也有語焉不詳。說“1973年1月13日,周恩來‘因膀胱出現血尿,病情持續惡化二個多月,到了3月10日才得以進行最必要的治療’”。這段話如沒有《晚年周恩來》中所述作為參照,就讓人無從理解。本書說:不讓手術說是因毛“對醫生有偏見”,(《難》221頁),這有些畫蛇添足。就從共產主義理論來說,人權是共產主義者們一起步即追求的目標之一,馬克思在1864年為第一個跨國社會主義運動工人組織“第一國際”起草的《協會臨時章程》中明確宣布,“他們(各國工人代表)認為,一個人有責任不僅為自己本人,而且為每一個履行自己義務的人要求人權和公民權。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版16頁)一個20世紀后半葉的執政黨,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會的大國,領導層之間的關系搞成與傳統帝國的君臣一樣,甚至比那種關系更糟糕,黨內高級領袖的生病、看病,本人和家屬都無知情權,無治療權。在制度上,一個最高領袖不但掌握著其他同志的政治生死,還掌握著生理生死。沒有基本人權,不遵起碼人道,這不是一個以建立人間天國為理想而奮斗了一生的那代共產主義者的悲哀嗎?這個現實與他們為之奮斗的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天國又相距何其遙遠呢?無論毛是出于何種考慮,但這種沒有人權的制度本身就是黑暗的,反文明,不人道的。難道這還需討論嗎?我想作者的史筆走到此處時,語焉不詳,也許有其苦衷,但在判斷事情性質上,不必遮掩。
本書對文革中國家經濟建設書寫較為全面,也不同于以往,提出了1966到1968年落,1969到1973年起,74年再落,75年又起,76年再次跌入谷底的“三落兩起”,并詳細介紹了三五計劃的完成情況和“四三方案”(即當時大規模引進外國先進設備技術的情況),并對三線建設的成就和得失進行了較為客觀的評述。本來在二戰后,計劃經濟就不是一個最優模式,蘇聯東歐的粗放的短缺經濟其缺乏競爭力人所共知。書中也談中國在經濟大量增長的時候,經濟效益是不高的。本書中也可看出其實我們學蘇聯的計劃經濟,也沒把計劃經濟學好,經常是不顧計劃的瞎指揮,造成了建設中大量浪費。中國的建設是在一個農業國基礎上進行的,資金和技術在產業上的投入必然會有產值的較大增長,特別是新技術的引進,會使經濟發展更快,原因很簡單,利用自然資源效率提高了。最近30年經濟高速發展,除了體制上的變化外,大規模的新技術引進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中國的經濟發展因毛澤東要進行自己烏托邦的理想實驗,又要同蘇聯爭老大,所以常把經濟搞得一塌糊涂。
本書作者高度肯定毛澤東1964年在人民生活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反對先顧人民生活兼顧建設的方針,堅決優先進行三線建設(國防工業)的決策。而且認為這為改革開放后今天的中國東西部差距沒有更大做出了貢獻。這種說法本人不敢茍同。從觀點上說,這基本上是國家主義的觀點。大饑荒后,人民生活很困難,1964年制定“三五計劃”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支持的陳云等主張先提高人民的生活,“抓吃穿用”,再量力發展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這是較合理的主張。除非戰爭迫在眉捷,首先解決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循序漸進,量力而行進行國防建設,這是比較合理的。本書否定陳云等一線領導的共識,贊成毛堅持先在三線上投資的決策,認為這填補了西南歷史無國防工業的空白。我認為這個空白原來就有人想填,抗戰前夕蔣介石政府也搞了一個資源委員會,基本思路是重工業,國防工業國家來辦,準備在大西南進行國防工業建設,當時經濟力量有限,七七事變戰爭爆發了,但也還是遷了一些工廠到這些地方進行生產。共和國建立后,如果中國認真地學習蘇聯,認真學習計劃經濟,沒有大躍進,到1964年時,中國也有一定的國力搞些國防建設了,退一步說,就算1964年沒在三線上大投資,以后量力而進,西南總是要建設的。已經餓死了幾千萬人,還不讓人民改善點生活,還不顧人民死活,不要黃油要大炮,這才是問題的核心。國防工業的建設,遲早總是要進行的,但這和海灣戰爭并無因果關系,用江澤民1991年講話(《難》279頁),用海灣戰爭來肯定1964年當時的決策,缺乏說服力。印度沒餓死人,現在衛星也上天了,核武器也有了,甚至還有航母。當然他擁有核武器對世界消除核武器前景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其實當年中國生產那么多軍火,除了援外,沒什么大用場,過剩的軍火生產能力,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下,許多軍工廠至今不能成功轉軌,我個人認為至少在1964年,這不是一個合理的決策。當時,應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正確。
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對戰犯的審判,聯合國的建立,都為一個新的國際時代開啟了大門。世界相對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國際關系在原有國際法的基礎上進入一個新的國際法體系的時代。聯合國為主的多邊條約體系在這個國際法體系上,起著重要作用。同時美國、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又對世界有很大影響。二戰結束時,美蘇雙方勢力范圍的劃分,形成東西方兩大集團。蘇聯1949年也有了原子彈后,冷戰中兩大集團處在恐怖的均勢中,爭奪是在中間地帶,在這種情況下,美蘇之間充其量是局部戰爭。1950年代后,美蘇領導人心里都清楚,全面戰爭意味著共同毀滅,古巴導彈危機后,美國多年視古巴為眼中釘,但也沒有用武力拿掉,柏林在蘇占區東德境內,二戰后蘇聯幾次想把美國和英法趕出西柏林,但都未能成功,也只好維持對柏林四國占領,不得不承認西柏林的存在。說明戰后的國際關系中有些規則大家還是得遵守的。
二戰后世界在經濟上已進入一個以美元為中心、金融相對穩定的全球大市場的時代。這個時代,世界國際化,經濟上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關貿總協定下,幾輪談判,全球一體化的規則體系日益完善,自由貿易已成主流。斯大林戰后曾想接受馬歇爾計劃,美國提出自己的條件后,蘇聯不滿,后又阻撓東歐接受馬歇爾,成立經互會,才提出兩個平行市場說。但就是這樣,蘇聯和東歐也不能不和西方國家進行貿易活動。如果正確判斷二戰后的世界形勢,并施以理性的外交,國家基本上可保和平,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都可以有很好發展。德國和日本兩個法西斯政權滅亡了,但這兩個國家并沒有亡,反而在經濟上都有發展,過了恢復期后,人民生活比戰前都有改善。歐洲以宿敵德法為軸,建立從煤鋼聯營到共同市場、共同體等,和平發展的趨勢是明顯的,東亞四小龍就是搭上這班戰后世界大發展的車才得以起飛的。印度這樣的南亞大國,一直采取堅持不結盟政策,也沒有因為經濟上采取社會主義模式,同蘇聯關系較好,而面臨美國的軍事威脅。南斯拉夫曾是蘇聯陣營的一員,因不堪斯大林控制,脫離蘇聯陣營,得到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善待。赫魯曉夫當權后,南蘇兩國關系改善,但南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中間道路,成了不結盟運動的核心國家,其運動的主要國家都是第三世界國家,由于外交政策得當,南得到了東西方兩個陣營援助,國家經濟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提高,從1945年到1980年鐵托去世時,國民生產總值年遞增率達6%,每11年就增加一倍,人口從1948年普查1577.2萬(1953年世界知識手冊)到1981年2235.2萬(1982年世界知識年鑒)增長了近42%,人均收入從1945年100美元增加到1981年2789美元,居世界第36位。鐵托在世時,南斯拉夫就與30多個發達國家,入境相互免簽。南公民可持護照隨便出入這些國家。南解體后,未經戰亂的斯洛文尼亞,2005年人均總產值已達17008美元。中國至改革開放后,到1980年代才提出戰爭是可以爭取避免的,1980年代中期,鄧小平才講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中國領導層才真正開始從角色上進入和平建國的新時期。這時,世界已基本和平了40年。
回首看,新中國成立后,中美之間不是沒有改善關系的余地,是毛澤東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后又介入朝鮮戰爭,才導致中美關系全面惡化。這都與毛對時代的判斷失誤(認為是帝國主義走向總崩潰)有關,到1973年,中共十大時,此調仍不改,還加上“天下大亂”的國際形勢判斷。斯大林去世后,蘇共改變了斯大林的對外政策,提出可以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新路線,1954年對奧和約,日內瓦會議,都是這一戰略調整。中國也參加了日內瓦會議。本來,會議的主旨是按北緯17度線劃分南北越之界,各自進行和平建設,但越南北方對此沒有滿足,日內瓦會議后長期在南方進行游擊戰爭,實行戰爭統一政策。最后導致美國為了“抗擊共產主義擴張”,從對越南的特種戰爭擴大到局部戰爭。本書中記述了中國全力援助越南,付出了大量經濟軍事援助,還加劇了和美國的對立。大量援越、援阿爾巴尼亞都沒有得到感恩,最后當中國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調整對外政策時,他們都翻臉不認人。從戰略上說,由于對世界形勢的錯誤估計,這些外援耗費了大量國力,國內國際都惡化了中國和平建設的環境,從國家利益上說,實為不智,為中國外交之敗筆。
在柬埔寨問題上也是如此,毛給即將掌握柬埔寨大權的波爾布特的鼓勵和周對紅色高棉領導人講“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不是容易走的……是一條漫長的道路”的肺腑之言成了鮮明對照,(《難》159頁),中國支持的波爾布特掌權后,馬上把中國的話當耳旁風,連毛都未料到,在中國承諾禮遇西哈努克親王,但西哈努克一回國全家立即被軟禁。張春橋在波爾布特掌權后,去柬埔寨傳授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難》159頁),這和波爾布特在柬埔寨屠殺大量城市人口和華人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有無關系也值得探討。中國大力支持東南亞各國的武裝斗爭,這究竟合不合時宜,完全可以進行充分討論。毛對馬來西來總理講,他就是要支持馬國的武裝斗爭反對派,這是典型的毛時代中國的對外政策。中國把時代判斷為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的時代。這一判斷,完全不符合二戰后的實際情況,所以外交領域按毛的這些錯誤判斷制訂政策時,總是敗筆。從中蘇翻臉,支持亞非拉,到對越對阿,無不如此。后來連毛也承認不和美國人員來往,不搞小生意是不對的。(《難》85頁)而當毛采取務實的對外政策時,如中美關系改善,不但使新中國進入了聯合國,還使世界所有發達國家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與中國建了交,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是中美關系的改善,西方國家與中國紛紛建交,才有了1973年1月的“四三方案”。這個方案是自蘇聯援建156個大項目后,新中國進行的第二次大規模的現代工業設備的引進。這是文革時期中國經濟建設的一次重大事件,也為經濟對外開放進行了最早的奠基。在這一時期周恩來已關注到臺灣劃出自由貿易區、增加吸引外資和出口的辦法,頗為欣賞(《難》292—300頁)。這說明如不是毛的不合時宜的革命,中國領導人采取務實的內外政策并不是不能融入世界的和平發展大潮中去的。即使毛繼續維持其烏托邦的革命,也還是同意了“四三方案”,說明只要毛不在其烏托邦的天國里狂想,只要回到現實中來,面對一些國家的問題,領導層中還是有大量務實的人能提供正確國策的。而毛采取在國際上務實的對美政策,正是中蘇交惡的孤立局面而逼出來的。這局面是毛自己前二十年采取對蘇“一邊倒”,與蘇結為軍事同盟,以后又與其產生意識形態分歧并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造成的。1969年珍寶島之戰后,毛“滿腹憂慮地說‘我們現在孤立,沒人理我們了’。”(《難》106頁)這是毛被迫對美采取務實外交的前提。
其實通過本書還可看出,毛只要進入務實層次,頭腦和氣度的確有過人之處,比如對美關系的調整,對日和解時,主張中日長期友好下去,沒有在枝蔓問題上糾纏,確有大開大闔之度。本書行文中,對中國打美國牌,向美國打蘇聯牌吊美國的胃口等,都用正面口氣,反之,對美國向中國打蘇聯牌則口氣反感,我覺得史家可更超脫一些來談這些國際往事。
另外,本書180頁在描述1973年5—6月基辛格訪蘇時,勃列日涅夫向他建議:蘇美共同阻止中國成為一個核國家。又提到“在1964年中國原子彈即將試驗成功之際,美國約翰遜總統也曾向蘇聯提出過相同的襲擊中國核基地的建議,那時被蘇聯拒絕了”。這句話出自什么文獻,應有說明。
走筆至此,可能批評得太多了。其實不論觀點是否有可商榷之處,本書作者力求真實全面記述這段歷史的意圖還是清晰可見的。文藝復興時代,新歷史編纂學是文藝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歷史學派就是對歷史進行真實的還原,剔除掉中世紀歷史中的神話和虛假的傳說(劍橋世界近代史1,1999年版96頁)。今日中國民間修史之風漸熾,理性地、現實地還原真實歷史,乃是中國走出中世紀陰影的一個自覺的人文活動。
2008年12月12日于太原
2022-12-08 19: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