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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909(2006)12-0118-03
　　一
　　在地域文學史學的學科建構機制里，相對于學理觀念的形而上，有關研究方法乃至更具體一些而帶有操作性的編撰模式，應該屬于形而下的層面。換言之，組合成這個學科建構兩翼之一的前者，為抽象出來的理論升華；而作為它另一翼的后者，則更偏重于直接的實踐實際性學術取向。再進一步看，如果以架構基礎作為這個學科中介的話，那么，研究方法、編撰模式就可以稱做學理觀念的具現載體。它是有關地域文學的系統意義與理論導引下的一種特定運思方式、途徑和表述行為的實施，是地域文學史觀的集中、直接的外化形式，并且由之制約、規定了對諸文學現象的認知感受形態與處理準則，是手段和目的的統一。
　　當然，從一般文學史的大學科范疇來說，其所原先被普遍運用的一些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國具有悠久傳統的“以意逆志”模式，是本源于《孟子·萬章上》的一段話：“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云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這里，就已初步意識到語言文字在表情狀物方面的有限性，以及文學語言所獨具的夸張特征與修飾功能。朱自清認為，“以意逆志”便是“以己之意‘迎受’詩人之志而加以‘鉤考’”（《詩言志辨·比興》），這是依照了《說文》中“逆，為迎也”和《周禮·地官鄉師》漢鄭玄注“逆，猶鉤考也”的解釋。要之，受眾（讀者）也就不應該割裂作品里的個別辭句以作斷章取義的曲解，或僅只是拘泥在語言文字的表層含義上詮釋；而必須結合自己的審美體會、人生經驗，去理解、推測作者的本初用心，因小而衍及大，透穿此處之言而覓求、揭橥其彼處之意。惟有這樣才稱得上真正的領會把握。所以，劉勰《文心雕龍·夸飾》“大圣所錄，以垂憲章”便稱引了孟子的這段話，并發揮說：“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舲，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而以后文論家們“言不盡意”、“意在言外”、“詩無達詁”之類的說法，在實質上都可以認為是從孟子這段話發展引申出來，一脈承貫傳延的，但它們又更加深入地觸及、發覺到文學的藝術精神與美學本質。
　　另，《孟子·萬章下》還提出了又一種很經典式的意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雖然朱自清聯系對照文本上下的整體語言背景，指出它的旨趣“并不是說詩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即“尚（上）友古人”的這種途徑。不過，如若仍舊從文學角度和文學史的研究方法去看，便會明白，因為其自身內涵的豐富包容性所產生出來的多元多樣化指向，實際上留下或拓展出發揮想象的廣闊天地，以致可以用之觀照考索那另外的注目對象，再不斷地補充擴張它的功用范圍。
　　事實上，“知人論世”的模式與上述“以意逆志”的模式已經隱含著一定的因果聯系，兩者互動融合，經過歷代學者的發展深化，早就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文學研究方法。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緣起”，曾分別詳細地闡發釋論了它們。于“以意逆志”說：“詩有內有外，顯于作者曰文曰辭，蘊于內者曰志曰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已意說之，其賢于蒙之見也幾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為輿，載志而游，或有方，或無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于“知人論世”說：“世字見于文有二義：從（縱）言之，曰世運，積時而成古；橫言之，曰世界，積人而成天下。故天下者，我之世，其世者，古人之天下也。我與古人不相及者，積時使然；然有相及者，古人之詩書在焉。古人有詩書，是古人懸以其人待知于我；我有誦讀，是我遙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誦其詩，當尚論其人。然論其人必先論其世者，何也？……茍不論其世為何世，安知其人為何人乎？”又清方東樹也將這兩種模式結合起來看待，稱“知人論世”之說“為學詩最初之本事，即‘以意逆志’之教也。……求通其辭，求通其意也。求通其意，必論世以知其懷抱。然后再研其語句之工拙得失所在，及其所以然，以別高下，決從違”（《昭昧詹言》卷一）。就此逐漸凝結整合為“詩（作品）與人（文學家）與世（社會時代）”相共關聯影響，三位一體式的穩固傳統，從而具有了方法論方面的范型導引意義。
　　及至到了20世紀初，作為現代學術體式的“文學史”出現、成立后，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方法和編撰模式，也依然借鑒接納了這種由詩、人、世三要素組合為一的古老傳統，只不過使之溶解、并合到外來的文學社會學流派之中，共同造就成一番中國化面孔而已。自胡適《白話文學史》起，歷經承循、更變、補充，以歷史時段（王朝或政權制度交替改易）為順序，作家、作品加社會文化背景三大塊的結構形制，便一直在 20世紀的文學史學科里據有主流地位。而這種研究方法的學術追求，則是“能從豐富復雜的文學歷史中找出帶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時代特征和本質意義的典型現象，然后從這些現象的具體分析和闡述中來體現文學的發展規律”[1](P207)。
　　二
　　作為大的文學史子系統或分支學科的地域文學史學，從一般意義上說，自然將上述三要素的組合結構形制接受為它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沿襲為最基本的編撰模式。這正是學科的學理共通性使然。不過，在彼此間雙向交融互動而形成整體性效應的同時，還因為自身的學術取向與運作特點不同的作用，地域文學史學又擁有著自我主體的相對獨立性——“主流—流變”以統領全局的研究模式。下面，將這一模式相關的生成基礎、價值認定、表現形態等問題闡述如后：
　　首先，一切文學史皆原由于一定的文學觀念，而中國文學則經歷了一個自“雜文學”漸向“純文學”演變發展的漫長過程。那么，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文學史學科所認定標舉的“文學”，除卻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的體裁分類，敘事文學、抒情文學的內容區別和雅文學、俗文學的風格差異等諸方面的概念范疇之外，所共同備具、張揚的本質特征首先也只能是審美。要之，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表達載體的一種極端復雜的人類精神活動現象，雖然有著多樣多元化的社會功用和內涵特質，但是，審美卻是它獨立的，與哲學、史學等其他學科及思想產品所異趣最大、最基本的實質性特點，它的巍峨殿堂主要根基、構建于“美”之上。所以，這也是衡量判斷作品的高下優劣的最主要價值標準。此外，還有更嚴格些、進一步要求的“新變”，即作品里所體現出來的創造性特征。例如，錢鐘書關于宋詩的“去取標準”是：“押韻的文件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也不選。大模大樣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把前人的詞意改頭換面而絕無增進的舊貨充新也不選；前者號稱‘優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蒙混，其實只是另一種意義的‘優孟衣冠’，所謂‘如梨園演劇，裝抹日異，細看多是舊人’”。他并且調侃說，這樣的作詩方法，結果是“把詩人變得像個寫學位論文的未來碩士博士，‘抄書當作詩’，要自己的作品能夠收到在圖書館的書里，就得先把圖書館的書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2](P25)。
　　地域文學史顯著不同于全局性的大文學史的一點是，它在發展演進歷程中間所凸顯出來的強烈的不平衡性。從普遍情形看來，地域文學只不過是于某些階段性、間斷式的特定歷史時期內產生出程度不等的繁盛景象，不規則地跳躍式出現個別或一些優秀文學家，而一般不能或無法保持連續悠久性的、超越漫長歷史分期的整體輝煌絢麗的局勢。例如同樣具有幾千年遙遠的歷史、成為中華民族文明文化之源頭的山東和河南，便足可以說明上述論斷：在呈現“雜文學”形態的先秦時代，文章學術渾融一體，文學還缺乏甚至尚未建立起自覺的本體意識，并未從哲學、歷史、藝術中剝離而獨立出來，僅只具備詩歌、散文兩種文體。但即使這樣，于前者，在《詩經》中，便有山東地區的《齊風》、《曹風》、《魯頌》與河南地區的《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陳風》、《檜風》等純文學的經典出現了；而于后者，則兼屬文化與文學的元典的，山東地區和河南地區便分別產生有《論語》、《孟子》、《左傳》、《國語》、《晏子春秋》與《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諸子、史傳散文巨著，給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乃及文學垂范立則。總之，這兩個區域的詩歌散文早已超軼出了本土范圍的局限，而擁載著對中國全局性的廣泛深刻的影響和作用，并一直貫注到以后千余年的全部封建時代里。
　　不過，經歷過這段初起就作巍峨激揚之態的高潮后，兩地卻都從兩漢起始，經過魏晉南北朝，回落到一個漫長的醞釀成長階段，展示出相對的沉寂與平緩局面。盡管各自還出現過像東方朔、王粲、劉楨、徐幹、左思和張衡、蔡琰、阮籍、潘岳等一些優秀詩人、作家或文學名家大家，但也只不過似數點星辰點綴閃爍在浩渺無垠的歷史天幕上，尚不足支撐起它進程的全面繁榮。至于迎來第一次嚴格文學意義上的高潮，在山東文學史中，已遲至宋代了——主要還是北宋到南宋前期的約近200年間。詩歌散文尤其是新興文學樣式并占據著時代文學主流位置的詞，先后有李清照、辛棄疾高峰并峙，向稱婉約、豪放兩大派之正宗。待至此后的明中葉到清初，又出現雅文學和俗文學雙進共舉、全面光耀的第二次高潮。諸如“后七子”的首領人物李攀龍、謝榛，“一代正宗”的王士禛，集散曲豪放派大成的馮惟敏，為明清傳奇繁榮開先聲的李開先，一代戲劇大家孔尚任，長篇白話小說經典之制的《水滸傳》、《金瓶梅》，文言小說之巔峰《聊齋志異》等；次如邊貢、丁耀亢、宋琬、曹貞吉、趙執信、《醒世姻緣傳》等等，指不遍屈[3]。而對于河南文學史來說，唐代是其幾千年演進行程中堪稱空前絕后的極頂，是自漸次隆升而趨于跌降衰落的轉捩期與關鍵所在。詩歌當無待煩言，如上官儀、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王梵志、劉希夷、祖詠、李頎、王灣、崔顥、杜甫、元結、岑參、劉長卿、韓翃、韓愈、李賀、劉禹錫、王建、白居易、元稹、李商隱、張祜、聶夷中……，而散文，則只舉“文起八代之衰”、建構范型并引導后來幾個朝代主流走向的韓愈便足證其顯赫。所以，這是先前所從未曾有過、此后也永遠再不能復制、蹤及的惟一黃金時期。宋元以降直至清，雖然還出現過蘇舜欽、賀鑄、陳與義、李夢陽、何景明、朱有燉、侯方域等各有所長、成績不凡的文學家，有些甚至還領袖全國性的一代之文學潮流，但卻終究無法挽回整體的頹勢而重造昔日唐代的輝煌[4]。
　　作為地域文學史另一個重要學術背景與資料來源的，是那些相關的大批地方文獻。如地方志里的文苑傳和以地域區劃為界限的地方性詩文別集、總集里所收錄的有關篇章內容。只不過它們所大量著載的，可謂兼收兼蓄且汗牛充棟般代不乏人的，卻率多為十分平庸淺陋的三流小作家，乃及根本還未入流的許多“文字型”作者寫手。依照上述的兩條標準去審察比勘，他們的那些“作品”藝術水平低下，缺乏審美價值與創造新變意義，擴散不出熱烈勃發的生命活力。嚴苛點看，或許從來便不曾有過光焰也未可知，故此地域文學史也不應試圖“把文學古董混在古典文學里，假如僻冷的東西已經僵冷，一絲兒活氣也不透，那末頂好讓它安安靜靜地長眠永息。一來因為文學研究者事實上只會應用人工呼吸法，并沒有還魂續命丹；二來因為文學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費心用力的把許多作家維持在‘死且不朽’的狀態里”[2](P25)。所以，盡管數量繁多，這類作品作家卻不能進入到文學史主流甚至文學史的領域里來，或在文學的創造、積聚承傳和新變發展的軌跡上銘刻下濃淡深淺的印痕，成為它絢麗輝煌畫圖中的一抹色彩。說到底，這些個浩如煙海、皓首窮年也難以便覽盡曉的中國文化文學遺存，固然是一筆取用不竭的巨大寶貴財富，但若換副眼光看，也極有可能只是一種沉重的“包袱”。其間的積極意義與負面作用其實在不斷滲染融合，由依附共存并生到相互演變更易，需要我們依據現代理性觀念和文學眼光給予重新審視整合。這也正構成從“史料”到“史觀”的雙向交流互動，最終通往文學史纂撰的全部行程過程。
　　或者說，文學史本身便是文學現象經歷不斷的淘汰、選擇而最后凝定為經典存在形式的一種學術結果，那么，于其中有兩種情狀、行為起到了主導作用：一個是歷史的流失過程。它包含著諸如天災人禍、技術傳播手段的制約、局限等物理性因素，遂致某些作品湮沒散佚，而這中間卻并非因為前述的審美與新創價值評判的緣故，只不過是隨機偶然；另一個是在悠久的時間長河里，迭經歷代無數讀者的反復價值考量的人事性因素，也只有優秀作品才會被欣賞流傳，這就是必然。由此則產生了文學史家存留褒貶的態度。它們依據相應標準來確立、評論帶有經典性或典范性的作家作品，由之編排并闡述出文學的演進變化的動態圖形，而處于此視界之外的那些作品自然就是被過濾掉的不契合價值標準的了。
　　作為分支學科或子系統的地域文學史，于上面從實證性的文學現象、到過程描述與意義評析的史的形成機制并無例外，同樣循沿此一般運作程序、規范而來。但是，因為它的主要學術關懷注重獨特的“地域文化—文學精神”的彰顯，以及各不同歷史時段所呈現的發展極度不平衡狀態和地域特質強弱轉化的多變性，這便決定了其適應自我的研究方法與編撰模式的獨立性，即“主流—流變”模式以統領觀照全局的設置。約言之，首先，要明晰地域文學本身處在中國文學整體大格局里的位置，及其相互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審察把握相關的自然人文、社會歷史文化與現實生活等生成存在環境；其次，選取擁有較重要的全局意義、產生歷時或共時性較大影響作用的文學大家名家作為描述主線，由之聯系相應相近的一般作家，下及其師法蹤跡者，形成為流派準流派的脈絡；再次，逐步清理出不同歷史期間里的文學主流走向，闡釋那不斷消長升降的演化過程、流變形態，以及充溢于其中的藝術精神、人文意蘊，辨識潛隱于諸文學“主流—流變”現象之深層的演進發展規律，以給出恰當的價值判斷。
　　在這種地域文學史的研究方法、編撰模式里，雖說仍舊將作家和作品視之為最基本的觀照兩翼和主要的立論“文本”，但卻早已不僅僅局囿關注在其自身的評述論析上了，那更重要的工作，則是考察它的表象和發現其內涵深層間所貫穿、張揚著的某種流變意義，詮釋解繹這種“不斷演進、變易、增益，由確立、否定而再肯定的發展精神，實踐為繼承傳統、改造傳統或創變求新、另建傳統的流動過程，充分顯示出歷史的縱深感”[5](P3)。也正是通過這種“歷史的縱深感”——它所具化了的一種執著的發展精神，一個不懈地追求著的美學理想，一股恒久熱切的生命激情，才使我們有可能清晰地了見那歷時悠遠、已經千百年塵封歲月的地域文學的“主流—流變”軌跡，從繽紛繁雜、各種各樣的文化文學現象里，較為翔實、確切、細致地把握住它們有關的外在特征與內在蘊含，揭橥其深層的藝術精神，它的審美旨趣和風格面貌。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地域文學史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地域文學的“主流—流變”研究。
理論學刊濟南118～12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喬力/武衛華20072007
地域文學史/研究方法/“主流—流變”/模式
相對于學理觀念的形而上，在文學史學科建構機制里，有關研究方法乃至更帶有具體操作性的編撰模式，當屬于形而下層面，是特定運思方式與表現行為的實施。長期以來，我們形成了從“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到按時代為序，作家、作品加社會文化背景三要素組合式的主流模式，而地域文學史對之接納的同時，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即“主流—流變”以統領觀照全局的研究模式。這里，不平衡性特征的生成基礎，審美創變的價值認定尺度，最終直接外化為具體的方法。
作者：理論學刊濟南118～12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喬力/武衛華20072007
地域文學史/研究方法/“主流—流變”/模式

網載 2013-09-10 21: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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