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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46（2000）03—05—06
　　20世紀初期的中國，種種文化思潮紛呈，各顯異彩；現代作家的信仰追求，也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同。正像魯迅當年曾經受到過進化論、郭沫若當年曾經受到過泛神論、巴金當年曾經受到過無政府主義的重要影響一樣，老舍在青少年時期也曾經受到過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有的是來自佛教文化，有的是來自基督教文化，還有的是來自伊斯蘭教文化，以至于在他一生的思想發展和創作實踐中留下了明顯的宗教文化痕跡。甚至可以說，老舍不僅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寫了一個形形色色的教徒世界，而且在一些作品的情節安排和語句表達上，也充滿著濃厚的宗教文化色彩。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本文只對老舍的佛教文化情結做些探討。
　　　　　　一
　　從時間上來說，佛教文化是最早撞擊老舍心靈的；從交往的程度上來說，老舍與佛教文化的關系似乎也更為密切一些。然而，當老舍剛剛開始接觸佛教文化時，卻是被動的，不自覺的。換句話說，老舍最早是在一次極偶然的機會中，與佛教文化結緣的。
　　探討老舍所受到的佛教文化影響，聯想到的第一個人，毫無疑問的便是“宗月大師”了。
　　關于“宗月大師”的情況，目前掌握的較少，只知道他俗姓劉，名德緒，字壽綿，是西城粵海劉家的獨生子。粵海劉家是內務府人，祖上曾因在廣東負責過海外貿易，所以冠以“粵海”二字。劉壽綿雖家產萬貫，但卻樂施好善。1925年出家當和尚，拜當時北京西四廣濟寺的住持現明和尚為師，法名“宗月”。[1]后來， “宗月大師”本人也曾經做過北京鷲峰寺的住持。
　　首先，老舍小時候之所以能夠得到就讀的機會，完全是由于“宗月大師”信佛向善的結果。就老舍當時的家庭條件來說，是根本上不起學的。他的上學，完全得力于“宗月大師”樂于助人的鼎力幫助。老舍在回憶中曾經這樣談到“宗月大師”送他入學的情況：
　　有一天劉大叔偶然的來了。……一進門，他看見了我，“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他問我的母親。……等我母親回答完，劉大叔馬上決定：“明天早上我來，帶他上學，學錢、書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誰知道上學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條不體面的小狗似的，隨著這位闊人去入學。學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離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廟里。……學生都面朝西坐著，一共有三十來人。西墻上有一塊黑板——這是“改良”私塾，老師姓李，一位極死板而極有愛心的中年人，劉大叔和李老師“嚷”了一頓，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師。老師給了我一本《地球韻言》和一本《三字經》。我于是，就變成了學生。[2]
　　因而，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宗月大師”的佛心高照，就不會有老舍讀書的機會，老舍也就不會有后來所具有的文化知識，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是“佛心”改變了老舍的人生。
　　其次，是“宗月大師”樂于助人的佛家精神品格深深地影響了老舍，形成了老舍一生中樂施好善、同情窮人的品質。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師”的向善、助人作為自己學習和效法榜樣的。他不僅在青少年時期曾經積極地參加過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動，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保持著助人為樂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摯友蕭伯青在聽了“宗月大師”的事跡后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是：“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師”。[3] 如果說對老舍青少年時期影響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親的話，那么第二個人就是“宗月大師”了。同樣，如果說母親給予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的話，那么“宗月大師”就是老舍青少年時期重要的精神導師，走向人生的引路人。特別是“宗月大師”的苦行、向善、助人等佛家精神品格，曾經對老舍的一生發生過更直接、更現實、更深刻的影響。
　　如上所述，著名佛教界人士“宗月大師”對老舍一生的影響是深刻的，給與老舍的幫助也是巨大的，正如老舍在悼念“宗月大師”的文章中所談到的：
　　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么樂趣與意義。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確相信他的居心與言行是與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在我的確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像三十五年前，他拉著我入私塾那樣！[2]
　　不過，盡管老舍在青少年時期曾經親身受到過佛教的恩典，他本人后來也曾在佛事活動中多次幫過忙，然而他卻始終未有皈依佛教。至于其中的原因，我們不妨引述一段老舍在評價“宗月大師”時所說的活來作一解釋，他說：
　　到我中學畢業的時候，他已一貧如洗，什么財產也沒有了，只剩了那個后花園。……假若在這時候，他要是不再隨便花錢，他至少可以保往那座花園和城外的地產。可是，他好善。盡管他自己的兒女受著饑寒，盡管他自己受盡折磨，他還是去辦貧兒學校，粥廠，等等慈善事業。他忘了自己。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和他過往的最密。他辦貧兒學校，我去做義務教師。他施舍糧米，我去幫忙調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糧放錢不過只是延長貧民的受苦難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攔住死亡。但是，看劉大叔那么熱心，那么真誠，我就顧不得和他辯論，而只好也出點力了。即使我和他辯論，我也不會得勝，人情是往往能戰敗理智的。[2]
　　老舍這段關于“人情”和“理智”的自白，正道出了他之所以最終未能皈依佛教的主要原因。盡管從感性上來說佛教對他有恩，但從理性上來說他卻不能贊同他們的主張。雖然皈依未果，但是佛家的精神品格卻已經深深地扎根于老舍的潛意識之中，以至于使他一生都與佛教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二
　　談到老舍與佛教文化的情緣，就不得不談到另一位對老舍有過重要影響和幫助的人，那就是許地山。許地山除了在促使老舍創作興趣的急速增長上發生過重要作用之外，對老舍宗教文化信仰的選擇也同樣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
　　1924年夏老舍到達英國倫敦之后，與許地山交往較多，開始一個時期兩人就居住在一起。受許地山的影響，老舍又一次產生了“想知道一點佛學的學理”和“研究一點佛學”的愿望，據老舍后來回憶：
　　前十多年的時候，我就很想知道一點佛教的學理，那時候我在英國，最容易見到的中國朋友是許地山……所以我請他替我開張佛學入門必讀的經書的簡單目錄——華英文都可以。結果他給我介紹了八十多部的佛書。據說這是最簡要不過，再也不能減少的了。這張目錄單子到現在我還保存著，可是，我始終沒有照這計劃去做過。[4]
　　如果說，老舍幼年時期接觸佛教文化是處于被動的話，那么，這次接觸佛教文化卻是主動的了——許地山是在老舍的再三請求下才為其開出佛學必讀書目的。盡管我們今天無法確切地知道老舍究竟讀過多少部佛學著作，但它至少可以說明：老舍的確是讀過佛經了，以至于使他后來禁不住感嘆地說：“佛經太深，佛經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門興嘆之感！”“倘若給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經也許會懂得一點佛理，但這機會始終就沒有。”[5]另外， 從“這張目錄單子到現在我還保存著”的舉動中也至少說明，老舍始終未有放棄對佛學的追求。
　　老舍在評價許地山的宗教文化信仰時曾經這樣說過：“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雖然他對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說宗教對他完全沒有影響。……他似乎受佛教的影響較基督教的為多，雖然他是在神學系畢業，而且也常去做禮拜，他像個禪宗的居士，而絕不能成為一個清教徒。”[4]老舍用來評價許地山宗教文化信仰的這段話，實際上也是他本人最好的自白，正如舒乙所說：“拿來放在老舍本人身上，倒是也同樣的恰如其分。說許地山，實際上，是說他自己。”[6]事實也正是這樣，老舍雖然在組織上加入了基督教，但對佛教文化卻始終懷著那么一種特殊的感情。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宗月大師”已經開始進入到老舍的作品之中。老舍在本時期所創作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里，首次描寫了一位佛教人士董善人的形象。董善人把自己的財產“完全施舍出去”，帶著五六個大姑娘（包括他的兩個女兒）靜心修行。“不單是由魔道中把她們提拔出來，還要由人道把她們渡到神道里去。”當他聽了李靜的哭訴后，“一面落淚一面念佛”，再三解釋說“救人靈魂比身體還要緊”，并力勸李靜也來參加修行。[7]從所描寫的情況來看， 這位董善人無疑是以“宗月大師”為原型的。從這個人物形象身上，我們既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到“宗月大師”的影子，也可以從字里行間看出老舍對佛教文化的那種崇敬之情。
　　　　　　三
　　抗戰時期，老舍對中國的文化和宗教價值都做了重新審視。正如他在《〈大地龍蛇〉序》中所說：“在抗戰中，我們認識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見了我們的缺欠——抗戰給文化照了‘愛克斯光’。”[8]相比之下，老舍在抗戰時期對佛教文化更為偏愛。縱觀他在本時期的文藝主張和作品創作中，始終都貫串著中華民族通過“涅ｐáｎ＠①”而獲得新生的佛教文化思想。
　　1939年7月底，老舍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代表的身份， 隨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勞團到河南洛陽勞軍。其間，曾游白馬寺，并作舊體詩一首。詩云：“中州原善土，白馬馱經來。野鶴聞初磐，明霞照古臺。疏鐘群冢寂，一夢萬蓮開。劫亂今猶昔，焚香悟佛哀。”[9] 在抗日烽火燃遍中華大地之時，老舍看到了佛教圣地白馬寺，使老舍高興萬分。他在《劍北篇》中寫道：“白馬寺還在人間，白馬寺萬歲！”[10]老舍對佛教文化的贊頌之情，由此可見一斑。10月前后，老舍隨慰勞團至青海、甘肅一帶勞軍，其間也參拜了一些佛教寺院。[11]深深扎根于老舍潛意識之中的佛教文化思想，這時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復蘇的機會。
　　1940年9月4日，老舍應重慶紹云寺佛教友人之約前去參觀漢藏教理院，并作了一次講演。其中說：“研究中國文學的就得念屈原的《離騷》，研究英國文學的就得念莎士比亞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學的也是一樣，就得念但丁的著作。”然而，但丁的《神曲》“卻離開了《圣經》，大談特談地獄的景況，描寫其地獄的慘狀，這也許他是受了東方文化——佛教的影響”，“這種思想，頗與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佛陀告訴我們，人不只是這個‘肉體’的東西，除了‘肉體’還有‘靈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這種說‘靈魂’的存在，最易激發人們的良知，尤其在中國這個建國的時期，使人不貪污，不發混賬財，不做破壞統一的工作，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業報的真理來洗滌人們貪污不良的心理.。”他希望“富于犧牲精神”的佛教和尚們，“發心去做靈的文學底工作，救救這沒有了‘靈魂’的中國人心”。[5]應該說，老舍所作的這篇有關佛教文化的著名講演，對我們今天來探討老舍的佛學修養具有重大的意義。
　　1941年4月，老舍又應邀為漢藏教理院太虛法師題詩。 詩云：“大雨洗星海，長虹萬籟天，冰瑩成舍我，碧野林風眠。”詩末附記：“（民國）三十四年四月，集當代藝術家筆名成小詩。大雨，詩人孫大雨；洗君，音樂家；長虹、冰瑩、成舍我、碧野，均寫家；萬籟天，劇導家；林風眠，畫家。寫奉太虛法師教正。”[12]這可以說是老舍再次與漢藏教理院太虛法師發生密切交往。
　　1941年夏，老舍應邀到云南昆明西南聯大講學，其間，他遇到了“精通佛學”的湯用彤老先生，于是“偷偷地讀他的《魏晉六朝佛教史》”，獲益匪淺。[13]不久，老舍在《大地龍蛇》的創作中，寫了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趙老太太。劇本說她“佞佛好善，最恨空襲。兒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佛愈切”。她的兒子勸她說：“現在已是霧季了，不會再有空襲，何必還這么念佛呢？”她卻一本正經地回答：“佛是要天天念的！禍到臨頭再念佛，佛爺才愛管你的閑事！這三年多了，咱們的房子沒教日本鬼子給炸平了，還不都是菩薩的保佑？”另一位西藏高僧羅桑旺贊也說：“佛的光明，佛的智慧，祝福我們勝利的軍隊！”[8]
　　此后，老舍對佛教文化做了更多的思考，我們從長篇小說《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思考的軌跡來。《火葬》這部作品取名的本身，就包含著中華民族在“涅ｐáｎ＠①”中求得新生之意，在《四世同堂》中，老舍為我們寫出了一系列佛教徒及其受佛理感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佛教徒當屬明月和尚。是他，在淪陷的北平堅持著抗日活動，并影響和團結了一大批抗日積極分子——其中也包括錢默吟。請聽一聽錢默吟的自白吧：“雖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響。他教我更看遠了一步——由復國報仇看到整個地消滅戰爭。這就是說，我們的抗戰不僅是報仇，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是打擊窮兵黷武，好建設將來的和平。”“他是從佛說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從抗戰報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類的最終的目的是相安無事的，快快活活的活著，我想，我也會得到永生！”[14]由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經過抗戰中血與火的洗禮，老舍對佛教文化也已經產生了許多新認識。
　　　　　　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老舍與佛教文化的交往相對來說要少一些。但老舍在1965年春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參觀訪問日本時，卻集中地接觸了日本的佛教文化，饒有興趣地大量游覽了日本的佛家寺院。例如在游覽了唐招提寺后，老舍在日記中寫道：“（4月2日）下午游唐招提寺，十三世紀建筑，鑒真傳道于此，殿供奉佛，藥師如來與觀音，系鑒真創舉，佛像皆奈良時代，鑒真子弟所刻。院后有鑒真墓。鑒真像年開一次，平時不開。”[15]在游覽了興福寺后，老舍又在日記中寫道：“興福寺脫態佛像，阿修羅三頭六臂最突出，一千二百年前作品皆國寶，此則超國寶。”[15]在參觀了奈良的博物館后，老舍同樣在日記中寫道：“博物館建于七十年前，主要陳列佛教古物，美術品，梵天像好，佛像變遷，寺院的形勢。”[15]老舍在日本期間不僅游覽了眾多的佛家寺院，而且還即興題寫了大量的舊體詩篇。其中，像“佛鐘梵曲春何在”，“奈良香火唐年寺”；“佛光塔影凈無塵”，“十萬莊嚴百煉身”；“高僧九十聲如磐，日飲清泉伴古松”；“老僧禪罷播青苔”，“一燈幽處拜如來”；“古佛無言櫻自開”，“盡掃群魔勝入禪”等詩句[16]，都十分明顯地反映著濃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特別是4月20日，老舍到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家中拜訪。 當水上勉提出想到六祖慧能住過的中國東禪寺參拜時，老舍順手為水上勉寫下了六祖慧能的偈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17]老舍深厚的佛學修養，使水上勉大為折服。十幾年后，水上勉終于如愿以償，得到了來中國東禪寺參拜的機會。可惜，這時候老舍已經去世十幾年了。當水上勉進一步了解到老舍的出身和經歷后，他無限感慨他說：“老舍先生就是禪”。[3]
　　在本時期的作品中，也偶爾會看到老舍所塑造的佛教人物形象。在長篇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里，老舍描寫了一位笑聲“比雁聲更清亮”、行走“彩虹光芒四射”的定大爺。[18]這個定大爺，十分明顯的是以著名佛教界人士“宗月大師”為原型而創作出來的，可惜的是，這部作品未能最后完稿，以至于讀者無法了解他的完整形象，這自然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不僅在作品中描寫了一些正面的佛教人物形象，而且也揭露了那些形形色色打著信佛旗號而為非作歹的人。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中，老舍通過趙四的口，側面談到了一些和尚的勢利眼：平時你有錢的時候，他稱呼你為“施主”、“善人”；可是，當你沒錢之后，他們會“老著面皮”來斥罵你。[7] 在話劇《誰先到了重慶》中，老舍寫了一個假裝偽善的佛教徒，雖手拿“素珠”，但卻“貪財好色，吸食鴉片”，實際上是一個十足的漢奸、流氓。[19]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中的冠曉荷，也是這類貨色。他以“專心研究佛法”為名，行投降賣國之實，為日本帝國主義當奴才，最后落了個可恥下場。[14]
　　綜上所述，佛教文化對老舍一生的思想發展和創作實踐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這是老舍一生中眾多活動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只有進一步加以探討和研究，才能映現出一個完整的老舍來。
　　收稿日期：1999—11—22
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5～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桂興20002000在組織上，老舍雖然未曾皈依佛教，但他對佛教文化卻始終懷著那么一種特殊的感情，佛家精神品格對他的一生發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在老舍一生的思想發展和創作實踐中留下了明顯的痕跡。老舍/文化創作/佛教文化　　Lao She/literary creation/Budda cultureThe　Influence　of　Budda　Culture　on　Lao　She's　LiteraryCreation　　ZHANG GuixingLao She did not follow the law of Budda in organization, buthad a special pa張桂興，山東師范大學　語言文學研究所，濟南250014　　張桂興（1945—），男，山東師范大學語言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5～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桂興20002000在組織上，老舍雖然未曾皈依佛教，但他對佛教文化卻始終懷著那么一種特殊的感情，佛家精神品格對他的一生發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在老舍一生的思想發展和創作實踐中留下了明顯的痕跡。老舍/文化創作/佛教文化　　Lao She/literary creation/Budda culture

網載 2013-09-10 20: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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