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陳光甫洞觀國共

簡體傳統

商業奇才陳光甫先生創辦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民國時期最大的民營銀行。其人在國內外的聲望，也令他成為國共兩黨竭力爭取的對象。
陳先生與當時及現今一般民營企業家不同，恪守“敬遠官僚，親交商人”的處世哲學，對權力若即若離，也不服從亂命。1927年北伐軍攻占武漢，曾命令武漢銀行界停兌現金，他為了維護銀行信用，拒不執行。陳痛感北洋軍閥腐敗，又反對共產革命，仍選擇了支持蔣介石，曾積極為之籌措軍餉。蔣介石幾次請他做官，卻都被推辭了。
遇到關系國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陳光甫仍以大局為重。1935年國民黨推行幣制改革，恰逢國際市場白銀價格猛跌。他應孔祥熙之請赴美，與美財長摩根韜談判，簽訂“中美白銀協定”，穩定了國內金融。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急需貸款購買軍火，他于1938年接受蔣介石的使命再度赴美，與摩根韜談成2500萬美元的“桐油借款”，解了燃眉之急。
1947年4月，陳光甫在蔣介石堅邀下出任新的國民政府委員。當時國一共一內戰已經爆發，部分在野黨派參加了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大會”，通過《中一華一民一國憲一法》，宣布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陳光甫和上海經濟界都認為，“要解決當前緊急的經濟問題，先得停止內戰”，他抱著一線希望參加了政府。
陳光甫在日記中憧憬：“這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中國“幾千年來沒有憲法這一回事，一向是以兵力爭天下”，國民黨執政20年，也是如此。如今提前實施憲政，原因有二：一是執政表現差;二是“受世界潮流所逼迫而不得不作還政于民的表現”。但又担心民主選舉制度被濫用。
陳光甫三句話不離本行，調侃道：“政府比如銀行，大股東一向是國民黨，而蔣主席是董事長。銀行鬧恐慌，大股東急了，去找些人來幫忙，一面給他一個董事或監察人的名義，一面送一二十股的股票給他，算是參加的代價。”他分析：“既然有新股東參加，就少不得有新股東說話的權利”，“今天所成立的聯合政府將減少國民黨獨裁的程度。”
1948年戰局大變，中共發布“五一口號”后，香港125位民主人士在一封公開信中說：“一年以前，都市里許多不關心政治的上層人物，表示并不反對國民黨打共產黨，但希望早一點打完共產黨，快點給他們和平。現在呢，他們改變了，他們希望共一產一黨早點打完國民黨，快點給他們和平。”陳光甫也在日記中抱怨：“全國人民莫不要和，今日要打惟南京耳，此為吾在各地觀察之結果。”(同上，1948年11月23日)
陳光甫判斷出中共將勝，担心“一邊倒”。1948年12月他抵達香港后，讀到英文報紙上刊載的宣言，說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后，允許私人經營事業云云。陳已準備長住香港，此刻又覺似可不必：“一來搬家費事，二來共黨政策不擾動做生意的人，不反對中外私人事業，不仿照俄國鐵幕政策，我住上海，與香港有何不同?”(同上，1948年12月5日)他開始注意搜集中共政策，尤重經濟政策。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引退”后，滬上各界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往北平和談，代總統李宗仁邀請陳光甫參加，被其婉拒。中共方面也期待他去北平，不斷釋放善意。毛一澤一東托人送來“毛選”一套，陳回贈以清人書法冊頁。老友章士釗、黃炎培、李濟深等連綿勸歸。1950年4月，中國銀行在北京召開董監事會議，邀請董事陳光甫、宋漢章、張嘉璈、李銘、錢新之等出席，他們商之于杜月笙后，委托專人與會。此舉引致國民黨的緊張，加大了對去港經濟界人士的壓力。出于種種顧慮，陳一直稱病觀望拖延。
1950年6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總經理資耀華推動下，率先導入公私合營機制。陳光甫仍為董事長，但逐漸失去對銀行的控制。他暗中抽走部分大陸資金，于1951年元旦在香港重新注冊“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1952年“五反”運動爆發，銀行業即將全行業公私合營。陳要求資耀華去香港匯報，資未答復，旋即被隔離審查。隨著經濟政策的激變，他担心的蘇俄魅影終于降臨，20世紀中國民營銀行的歷史就此在大陸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