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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黑與白——缺少幽默感的黨爭、清流、——道德的偏執

一

公元一六四年，“東漢孝桓皇帝中延熹七年春，二月，丙戌，邟鄉忠侯黃瓊薨。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資治通鑒卷第五十漢紀四十七》）　

一個大官僚的去世，竟然招來這么多的知識分子自發地從不同的地方趕來為他送葬，這對深處咸陽皇宮中的天子來說，無疑具有強烈的震動。在最高統治者的眼是，這是一種極富挑畔性的舉動，是對至高無上的君權的漠視。自然，任何一個智力沒有問題的君主都不可能坐視不理，一場旨在打擊名士風流的政治舉措，在恒帝那充滿妒意的心中慢慢醞釀。

東漢的黨爭從他的成形可以追溯到西漢的經學的討論，本來這應當是一種純學術上的討論，但，漢武帝獨尊儒學以后，儒學便成了國家學說，漢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建太學，置五經博士，即《尚書》歐陽生；《禮》后蒼；《詩經》有《魯詩》（申培公）、《齊詩》（轅固生）、《韓詩》（韓嬰）；《春秋》（董仲舒、胡生）。每經召收學生十人，由于進入太學的學生享有免除徭役，且治經優良者可以享有直接委派做官的特權，所以漢代的太學發展得很快。當時教授的儒學經典都是以漢代通行文字寫成的，因此稱為“今學”，也是當時官方的學派，但對儒學典籍的整理與的闡釋一直存在不同的學術見解，漢武帝末年，相傳魯恭王維修孔子故里時，從墻壁中發現用漢以前的文字寫的《尚書》、《禮》、《禮》、《論語》、《孝經》等著作。后來又出土了不少的儒學經典，這些被稱為“古文經學”但他只在民間傳，沒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而被今文學者斥之為偽作。這種今、古文之爭，從一開始就背離了學術討論的范圍，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漢，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由于對經學的意見很不統一，產生了不少的分歧，于是漢宣帝征召了全國的諸多儒生，到石渠閣考定五經經義，使今文經學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高和鞏固。到了西漢末年，古文經學的代表人物劉歆，撰文批評今文經學“黨同妒真”（《移讓太常博士書》，他的學術觀點得到當時掌握國家大權的王莽的賞識，也立《周禮》等五個博士，取得了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同等的政治地位。公元前35年東漢政權的建立，光武帝為了清除王莽的政治影響，又廢除古文經學，今文經學又一枝獨大，成為官方欽定的意識形態。但是今、古文經學的爭論仍沒有停止，這種爭論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形成了一種很壞的學風，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是極其惡劣和深遠的。東漢末年，爆發的中國專制社會第一次大規模的黨派斗爭與這種影響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是一場震動朝野，曠日持久的政治運動，直到東漢政權的解體，才真正為這一政治運動劃上句號，結束他那沒有結果的斗爭。開啟了中國政治黨派斗爭的先河，因此說，這并不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偶然事件，他是在特有的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下，由中國文化所具有的排他性和基于儒家道德學說對不同的政治團體，作出的價值判斷。

這也是一種文化積淀到一定時期所產生的必然現象，這種積淀只是在不斷地尋找一個適當的突破口將他所有的能量釋放出來。

機會終于到來，潘多拉的盒子在不經意間被打開：

東漢末年，皇帝昏庸荒淫，將朝政交與宦官，大多數讀書人認為宦官是一群非人的奴才，不愿意與他們為伍，在朝在野的知識分子，遙相咱應，激楊文字，批評時政，品議公卿，許多人以此來是自己的聲名大振。于是，知識分子之間也相互攻訐，一些勢利人物也趁機依權附勢，推波助瀾，最終醞成大禍，史稱“黨錮之禍”。

而這樣的歷史慘劇卻是源起于一個看似無聊的事件，其實是知識分子一種長郁積的不滿所帶來的連鎖效應，這種不滿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破堤而出的缺口，得到了一個可以盡情噴發宣泄的機會，成為滾滾洪流，發展下去，幾乎要改變整過社會的權力分配格局。這就注定了這一政治運動的命運會是極其悲慘的，因為他不可避免地要觸動統治集團最為敏感的神經。事情的經過大至是這樣的：

（當）“初，桓帝（劉志）為蠡吾侯，受學于甘陵（今河北清河縣）周福，及即帝位，（公元147年）擢（周）福為尚書。時（周福）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武伯（房植，）因師獲印周仲’（周福）。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后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 晉亦委功曹岑蛭。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晉但坐嘯。’因此流言傳入太學，諸生三萬馀人，郭林宗、（郭泰）賈偉節（賈彪）為其冠，并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互相抬舉）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御陳種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還有）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危言深論，不隱（避）豪強。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屐履到門。”（《后漢書•黨錮列傳》）

周福因為曾經是桓帝的還沒有座上龍椅時的老師而受到越級提拔，倍受尊寵。自然引起許多知識分子的不滿和妒忌，他們把當時的名士房植抬出來，貶低周福，這自然要引起周福的反彈。于是雙方就展開了口水大戰，在甘陵這個地方就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兩種政治勢力，分為南部和北部。

這兩派，一邊得到輿論的支持與同情，而另一邊卻有強大的皇權作為后盾。誰也不甘示弱。這種爭論愈演愈烈，從一個局部的地方性事件逐步擴大到整過社會，社會上知識分子幾乎都被動員起來，成為一種政治運動。

太學的學生與在朝的大臣相互吹捧，結成一種強大的壓力集團，這集團中的成員被稱為黨人，他們公開指責、貶低那些他們認為行為不端的人，無論這些人具有多大的政治背景。黨人實際操控和掌握了輿論的話語權，使得許多達官貴人也不得對他們低眉俯首，刻意與之相交。知識分子之間的意氣用事，實質上是在進行一種權力的爭奪，因此，懷有各種不同目的人都爭相卷入這種政治的旋渦之中，以而獲取個人利益。

黨人的勢力在迅速地彭脹，不能不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高度警惕，他們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準備尋找一個借口，隨時給予黨人一個致命的打擊。而這個借口終于找到了：

“時。（就在這一年，漢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河內張成，善說風角，（善于看風水和算卦）推占當赦（大赦天下）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內尹，督促收捕，即而逢寡獲免（果然遇上大赦而免罪），（李）膺愈（更加）懷憤疾，竟案殺之。”（不理會中央的大赦令，而將犯人處死）。（《后漢書•黨錮列傳》）

一個地方官員敢于抵制皇帝的政令，是對皇權的最大蔑視，抗旨不遵，是要殺頭的。

張成看到兒子被殺，怒火中燒，便讓自己的學生牢修到到京城告御狀，并列舉李膺的各

種罪名，說：李膺等人 “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穎亂風俗，” （《后漢書•黨錮列傳》）

桓帝看了后，大為震怒，頒布詔令到各郡縣，逮捕黨人，并布告天下，列舉黨人的罪過，

企圖使天下人共同聲討黨人的罪行。李膺遂即被逮捕入獄，并牽連到陳實等二百多人。在被列入逮捕名單中的許多人，得到風聲后，便到處躲藏起來，此時這些人也都被政府懸賞通輯。一時間全國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到處是政府派出去追拿黨人的官差。

一場席卷全國的知識分子發動的政治運動在政府的鎮壓下，許多官僚和讀書人在這次大規模的鎮壓中瑯當入獄，事態表面上很快就得到了平息。

到了第二年，（公元148年）尚書霍谞、城門校尉竇武，上表為黨人求情，這時桓帝的憤怒已經有了一些緩解的跡象，為了表示他的寬宏大度，便下令赦免在押的黨人，讓他們回家。但是，對他們實行終身監視和看管。并把他們的名字列入黑名單，保存在中央政府的檔案中。

朝廷雖然將被捕的黨人釋放，但并沒有給予政治上的平反。而勢態的表面平靜，讓那些掌握著國家大權的貪官污吏們更加得意妄行，而政治矛盾只是在高壓下暫時被掩蓋起來，并沒有得到化解。

而那些受到政治迫害的黨人的個人悲劇，反過來 得了朝野人士的廣泛贊譽。把他們當成為真理而獻身的英雄，得到輿論的普遍愛戴和支持。使他們名滿天下，仰慕他們的人越來越多。“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后漢書·黨錮列傳》）

這些人，相互標榜，以古代的賢人名士作為自己的稱號，希望以此來增進他們的影響。

他們把當時在社會上擁有崇高聲雀的人分為不同的等次進行了評價，最上等的被稱為“三君”即，竇武、劉淑、陳藩；君指的是為世人所崇仰的道德典范；其次是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被稱為“”八俊，俊，就是有才有德的社會精英；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被稱為“八顧”，顧就是能夠以自己的高尚品德行為來對人加以影響；張儉、岑蛭、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就是即能旨導人又受人敬仰的人；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王章為“八廚”，廚，就是仗義疏財的人。

這些人在當時的社會上有很大的名望，在他們周圍和受他們的影響下，社會上又暗中積蓄力起一股強大的力量，新一波更大規模的抗爭隨時都有可能爆發。

黨人這種變本加厲的作法，必然要引起當權者的更大猜忌，因為他們意識到這將有可能危及到他們的統治，這是他們所不能縱容的，同樣一個地方性的事件，又引發了一場更大規模的殘酷鎮壓。

漢靈帝統治的時候，山陽太守翟超，請張儉任東產督郵，朝廷的大宦官，中常侍侯覽的老家在防東，（今山東金鄉縣西南）他的家人依仗他的勢力，在地方上胡作非這，張儉上疏彈劾侯覽及家人的罪行，得罪了侯覽。而侯覽有個老鄉叫朱并，此人品行不端，很被張儉看不起，于是懷恨在心，于是秉承侯覽的意思，上書舉報張儉，說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各有稱號，共為朋黨，立石刻碑，結成聯盟，以張儉為領導人，意圖共謀推翻朝廷的政權。

靈帝下詔，立即逮捕（張）儉等涉案人員。大長秋曹節因此譏諷有司，奏捕前黨，追究前黨人的責任，所以“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椽范滂等百馀人，皆死獄中。” （《后漢書·黨錮列傳》）

在黑名單上的黨人已經死了的就不再追究，逃跑而不被抓捕的是他的運氣好，逃過一劫。在濫捕黨人的過程中，許多官員趁機對與自己有仇怨的人大肆加以陷害和打擊報復，地方政府更是秉承皇帝的御旨，濫用職權使許多與此案無關的人員，也被牽連進去。

這一年是漢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因黨人一案，被牽連致死、家人被流放、官職被廢除、遭到監禁的人就有六七百人。

這是中國歷史上繼焚書坑儒后，又一次大規模地對知識分子進行的鎮壓。

熹平五年，（176年）距鎮壓黨人已經過去七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辯解，語方激烈，漢靈帝看了奏章后，勃然大怒，下令將曹鸞用囚車押解到槐里（今陜西興平縣）斬首。隨后又下旨各州郡對黨人進行更為嚴密的監查，凡黨人的學生，原來的部屬，父子兄弟，凡是有職務的都免去官職，監禁起來，并將打擊面擴大到黨人的五服之內的親屬。

光和二年（公元1796年）上祿（今甘肅成縣西南）人，長和海，上書靈帝，對株連五服的作法提出異議，他說：“《禮》，從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今黨人錮（禍）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又）謬經常之法”。（《后漢書•黨錮列傳》

靈帝閱后，頗有省悟，，下詔黨人自祖父以下，皆不受牽連。這才使打擊的范圍得到縮小。

中平元年，（公元284年）爆發了黃巾大起義，中常侍呂強對靈帝說：“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靈帝聽了感到很害怕，如果出現這樣的局面確實不堪設想，只好下令大赦黨人，當事人被誅殺而被牽連流放的家人也被釋放回歸故里。但這已經無法挽回帝國走向死亡的腳步，二十多年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迫害才被迫停止。

 

 

二

中國的文化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處然法則，崇尚暴力，在人們的心目中，強權就是真理，這是不證自明的政治格言。因此專制制度的建立，就是基于這樣的文化選擇。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凡是君權受到挑戰的時候，都會毫無例外地選擇暴力鎮壓作為政治解決的方案。無論這種挑戰是來自于暴力還是非暴力。只有整過社會表現出絕對順從時，才能使最高統治者感覺到安全。然而，這只能是一廂情愿的幻想。任何一種形態的社會制度，都不可避免地產生各種不同的社會矛盾，以訴諸武力的辦法并不可給社會得到根本的安定，在武力威懾下獲得暫時的安寧，總是無法維持長久。任何一個政權，都不可能長時期地依賴于強大的武力，一旦武力鎮壓松馳下來，所有的矛盾就會失去控制，民眾會以激烈而非理性的方式與統治者進行狂暴的對話。

以儒學為代表的文化傳承，同樣也不具有寬容的精神，當儒學還只是百家之的一個學派時，他的創始人孔子，還能夠秉承不恥下問的精神，問道于老子，還能承認自己的不足，如他認為在農事方面就不如種田的農夫和菜農。但是，儒學一旦成為國家的御用學說，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便以神學的身份凌駕于其他學說之上，不容許有任何挑戰儒學權威的學說存在。因此，儒學不可避免地也染上了執政者的壞脾氣。以至于那些在朝在野的主流和非主流知識分子都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優越感，老子天下第一，就是真理與道德的化身，表現出一種極端的毫不妥協的道德偏執。

在任何一個正常人的眼里，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無疑是一個色彩燦爛的世界，但是在色弱者的眼里，由于缺少對一些色彩的分辨能力，他感覺不到某些色彩的存在，這世界就只是黑與白，這種人是不適合于從事繪事藝術的，因為他就算是努力要去真實地去再現這個世界，但他自身的缺陷決定了他所表現的世界，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中國的文化，就是這樣一種色盲的的文化，或者說，至少是一種色弱的文化。。

從傳統的中國繪畫就可以看出，具有幾千年發展的中國畫，始終沒有出現一種對色彩狂熱的追求，黑與白成了中國繪畫的主流。即便是色彩的表現，也極其地單純，只有固有色的存在。而這是一種主觀形成的概念，認為天空是蘭色的，樹子是綠色的。強調的是沒有變化，而西方的繪畫與此截然不同。在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以后，認為物體只有在光的作用下才能產生不同的色彩變化，是一種變化的觀點。畫家的任務就是要捕捉，這不斷變化的瞬間。

如果用一種圖案作為中國文化的標志，那么，中國道家所創造的太極圖，無疑是就是最好的選擇。因為他就是建立在陰與陽、黑與白的的哲學思想基礎之上。認為只有陰陽、在力量上的平衡才能使這個世界得以和諧存在，一但這種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就失去了和諧。因此，中國人在觀察和評價人和事物的時候，其評判標準十分的單純與明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黑即白，非忠即奸，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好人就是壞人，二者不容混淆，也不容商量。就連明代大哲學家王守仁（陽明）也無法超越，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上說：“大抵人非至圣，其心不能無所系著，不于正，必于邪，不于道德功業，必于色聲貨利。”（清•方浚師《蕉軒隨錄•卷七•王文成寄弟書》）

實際上真正的圣人與惡人，好人與壞人都只是處于社會上的兩極，而不是社會的主流，只是特殊存在。絕大多數人都只是處于中間地帶。但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去沒有提供這樣一個足夠的中間地帶去容納各種不同勢力，各種不同的意見，使之具有一個緩合各種矛盾的技術性措施。而矛盾總是置于一種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的對立狀態。缺少寬容，而世界黑與白的力量對比卻從來都不是均等的，總彼消此長。

既然黑與白的均衡是和諧的基礎，也就必須承認，人類社會既有君子，也有小人。盡是小人是不可能的，盡是君子同樣也是不行的，清代著名的小說《鏡花緣》中所描寫的君子國，已經讓人看到他與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所積累起來的經驗差距太大，不能不使人感到極其的怪異和尷尬。正如清代一位學者所說的那樣：“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將使天下盡為君子乎？天不能也；將使天下盡為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七·臆論》

奇怪的是，那些掌控著政治權力或擁有輿論話語權的人，卻要求人人都是君子，遠小人。而這種要求則是以自己為中心，以個人的好惡、恩怨為標準去衡量和區別同志或敵人。這就是造成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我們就要反對的這樣一種政治理念。這實際上是一種毫無原則的是非觀念，他給許多心懷叵測的政治投機分子創造了鉆營和攪混水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在正義和道德的名義下，干著其見不得人的勾當。

正是如此，在官僚集團內部的爭斗中，人人都會搶占道德的先機。把自己放在君子的地位，置政敵于小人的地位，以便能夠居高臨下地對自己的政敵進行無情的封殺，剝奪別人表達自己意愿和申辯的權力，以此來獲得政治上的好處。

由于這種對立的文化，導致了專制政體，權力的不可分割性，所以的道德壟斷，就成了不爭的事實。這才使得他們對與自己在政治、學術上具有不同的見解、不同的為人處世方法的人，都被視為異端，而加以排斥。因為，異端的思想是不能沒有任何權力可言的，是沒有其生存的空間。所以，政治和學術上的討論就成了生存、與消亡的斗爭。為了確立自己自己的正確地位，不惜提高嗓門，企圖在聲音上將對手壓制下去。常常演變成一種人身的相互攻擊與漫罵。

因此在中國的政治辭典中，沒有妥協，沒有寬容，只有成王敗寇。從來不懂得尊重別人，理解別人，傾聽別人的聲音，沒有發展出一種能夠通過談判來達成政治目的藝術。只知道一味地爭斗，與天斗，以地斗，與人斗，并作且還能從無情的斗爭中得到快感和滿足，其樂無窮。

就是這種無休止的爭斗，嚴重遏阻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使中國社會變成了一個巨大和充滿惡臭的泥潭。

 

三

東漢社會是一個極為重視門第的身份社會，使許多具有很高文化修養與道德修養的人被阻遏在統治集團之外，不能施展他們的政治抱負。而那些外戚、內宦、貴族世家子弟等，因為與皇帝有著特殊關系便能輕易地進入國家的統治層，這不能不讓那些對政治前途感到希望渺茫的讀書人和不得志官員們的不滿。

東漢社會又是一個極其注重個道德品質的社會，許多在朝在野的知識分子都十分注重個人的人格修養，他們以儒學的道德作為一種近乎于宗教的信仰共同追求。這種追求把他們聯系起來，在品德高尚的人，在知識分子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和號召力，能夠獲得廣大知識分子的擁戴，使他們個人的聲望迅速攀升。這些人有時甚至于以不接交權貴來表白自己的清高與不入流俗，肆意地臧否著在朝的當政者，給部分官僚造成很大的心里壓力。

但是在中國文化的視野下，任何一種形式的爭斗都很容易走上極端，使自己和敵人都陷于沒有退路的境地。東漢的黨人，盡管在精神上和思想上擁有任何團體無法與之抗衡的道德力量。但是，這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是在一種完全自發的情況下進行的，既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者，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綱領。更沒有一個有嚴密組織形式，成為這次運動的中堅力量，只是一種松散的聯合體，他們各自為陣。因此，在與皇權為的抗爭中，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毫無還手之力。

明未清初的學者唐甄指出：“世尚氣節，則以氣節為名；自清而濁人，自衿而屈人，以角權臣為高，以激君怒為忠，行政非有大過，必力爭之；任人非有大失，必力去之，相援相攻，其徒蜂起而為之助，不勝則竄于遠方、杖于闕下 于都市，天下之士益高其義，莫不鼓行而往，愿為之繼也。此氣節之名也！” （唐甄《潛書•上篇下•去名》）

在東漢黨人之中并非人人都是君子，其中不乏邀名買譽之徒，“有畫一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圭；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后漢書•黨錮列傳》）

黨人的領袖人物之一李膺，是一個性格過于剛直的人，不容于人。他在被任命為青州刺史時，消息傳來，竟使得許多當地的的官員因為害怕他過于威嚴和清明，“多望風棄官（《后漢書•黨錮列傳•李膺傳》）他在朝中担任司隸校尉時，甚至于不顧皇帝的袒護，將犯了法的大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從張讓的住宅里搜出處死，使得那些平日里為非作歹的宦官不敢從皇宮中出來，皇帝感到很奇怪，問這是怎么樣一回事，宦官們都伏在地上叩頭說：害怕李校尉。這樣一來皇帝和擁有大權的宦官對他無疑是恨之入骨。李膺最后在張儉的事件中被處死，妻子被流放，門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監禁。

而另一個黨人中的有名人物范滂，也是一個將人情事故置之于腦后的人，他自己的外甥叫李頌，世家子弟，但名聲不好，被地方上的人看不起，因為李頌買通了中常侍唐衡，唐衡寫信給汝南太守宗資要他讓李頌出來在政府中担任一個職務，而當時在担任功曹的范滂竟以李頌不適合担任公職為由，拒絕執行宗資的命令，而范滂正是受到宗資的賞識才得委以政事。宗資十分生氣，遷怒于范滂手下的書佐朱零，將他打得半死。而朱零居然對宗資說：范滂清正，就像鋒利的刀子去割腐朽的東西，我寧可被打死，也不敢違背范滂的命令。宗資聽了也沒有辦法，只好作繭自作罷。于是在政府中工作的官吏“群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范）滂之所用以為范黨。中國的官場，是由一張張關系網聯系起來的，因此，黨人的這種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行為，是很難得到大多數官員支持的。

在從以下幾個事例看到這種道德至上帶來的偏執和不近人情：

“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不關閉墳墓的通道）因居其中二十余年，鄉邑稱孝，州郡數請之。郡內以薦（陳）蕃，（陳）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趙）宣五子皆服（孝）中所生，（陳）蕃大怒曰：圣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其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污鬼神乎！遂至其罪。” （《后漢書•黨錮列傳》）

這位趙宣顯然是一個沽名釣譽的小人，不過是想博取孝的名聲，騙得一官關半職，這種行為自然是極其卑劣的，但這只是一種為人不齒的道德行為，并未對社會和他人產生直接的危害，理應受到道德的責難，何必一定要將其治罪？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陳）蕃，有所請托，不得通，使者詐求謁，（陳）蕃怒苔殺之，坐（罪）左轉（貶）修武令。”（《后漢書•陳蕃傳》）

梁冀的使者在情非得已的情況下說謊，應當是可以理解的，而陳蕃卻輕易地將他打死，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只能說這個自視甚高的道德家，其實也不過是一個蔑視生命的魔鬼。

陳仲弓（陳寔）為太丘長時，吏有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眾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眾奸豈復過此？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政事第三》。

以自己的母親生病騙取假期，固然不對，但這只是一個職業操守的問題，是一個個人的道德修養問題，罪不至死，只不過是陳寔在當時社會風氣極其敗壞的情況下，急于找出一個事例來樹立所謂的道德規范，也為自己樹立名譽。一個小小的地方長官就可以用一個不忠不孝的罪名將一個人的生命剝奪，可見官僚集團是如何的草菅人民，后來所爆發的黃巾起義就讓人不難理解了。

再從道德的層面來考察，就會發現這種道德的虛偽和殘忍。陳寔以道德的名義殺了一個人，難道沒有想一下，因為這個人的死，那失去兒子的父母、誰來扶待？那失去的丈夫的妻子，誰來照顧？那失去父親的孩子誰來撫養？一個好端端的家庭，傾刻間變陷入一場巨大的災難之中。這難道是對忠、孝的表彰？

陳寔這樣一個被人們視為道德楷模的人，其實不過是一個極其冷血殺人狂，一個嗜血成性的偽君子。

這種道德的偏執具有一種遺傳，就是，常常使人變得毫無人性，不可理喻。

離開東漢來到唐朝，以道德名義，草菅人命的慘劇仍在繼續上演。

唐李肇的《國史補》）中是這樣記錄著：

“江淮賈人，積米以待踴貴，圖畫為人持錢一千，買米一斗，以懸于市，楊子留后徐粲殺之”

這可能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第一個因畫漫畫致禍，而被無辜奪走了生命的人。從這簡單的文字記述來看，這位商人不過是坦白的地表明了自己發財的意愿。只是這種愿望不為傳統道德所容，但絕非犯了什么十惡不赦的大罪。

更令發指的是，這種道德狂的冷血，已經完全喪失了人性。

唐代解縣一個管理鹽務的官員叫史侔，他的外甥一個十來歲的小孩跟他到其辦公的地方去玩撿了一顆鹽粒帶加家，被史侔發現了，立即將自己親親的外甥叫人用棍子活活地打死，他的姐姐聞迅器著跑來救自己的孩子，已經來不及了。

一個未成年的孩子，一個還沒有來得及知道成人世界是會么一回事的孩子，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葬送了自己幼小的生命，而是死在自己親娘舅的棍子之下。這樣的殘忍，難道還配得上道德這樣崇高的字眼？

當道德成為一種能夠使人獲得名聲、權力和財富的時侯，必然就要走上極端，走向他的反面，背離了他溫文爾雅的面目，將其最為丑陋、荒謬、自負、愚蠢的一面展示在人們的面前，而當事人渾然不知。自以為得計：

（宋）乖崖（張詠）為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宋陳師道《后山談叢》）

張詠在北宋的官員中算是一位頗為有名的人物，而這種荒唐的行為卻實在令人無法恭維。難道居住在鄉村的人，就無權到集市中起賣菜？賣菜就可以看成是懶惰的表現？這是一種什么樣的邏輯？與強盜邏輯有什么區別。

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儒學調教下培養出來的道德學家們，從來看不到自己臉上的污點，也看不到自己同類臉上的污點。完全意識不到自己行為的丑陋，被那些道德說教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正如《呂氏春秋•去尤》上說，魯國有個相貌丑陋的人，他的父親去見一個叫商咄的美男子，回來時對鄰居說，商咄不如我的孩子。

四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為多，然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為多。然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始終，迄于敗亡者。以聰明正直之士，世道攸賴，必以黨目之，于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傾軋，而國事不暇顧矣。且指人為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盛，后出者愈不如前。禍其宗社，固其所也。”明·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四·門戶大略》

計六奇的這段話，并沒有脫離君子小人之分，但還是基本將這種長久不衰的的黨爭的實質和他在政治上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指了出來。

東漢末年的黨禍，已經離我們十分的遙遠，但他卻又讓人感到是離我們又是那樣的近，因為他已經融入中國文化的血液中。在他之后的歷朝歷代中，無論上唐宋、還是明清，都能清晰地感覺到他的存在。但，與東漢的黨爭相比，無論是唐代的朋黨、兩宋的黨人、道學、明代的東林黨爭、清代的清流人物，都讓人感到傳統道德的每況愈下。

如果說，東漢末年的黨禍，一個由皇帝親自出面，對知識分子所實施的，全國性的血腥鎮壓，制造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巨大政治冤案，而黨人以他們憂國憂民、不避權貴的高風亮節表現出了他們不屈不撓精神大無畏精神，特別是像李膺、范滂這樣的人物。視死如歸，在死神的威脅面前，坦然面對，用他們的生命捍衛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因而贏得人們的無比崇敬。

而唐、宋、明、清的黨人與清流人物，則更多地表現出一種體制內，在道德的名義下，主流知識分子內部所展開的爭權奪利博殺，讓人對他們的表現，不能不大打折扣。特別是那些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置國家得益、民族利而不顧，仍念念不忘相互攻訐的文人士大夫，無論他們用什么樣的崇高字眼將自己包裝起來，也無法抹去他們歷史上的污點，無論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至少要承担國破家亡的道義上的責任。因為，在他們的手中，中國傳統的儒學道德理想，已經成為一具徒具軀殼的木乃伊。失去了他本應具有的鮮活與親和力，不能不讓人感到極度的惡心。

中國歷史上的黨爭，幾乎毫無例外地都出現在國家政權走向衰落的時期，因為國家社會矛盾已經激化到一觸即發的地步。如何使政權的生命得以延續，在政治上必然要改弦更張，這是統治漢集團所不得不面監的政治選擇。而這種選擇對于政權中不同的利益集團來說，并不都是好事，有的為此而感到歡欣鼓舞，有的卻感到極為痛苦。因為這涉及到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誰能夠在新一輪的扳風洗牌中，處于優勢地位，這才是他們最為關注的。誰都希望能夠在體制內的政治權力的分配上，獨占鰲頭，成為最大的贏家。因此，這種不同利益之間的沖突就不可避免地爆發。

唐代經歷了安史之亂后，國運日衰，一般認為從唐憲宗李純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至哀帝李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是晚唐時期，這段時期，預示著帝國的命運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國家的的統治已經失去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權威，中央政權能夠實際控制的地方很小，在地方上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而各藩鎮之間為爭奪地盤，又常常不斷相互攻擊，中央政府的實際權力操樅在宦官集團手中，他們甚至于玩弄皇帝于股掌之中，可以任意廢立，而朝臣不甘心權力的旁落，又要組織起來對抗宦官勢力，而朝臣中又因不同的利益關系結成不同的勢力，相互攻擊，大打出手。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朋黨”朝臣之中的這些集團有時為了打擊對手，不惜勾結宦官來增加自己的勢力。

最有名的黨派之爭，即劉、李之爭，是指以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閔為代表的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斗爭。這次黨爭起源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夏四月，朝廷進行的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的制科考試，參加策試的牛僧儒、皇甫湜、李宗閔等人，指責當時政治上的許多弊端，引起了當時任宰相的李吉甫的不滿，他將考官貶逐，對直言極諫的人也久不調用。

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執政，因為私人的恩怨排擠李宗閔。李宗閔與牛僧儒就依附宦官的勢力對抗李德裕，唐文宗李昂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德裕被推薦為宰相，因為李宗閔的阻撓而出任節度使，直到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李德裕任宰相，但當了一年多，又被排擠出去。到了唐武宗時，李德裕再次担任宰相，但唐宣宗即位后，牛黨的勢力又卷土重來，李德裕被解除了職務，一連遭到四次貶官，于宣宗李枕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死于崖州，（今海南瓊山縣）。以李黨的失敗為長達三十多年的黨爭劃上了一他句號，而大唐王朝子也已經是風雨飄搖，日薄西山。

北宋王朝從公元960（宋太祖，建隆元年）年建立到了公元1078（宋神宗熙寧元年）國家的政治、經濟都了已經到危機四伏的時候，為了挽救帝國日愈衰落的局面，于公元1070年（宋神宗熙寧三年）在神宗的主持下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議，實行變法，但是遭到許多官僚的強烈反對，形成了兩股強在的互不相容的政治勢力，一面以王安石為首，另一面以司馬光為首，這兩人都是當時中國最為檔出的知識分子，王安石在實行變法之前作了許多理論上的研究和輿論上的準備，他的學說被稱為“新學”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的震動。而反對派的領袖司馬光是位優秀的史學家，主持和編撰了大型通史《資治通鑒》，同樣在知識分子中有著極大的影響。而他這一派的主要理論是以程顥、程頤兩兄弟在周敦頤的理論發展建立起來的“理學”。這兩派政治勢力，在1085年以后在政治上互有消長直到北宋王朝的覆滅，才告一個段落，但是這種不同的政治爭論仍沒有過平息。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應天（今南京市）建立了大明王朝，經歷了兩百年來的統治，到了萬歷時期，又已到了內憂外患，險象環生的地步。明萬歷十二年，時任吏部文選司郎中的顧憲成因為在爭立皇太子的問題上得罪了皇帝，而被解除了職務，回到老家無錫，受聘講學于當地的東林書院，由于他當時的名聲很大，得到了朝野內外許多人的尊崇，于是在逐步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而朝廷內部反對東林黨的勢力也極為強大，他們以鄉誼結成了不同的政治勢力，其中有浙江人為主的“浙黨”、湖北人的“楚黨”、已山東人的“齊黨”、江蘇昆山人的“昆黨”、安徽人的“宣黨”。而其中以浙黨勢力最大，他們依附皇權、交結宦官，常常把持要津，對東林黨人進行大肆殘酷的迫害，而東林黨人也不失時楊地抓住他們的把柄進行還擊。這是一場近乎于瘋狂的大規模的黨派之爭，直到明王朝的滅亡才停止下來。

16644年滿人建立了清政權，這個以少數毀民族為核心進行統治的國家，到了他的晚期，仍然無法擺脫中國歷史上黨爭的陰影。同樣也是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許多頭腦清醒的官員力圖改變中國死氣沉沉的局面，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想，而在儒學思想培養起來的許多人卻不以為然，他們以衛道者自居，極力反對向西方靠拢的思想。由于傳統道德在中國有極大影響力，因此他們無論在政府和民間都擁有相當多的支持者，這些被人稱之為“清流黨”。

清代人的書籍中有這樣的記錄：

“同（治）、光（緒）之間，清流黨之盛，實有左右輿論之權。一時尊王攘夷之論，靡漫于全國，凡稍談外交及識敵情者，咸斥之為漢奸大佞，痛詆之不遺余力。黨勢既盛，遇事則挾其鴟張虛矯之氣，以鼓動多數無識之徒為之后盾。朝廷于和戰大計，往往為所劫持，實數十年來，外交失敗之原因。”（清•佚名《外交小史》）。

這種無休止的黨爭完全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一種精神實質，是在文化視野下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歷史選擇，而這種選擇就是將道德泛政治化，而黨爭就是道德政治化帶來的必然后果。

 

五

 

道德的政治化，就是企圖以道德取代國家的法律秩序，使道德不再只是一種對善惡的評價標準，而是越出道德的范疇，與權力扭結在一起。干預國家的政治法律和經濟。

東漢是一個崇尚倫理道德的社會，品行高潔有人常常會贏得人們的普遍敬仰，（《后漢書陳•寔傳》說：

“（陳）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寧為刑法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這樣看來，個人的道德與名望，已經超越了國家的法令，而更具威權，必然要引起當政者的注意。個人的影響一但超越政府的權威，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和挑戰，因此對黨人的鎮壓就已經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

儒學從漢代始一直是國家的官方學說，無論朝代的更選，都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憾動他的統治地位。儒學的發展到了兩宋，產生了一個新的儒學學派。

這個新儒學的產生，首先是由北宋哲學家周敦頤（1017——11073）開始，其間經過張載（1020——1077）、邵雍（1011——1077）等人的的發展，到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8）兩兄弟的手里，又從他們這里分出了兩個不同的主要學派，一派是從程顥發展到陸九淵（1139——1193）最后到明代由王守仁（1473——1529）發展完成，稱為“陸王學派”或“心學”。另一派由程頤開創到朱熹（1130——1200）完成，稱為“程朱學派”或“理學”、“道學”。由于這一學派受到皇權的重視，從南宋后期，到后來的元、明、清都是國家的官方學說，而取代傳統的儒學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由于這一學說學說強調個人的精神修養，，鼓吹“存天理，滅人欲速”，天理就是符合專制國家的政治秩序，人欲則是個的私欲。人只有通過不斷的人格的自我完善，才能獲得道，而這個道就是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因此，這是一個道德至上的哲學，在中國歷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宋末學者詩人周密在《癸辛雜識》中對道學在當時社會上傳播情形作了這樣的描述：

“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甚盛，其間假以欺世者真可噓枯吹生。凡治財賦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為粗才，讀書作文字則以為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斥為刀筆舞文。蓋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西銘及諸家語錄，自詭其學能正心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凡為州縣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及道統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近思錄等文，則可釣聲譽，致通顯。下而士子時文，必須引以豎義，則亦擢巍科而稱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競趨之，稍有違者，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其氣焰可畏如此。然所言所行了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是時為朝士者必議論憒憒，頭腦冬烘，弊衣菲食，出則乘破竹轎，舁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而知為道學君子。顯達清要，旦夕可致。然其家囊金匱帛，至為市人所不為。賈師憲獨持相權，唯恐有攘奪之者，則專用此輩，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實則幸其阘茸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孰謂道學之禍不甚于典午之清談哉！”

周密接著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余時年甚少，聞其說如此，頗有嘻其甚矣之嘆，其后至淳佑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憒憒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人大不然者，然后信仲固之方不為過”。

顯然，在宋代這種極端的道德追求，就已經成為了很多人博取功名利祿的手段，而與他的本意背道而馳。因此，在北宋，道學處于草創的階段的時候，就已經受到很多學者的批評和反對。這其中不包括司馬光、蘇軾等一些官僚士大夫。

宋代的筆記曾這樣寫道：程（頤）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之人竄跡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蘇）東坡譏罵靳侮，人或過之，不知（蘇）東坡之意，懼其為楊（朱）、墨（子），將率天下之人，流為矯虔庸隨之習也，辟之恨不力耳。豈赤也哉？劉[元誠]器之言，（宋）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一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司馬）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 嘆息久之，然則非特東坡不與，雖溫公亦不與也。（宋•沈作喆《寓簡•卷五》）

這個故事告訴人們，為了使自己符合道的要求，不惜將人的天性人為地加以抑制，貴為君主的皇帝，也就是在風和日麗的春天，折了一枝柳條來玩一下，也被制止，見像程頤這樣的人已尼成為一個毫無情趣的道德狂。這是對人心靈的壓抑和摧殘。嚴重阻礙了人的個性自由發展，在這種道德說教的制錮中，人就變得與土偶木人差不多的沒有過個人思想、沒有個人生活的空間，體會不到生活情趣的道德僵尸。

但是這種以道德自許的人物，一個個道貌岸然，滿嘴的仁義道德，在中國的這種文化氛圍中，很能夠迷惑人，使人對他們的言論深信不疑。

滿期清末年，中國在一連串的對外戰爭上的失敗，政治、外交都陷入了困境，國內便有放多人不是去冷靜地去觀察和了解事情的真相，思考一下中國的未來，而是祭起愛國主義的大旗，滿口尊王攘夷的叫囂，而又沒有什么行之有效的辦法來讓國家擺脫危機。他們以衛道士自居，對當時那些對內國際局勢有著清醒頭腦的官員們進行了大肆的攻擊。而贏得朝野內外的好評如汗潮，他們攻擊的主要人物就是那位，自詡為大清帝國裱糊匠的李鴻章。許多人都將他視為漢奸賣國賊，以至于當時民間盛傳著這樣一副對聯聯：

“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

平心而論，李鴻章不愧是大清王朝忠誠的奴才，要是沒有他拆東墻補西墻的本領，恐怕大清朝早已不復存在了。

南宋寧宗趙擴慶元三年（公元1197年）也有人上疏攻擊家朱熹，羅織了他的六大罪狀。這里面讓人感覺到許多不過為了達到打擊敵對勢力的政治目的，不惜捕風捉影和牽強附會，上綱上線來力圖置人于死地。集中地表現出中國體制內部黨派之爭的特點，是黨派之爭的具體事例：

第一、不孝其親

朱熹只有一個老母親，他在福建建寧任職時，建寧的白米在福建是最好的，而他卻不拿建寧白米給自己的母親吃，只是用倉庫里的陳米給母親吃。他的母親感到難于下咽，常常告訴別人，鄉鄰因此常常招待他的母親，母親回來后對朱熹說“人家也是家，怎么會有那樣的好飯呢？聽說這事的人無不感到憐憫。

第二、不敬于君

說朱熹在孝宗朝的時候，朝庭屢次讓他出來做官，他都嫌官小不肯赴任，如果是監司君守這樣的職務才會接受，說他是辭小要大，是對君王的不敬。

第三是不忠于國

孝宗死后，根據禮的規則，葬在會稽，朱熹因為自己的私利，為了附和當時的執政者趙治汝愚的意思，首先上奏稱這作做法不妥。要求將孝宗改葬，這是不顧祖宗的典禮、不恤國家的利害。所以是不忠于國家的表現。

第四、玩侮朝廷

過去趙治理愚執政的時候，打算借朱熹的名聲結成奸黨，推薦朱熹作皇帝的講經筵的官員，朱熹既接受任命，并依照貫例，對他的父母給予封贈，對他的學生也給予推薦出來做官的優待，但是朱熹卻突然上表章假意推辭，難道說有因為職務而得到了許多的恩惠，卻要辭去職務的事嗎？這是對朝廷的蔑視。

第五、不顧朝廷大義

趙汝愚死后，朝野都感到十分高興，唯獨朱熹率領他的學生百多人在野外大哭，懷私恩而不顧朝廷大義。

第六、害于風教

朱熹相信風水，將廟會改為縣學，在移動孔子像的時候將對圣人的手足折斷。是對孔子的褻瀆。

這篇奏章接著又以十分激烈的口氣責問朱熹道：

“以至欲報（趙）汝愚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取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萬之財。又引誘尼姑二人為妾寵，”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

冢戶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

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發朝廷賑濟錢糧，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

又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怒以及其人，可乎？

男婦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修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己，可乎？

夫廉也，怒也，修身也，齊家也，皆（朱）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為大奸大憝也耶？

昔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孔）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圣人之不得其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而況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殺之勢，而（朱）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圣慈特賜壑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盜名者戒。（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丁集》）

從以上對朱熹的種種指控來看，反映了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即理缺少理性思維，不追求事實的真象，對材料的準確也不加以仔細的甄別，也不對指控的事實進邏輯上的推理，而是以極為煽情的文學語言表達出來，力圖爭取對裁判者施加心理上的影響。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有很悠久的成文法律制度，卻沒有能夠產生出律師這樣一種職業的原因之一，沒有現代意義上維護法律與正義的律師，但卻產生了大量完全以利益為目的，專為別人打官司的訟棍，這些人，熟悉法律條例，并且以當地政府官員狼狽為奸，抱攬詞訟，為所欲為，因此俗話所說：衙門大大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就真實地表現了社會的現實。

象以上這種充滿了仇視、充滿了敵意對對人瘋狂攻擊的文字語言，在中國歷史屢見不鮮，這種惡劣的思維方式與文風，在中國具有十分可怕的影響，至今仍在左右著中國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維和表達方式。

 

 

六

朋黨，是一種以相同或相近的政治觀點和共同的利益結成的聯盟，因此，政治理想并不是他們唯一的共同目標。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必然要想法使得更多的人參與其中，這樣懷有各種目的人都會卷入其中，去尋找實現他們政治或經濟的機會。這樣一來就魚龍混雜。在涉及到具體的事件上，就會以黨派的不同來作為評判的標準。就陷入了“是非奪于愛憎，功罪淆于恩怨”（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跋》）的無原則意氣之爭。

“講學義樹黨，樹黨義爭進退，使學者板援奔趨而失其本心，故有口心性而孔顏，所至多徒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德忠信之情。故有身處草野而朝庭聞譽求之，公卿折節下之者，是敗類之人也。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直亂正，是敗類之人也”。（唐甄．《潛書》）

因此，明末抗清志士，幾社領袖之一的夏允彝 痛苦地反指出

“東林之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亦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籌虜剿寇卒無實者，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為朝庭振一法紀，徒以忮刻，可謂聚怨而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也，則兩者同之耳。”（明·夏允彝《幸存錄》）

明朝末年，已經是個烽煙四起，國家政權已經到了搖搖欲墜的危險關頭，而對國家政權負有重任的大明官員，不是坐下來仔細思考如何使這個讓他們賴以享受榮華富貴的政權去渡過難關，化解危機。而是整天高談闊論，忙著給自己的政敵制造麻煩，所以說，黨派之爭導是導致明王朝解體的原因之一，是有一定道理的。無論是所謂的奸佞小人，還是道德學家，都有無可推御的歷史責任。

夏允彝寫道“其時名流尚多在列，要皆虛聲，無濟國事”

“國祚幾危，雖小人崔呈秀輩陽導，諸賢可謂無咎也，議論高而事功疏，名位軋而猜忌起，異己者雖清義，驅除；附己者雖穢，多容納，雖領袖之諤諤可重，而蠹之者眾矣。”（明·夏允彝《幸存錄》）

而清代人王之春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也說：

“蓋明人積習，惟便私圖而不問國事。已在事中，則攘功避過鳳身之利害為可否；以心之愛憎為是非。已在事外，則嫉忌成功，惡人勝己，吠聲結黨，倡浮議以掣其肘。”（王之春《椒生隨筆》）

明代晚期正是這樣的社會風氣，使得官場上只顧及自己和小集團的得益，沒有人會去從國家政權的前途、未來作想，

1644年，當北京失陷的消息傳到明朝的留都南京，以馬士英為首的權臣在軍人的支持下，將皇族中的福王立為皇帝，建立了宏光政權。在這樣的艱難的局面下，文人士大夫仍然忘為了他們那些無聊的爭吵。他們指責馬士英為奸臣，重用被朝廷除名了的閹黨阮大珹，雙方互不讓步，大肆攻擊。以至于當著皇帝的面在眾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這樣政治局面如何能夠維持下去？

夏允彝寫道：“南都再建，國事累仰，宜盡指異同，專心憂國尚恐難支，而相仇益甚。”

（明·夏允彝《《幸存錄》》此時，作為黨人的夏允彝對黨人的作法進行了反思：“（馬）士英者，本無意地誤社稷，而社稷為墟；本無心于斂賄賂，而賂門大啟；本無心于翦清流，而清流盡逐” （明·夏允《幸存錄》）在他看來，被人們一至公認的奸臣馬士英并非是存心讓國家變成一片廢墟，但結果讓國家成為廢墟，他本來并沒有打算大收賄賂，但賄賂之門大開，他本無心鎮壓這些道德高尚的人，但這些人卻被無情地驅逐。

夏允彝接著說：“瑤草（馬士英）雖稱大貪，其實不及周宜興（周延儒）十分之一。一

經誤國萬惡性循環皆歸”。馬士英雖然稱得上是大貪官，但比起周延儒來說。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只是他的專權誤國，使得人們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到他的身上。這在夏允彝看來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得出的結論是“馬本有意為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明《幸存錄》）這就是中國文化造成的國家和個人的歷史悲劇。

中國文化中由于缺少平等的理念，始終無法構建一個以平等對話為基礎的妥協機制，去

及時緩解和化解各種社會矛盾。也由于這種文化的選擇，使許多中國人失去了幽默感，這才讓許多看似簡單的問題逐步會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北宋神宗時，王安石主持國政，推行新法，當時人們對新法議論紛紛，當時在御史臺任

職的程顥，奉皇帝的命令去見王安石。王安石因為程顥與自己的意見不和，聽說他的來訪，十分生氣。當程顥見到王安石的時候，平和之氣流充滿了他的眉宇間，他笑著對王安石說“今日各位大臣所爭論的問題，都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涉及到整過國家的大事。求相公你收取那威嚴生氣的臉色，讓大家坐下來慢慢商量。管子說：政府所下的命令，就象是流水的源頭，因為這命令是順從人民的意愿的，管子都知道這個道理，難道說象你這樣高明的人竟連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都不知道吧！王安石受到了程顥的感染，不覺得使自己的情情緒也得到了放松，他對程顥說：“新法的實施，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怎么辦才好呢？”程顥說，現在還可以改正。于是王安石就有了修改新法的想法，他答應程顥在第二天上朝時與皇帝進行討論。

不料，第二天上朝時，一個叫張天驥的諫官，當著皇帝的面，大揭王安石的短處，攻擊新法的實施，王安石感覺受到了極大的羞辱，便對修改新法的事只字不提。這件事，讓道家程頤也感到十分感慨，他對與自己意見相同的大臣們說，“新法的弊端，我們這些人都應當承担一部分責任，如果大家當時都能象程顥那樣平心靜氣地去討論問題，事情就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這就是大家不能容忍，才將事情激化了”（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

施德操還記述了一件事：韓（琦）魏公與范（仲淹）文正，議西（西夏）事不合。（范）文正徑拂衣起去，（韓）魏公自后把其手云：“（范）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韓）魏公和氣滿面，（范）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多）同異。

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諺語叫“退后一步天地寬”，給別人以機會，同時也給自己一個機會。

《后漢書•陳寔傳》中說：

“（太監）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讓甚恥之，（陳）寔乃獨吊焉。后復誅黨人，（張讓）感（激）（陳）是故多所全宥。”

大太監張讓的父親死了，回到家鄉安葬，全郡的人都來了，而那些有名望的清流人物因為張讓的關系不肯前來吊唁，唯獨陳寔前來吊唁，這不能不讓這個權傾天下的大宦官深為感動，因為在他的眼里陳寔無疑是給了他一個天大的面子和人情。因此，在后來朝廷對黨人大開殺戒時，陳寔卻能安然渡過，正是由由于他懂得如何去妥協才得以使自己免去殺身之禍。

然而這些只是一種個人的行為，由個人的性格所決定，無法保證讓所有的人都能做到。

因為，在身份社會，決定個人話語權的是個人的地位和權力，而不是誰更能接近于真理。統治集團是這樣，整個社會也是這樣，被剝奪了發言權的廣大民眾，最終只有用鐵和血來進行表達，而此時社會的矛盾，也只有以暴力才能得以解決，任何和平解決的辦法都只是徒勞的。

中國，這個著極高道德理想的國家，人們對歷史上那些被人尊崇的人物有著深深的敬意，而使中國的道德觀發展到一種讓人難以理解的地步，甚至于是極為荒唐的。

南宋的抗金英英雄岳飛的死，確實值得人們對他懷有深深的懷念，同情他的遭遇，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出現了這種想當然的事件發生：

“辛元龍尉京邑時，萬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斷，積案如山，元龍并不省視，即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萬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于岳，券畀于火。”合邑稱快。（宋人秩事匯編《堅瓠集》）（注此事《樵書》與之略異，有嘉佑初，（辛元龍）作華元龍，（尉京邑）為湘陰主簿。）

這種不問青紅皂白，的辦案方式令人吃驚。就因為祖先是岳飛而另一家則是迫害岳飛的奸臣，就可以不經審理，就此結案，難道不是過于的輕率，視國家法令為兒戲。這正是道德走向極端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因此，這樣極其荒唐的事，在中國仍然是層出不窮。明代，距南宋滅亡已經有一個多世紀。而明代，有位派到浙江的担任鄉試的主考官，居然對凡是參加科考的人員，其中有姓留的一定要寫一份聲明，表示自己與南宋漢奸留夢炎沒有關系。

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到了清代初年，還有人因為滿清的一個叫岳鐘琪的大將，只是因為他姓岳，就想當然地認定他是岳飛的后人，并且斷定他有著愛國主義的基因遺傳，因此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去策反這位岳大將軍，對結果這自然成了一個笑柄，而且這一事件還牽連了無數無辜的人，為此負出了生命的代價。

道德的偏執給中國人帶來了無數的痛苦，和災難。因此，中國人應當學會寬容、包容，創造一個平等對話的平臺，讓不同的聲音都有其自由表達的可能，社會矛盾才要可能得到極時的化解而不至于給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伏爾泰說：

“什么是寬容？寬容是人性的附屬物。我們滿是弱點和錯誤；讓我為我們的愚蠢而相互原諒吧。”（轉引自英約翰．格雷《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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