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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6425(2006)02-0070-05
　　學術界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這些成果集中于新文化運動歷史進程的研究、新文化運動思想內涵的研究以及新文化運動歷史影響的研究，但較少對新文化運動歷史緣由作出全面的解說。在筆者看來，不對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歷史緣由進行研究，就很難剖析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內涵及其所達到的高度，當然也就難以作出科學的評價。而要對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緣由（歷史必然性）進行探討，也不能僅僅局限于對民國初年政治和文化的分析，而應該從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視角、運用歷史聯系的方法來進行。鑒于這樣的思考，本文試從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視角，就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對新文化運動興起所需要的“領導力量”、“思想資源”、“政治條件”、“受眾群體”等幾個層面的影響，進行歷史的審視與邏輯的梳理，希望能為理解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歷史必然性提供新的認知，從而推進學術界對新文化運動研究的深化。
　　一、近代中國的留學運動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培養了領導力量
　　研究新文化運動的起源，自然要研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是如何產生的，因為沒有領導力量，則自然不可能有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從新文化運動領導者產生的問題入手，可以窺見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在培植新文化運動精英方面所產生的特殊作用，從而為我們認識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歷史必然性提供一個重要線索。
　　研究新文化運動領導者的產生問題，自然可以從近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去進行全面的探索。這里，筆者只想從新文化運動領導者的共有“屬性”——留學生身份上進行分析。新文化運動的最主要領導者是陳獨秀，其他人物如李大釗、高一涵、胡適等也是逐步加入而成為重要的領導人物的。《青年雜志》（第二卷第1號時改名為《新青年》）創刊時陳獨秀為主編，到第六卷時實行輪流主編制。該卷各期的主編是：第1期為陳獨秀，第2期為錢玄同，第3期為高一涵，第4期為胡適，第5期為李大釗，第6期為沈尹默。如果我們說新文化運動有一個領導群體的話，那么這6期的主編自然應該包括在內。所謂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則這6人是名副其實的領導者。這6期主編的成長經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6人皆是留學生出身。見下表：

姓名        籍貫        留學時間        留學國家與         所學                                        留學學校           專業                        1900-1903       日本，東京高陳獨秀  安徽懷寧                        等師范學校，                        1906-1907       早稻田大學                                        日本，明治高一涵  安徽六安        1912-1916       大學               政治學                                        美國，康乃胡  適  安徽績溪        1910-1917       爾大學，哥倫       哲學                                        比亞大學                                        日本，早稻錢玄同  浙江吳興        1906-1910       田大學              文學                                        日本，早稻李大釗  河北樂亭        1913-1916       田大學              政治學                                        日本京都帝沈尹默  浙江吳興        1902-1912       國大學             （文科）

　　6期主編皆為留學生（主要是留日學生），這向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即近代中國的留學運動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培養了領導力量。因此，分析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歷史緣由，自然要注意到近代中國留學運動的影響。
　　新文化運動與近代中國的留日運動密切相關。上表中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除胡適為留美學生外，其他均為留日學生。這是與中日甲午戰爭后中國興起的留日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留日運動的開展，又是與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不可分割的。中國于1896年首次向日本派遣13名留學生，開官方向日本派遣留學生之先河，到1903年開始出現了留學日本的高潮。當時的情形是：“學子互相約集，一聲‘向右轉’，齊步辭別國內學堂，買舟東去，不遠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來。中國留學生東渡心情既急，……務求早日抵達東京，此乃熱衷留學之實情也。”[1](P37)據有的學者統計，清末留日學生人數是：1896年，13人；1898年，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608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12000人；1907年，10000人；1909年，3000人；1912年，1400人[2]。關于民國初年留日學生人數，周棉先生作了詳細的統計：1914年，3796人；1915年，3111人；1916年，2790人；1917年，2891人；1918年，3724人[3](P592)。清末民初留學日本高潮的出現有多種因素，而從整體的和宏觀的視角來分析，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關于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的緣由，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得非常清楚：“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4](P975)。中國人主動走出國門向曾是自己的“學生”日本求取富強之道，應該說是根源于中國人社會現代化意識的提高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清末民初的20年中，留學日本的高潮是在1905年、1906年、1907年這三年，分別達到8000人、12000人、10000人。這也說明，留學日本高潮的出現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累積的結果。新文化運動領導人陳獨秀、錢玄問、沈尹默是清末的留日學生，而李大釗、高一涵則是民國初年的留日學生，他們都是在清末民初的留日大潮中成長起來的。就此而言，沒有清末民初的留學運動，就沒有以陳獨秀為領袖的新文化運動領導群體。
　　新文化運動與留日運動有密切的關系，與清末的留美高潮也有關聯。胡適是清末的留美學生，在新文化運動領導者中有重要的地位，因而胡適的留美學生身份也是不可忽視的。清未留美高潮的到來，直接原因是美國退回部分庚款作為中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經費。1908年5月，美由國會通過議案，決定從1909年到1937年從庚款中逐年撥發一部分，資助中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留美學生的派遣，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國政府的提議而實施，但從當時的實際情形來看，清政府主動派遣留學生的意識明顯增強。當時國內對留學人才的需求并未像洋務運動開展時那樣的迫切，也沒有出現有如日本侵略那樣的嚴峻形勢，在這樣的情況下對美國的提議（用部分庚款向美國派遣留學生）采取積極的回應，本身就說明清廷對留學問題的認識具有一定的自覺。作為第二批的庚款留美學生，胡適在后來的回憶中也這樣認為：“美國決定退還賠款之后，中國政府乃自動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項，作為派遣留美學生的學雜費。”[5](P201)清政府對向美國派遣留學生表現出積極主動的態度，其本身也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表征。胡適正是在晚清留美高潮中成長起來的，他后來在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中有積極的表現。
　　新文化運動是由具有留學經歷的領導者發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也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國留學運動的重要成果。因為正是近代中國的留學運動，為新文化運動培養了領導力量和骨干力量。而近代中國的留學運動既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產物，同時又推動著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
　　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準備了思想資源
　　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夠興起并具有思想啟蒙的特色，還因為其有西學的思想資源，而西學資源又與近代中國的中西文化交流有著密切的關聯。近代中國的中外文化交流經歷了一個從物質技術層面到政治制度層面的過程；而伴隨著引進西方政治制度的過程，西方社會政治思想也引進到中國，并且強烈地沖擊著“華夏中心”論，以傳統儒學為資源的中國思想界開始發生歷史性的變革。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兩面大旗，其本身就是中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在思想文化領域產生重大影響，正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基礎上的提升，并且擁有強大的理論武器——進化論。因此，討論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緣由，則需要考慮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傳輸到中國的進化論所產生的廣泛影響。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給中國帶來的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是進化論。嚴復最先在中國系統地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使進化論為中國學術界所接受。1898年，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出版，至此達爾文的進化論作為系統的學術思想被全面地引進到中國。《天演論》譯自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此書是赫胥黎1893年在倫敦大學的演講，主要內容是關于演化中宇宙過程的自然力量與倫理過程中人為力量互相制約的問題，這是一部宣傳達爾文進化論的著作。嚴復雖然只翻譯了《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前半部分，但他在翻譯中加了大量的案語進行解釋和說明，這就不僅為中國學術界了解達爾文進化論提供了入門的知識，而且為中國讀者的理解提供了便利。《天演論》自1898年出版后，在10多年間發行了30多個不同的版本，極大地震動了中國的思想學術界，影響了中國的幾代學人。需要說明的是，嚴復作為留學生的代表，其譯書本身頗具有象征意義。從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此前傳教士翻譯的大都是科學技藝類的書籍，宣傳的是有關“器”方面的知識，并不從根本上影響和動搖傳統儒家文化所關注的“道”；而嚴復翻譯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用中國傳統的語言來說是引進一個新的“道”，這無疑是對傳統的思想學術文化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并且象征著傳統的儒家文化之“道”出現了資源上的短缺以及其在社會上逐步失去一統思想學術的地位。因為，如果傳統的儒學資源足夠利用，就沒有必要來翻譯與引進西方的“道”了；同樣，儒家文化如果還能保持絕對的統治地位，也就沒有可能讓西方的社會科學引進來并在思想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從中國近代的文化交流和思想學術演進的過程來看，正是通過嚴復的翻譯介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規律被系統地引進到中國，從而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提供了理論武器。
　　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所以能夠使用進化論這一理論武器，就在于進化論在近代中國十分有吸引力，這又是與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所達到的水平和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密切相聯的。因為，既然進化論被引進到中國，則就必須將以進化為基礎的西方文明的價值觀諸如自由、民主、人權、科學等進一步地全面引進，使中外文化的交流進到一個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新文化運動不僅是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礎上發生，并且將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推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樣看，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與近代中國的中外文化交流存在著歷史和邏輯的聯系，不僅有近代中國中外文化交流業已形成的基礎條件，而且其本身也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產物，有著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邏輯。
　　三、民國初年的政治現狀有新文化運動興起所需要的政治條件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文化革新運動、思想啟蒙運動，自然離不開一定的政治條件。可以想見，如果沒有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這一政治條件，即使有新文化運動的現實需要，也有發動新文化運動的領導力量和思想武器，仍難以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聲勢浩大的思想啟蒙運動。民國建立以后，新的政治體制及民主共和思想的傳播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創造了條件，政治上也有一個相對和緩的空間。盡管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對報章雜志采取限制措施，但袁世凱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和對思想文化的鉗制有一個過程。而且，《青年雜志》誕生地上海其思想言論自由的程度也非一般的內地可比。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進行思想文化啟蒙，在當時是要有一定的政治條件的。
　　自然，對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政治條件的分析也應該從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來看。新文化運動的發生，與民國初年的中國政治有直接的關系。陳獨秀領導思想啟蒙運動，是適應民國初年社會變革尤其是思想文化變革的要求，并且符合近代中國社會演變的邏輯的。關于這一點，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有重要的說明。在梁啟超看來，近代中國的進步可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從器物上感覺不足”，于是有洋務運動；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于是有變法維新和辛亥革命；第三期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于是有新文化運動。梁啟超指出，民國初年以來“所希望的都件件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6](P44-45)。梁啟超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分期是否準確是一回事，但他肯定近代中國以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這一歷史發展的線索，這是很有見識的。
　　就民國建立以后的形勢來看，封建復古思想泛濫，也確實需要一個思想啟蒙運動。陳獨秀當時就看到，民國建立以后，封建帝王思想仍然存在國民頭腦中，“中國多數國民口里雖然不反對共和，腦子里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7](P295)。高一涵也看到，“皇帝雖退位，而人人腦中的皇帝尚未退位”，尤為顯見的事實是：“入民國以來，總統行為，幾無一處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總統亦祀天；皇帝尊孔，總統亦尊孔；皇帝出來地下敷黃土，總統出來地下也敷黃土；皇帝正心，總統功；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總統也想‘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總結歷史的教訓，高一涵認為這是由于民國在建立的過程中，只進行“制度革命”而“思想不革命的鐵證”[8]。可以說，民國初年的社會需求尤其是對思想啟蒙運動的需求，將一批具有革命意識的知識分子推到思想戰線的前沿，從而使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具有了歷史性的機遇。
　　新文化運動是思想文化的啟蒙運動，表面上看是遠離現實的政治，其實是從思想文化的層面來關懷政治的，因而是辛亥革命時期民主共和思想傳播的繼續和提升。這一運動的本身是以民國所確立的政治目標為前提，以思想文化運動的形式來鞏固和繼承民國的政治傳統，自然離不開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所確立的政治秩序的背景。
　　四、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式學堂的創辦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造就了受眾群體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是以其業已存在的受眾群體為前提的。當時國內必須具有一定的讀者群體，有一個主張或向往新思想的知識階層，才能使雜志辦下去，才能使思想文化啟蒙的事業具有一定的社會市場。我們認為，在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由于清末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式學堂的創辦，在中國社會中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同于傳統士大夫的新知識階層，這使新文化運動成為可能。
　　科舉的廢除對中國整個社會都有極大的影響，對人才的培養模式和培養目標的影響則更大。單就新式學堂創辦而言，由于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在全國范圍內興起了興辦新學堂的熱潮，一些省還設立農、工、商、礦等專門實業學校，不僅使社會風氣為之一新，而且使新式學堂和在校學生數的增長呈直線上升的趨勢。1904年，全國有新式學堂4222所，到1909年增至52348所，5年間新式學堂增長了近12倍；而就新式學堂在讀人數而言，到辛亥革命時學生總數已達到300萬左右，是1905年的近12倍[9]。新式學堂的創辦和新式學生群體的形成，無疑是為社會培養了一個新的知識階層。國內科舉廢除，新式學堂大規模創辦，也是大批青年學生接受新的教育的時期。各地的新式學堂雖然程度不一，但“新學”是其重要內容，有些學堂達到很高的教育水平。以后參加新文化運動的周作人早年就讀的江南水師學堂，“那里的學科總分為洋文漢文兩大類，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課，一天上漢文課”；“洋文中間包括英語、數學、物理、化學等中學課程，以至駕駛管輪各該專門知識”，“都用的是英文”[10](P108-108)。新式學堂的創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階層的新型青年學生群體，為新思想的傳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條件，為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和持續發展準備了接受群體。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領導者不僅看到國內存在著新思想的受眾群體，而且在開展新文化運動后還有意識地培植這一群體。陳獨秀創辦刊物取名“青年”亦有其用意所在，最基本的層面是將“青年”作為啟蒙的對象和重點。于是，陳獨秀、高一涵、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把關注的目光投到青年身上，力圖進一步培植新思想的接受者。陳獨秀說他創辦《青年雜志》就在于喚起青年的自覺，聲稱“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雖然陳獨秀也看到現實中的青年是“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但他更看到的是理想的青年形象，說：“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11]與陳獨秀相類，李大釗看到的也是理想中的青年，認為“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二字，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惟知躍進，惟知雄飛”[12](P169-170)。故陳、李對青年的認知側重于其理想的人格形象，所塑造的青年形象是新道德的楷模。高一涵也把建設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呼喚青年站在時代的前列担負起思想啟蒙的任務。他說：“澄清流水，必于其源。欲改造吾國民之德知，俾之脫胎換骨，滌蕩其染于專制時代之余毒，他者吾無望矣。惟在染毒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覺。”[13]又說：“今日吾輩青年，正當努力以與舊習俗相戰，以獨立自重之精神，發揚小己之能力。而自由、權利二者，即為發揚能力之梯階。”[14]高一涵把自由與權利作為個人存在的本然要求，并由此與青年所應担負的社會責任聯系起來，正是為了說明青年應充當導引社會進步的角色。由《新青年》創辦中對“青年”的重視，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社會下層力量的關注和擴展新思想接受者的圖謀，也說明新文化運動適應了中國新崛起的知識階層的需要。
　　新文化運動興起所需要的“領導力量”、“思想資源”、“政治條件”、“受眾群體”等幾個方面在民國初年已經具備，而這些方面都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所造成的結果。因此，就根本而言，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必然要求。正是如此，1915年9月新文化運動正式啟動，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學術迎來思想解放、文化更新、反帝救亡的新時代。
　　［收稿日期］2005-09-25
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70～74K3中國近代史吳漢全20062006
新文化運動/興起/歷史緣由/近代中國社會/變遷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rising/history reason/modern Chinese society/changes
Modern Chinese Social Changes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Rising
　　——The history Reason of Social Reading to the Rise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WU han-qua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The rising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Chinese modern thoughts and cultural academics, and h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progress in modern China.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rising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so that we can see the premise of a modern Chinese society changes for the rising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such as "leadership strength", "thought resources", "political condition" and "subjected by communities", and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some historical relation and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rising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modem Chinese society.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level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scientifically and historically.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大事，對近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和社會進步都有很大的影響。對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必然性的認識，只有從近代中國社會演變的視角來分析，才能看到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為新文化運動興起準備了“領導力量”、“思想資源”、“政治條件”、“受眾群體”等前提，如此才能進一步認識到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與近代中國社會之間具有歷史聯系和邏輯聯系，并進而科學地、歷史地分析和評估新文化運動所達到的水平及其歷史地位。
作者：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70～74K3中國近代史吳漢全20062006
新文化運動/興起/歷史緣由/近代中國社會/變遷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rising/history reason/modern Chinese society/changes

網載 2013-09-10 21: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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