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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文化源遠流長，它在吸收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又增添了許多新鮮內容。與前代文化相比，它更具有創造性、多樣性、開放性，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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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即位后，實行“祖述變通”與“效行漢法”的治國方略，代表漢文化核心內容的理學開始受到重視，并得以繼續發展。
　　理學在元朝得到廣泛傳播，成為占有統治地位的思想。元政府在全國各地建立儒學，以朱熹的著作為基本教材。元仁宗時，恢復科舉考試，以朱熹的《貢舉私議》為本，考試內容“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為主”（蘇天爵《滋溪文稿》卷5《伊洛淵源錄序》），“海內之士， 非程、 朱之書不讀”（歐陽玄《圭齋文集》卷9《許文正公神道碑》）。理學由此成為官學。社會上崇儒之風大盛，一些蒙古、色目貴族子弟也悉心學習漢文化。
　　元代著名的理學家有許衡、劉因、吳澄等人，他們繼承了寧代理學的基本思想，但也有自己的特點。許衡提出“治生”論，他說：“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茍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鄭士范《許魯齋先生年譜》）劉因的“返求六經”和“古無經史之分”的經學思想也與宋代理學家的主張不同。他們主張打破門戶之見，兼取各家之長，朱、陸之爭由此趨于“和會”，這對明代理學的發展有明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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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代文化體制中，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并存，既行漢法，又存“國俗”（蒙古法），蒙漢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元朝規定，蒙古語言文字是法定的官方語言文字，漢語言文字仍然通行。成吉思汗時期，命塔塔統阿依照畏兀兒文字母拼寫蒙古語，創制了畏兀兒體蒙古文。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為國師，命他創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頒行八思巴蒙古文，作為官方文字行用，為此還創辦了專門學校，稱為“蒙古字學”。
　　在宮廷禮儀制度上，也體現了蒙漢二元性的特點。例如，元朝皇帝有蒙漢兩種廟號。如忽必烈的蒙古語廟號為“薛禪汗”，漢語廟號為“世祖”。鐵穆耳的蒙古語廟號為“完澤篤汗”，漢語廟號為“成宗”，元朝有八個皇帝具有雙重廟號（參閱黃時鑒《元代廟制的二元性特征》，《元史論叢》第5輯）。這種雙重廟號制度， 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制度的鮮明特色。
　　中原傳統的漢文化和特點鮮明的蒙古文化，構成了元代文化的基本格局。同時，畏兀兒文化、波斯文化對元代文化也有深刻的影響。畏兀兒文，在元代稱為“北庭書”或“回回字”，廣為流行。“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漢字）則自前而后，蒙古書則自后而前，畏兀兒字則橫書”（葉子奇《草木子》卷3下《雜制篇》）。 畏兀兒文的基本字母和拼寫原則至今還在蒙古文和滿文中使用。波斯文在元代又稱為“普速蠻字”。“普速蠻”為波斯語musalman的音譯，意為“穆斯林”。元朝的色目人中有許多不識漢文，但通曉波斯文，在元朝的一些官府中設有專門翻譯波斯文的吏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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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優禮政策，各種宗教文化都得以流行和發展，在中國文化史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景觀。
　　薩滿教是一種古老的宗教，形成于原始公社后期，主要流行于亞洲和歐洲的極北部。“薩滿”原意為“因興奮而狂舞的人”，后成為薩滿教巫師的通稱。這種宗教認為萬物有靈，對自然現象、動物圖騰和鬼神靈魂都加以崇拜。古代蒙古人把天作為最高崇拜對象，凡事向天祈禱，求助上天保佑。在元朝的宮廷里，每年都要由薩滿巫師主持“國俗舊禮”，舉行各種儀式，以蒙古語“告神”、“祝贊”，進行祭祖祭天活動。
　　蒙古汗國時期，蒙古統治者就開始接觸佛教。成吉思汗最早接觸的佛教人物，是禪宗臨濟宗僧人海云和他的師父中觀。后來，歷代蒙古大汗對佛教都極為尊崇。海云頗受蒙古統治者的倚重，“歷事太祖、太宗、憲宗、世祖，為天下禪首”（程鉅夫《海云簡和尚塔碑》，《雪樓集》卷6）。禪宗曹洞宗僧人萬松及其弟子福裕、 至溫也在蒙古汗庭受到禮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禪宗佛教在全國各地更加發展。吐蕃佛教（即喇嘛教）備受蒙古統治者的崇信，在朝廷的地位最高。從八思巴開始，元朝皇帝每年從薩斯迦派中遴選高僧一人充帝師，此后便成為定制。帝師是佛教最高領袖，所領的宣政院可以自任官屬，諸路府州縣皆置僧錄司、僧正司、都綱司，管理各地佛教僧徒。
　　元朝統治者對道教也很重視。金末元初，在北方活動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后改名真大道）、全真等諸派。全真教宣揚道、儒、釋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號全真。全國統一以后，江南正一教備受信用，忽必烈命第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主管江南道教。此后嗣位的歷代正一天師，都要經過朝廷任命，受真人之號，襲掌江南道教。
　　蒙元時期，隨著中亞各族居民大批徒居內地，伊斯蘭教開始傳播到全國各地。元政府在中央設立回回哈的（阿拉伯語，意為法官）司，由哈的大師掌領，專門管理伊斯蘭教宗教活動及回回人的戶婚、錢糧、詞訟等事。伊斯蘭教的掌教人員稱為“答失蠻”（波斯語，意為學者），各地建有禮拜寺（俗稱回回寺）。在元朝的公文用語中，常出現伊斯蘭教的波斯語語詞，如答失蠻、迭里威失（指蘇菲派教士）、納麻思（譯言禮拜）等。
　　基督教從唐代就傳入中國內地。元代西北地區的克烈部、乃蠻部和陰山以北的汪古部信奉基督教聶思脫里派。聶思脫里教及其教士稱“也里可溫”。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崇福司，專門管領也里可溫教事務。全國各地的也里可溫掌教司，多達72所。除西北地區外，大都（今北京市）、江南各地也有許多教徒。
　　元代佛教、道教典籍的流傳和刊印，在我國宗教文化史上很有影響。至元時，曾刊印金版《大藏經》。吐蕃佛教典籍陸續傳入內地。元代后期曾刊印官刻《大藏經》（童瑋等：《元代官刻大藏經的發展》，《文物》1984年第12期）。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金藏》多達7800余卷，經板和部分經書毀于焚經之禍。江南一些著名的道觀，保存了部分道藏，大都來源于宋版《政和萬壽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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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各族史學家共同努力，完成了遼、金、宋三史的修撰，私家史學著作也十分豐富。這里，難以全面描述元代史學，只是簡單介紹一下著名史書《元朝秘史》。蒙古大汗責令必ｓｈé＠①赤（書記官）用畏兀兒體蒙古文撰寫的歷史，當時的蒙古人稱之為“脫卜赤顏”（漢譯為“國史”），這是記載成吉思汗家族事跡的史書。元亡后，明翰林院把《脫卜赤顏》作為教習蒙古語的教材，把它部分篇章逐字逐句地用漢字轉寫出來，同時在每個蒙古語詞匯邊旁注上漢義，還把全文劃分為282節，每節后寫上漢文節譯。其標題為《元朝秘史》，漢字音譯的蒙古語為“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Mongqlo—un Nihuca Tobchiyan），意為《蒙古秘史》。《秘史》的史料價值很高，對研究語言學也很有用處。《秘史》還是蒙古民族第一部古典文學作品。研究《秘史》，在學術界稱之為“秘史學”，現在已經發展成國際性的學問，在世界許多國家都有研究《秘史》的學者。
　　元曲包括散曲和戲劇（雜劇、南戲），在元代文學中成就最高。元代著名文人虞集說：“嘗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后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開于氣數音律之盛。”（《至正直記》卷3《虞邵庵論》）所謂“今樂府”，就是元曲。 元人把它視同唐詩、宋代理學一樣，可以代表一代文化的精華。以關漢卿為代表的元代戲劇，開辟了中國戲劇史的新時代，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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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元時期，漢唐以來的絲綢之路，比以前更加暢通。中外交通的發達，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發展。因篇幅所限，這里只簡單列舉一些事例。
　　元朝時，伊斯蘭國家的天文數學書籍陸續傳入中國，當時回回司天臺曾收藏有多種阿拉伯文數學書籍（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志》）。與此同時，中國的天文學也傳入伊斯蘭國家。旭烈兀汗西征時，“曾自中國攜有中國天文學家數人至波斯”（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下冊，第291頁）。伊利汗時期，中國醫術傳入波斯， 有許多中國醫生在伊得汗庭服務。中國的印刷術這時先傳到波斯，后又傳到非洲和歐洲。蒙古西征時，把火器傳到阿拉伯，后又傳入歐洲。后來，阿拉伯人的回回炮、歷法（回回歷）、醫藥（回回藥方）陸續傳入中國。元朝在太醫院下設廣惠司，專門掌領回回藥方。
　　有元一代，中國與高麗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來華的高麗文人、高僧很多，他們與中國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世祖忽必烈時，高麗儒士安＠②、白頤在大都（今北京市）學習理學，回國時帶回《朱子全書》等理學著作，使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高麗史》卷105 《安＠②傳》）。高麗名臣李齊賢結交元朝名儒文士，著有《益齋集》問世，其中有不少描寫中國自然景觀和民情風俗的詩篇。
　　元代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也超過前代。當時，佛教禪宗在日本十分興盛，來華學習佛法的日本禪僧很多，記載在冊的達二百二十余人（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興等四十人還國”（《元史·泰定帝本紀》）。同時，有不少元朝高僧東渡赴日本，帶去中國的佛經、經史、詩文等典籍，還有中國禪林的生活習俗對日本也有影響，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傳入的“唐式茶會”發展起來的。
　　總之，元代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增進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往來，是中國文化史上精彩的篇章。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門內加者
　　　　＠②原字為王右加向
　　
　　
　　
文史知識京9～13G0文化研究葉新民19981998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 作者：文史知識京9～13G0文化研究葉新民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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